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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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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15 01:07: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徐沛
二零一三年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红色烈士比如李友邦与同年在台湾开展的“迟来的爱─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后,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湾人陈映真(1937-2016)在北京过世后进入共产党安葬中层以上干部的八宝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体红歌网转载陈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创办的《人间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 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标题改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 —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声称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断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2]

鉴于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针对台湾宣传的重点,而因二二八被陈仪政府通辑的谢雪红在陈芳明的《谢雪红评传》问世后,成为连接两岸的红人。特以谢雪红现象为例探讨大陆的红色恐怖与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异同。

面对两岸关系,每个人的立足点决定其视角与看法,而个人的立场及观点与其阅历及追求尤其是价值观密不可分。跳出个体局限,超越族群与党派立场,探求真相,捍卫人权是我研究与写作的动力。以真实为准,评介为祸百年的国际共运,捍卫普世价值则是我首旅台湾的初衷。北京的共产暴政侵害人权,腐蚀世界,我希望有助首当其冲的台湾人认清大陆知识人在《九评共产党》中用血淋淋的实例为共产党总结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个人出发点

一九八八年,我赶在圣诞节前,从北京乘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在黑暗中走过毛泽东建议打造的柏林围墙,进入明亮如昼的西柏林,然后乘火车穿越被德共隔立的东德,前往帮我获得杜塞道夫大学入学通知的西德担保人家,开始了个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促使我认同以结束共产暴政为目地的民主运动。为了搞清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我专门改修哲学,研究领域涉及东西方的传统宗教与近现代思潮,比如浪漫主义、社民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德国与中国的历史及其名家名作,东西德的变迁与台海两岸的关系。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开始公开表达对共产极权与民主宪政,共产党文化与东西古文化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读者摆脱马列枷锁,认清充满谎言与仇恨的共产党文化,推崇以博爱为本的东西古文化。

简言之,我是因为留学德国,获知六四屠杀,亲历东西德的异同,才从一头像奥威尔刻画的动物农庄里的特权猪,成长为身在德国心在华的世界公民。生长在动物农庄的大陆人难免被共产党通过学校与媒体灌输谎言、仇恨与斗争,大多失去接触真实历史的机会。我既有六四屠杀前在动物农庄的生活经验,又有六四屠杀后因亲情、乡情于一九九六与二零零一年两次试图回国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从香港飞回德国后,我才有缘了解被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为了捍卫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价值观,我主动加入被共产党迫害的庞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陆护照过期前,入籍德国。


共产主义为祸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 — 罪行、恐怖与镇压》问世,用事实证明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在八十年里虐杀亿万人。该书估计六千五百万受害者在中国大陆,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推测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种名义害死的大陆人可能多达八千万。其实中共从未停止虐杀民众,从被所谓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的胎儿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数目至今还在增长。

一九一七年列宁创建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暴政后,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成立第二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一年苏联国庆日,武装割据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台共为了与之呼应,在其第二个党纲中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英美法以及苏联先分为四块,后在英美法的管辖区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苏联则在其辖区建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名的苏联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半世纪的台湾被抗日胜利的中华民国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听命于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支持下,把西安事变后变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百万各族各省的中华民国军民追随一九四八年高票当选总统的蒋中正败退台湾,强行把沦为日本侵略战争后备基地的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的根据地。

一九七一年,为了遏制苏联及结束与共产阵营在越南的战争,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政客背叛普世价值,向斯大林扶植起来的中共示好,导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马列中国取代,从此台湾被剥夺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镇压大陆民主运动,保住极权暴政,而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抗议,引发共产阵营像柏林围墙一样被民众推翻。然而北京继承莫斯科的衣钵,以经济为诱饵,赤化全球,台湾首当其冲。


两岸被同时赤化

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企图赤化全球包括台湾。为了篡夺台湾政权,现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样不择手段,渗透台湾。

正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台湾的自由一直受到共产党的侵蚀。像陈映真一样信奉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与生平证实,“台湾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国大陆一样遭到共产党渗透与祸乱。

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华民国,资助并创办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支部 — 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赤化中国。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在共产国际的统战下主张联俄容共。当台湾人比如蒋渭水主动追随孙中山之时,共产国际也通过日本与中国以各种名义与渠道渗透台湾。

在国际共运史中台湾与日本及中国至今密不可分。台湾有不少共产党员因被台日本殖民者镇压,逃到中国并在那里为实现共产恐怖主义浴血奋战而死比如与谢雪红同居的林木顺。陈芳明“非常崇拜的对象”[4] 史明就曾在中国奉共产国际之命与一女党员假扮夫妻,假戏真做,为此结扎。正是史明告知陈芳明:谢雪红是“台湾唯一接受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5]。而谢雪红本人则先因在上海与林木顺奉命组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被遣返回台,后因领导武装暴动成为二二八的通缉犯逃到大陆,在中共的整肃中病逝于北京。

谢雪红既是共产国际渗透台湾的实例,又是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重点。


谢雪红现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许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写论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后谢雪红的形象初探》,解析在两岸对峙下与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二八受难者群体、台独群体以及女性群体对谢雪红形象的塑造,该文总结说:“在不同的政党意识与时代背景下,会塑造出不同的谢雪红形象,至于现代与谢相关的叙述已渐趋中立”[6]。然而不分善恶的中立正是令我质疑的现象。只有不问是非,谢雪红才能被成功引入台湾主流社会,而许佳琦等台湾的新生代与她们的指导老师都把国民党独大的中华民国与共产党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好像两党与两个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遑论意识到中共依然试图借助谢雪红似的人物吞并台湾。

二零一三年林琼华在台湾史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的《从遗忘到再现:谢雪红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与二零一五年刘瑀之出版的论文《欠缺的左翼视角 ─ 以谢雪红为中心的文学与批判》都进一步证实,谢雪红已成为台湾戏剧、小说与电影剧本讴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为了统战台湾,在谢雪红死后十六年为她“平反”,让她比陈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谢雪红还被史明等供奉在台湾圣山。评介谢雪红现象,尤其是与谢雪红一起参与二二八的杨克煌遗作,有助大家以史为鉴。


连接两岸的红人

一九九一年《谢雪红评传》在台湾问世后,昔日国民政府的通缉犯并因此成为中共高干的谢雪红在台湾变成引人称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该书增订版发表后,中共媒体也加以报导,标题为《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7]。

《谢雪红评传》不仅在台湾引发争议,也引起中共宣传部门重视。在此书中被陈芳明断定为“反谢雪红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写“‘历史造像论’的实践 — 评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文中说:“谢雪红是出生在台湾的社会主义者。从出生地点说她是台湾人;从意识型态说她信仰社会主义。陈芳明研究谢雪红,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点呢?还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谢雪红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台独”主义,这是最本质的。”确实如此,陈芳明无法否认:谢雪红至死都自称社会主义者也即共产党员,无论她主张台独还是自治都是奉命而为。信仰显然比出生地更影响一个人的言行,更何况谢雪红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发起过暴动;共产国际在谢雪红等支持下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害死八千万大陆人,而且一直威胁台湾。况且谢雪红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台湾人,其中包括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等多个中共官位。不仅如此,她还利用权势诬告他人,制造多起冤假错案,引发众怒,自食其果。[8]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民国派因红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台湾之时,中共及其出版物渗透台湾。涉及二二八与谢雪红的中共出版物也在台湾发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继谢雪红后在中共政权爬上最高位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克辉推出剧本《啊!谢雪红》,并在台湾举办新书发布会。参与二二八的张克辉以剧本形式讴歌谢雪红,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独之母”吹捧为共产党需要的“中国的英雄”,不过史料证明谢雪红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卫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谢雪红在北京批斗会上的自白:“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此话自证她加入共产党后不择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对她的态度:“让我重复一遍,我对同志们这样说的:过去中共声言要解放台湾时,用我做对台湾的宣传工具,现在解放台湾有困难了,就对我不满,既然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台湾没有办法,甚至苏联对台湾也没有办法,叫我谢雪红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湾去开三美堂、大华酒家也没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时代过去了,我是不愿把我这条老命再到台湾去丢人的!”好在她也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哼,我的反动历史就是这样,还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时,党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说得比魔鬼还坏。这简直成了什么世界?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点同情都没有,说句实在话,只有共产党才如此待人,资产阶级是不会如此没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严和体面是会保留的。”[9]


马列主义被引进台湾

在诸多与谢雪红相关的出版物中,于一九九七年首发的《我的半生记》与二零零五年首发的《我的回忆》都由杨克煌的女儿杨翠华在台湾自费编辑发行,就是说都没有通过中共的审查,算第一手资料。前者是杨克煌笔录的谢雪红口述,后者是杨克煌在谢雪红病逝后的回忆录。杨克煌的孤证不一定可信,但为共产党渗透台湾提供了见证。

《我的半生记》透露,谢雪红于一九一九年在中国青岛听闻与十月革命相关的红色宣传深受触动,产生反日意识与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鲜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红并为此刻章。不过报导称陈芳明在访谈中说谢雪红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时还是文盲,她钦佩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赖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过世后,谢雪红为他提孝灯,虽然赖和与谢雪红没什么交情。[10]


赖和却被人错误地称为“台湾的鲁迅”,而笔者研究共运的一个成果就是论证鲁迅是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合力推出的红色宣传家。一九三六年鲁迅之死被共产国际利用来煽动民族主义,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11] 因此赖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谢雪红等利用来煽动抗日,壮大组织。而中共至今借赖和之名统战台湾。自称是谢雪红老朋友的周青于一九九四年在《海协评论》发表《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结尾高歌:“让赖和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吧!他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他那爱国、爱乡、爱民的业绩千古永垂!他也是我们宝岛,台湾人的光辉!”[12]

林木顺(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受台湾文化协会影响,产生反日意识并在一九二四年因与李友邦等人一起袭击日警,被退学。在去上海时结识谢雪红,与之同居。两人于一九二五年进入共产国际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很快被推荐到莫斯科接受培训。共产国际渗透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办文化与教育机构,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与斗争精神,引诱他们投身反天理人伦的共运,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谋财害命,最后自食恶果。有不少台湾人曾进入名为上海大学(1922–1927)的共产国际培训学校就读,以致在台湾共产党的内斗中有“上大派”之说。

一九二八年,谢雪红与林木顺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成立全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共产国际组织,林木顺当选书记长,制定以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为诉求的政治纲领,这是谢雪红被奉为“台独之母”的来源。谢雪红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台湾共产党人,至少林木顺也是台湾人。

该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获,谢雪红被遣送回台,而林木顺成功逃亡。回到台湾的谢雪红秘密重建共党,继续从事赤化活动,包括成立国际书局,引进马克斯书房与以列宁所创之《星火报》为名的星火书房等左翼出版社的书籍。[13]“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14],这与我查阅资料后得出的判断一致。蒋渭水创办的文化协会与他推崇的孙中山创办的国民党一样都成为共产国际渗透的对象。孙中山的名号至今都被共产党用来欺骗世人,混淆视听。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

三民主义源自美国总统林肯,其创建者孙中山解释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孙中山心怀天下为公的理想,身体力行,至今感召无数追随者。

共产主义源自马克思,其《共产党宣言》明确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号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目的!马克思专家、《共产主义红皮书》的作者略武在专访《毁灭者马克思》中告知:马克思“是一个自信得无以复加,同时,轻视甚至蔑视他人、所有人和他们的传统的人”。简言之,马克思的理想就是毁灭世界。[15]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奋斗目标,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国际作为列宁与斯大林操控的工具,为了篡夺各国政权,鼓动阶级斗争,煽动民族主义,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国民党在早期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时,沾染了共产党的匪气,而且共产国际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渗透党、政、军、警、宪、特各界。共谍们比如蒋中正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夫妇与共军里应外合,导致正在努力实现宪政的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

与陈芳明同龄的大陆学者辛灏年(1947*)为发表专著《谁是新中国》,于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为代表的大陆民国派看穿红色宣传,突破红色恐怖,认同在大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二零一五年辛灏年首次抵台发表讲演《民国命运与台湾前途》时表示:“没有尝过红色恐怖的人,何以赘言什么叫白色恐怖啊!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有四百六十万人被共产党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全部杀光!中国大陆的土改,两百六十万地主富农,被共产党全部枪决,那才叫恐怖!四百万知识分子一百万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资料证明台共也像中共一样内斗不断,导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谢雪红与杨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狱,谢雪红被判重刑,写“转向书”后于一九三九年出狱。杨克煌先出狱并娶妻生子,杨翠华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陈仪出任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举办接收仪式。共产国际也分派各路人马随着陈仪潜入台湾,其中包括已获得国军中将军衔的李友邦。[17]

当时人在台湾的共产党员也没闲著。谢雪红与杨克煌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前往台中从事赤化活动。他们不仅组织各种团体比如人民协会,发行红色宣传品包括号召谋财害命的《共产党宣言》,杨克煌还进入《和平日报》。


从禁忌变为争议的二二八

解严前,二二八在台湾算一大禁忌,达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中共利用参与二二八的台湾地下党员进行的红色宣传比如林木顺(即杨克煌)名下的《台湾二月革命》与庄嘉农(即苏新)名下的《愤怒的台湾》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传基调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18]

解严后行政院于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于两年后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但引发争议。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到台北二二八纪念碑碑文,再到台湾民视新闻台制作的二二八纪录片比如《二二八平反运动》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电视台的二二八言论,都几乎未涉及谢雪红等共产党人在二二八前后从事的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就目之所及的争议我先评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导火索女烟贩林江迈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纪录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从‘查缉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这种看法引来《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寻找二二八失踪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还断言:“二二八事件绝对导因于外来政权的殖民压迫”[19]。这说明二二八造成无数台湾人深受创伤并拒绝认同中华民国。二二八前,十九岁的阮美姝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交响乐团”担任女中音,每个月有150元车马费,陈仪“曾经多次在台下欣赏音乐会”[20],从这点看不出陈仪是歧视台湾人的殖民者,但陈仪算缺乏危机意识的享乐者。

阮美姝有权拒绝认同丘念台等台湾世家效忠的中华民国。但如果谢雪红们武装夺权成功,阮美姝家一定会像大陆沦陷区的有钱人家一样被共产党打成“阶级敌人”,遭到无产阶级血腥专政。

《岭海微飙》的作者丘念台( 1894–1967)在事发后作为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于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报告与十号提交的意见书及建议书至今值得台湾政界参考,因为其中一笔带过的史实“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都是台湾至今必须正视的现实。[21]

童年亲历二二八的陈若曦在《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证实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台湾人,也有无数外省人,因为“头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们被“浪人”追杀。
而“浪人”应该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台湾暴徒。与他几乎同龄的外省人陈肇家则在视频《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证实,被派到台湾的国军官兵确实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杀与抢劫的外省人。

陈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湾独立’的史明,拜读了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数竟高达十几万人,相当不以为然。根据事件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报》公布,‘二二八’以来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踪的,公务员七十二名,军警一百三十名,民众两百六十八名,合计四百七十人。事件后国府扩大打击面,牵连一些台籍菁英,当不止此数。二十世纪末,国府给‘二二八’死难者刻碑纪念并赔偿,人数约八百出头;据说从宽处理,包括杀人放火的流氓、政治异议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内。相信正确数字在两者之间。”要还原历史真相,不仅要审视公权力如何侵害人权,还应该搞清,企图武装暴动篡夺政权的谢雪红等该不该被镇压,被通辑。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的“浪人”该不该被惩罚。


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二二八时,史明还在中国为共产党效力包括偷运鸦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台湾,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试图谋杀总统蒋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发现后,史明携带组织名册逃到日本,开始用他在中国学到的厨艺谋生并宣传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台独主义。史明亲眼见证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暴行,但他不把共产党的邪恶算在其始作俑者马克思的头上,而是算在遭受共产党荼毒的中国人头上,有意扩大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在《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一章中透露史明属中共情报系统,“中共透过史明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虽然中共反对台独,“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最高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因此他联合美丽岛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愈混乱,民心愈浮动,对他愈有利;要达成这种有利情势,就必须要有一个反对的力量,而现成的反对力量就是美丽岛这批人士。不论这批人的历史背景如何,至少他们的活动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最起码比中共自己来培养反对力量好得太多;同时政治愈乱,社会愈不安,愈容易制造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台湾地方政府控制不了这个社会,而且有台独倾向,中共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活动。因此无论美丽岛这批人如何变化,对中共来说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独。”中共还通过史明拨出二十五万美金,分两次给许信良,以维持美丽岛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丽岛事件的陈若曦想来不知上述红色背景,但在自传中本能地表示不满:“台独人士把国府打成‘外来政权’,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为省籍和族群对立,长年成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最大乱源。”

杨克煌在回忆中说:“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蒋匪介石假借参加‘台湾光复周一年纪念’的名义来台湾,而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内战。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来,在草山(即阳明山)极秘密地同美帝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大肆拍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台湾就在这时被出卖给美帝驻军的。不久以后,就接连出现‘中美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成了二、二八起义的一个政治背景。”

此段证实杨克煌相信并传播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抹黑国民党及其党魁,抹黑美国。国民党领导抗日,让中华民国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创会国以及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华民国代表的张彭春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以民主宪政为目地,而共产党不择手段夺取政权,目地就是实行红色恐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为了实现宪政,甚至限制国民党员参选,以便给青年党、 民社党等少数党参政的机会,但共产党当时借各种借口大肆破坏行宪,在篡夺大陆政权后,不仅强行领导一切党派,还残酷迫害一切信仰。

杨克煌在《我的回忆》中具体描述了谢雪红在二二八前后扮演的角色:“谢雪红首先对那些青年说,刚才有匪军要来进攻台中的消息,我们应先武装起来,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卫;伪台中警察局有几十多把步枪和日本刀,先去搬来武装起来。

    青年们去拿了武器,武装起来后,就分头去各交通要道站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说他们要去攻打派出所、匪军的小单位,也都出发去了。

    谢雪红又叫《中华日报》分社的一个记者去组成一个小组到电台广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报告蒋匪军要来进攻台中,台中市民已准备好要抗战,并已在市内开始主动向蒋匪军进攻了。并呼吁中部地方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占领市、区、镇,乡的国民党政、军、警、党团的所有机关和派出武装队伍到台中来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装斗争。那个记者就去电台彻夜继续广播了。 ”

凭杨克煌提供的上述见证,可以确认: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人挑唆青年,武装篡夺政权;其时不少共产党员渗透媒体,充当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陈仪在当年三月十日〈告民众书〉上称“少数阴谋分子,企图利用机会,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符合实际。他还上报蒋中正一份〈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红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枪决。不过“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不是因为他们的省籍,而是因为他们的匪谍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属于共产地下党,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样上了名单的徐征是共产党人在杨克煌的自传中可找到证据。在李明典制作的《光复初期与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杀的台湾精英宋斐如也属共产党,身为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却创办〈人民导报〉为共产国际张目,他之后王添灯(1901–1947)出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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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 (上)



二零一三年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红色烈士比如李友邦与同年在台湾开展的「迟来的爱─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后,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湾人陈映真(1937-2016)在北京过世后进入共产党安葬中层以上干部的八宝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体红歌网转载陈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创办的《人间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 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标题改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 —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声称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断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2]

鉴于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针对台湾宣传的重点,而因二二八被陈仪政府通辑的谢雪红在陈芳明的《谢雪红评传》问世后,成为连接两岸的红人。特以谢雪红现象为例探讨大陆的红色恐怖与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异同。

面对两岸关系,每个人的立足点决定其视角与看法,而个人的立场及观点与其阅历及追求尤其是价值观密不可分。跳出个体局限,超越族群与党派立场,探求真相,捍卫人权是我研究与写作的动力。以真实为准,评介为祸百年的国际共运,捍卫普世价值则是我首旅台湾的初衷。北京的共产暴政侵害人权,腐蚀世界,我希望有助首当其冲的台湾人认清大陆知识人在《九评共产党》中用血淋淋的实例为共产党总结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个人出发点

一九八八年,我赶在圣诞节前,从北京乘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在黑暗中走过毛泽东建议打造的柏林围墙,进入明亮如昼的西柏林,然后乘火车穿越被德共隔立的东德,前往帮我获得杜塞道夫大学入学通知的西德担保人家,开始了个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促使我认同以结束共产暴政为目地的民主运动。为了搞清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我专门改修哲学,研究领域涉及东西方的传统宗教与近现代思潮,比如浪漫主义、社民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德国与中国的历史及其名家名作,东西德的变迁与台海两岸的关系。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开始公开表达对共产极权与民主宪政,共产党文化与东西古文化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读者摆脱马列枷锁,认清充满谎言与仇恨的共产党文化,推崇以博爱为本的东西古文化。

简言之,我是因为留学德国,获知六四屠杀,亲历东西德的异同,才从一头像奥威尔刻画的动物农庄里的特权猪,成长为身在德国心在华的世界公民。生长在动物农庄的大陆人难免被共产党通过学校与媒体灌输谎言、仇恨与斗争,大多失去接触真实历史的机会。我既有六四屠杀前在动物农庄的生活经验,又有六四屠杀后因亲情、乡情于一九九六与二零零一年两次试图回国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从香港飞回德国后,我才有缘了解被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为了捍卫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价值观,我主动加入被共产党迫害的庞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陆护照过期前,入籍德国。


共产主义为祸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 — 罪行、恐怖与镇压》问世,用事实证明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在八十年里虐杀亿万人。该书估计六千五百万受害者在中国大陆,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推测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种名义害死的大陆人可能多达八千万。其实中共从未停止虐杀民众,从被所谓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的胎儿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数目至今还在增长。

一九一七年列宁创建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暴政后,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成立第二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一年苏联国庆日,武装割据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台共为了与之呼应,在其第二个党纲中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英美法以及苏联先分为四块,后在英美法的管辖区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苏联则在其辖区建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名的苏联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半世纪的台湾被抗日胜利的中华民国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听命于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支持下,把西安事变后变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百万各族各省的中华民国军民追随一九四八年高票当选总统的蒋中正败退台湾,强行把沦为日本侵略战争后备基地的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的根据地。

一九七一年,为了遏制苏联及结束与共产阵营在越南的战争,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政客背叛普世价值,向斯大林扶植起来的中共示好,导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马列中国取代,从此台湾被剥夺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镇压大陆民主运动,保住极权暴政,而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抗议,引发共产阵营像柏林围墙一样被民众推翻。然而北京继承莫斯科的衣钵,以经济为诱饵,赤化全球,台湾首当其冲。


两岸被同时赤化

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企图赤化全球包括台湾。为了篡夺台湾政权,现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样不择手段,渗透台湾。

正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台湾的自由一直受到共产党的侵蚀。像陈映真一样信奉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与生平证实,「台湾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国大陆一样遭到共产党渗透与祸乱。

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华民国,资助并创办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支部 — 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赤化中国。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在共产国际的统战下主张联俄容共。当台湾人比如蒋渭水主动追随孙中山之时,共产国际也通过日本与中国以各种名义与渠道渗透台湾。

在国际共运史中台湾与日本及中国至今密不可分。台湾有不少共产党员因被台日本殖民者镇压,逃到中国并在那里为实现共产恐怖主义浴血奋战而死比如与谢雪红同居的林木顺。陈芳明「非常崇拜的对象」[4] 史明就曾在中国奉共产国际之命与一女党员假扮夫妻,假戏真做,为此结扎。正是史明告知陈芳明:谢雪红是「台湾唯一接受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5]。而谢雪红本人则先因在上海与林木顺奉命组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被遣返回台,后因领导武装暴动成为二二八的通缉犯逃到大陆,在中共的整肃中病逝于北京。

谢雪红既是共产国际渗透台湾的实例,又是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重点。


谢雪红现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许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写论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后谢雪红的形象初探》,解析在两岸对峙下与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二八受难者群体、台独群体以及女性群体对谢雪红形象的塑造,该文总结说:「在不同的政党意识与时代背景下,会塑造出不同的谢雪红形象,至于现代与谢相关的叙述已渐趋中立」[6]。然而不分善恶的中立正是令我质疑的现象。只有不问是非,谢雪红才能被成功引入台湾主流社会,而许佳琦等台湾的新生代与她们的指导老师都把国民党独大的中华民国与共产党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好像两党与两个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遑论意识到中共依然试图借助谢雪红似的人物吞并台湾。

二零一三年林琼华在台湾史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的《从遗忘到再现:谢雪红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与二零一五年刘瑀之出版的论文《欠缺的左翼视角 ─ 以谢雪红为中心的文学与批判》都进一步证实,谢雪红已成为台湾戏剧、小说与电影剧本讴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为了统战台湾,在谢雪红死后十六年为她「平反」,让她比陈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谢雪红还被史明等供奉在台湾圣山。评介谢雪红现象,尤其是与谢雪红一起参与二二八的杨克煌遗作,有助大家以史为鉴。


连接两岸的红人

一九九一年《谢雪红评传》在台湾问世后,昔日国民政府的通缉犯并因此成为中共高干的谢雪红在台湾变成引人称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该书增订版发表后,中共媒体也加以报导,标题为《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7]。

《谢雪红评传》不仅在台湾引发争议,也引起中共宣传部门重视。在此书中被陈芳明断定为「反谢雪红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写「『历史造像论』的实践 — 评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文中说:「谢雪红是出生在台湾的社会主义者。从出生地点说她是台湾人;从意识型态说她信仰社会主义。陈芳明研究谢雪红,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点呢?还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谢雪红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台独」主义,这是最本质的。」确实如此,陈芳明无法否认:谢雪红至死都自称社会主义者也即共产党员,无论她主张台独还是自治都是奉命而为。信仰显然比出生地更影响一个人的言行,更何况谢雪红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发起过暴动;共产国际在谢雪红等支持下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害死八千万大陆人,而且一直威胁台湾。况且谢雪红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台湾人,其中包括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等多个中共官位。不仅如此,她还利用权势诬告他人,制造多起冤假错案,引发众怒,自食其果。[8]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民国派因红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台湾之时,中共及其出版物渗透台湾。涉及二二八与谢雪红的中共出版物也在台湾发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继谢雪红后在中共政权爬上最高位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克辉推出剧本《啊!谢雪红》,并在台湾举办新书发布会。参与二二八的张克辉以剧本形式讴歌谢雪红,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独之母」吹捧为共产党需要的「中国的英雄」,不过史料证明谢雪红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卫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谢雪红在北京批斗会上的自白:「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此话自证她加入共产党后不择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对她的态度:「让我重复一遍,我对同志们这样说的:过去中共声言要解放台湾时,用我做对台湾的宣传工具,现在解放台湾有困难了,就对我不满,既然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台湾没有办法,甚至苏联对台湾也没有办法,叫我谢雪红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湾去开三美堂、大华酒家也没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时代过去了,我是不愿把我这条老命再到台湾去丢人的!」好在她也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哼,我的反动历史就是这样,还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时,党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说得比魔鬼还坏。这简直成了什么世界?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点同情都没有,说句实在话,只有共产党才如此待人,资产阶级是不会如此没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严和体面是会保留的。」[9]


马列主义被引进台湾


在诸多与谢雪红相关的出版物中,于一九九七年首发的《我的半生记》与二零零五年首发的《我的回忆》都由杨克煌的女儿杨翠华在台湾自费编辑发行,就是说都没有通过中共的审查,算第一手资料。前者是杨克煌笔录的谢雪红口述,后者是杨克煌在谢雪红病逝后的回忆录。杨克煌的孤证不一定可信,但为共产党渗透台湾提供了见证。

《我的半生记》透露,谢雪红于一九一九年在中国青岛听闻与十月革命相关的红色宣传深受触动,产生反日意识与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鲜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红并为此刻章。不过报导称陈芳明在访谈中说谢雪红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时还是文盲,她钦佩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赖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过世后,谢雪红为他提孝灯,虽然赖和与谢雪红没什么交情。[10]

赖和却被人错误地称为「台湾的鲁迅」,而笔者研究共运的一个成果就是论证鲁迅是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合力推出的红色宣传家。一九三六年鲁迅之死被共产国际利用来煽动民族主义,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11] 因此赖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谢雪红等利用来煽动抗日,壮大组织。而中共至今借赖和之名统战台湾。自称是谢雪红老朋友的周青于一九九四年在《海协评论》发表《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结尾高歌:「让赖和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吧!他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他那爱国、爱乡、爱民的业绩千古永垂!他也是我们宝岛,台湾人的光辉!」[12]

林木顺(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受台湾文化协会影响,产生反日意识并在一九二四年因与李友邦等人一起袭击日警,被退学。在去上海时结识谢雪红,与之同居。两人于一九二五年进入共产国际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很快被推荐到莫斯科接受培训。共产国际渗透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办文化与教育机构,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与斗争精神,引诱他们投身反天理人伦的共运,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谋财害命,最后自食恶果。有不少台湾人曾进入名为上海大学(1922–1927)的共产国际培训学校就读,以致在台湾共产党的内斗中有「上大派」之说。

一九二八年,谢雪红与林木顺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成立全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共产国际组织,林木顺当选书记长,制定以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为诉求的政治纲领,这是谢雪红被奉为「台独之母」的来源。谢雪红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台湾共产党人,至少林木顺也是台湾人。

该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获,谢雪红被遣送回台,而林木顺成功逃亡。回到台湾的谢雪红秘密重建共党,继续从事赤化活动,包括成立国际书局,引进马克斯书房与以列宁所创之《星火报》为名的星火书房等左翼出版社的书籍。[13]「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14],这与我查阅资料后得出的判断一致。蒋渭水创办的文化协会与他推崇的孙中山创办的国民党一样都成为共产国际渗透的对象。孙中山的名号至今都被共产党用来欺骗世人,混淆视听。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

三民主义源自美国总统林肯,其创建者孙中山解释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孙中山心怀天下为公的理想,身体力行,至今感召无数追随者。

共产主义源自马克思,其《共产党宣言》明确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号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目的!马克思专家、《共产主义红皮书》的作者略武在专访《毁灭者马克思》中告知:马克思「是一个自信得无以复加,同时,轻视甚至蔑视他人、所有人和他们的传统的人」。简言之,马克思的理想就是毁灭世界。[15]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奋斗目标,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国际作为列宁与斯大林操控的工具,为了篡夺各国政权,鼓动阶级斗争,煽动民族主义,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国民党在早期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时,沾染了共产党的匪气,而且共产国际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渗透党、政、军、警、宪、特各界。共谍们比如蒋中正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夫妇与共军里应外合,导致正在努力实现宪政的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

与陈芳明同龄的大陆学者辛灏年(1947*)为发表专著《谁是新中国》,于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为代表的大陆民国派看穿红色宣传,突破红色恐怖,认同在大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二零一五年辛灏年首次抵台发表讲演《民国命运与台湾前途》时表示:「没有尝过红色恐怖的人,何以赘言什么叫白色恐怖啊!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有四百六十万人被共产党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全部杀光!中国大陆的土改,两百六十万地主富农,被共产党全部枪决,那才叫恐怖!四百万知识分子一百万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资料证明台共也像中共一样内斗不断,导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谢雪红与杨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狱,谢雪红被判重刑,写「转向书」后于一九三九年出狱。杨克煌先出狱并娶妻生子,杨翠华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陈仪出任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举办接收仪式。共产国际也分派各路人马随着陈仪潜入台湾,其中包括已获得国军中将军衔的李友邦。[17]

当时人在台湾的共产党员也没闲著。谢雪红与杨克煌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前往台中从事赤化活动。他们不仅组织各种团体比如人民协会,发行红色宣传品包括号召谋财害命的《共产党宣言》,杨克煌还进入《和平日报》。


从禁忌变为争议的二二八

解严前,二二八在台湾算一大禁忌,达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中共利用参与二二八的台湾地下党员进行的红色宣传比如林木顺(即杨克煌)名下的《台湾二月革命》与庄嘉农(即苏新)名下的《愤怒的台湾》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传基调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18]

解严后行政院于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于两年后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但引发争议。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到台北二二八纪念碑碑文,再到台湾民视新闻台制作的二二八纪录片比如《二二八平反运动》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电视台的二二八言论,都几乎未涉及谢雪红等共产党人在二二八前后从事的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就目之所及的争议我先评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导火索女烟贩林江迈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纪录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从『查缉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这种看法引来《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寻找二二八失踪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还断言:「二二八事件绝对导因于外来政权的殖民压迫」[19]。这说明二二八造成无数台湾人深受创伤并拒绝认同中华民国。二二八前,十九岁的阮美姝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交响乐团」担任女中音,每个月有150元车马费,陈仪「曾经多次在台下欣赏音乐会」[20],从这点看不出陈仪是歧视台湾人的殖民者,但陈仪算缺乏危机意识的享乐者。

阮美姝有权拒绝认同丘念台等台湾世家效忠的中华民国。但如果谢雪红们武装夺权成功,阮美姝家一定会像大陆沦陷区的有钱人家一样被共产党打成「阶级敌人」,遭到无产阶级血腥专政。

《岭海微飙》的作者丘念台( 1894–1967)在事发后作为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于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报告与十号提交的意见书及建议书至今值得台湾政界参考,因为其中一笔带过的史实「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都是台湾至今必须正视的现实。[21]

童年亲历二二八的陈若曦在《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证实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台湾人,也有无数外省人,因为「头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们被「浪人」追杀。
而「浪人」应该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台湾暴徒。与他几乎同龄的外省人陈肇家则在视频《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证实,被派到台湾的国军官兵确实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杀与抢劫的外省人。

陈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湾独立』的史明,拜读了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数竟高达十几万人,相当不以为然。根据事件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报》公布,『二二八』以来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踪的,公务员七十二名,军警一百三十名,民众两百六十八名,合计四百七十人。事件后国府扩大打击面,牵连一些台籍菁英,当不止此数。二十世纪末,国府给『二二八』死难者刻碑纪念并赔偿,人数约八百出头;据说从宽处理,包括杀人放火的流氓、政治异议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内。相信正确数字在两者之间。」要还原历史真相,不仅要审视公权力如何侵害人权,还应该搞清,企图武装暴动篡夺政权的谢雪红等该不该被镇压,被通辑。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的「浪人」该不该被惩罚。


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二二八时,史明还在中国为共产党效力包括偷运鸦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台湾,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试图谋杀总统蒋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发现后,史明携带组织名册逃到日本,开始用他在中国学到的厨艺谋生并宣传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台独主义。史明亲眼见证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暴行,但他不把共产党的邪恶算在其始作俑者马克思的头上,而是算在遭受共产党荼毒的中国人头上,有意扩大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在《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一章中透露史明属中共情报系统,「中共透过史明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虽然中共反对台独,「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最高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因此他联合美丽岛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愈混乱,民心愈浮动,对他愈有利;要达成这种有利情势,就必须要有一个反对的力量,而现成的反对力量就是美丽岛这批人士。不论这批人的历史背景如何,至少他们的活动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最起码比中共自己来培养反对力量好得太多;同时政治愈乱,社会愈不安,愈容易制造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台湾地方政府控制不了这个社会,而且有台独倾向,中共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活动。因此无论美丽岛这批人如何变化,对中共来说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独。」中共还通过史明拨出二十五万美金,分两次给许信良,以维持美丽岛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丽岛事件的陈若曦想来不知上述红色背景,但在自传中本能地表示不满:「台独人士把国府打成『外来政权』,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为省籍和族群对立,长年成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最大乱源。」

杨克煌在回忆中说:「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蒋匪介石假借参加『台湾光复周一年纪念』的名义来台湾,而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内战。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来,在草山(即阳明山)极秘密地同美帝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大肆拍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台湾就在这时被出卖给美帝驻军的。不久以后,就接连出现『中美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成了二、二八起义的一个政治背景。」

此段证实杨克煌相信并传播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抹黑国民党及其党魁,抹黑美国。国民党领导抗日,让中华民国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创会国以及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华民国代表的张彭春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以民主宪政为目地,而共产党不择手段夺取政权,目地就是实行红色恐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为了实现宪政,甚至限制国民党员参选,以便给青年党、 民社党等少数党参政的机会,但共产党当时借各种借口大肆破坏行宪,在篡夺大陆政权后,不仅强行领导一切党派,还残酷迫害一切信仰。

杨克煌在《我的回忆》中具体描述了谢雪红在二二八前后扮演的角色:「谢雪红首先对那些青年说,刚才有匪军要来进攻台中的消息,我们应先武装起来,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卫;伪台中警察局有几十多把步枪和日本刀,先去搬来武装起来。

    青年们去拿了武器,武装起来后,就分头去各交通要道站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说他们要去攻打派出所、匪军的小单位,也都出发去了。

    谢雪红又叫《中华日报》分社的一个记者去组成一个小组到电台广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报告蒋匪军要来进攻台中,台中市民已准备好要抗战,并已在市内开始主动向蒋匪军进攻了。并呼吁中部地方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占领市、区、镇,乡的国民党政、军、警、党团的所有机关和派出武装队伍到台中来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装斗争。那个记者就去电台彻夜继续广播了。 」

凭杨克煌提供的上述见证,可以确认: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人挑唆青年,武装篡夺政权;其时不少共产党员渗透媒体,充当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陈仪在当年三月十日〈告民众书〉上称「少数阴谋分子,企图利用机会,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符合实际。他还上报蒋中正一份〈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红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枪决。不过「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不是因为他们的省籍,而是因为他们的匪谍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属于共产地下党,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样上了名单的徐征是共产党人在杨克煌的自传中可找到证据。在李明典制作的《光复初期与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杀的台湾精英宋斐如也属共产党,身为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却创办〈人民导报〉为共产国际张目,他之后王添灯(1901–1947)出任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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