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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见证与抗争 中国独立纪录片走过的高山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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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1年4月29日 18:30




纪录片“理大围城”剧照(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提供 )



台北— 

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刚刚落幕,虽然反映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不割席(DoNot Split)”与最佳纪录短片奖擦身而过。但是,另一部回顾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独立纪录片“理大围城”却获选为即将登场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的开幕片。来自中国的导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独立纪录片作为一种见证与抗争,从顶峰时期,到独立影展被叫停,现有不少导演流亡海外,现实处境困难重重。

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将在4月30日登场,由匿名“香港纪录片工作者”所拍摄的“理大围城”获选为开幕片,将为影展揭开序幕。这部影片记录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连日爆发的警民大规模冲突,另有多部中国纪录片如“流浪的石头”、“迷航”、“一天”等,也收录在“敬!华语独立纪录片”单元内。

从“一片”到“人人”的突破

一般认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开始于1989年后。当时的摄影机、胶片都很贵重,甚至连洗印胶片也须附上拍摄许可证,因此一般人很难接触到。如果真想学习拍电影、只能到电视台工作,才有机会使用到摄像机与剪辑器等设备。可以看到,当时的纪录片导演们大多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以及当时的广播学院等专业院校,但受限于器材设备,很多人是“一片主义”,拍完一部片后就没了下文。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美国之音 陈筠摄)



曾任北京独立电影节评审委员、现移居香港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设备很贵,能拍的没有几个人,一个人会一个片子做两个版本,一个给电视台,一个是送到国外参赛,卖给国外电视台。这是因为当时受到非常大的器材的限制。这些设备又贵又有严苛的审查制度,其实你是很难在中国持续拍片子的,包括中国90年代也有一些导演拍片子,或是拍完之后就是‘一片主义’,拍完后就不知道去哪里去了。”

据闻海介绍,直到1997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出手持式数位录影机(DV),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其使用上的便利性,以及价格较为亲民等优点,让一般人都能拥有这项拍摄工具,致使拍摄纪录片不再只是专业院校人士的专利。

另外,1990年代末期,大量盗版光碟的出现,让很多在电影学院看不到的内容得以看见,导演们观看其他人的原作,一方面促成“自学电影”变成可能,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中国导演的视野。他们发现,原来拍纪录片不只是跑到新疆去拍摄山水风光,而是要揭露真实面向。

据闻海介绍,到了2001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出现,建立起导演和中国国内观众的交流平台,让导演们终于可以不必拍完片子偷偷运到国外参加电影节放映,而是在本国就能公开放映。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认为,DV的出现、盗版光碟的盛行,以及独立电影在本国的放映交流,促成更多人投入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至此,中国独立纪录片从学习拍摄电影、制作到交流等各个环节,可以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不需要借助官方资源而独自运行。

闻海说:“(有)这三个条件,你可以自学电影,你可以自己拍,可以自己实践。电影就是实践的艺术,拍完后你就自我赋权,那我拍完电影后我有地方放,我就是导演,不是你加入官方电影协会才是导演。”

之后,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拍摄者有很多不是电影、电视的专业人才,也不再依附于电视台谋生。他们来自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包括银行职员、老师、NGO工作者、画家、维权律师、上访者、农民以及打工人等。纪录片是他们表达对社会的观察、批判以及个人观念的载体。

从“公共空间”回归“私人聚落”

闻海表示,1990年代,随着经济好转,他跟很多人一样都相信中国社会民主自由的一天必然来到,所以他当时拍摄独立纪录片并不害怕。

他说:“我到2010年以后开始比较有压力,包括以前独立电影节虽然也很难,但多多少少换地方播放变得比较小众一点,基本上还是存在,但后来连存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据闻海回忆,2010年后,中国最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影展相继遭到“强拆”。举办过五届的“云之南”独立纪录片展被彻底关闭。北京、南京的独立纪录片影展也从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间,回归到“私人聚落”和“地下”的状态。最显著的事例就是,2014年北京独立影展开幕前夕,公安把馆藏的1500多部电影没收,成了“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也是中国影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闻海表示,目前,中国公开的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已不复存在,一切好像又回到1990年代。大家只能私下或在家里播放电影,而且也不敢写影评互相交流。虽然有些人还是在继续做纪录片,政府试图将他们往体制内“转换”。



中国流亡导演应亮(应亮提供)



流亡到香港的中国导演应亮表示,纪录片从来都不是影视主流,从拍摄到推广、发行向来都非常困难。中国独立纪录片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一样,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峰,不论拍摄的是参与社会运动,还是探索艺术前沿的角色,都走到一个比较令人瞩目,且数量和水准都达到顶峰的状态。

应亮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差不多在2011 、2012年,几个比较大型持久的独立影展被政府关停,基本上标志着纪录片运动到了一个受到严重打击,用一个评论者叫做张献民的语言来说,叫‘废墟’的状态,也就是说比较有名无实,有拍没有放,或者就算是看到作者在持续做,但数量减低,以及水准也有下降的趋势。”

应亮认为,2012年至今,中国纪录片的状况处于低潮期。有些人士甚至提出,中国纪录片的年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如同中国更早之前的摇滚运动或是诗歌文学运动一样,已经成为过去式。针对这种悲观的评论,应亮回应说:“我是部分同意的,还在观察中。”

应亮表示,就他所知,中国现在拍摄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少了,其中有些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因此失去自由或去坐牢,还有些人离开中国。他说:“这跟纪录片影展和活动在 2012年后的状况比较相近,就是被打散了,不像原来(是)一个比较团体化的。他们也流散到境外,比较难聚拢跟集中对话了。纪录片群体也类似于是这样的状况,也包括意识部分的分化,这是纪录片过了一个高峰以后的状况吧。”

评论:纪录片应反思、记录并回应时代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郭力昕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纪录片时常揭露被政府掩盖的真实,它能起到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作用。

他说:“比如说王久良导演拍的两部影片,一个是‘垃圾围城’,他拍北京四、五环随处可见的垃圾堆积掩埋,堆在路边,他做的这个纪录,北京市政府后来就马上改革了北京市处理垃圾的问题,所以他是立刻帮到了一种环境卫生的忙。”

郭力昕表示,如果纪录片涉及到政治议题,中国政府是不太可能接受的,只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有质疑的导演,都不被容许待在国内,所以导演们往往选择自我放逐与流放。

郭力昕说,虽然物质条件的改变让纪录片从美学、题材、发行管道到制作概念都产生革命性的改变,过去被视为专业摄影师的工作,现在人人都可以变成创作者,剪接软体也变得简单上手,但工具摄取方便不代表就能组织成一个观点清楚或是带动人们认识视野的纪录片。

郭力昕说,毕竟,纪录片需要有观点,要对公共事务有价值,不论哪一种题材,创作者应以纪录片反映所思所感,记录并回应时代。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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