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的身份、民间的角度、人道与法律的基点和建设性的理性行为来关注、争取和维护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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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两大元凶

目前,武汉肺炎病毒—这个 “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的病毒已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已造成两百多万人感染,十五万多人死亡,感染和死亡人数还在继续上升,造成这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的元凶有两个,疫情一开始,这两个元凶出于政治目的,互相勾结,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隐瞒疫情,打压告诚人民要防范这个病毒的医生。这个病毒的来源本来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为了逃避责任,他们又相互勾结,栽赃外国,挑起了本来非常清楚的病毒来源的政治大战。
 
1.元凶习近平
 
非常清楚,造成这个特大灾难第一号元凶就是习近平,由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中共政府在疫情“可控可防”(他们承认可控可防,李文亮爆料时也确实可控可防)的初期,隐瞒疫情,不但不防不控,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麻痹人民,在病毒已经大规模人传人后,还一再重申,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严厉惩罚提醒人们、要人们防控疫情的李文亮等8位医生。 1月17日,武汉同济医院已人满为患,不得不腾出三层楼房收治病人,医院当局秉承上面的旨意,禁止任何消息外泄,谁外泄了实情,谁就是造谣,武汉中心医院等其它医院,情况类似或更加糟糕。但中共当局在1月16日还在宣称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有人说隐瞒疫情是武汉市政府,不是习近平,但谁都知道,中国地方政府虽然经常欺骗人民,他们也经常欺上瞒下,但他们的“欺上”,实质上是在迎合上面的口味,报告些上面喜欢的假消息,隐瞒一些上面不想听到的真消息,但他们深知,对于这种类似SARS的疫情,如果不向中央报告,有可能会掉脑袋的,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对习核心撒这种大谎,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明确表示,武汉市政府已向中央报告,但地方政府没有得到说真话的政治授权。周先旺的讲话表明,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根据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为的脸色。如果真的是周先旺向习近平隐瞒了疫情,这个罪羊早就被习近平杀掉了。
 
1月13日,武汉肺炎传播到泰国,一月16日,武汉肺炎传播到日本,在武汉肺炎已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时,武汉市政府还没有得到说真话的授权,1月11日到1月16日,武漢市衛健委連續7天宣佈未有新增病例。
 
这个病毒能不能人传人,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鹿到底是鹿还是马的问题,很多被感染的病人和他们的亲属、医生,更不用说一排排的被感染的医生和已死去的病人,比谁都清楚,这个病毒传染性非常厉害,可怜当时那些死于武汉肺炎的人在死前都不允许说自己是被人传染的。
 
4天以后,1月20日,全国感染的人数已无计其数,习近平终于知道继续隐瞒、继续指鹿为马自己也会被感染,当局才授权钟南山出来说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可以说鹿是鹿不是马了,而早先说鹿是鹿的人,包括李文亮医生,都受到了严厉惩处。
 
几天后,1月23日,他们突然对这个“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病毒,采取了封城措施。人们惊呼,几天前还在说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怎么突然封城了?他们组织了大量网络水军歌颂对对这个“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病毒采取的封城措施,他们在制造这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灾难后,为他们的罪行歌功颂德,他们在网上大量转帖:“请问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
 
一纸命令,封城!
 
你们向往的美国、日本、欧洲谁能做到?”
 
确实,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只有习近平定于一尊的靠谎言和暴力维持流氓政权能做到。
 
封城后,无数家庭被被居家感染,父亲、母亲,子女一个个感染,一个个死去,而习近平却躲在紫禁城高墙内,继续指挥打击为武汉民众说话的英雄,这些英雄一个个被抓。
 
赶在武汉彻底封城之前,公民记者陈秋实冒着被感染、被专政的危险坐北京到武汉的最后一列高铁列车到武汉,他说,他的责任是一个公民记者,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算什么记者呢?所谓公民记者,不同于那些国家花纳税人的钱养的那些记者,他们不拿国家一分钱,却冒着危险,走街串巷,获取真情,告诉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事实真相,当时的事实已证明,真相知情权就是生命权,当时好多武汉人都是在这个病毒不会人传人的谎言中被感染、后死去的。由于习近平当局最害怕的就是真相,2月6日,他们抓捕了陈秋实,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很多人看了他的事迹、听了他们讲话,都感动得流泪。另外,公民记者李泽华和武汉本地公民记者方斌也因为告诉给了武汉人民很多真相而被抓捕。
 
2.元凶谭德赛
 
 
第二个元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从疫情一开始,他就配合已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府,欺骗、麻痹中国和世界人民。
 
一月12日,谭德赛主持的世卫组织还在宣称;“目前,在医务人员中没有出现感染,也没有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段话引用于世卫组织的官方网站,无法抵赖:
https://www.who.int/csr/don/12-january-2020-novel-coronavirus-china/zh/
 
实际情况是,从1月1日开始,武汉已有多名医务人陆续感染:
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17372
 
这个链接来自于国内的网站,内容已被删除,两个月前,我就估计中国网管当局就不会让这个真实信息长存,做了个截图:
 
铁牛:两大元凶 
1月13日,一名武漢遊客在泰國被確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成為在中國境外確診的首例病例,在谭德赛的把持下,世卫组织还在说谎:
 “在一份1月14日(周二)发给BBC中文的声明中,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该种病毒的传播方式仍未确认,并未有明确证据表明其可以在人际间传播。”
武汉肺炎:曼谷出现中国境外首例患者,世卫称“人传人”尚无证据-BBC中文(链接)
 
病毒已传到国外,谭德赛把持的世卫组织还在说没有人传人的明确证据,你看荒唐不荒唐!
 
普通的中国人,在没有亲眼看到亲人或朋友被传染的情况下,相信了习近平的谎言,丧失了警惕,这是正常的,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谭德赛是医学博士,并且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不可能相信这个病毒不会人传人,他之所以鹦鹉学舌,完全是昧着良心,有政治目的,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政治支持,他是不可能得到卫生组织总干事长这个职位的。
 
由于中共撒谎已臭名昭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会相信被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政府的谎言欺骗的,但由于谭德赛以世卫组织的名义积极配合,世界各国丧失了警惕,使得这个病毒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基于对世界的影响,应把谭德赛定为“元凶”,不应定为“帮凶”。
 
由于习近平勾结谭德赛打压台湾,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台湾这次疫情只受中共的疾病的输入的影响,没有受谭德赛的“没有人传人的明确证据”的欺骗的影响,台湾人民提高了警惕,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抗疫非常成功,为世界各国创立了标样。
 
谭德赛在回答川普对其的批评时说:“如果不想见到更多的裹尸袋,就不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这句话本身没错,但问题是谁把新冠病毒政治化?世界都看得很清楚,首先是习近平为政治目的的欺骗和打压,后得到谭德赛的积极配合,将新冠病毒政治化了。
 
就是因为习近平-谭德赛将新冠病毒政治化了,全世界增加了无计其数的裹尸袋,如果谭德赛不下台,世界上还会增加更多的裹尸袋。
 
3.两个元凶互相吹捧
 
尽管由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中共政权如此撒谎欺骗中国和世界人民,给中国人民和人民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灾难,谭德赛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肉麻吹捧习近平的表现。
 
1月28日,谭德赛在北京肉麻吹捧习近平: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1/28/c_1125508752.htm
“他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令世人敬佩。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展示出卓越的领导力。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
 
打压告诉人们有人被新冠状病毒传染,提醒人们防范得医生, 抓捕告诉人民真相的公民记者的习近平政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 公开透明”,世界人民会把牙齿笑掉。
习近平在给谭德赛的回信中肉麻吹捧谭德赛:在你的带领下,世界卫生组织积极推动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实际情况是,谭德赛和习近平沆瀣一气,欺骗世界,得到习近平的认可。
 
4.一个元凶帮另一个元凶甩锅
 
关于病毒或流行病的命名,西班牙流感起源于西班牙,埃博拉病毒起源于刚果(金)北部的埃博拉河沿岸的村庄,这次瘟疫起源于武汉,人民自然而然地称其为武汉肺炎,以习核心为首的中共政府,当病毒在中国最猖獗的时候,已经开始做好了甩锅的准备,他们知道如果按照事实将其称为武汉肺炎,对他们嫁祸于他国政府很不利,他们赶快勾结谭德赛,将这个病毒改名为“COVID-19”,当时国际社会吧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帮助中国抗击这个瘟疫上,都没有想到这个改名是为中共嫁祸于美国和其它国家作准备,都接受了这个改名。
 
在谭德赛配合习近平将武汉肺炎病毒改名后,在中共的操纵下,微信和中国其它网络平台出现大量病毒是在武汉举行的军运会上由美国政府操纵让美国运动员带入中国的,他们雇佣了些御用科学家,进行了些编造。对于这种凭空捏造,美国人认为根本不值一驳,很少有美国人去理他们。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克制,尽管习近平政权组织的网络水军和御用科学家在网上铺天盖地地造谣,但由于中国官方还没有直接跳出来栽赃,川普政府没作任何反击,后中国官方中国造谣的胆子越来越大,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直接跳出来造谣病毒是美国传给中国的。
 
这种政府层面的栽赃当然会引起美国的反弹,但历史上总是如此,民主政权的领导人在和独裁国家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独裁国家领导人总在采取各种欺骗手段,欺骗民主国家领导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对独裁国家领导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总认为独裁政权的领导人不至于那么坏,经常被独裁国家领导人蒙骗。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胆子再大,在没得到习核心的同意情况下,是不敢公开跳出来栽赃的。赵立坚跳出来栽赃后,川普和习近平通过电话,川普说习近平不是这样认为,这种完全没有证据的栽赃,习近平肯定不敢当着川普的面说是他授意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胆子再大,在没得到习核心的同意情况下,是不够公开跳出来冒这个险的,可以肯定,习近平是总导演。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再次成功欺骗了川普。
 
中共在“六四”大屠杀后,发明了一个新词组—舆论导向。换句话说,就是要共产党的喉舌用谎言去欺骗民众,因为“六四”以前,胡耀邦、赵紫阳给了人民一点说真话的权利,他们发现,只要人民有一点点说真话的权利,这个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政府就会岌岌可危、只有靠舆论导向误导民众加暴力镇压,他们这个政权才能苟延残喘。可以肯定,几万网络五毛水军为中共惩罚李文亮等8个说真话的医生点赞,微信上大量的病毒是美国传入中国的帖子,和大量的欢呼病毒传到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帖子,都是习核心为首的中共舆论导向的结果。
 
中共除了暴力和撒谎这两最重要的法宝外,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行贿,他们通过行贿收买一些国家的官员,推行一带一路,在国际组织中安插自己的人和代理人,他们还把黑手伸进了国际学术机构,最近,“自然”杂志突然跪倒在中共的膝下,他们只字不提谭德赛配合习近平为病毒改名是为他们诬蔑病毒是美国带入中国作准备,不去谴责中共栽赃,而为原来根据病毒的起源地称呼病毒向中共道歉,国际社会应组织调查“自然”杂志的负责人是怎样和习近平政权勾结的。
 
西班牙政府为什么不要求世卫组织将西班牙流感改名,刚果(金)政府为什么不要求世卫组织将埃博拉病毒改名,很简单,他们并不想嫁祸他国,他们都有做人的底限。中共政权是一个完全无底限的政权,他们可以做任何人无法想象到的伤天害理的事,在武汉肺炎刚在武汉出现时,人们认为他们会(按常理任何人都会)接受2003年由于他们撒谎造成SARS大流行的教训,但他们错了,他们没认清中共这个政权就是靠谎言和暴力维持的,他们通过谎言,受益太大,如果不是靠谎言,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这次疫情过后,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撒谎,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5.御用科学家帮习近平甩锅
 
实事求是地说,钟南山在2003年抗击SARS的斗争中还是有很大功能的,这是因为他当时还一个没有投靠谎言政府的科学家。当一个人出了大名后,中共政权就会千方百计收买,对于这种收买,有人一身正气,拒绝同流合污;有人很快就卖身投靠。很明显,钟南山属于后一种人。谁都知道,钟南山在2003年后就变成了一个依附权贵发财的商人。钟南山在这次抗疫的最大的“功劳”是在李文亮等无数人告诉人们要注意防范这个人传人的病毒几个月后,“大吼”(这是五毛水军吹捧他用的语言)了一声“人传人”,很明显这是在习近平感到继续隐瞒真相会造成更加不可挽回的后果,授意或同意他出来说的,比他早几个月冒着危险说出真相的的人被严惩,一个多月后说了一声路人皆知的事实后就变成了大功臣,这个故事一定会编入历史笑话册。
 
3月18日钟南山宣称: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发生在中国,但是不等于它的源头在中国,为中共政府正式栽赃美国造舆论。
 
钟南山不久前宣称,与2003年抗击“非典”(SARS)疫情相比,当时“有关部门是有隐瞒的”,但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次中央政府是完全透明的”。
 
钟南山明显在撒谎。
 
出自于共产党政权撒谎的本性,2003年SARS疫情爆发后,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隐瞒疫情,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与习近平政权相比,胡锦涛政权还有一点底限,胡锦涛政权没有像习近平政权那样,当这个病毒已开始大规模传播时,还在欺骗中国和世界人民说这个病毒还没有人传人的明显证据,更没有像习近平政权那样,大肆惩罚说真话的医生,大肆抓捕为民众说话的公民记者。钟南山自己也绝对不会相信他自己所说的习近平政权比胡锦涛政权透明的谎言,为了讨得习皇帝的欢心,他已丧失了科学家的人格,任意编造。
 
实际情况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隐瞒造假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胡锦涛政权上次隐瞒造假程度。
 
6.看中共的过去,就知道中共的现在,看中共的现在,就知道中共的将来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头脑的中国人,就知道疫情过后,习核心为首的中共会做以下两件事:
一件就像陈秋实的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在汉口火车站门口预言的:
“我想对那些拥有更先进医疗资源和技术的发达国家说:“请帮助中国,请帮助武汉”。……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说了太多的霸道的话,但这些话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知道,即使你们帮助中国人民克服了困难,中国政府也会继续说你们是西方敌对势力,是中国的敌人。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中国政府就是这样。然而,14亿中国人是无辜的。如果你相信人道主义,请帮助中国,请帮助武汉。”
正如陈秋实的预言,疫情刚开始好转,习近平政权开始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指责帮助中国人民战胜疫情的民主国家和人民为西方敌对势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这个由中国一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灾难已经开始引发粮食危机,接下来中国中国肯定会出现粮食短缺,尽管中共从来没有停止,以后也不会停止对美国的渗透;过去、现在将来还会不停的造谣、妖化美国。但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还是会帮助中国度过粮食危机的,当美国正在帮助极度困难的中国那几天,他们表面会降低一点反美的调子,一旦美国帮他们度过了危机,他们又会丧心病狂地造谣中伤美国,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件事就像一个网友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怀念他的死于疫情的父亲的文章所预言:“分明已经闻到庆功宴的味道,勋章已经铸好,赞歌已经写好,坐等疫情结束后就开席,感动中国,热泪盈眶!历届人祸天灾都是这个套路,这次能例外吗?而我的悲伤注定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
 
实际情况是,庆功宴没等到的疫情结束就开席了,庆功宴的主食就是数以万计的人血馒头,这个政权一直是靠吃人血馒头长大的,他们正在强迫人民为歌颂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为庆功。
 
对国内说真话的民众的镇压和打压,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在疫情结束后更加变本加厉,现在,他们已开始对以文学形式忠实记录武汉疫情作家方方进行疯狂打压,说明在当今中国,人民完全没有说真话、只有歌颂邪恶政权的权利,武汉发生的情况比方方揭露的残酷的多,方方完全有能力写得更深刻,但方方深知,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做得出的邪恶政权,她如果写得更深刻,她会和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一样,突然从人间消失。有些多少还尊重点事实的人,承认方方说的是真话,但认为家丑不应外扬,说国外已掀起要中国索赔的浪潮,方方暴露了真相,让国外抓到了把柄。共产党多年向人民灌输的谎言文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忘记了,和共产党制造的所有大灾难一样,这次夺去无数同胞和亲人的大疫情的扩散,都是源于谎言,你逃过了中共用谎言扩散的这次疫情,你今天帮助中共欺骗外国,很可能逃不过明天中共用谎言制造的更大的灾难。这种索赔,针对的不是中国人民,而是谎言政权,当然人民也会跟着受些苦难,但这种索赔会加速中共谎言政权的垮台,中共垮台后新的民主政权是没有义务偿还中共政权所欠下的这笔债务的,国际社会也会通情达理的。将中共这个毒瘤铲除后,人类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我们将拥抱这个新纪元的到来。
 
7.习近平比谁都清楚,他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
 
尽管习近平在疫情期间,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更没有到武汉去一次,但1月28日,习近平会见谭德赛还是说:“我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期间,他不敢出紫禁城一步,还要抢李克强的风头,因为李克强刚到过武汉。当然这句话也导出他不是不知情的天机,出了这么大的事,下面确实不敢对他隐瞒。谎称没有人传人的确切证据,对说真话的民众进行打压、惩罚,抓捕,确实是他亲自指挥的。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最喜欢抓权,他身兼好多领导小组的组长,他肯定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无比重要,但他为什么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让给了李克强,他太害怕了!他知道,如果他兼任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即使是装模作样,在疫情期间,也起码到疫情中心武汉去一趟。他实在不敢!一方面他怕病毒,然而他最怕的还是人民,因为他最清楚,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无论什么时候,习近平只要离开紫禁城一步,他都是面临大敌,疫情前和疫情后他的两次武汉之行,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武汉疫情过后,习近平感到病毒对他个人的威胁不大了,可以到武汉作秀了,但他仍然面临另一个大敌—武汉人民,为了防范这个大敌,他调用了两万警察,习近平路过的小区临街人家中还进驻警察,守在临街玻璃窗或阳台上,四周高楼顶上全是狙击手。
 
公民记者】习近平视察小区一结束,特警和便衣就都离开了!黑压压的一片! 大爷家里来了四个警察蹲点,他还看到了对面的狙击手!(链接)
 任何人看了以上视频,都会得出习近平自己最清楚自己是人民最大敌人的结论,如果他不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为什么他一出紫禁城,就调用几万警察和阻击手对付人民?
2018年,他去过一趟武汉,同样是调大量警察,阻击手,深入到楼栋门户防止人民这个他的最大敌人加害于他。
当这个病毒扩散的全世界后,不少国家的领导人被感染,为什么会?一是因为这个“没有人传人明显证据的病毒”太狡诈,传染性太强,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人民选出来(不要脸的习近平也会说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不能害怕疫情就躲在家里,73岁的川普每天都要和政界、医疗界、商界……各方面的人士协调,如何抗疫情、如何保持国家运转,每天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一站几个小时,向人民汇报他们是如何领导人民抗疫的,还要回答很多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还和病毒感染恢复者进行亲密交谈,还要和保持国家运转的行业代表交流,给他们送纪念品(如亲自给卡车司机代表送礼仪钥匙),场面非常感人。如此众多地和人民接触,感染的风险当然大。现在看来,川普应该更早采取些措施防止疫情扩散,但川普不是神仙,他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能作出最正确的决定,川普受习近平的误导,开始对这个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采取行动晚了些,但他早期采取的有效措施,如2月初取消中美航班,却遭到习近平政权和他的政敌的强烈批评。当然川普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他总的来说,他做得相当不错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那在疫情期间不出紫禁城一步,坐在家中自指挥,亲自部署如何打压说真话的人民大众,当然不会感染。
谁代表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以此对比非常清楚。
 
8.结束语
 
这两大元凶还在继续隐瞒真相,祸害人类,人类要避免这个灾难继续扩大,必须与这两个祸害进行坚决的斗争,借用谭德赛的话,如果不想见到更多的裹尸袋,国际社会应争取尽早把这两大元凶推送历史的审判台,如果还让两大恶魔继续沆瀣一气,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在这里还提一个问题,既然习近平可以抓捕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美国为什么不可抓捕勾结习近平欺骗世界人民,造成世界上无计其数的人感染和死亡的谭德赛交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为了嫁祸他国,他们给这个病毒改了名,因为这个病毒是谭德赛的配合习近平在世界大规模传播的,我们应该命名这个病毒为习近平-谭德赛病毒。
 
国际社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拯救以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为代表的良心公民记者,中国民运人士应该共同努力,争取将今年的若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以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为代表的中国公民记者群体。中国民运人士也也应共同努力,争取把今年的若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方方。
 
 

钟邢:眼下可以期待什么?

习近平下台可以是人们的一个期待,因为它早晚可以实现。早一点比晚一点好。当然光下台也许还不够,还可能垂帘听政,还可能遗志传承。因此需要对期待做个计划。
 
(一)
 
遗志传承的可能性不大。眼下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在心里巴不得他赶紧下台的人占多数。但习也不傻,从娃娃抓起的做法至少在表面上很有成效。如果不加以制止,再出现一代两代三忠于四无限的红卫兵们不是没有可能性。我们是过来人,除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外,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是那样的。这也是眼下期待习近平退出历史舞台最主要且最迫切的原因。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出现过的情景绝不能在我们后代身上重现。
 
(二)
 
如果没有一场反对习近平的运动,垂帘听政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事。习近年大搞个人崇拜,宣传用语和官员效忠,令人恍若隔世。按此态势,像老毛那样坚持到死的可能自修宪之后也是大大增加了。去年什么时候有位良知学人讲过,毛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死了。理由自然是毛刚死就发生了变化。习远不如毛。习死后马上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高。
 
(三)
 
更近一点的目标是阻止习近平在十年任期界滿后的连任。习修宪不得人心是一个事实。阻止他连任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再说他在任期间除了打肿脸充胖子之外也没干成什么大事。但任由他乱来,连任后把国家带入深渊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了。眼下的与美国交恶、让国人准备过苦日子己成事实。再过几年,解放台湾引起战争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按中共规矩习也不该连任的。无论是法统、道统,还是党统、国统,让习近平不能连任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很高。
 
(四)
 
 
钟邢:眼下可以期待什么? 
 
中共党首在位时下台虽不乏先例,但各有原因。毛以前不说了。毛称霸到死算是先例。毛后虽有华、胡、赵,但那是邓的原故。江胡是邓指认,他俩在位虽满可没坏了规矩。如此说来,让习在位下台有很大难度。
 
前些日子在“纵览中国”上看到一篇关于任志强与团中央嘴仗的文章。但查了一下是篇旧文(2015)。尽管如此,任的文字还是给人以启发。任总在习总巡视党媒后的言论明显是反习的。任虽因此受到整治但也没太怎么着。任在嘴仗文字中明确说拥护共产党,自称还是优秀党员。可以想像,即使在中共内部甚至在中共高层,反习不反党者大有人在。搬倒习近平最有可能的是共产党自身。今年的红二聚会也流露出摊牌的意味。
 
中共易主就会产生变数。当然也有变得更坏的可能。但总还是比不变要好很多。集结各种力量迫使习任上下台是可能的。让习在前述的四种方式中尽早下台,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上周陈奎德和王军涛在美国之音讨论借邓反习时有很多洞见,也可以加上任总的反习不反党。总之要有所行动。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近期疫情猖狂,然而,此心安处是吾乡。我的家在利文斯顿小镇。(见图片)
 
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与我儿子相邻而居。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后院有很多百年以上树龄的橡树、松柏和一些果树。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手植的公孙树已经成活。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家的三个教徒去的礼拜堂。
一家祖孙三代和睦相爱,并不因信仰而纠缠不休。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今天再到芦湖。我喜欢湖边野生的沼泽锦葵花(marsh mallow ),白的清纯,粉红的淡雅,从3月开放到9月。
小镇的节奏没有被疫情打乱。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湖边的网球场仍然开放,四周的月月红红的刺眼。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远处,湖中的钓鱼台空空荡荡,但官司草长的与小麦一般高。
几个遛狗人,保持着距离。
突然想到,东坡先生也有凄婉的“十年生死两茫茫”。
时代毕竟不同,春天的脚步依旧,我选择的小镇使我心安。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两个小天使,是我晚年的依托。
 
蔡楚:此心安处是吾乡 
 
当然,我还会坚持做义工。坚持健身,与赤化的独裁制度竞走。
 
2020年4月16日 
 
 

高文谦:后武汉疫情:习近平的内外困局

 
 高文谦:后武汉疫情:习近平的内外困局
 
仅仅才两个多月,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部署下,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完全失控,成为世纪性大瘟疫,肆虐全球,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为了抗疫,各国不得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颁布居家禁令,正常的社会生活停摆,经济受到重创,股市大跌,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飙升,整个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尽管没有人可以预测这场瘟疫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结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瘟疫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对世界的冲击不啻是一场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迫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洗牌,国际产业链也将重组,去“中国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各国在经历了惨烈的劫难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片面全球化——只追求经济全球化、忽视政治体制全球化的弊端,声讨追责祸首的呼声越来越高,正在孕育着一场国际风暴。
 
作为这场瘟疫的发源地,中国处在风暴的中心。姑且不说新冠病毒的来源已经令人疑窦丛生,中国当局刻意隐瞒疫情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公愤——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先是掩盖封杀有关消息,继而压低瞒报疫情死亡数字,误导舆论,欺骗国际社会,终至酿成大祸。中国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信息透明的欧美主要国家,数据造假,明显穿帮,连中国的盟友伊朗都不相信,官方卫生部发言人称是“惨痛的笑话”。
 
这种局面对习近平来说是雪上加霜,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他已经被国内抗疫弄得焦头烂额,现在又面临国际追责,有强烈的危机感。习深知各国目前尚自顾不暇,一旦疫情过后,中国将有更大的麻烦,急谋突破国际围剿。日前,他在中央常委会上说:必须为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做好准备。习的对策是内外两手:一是稳住国内,营造抗疫成功的表象,煽动民族主义,转移视线;二是在国际上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甩锅推卸责任,把水搅浑。
 
稳住国内是大力开展“大国抗疫”宣传,以宣染武汉抗疫成功为主轴,丧事喜办,用泪点新闻煽情,凝聚人心。一个月前,当局就开始大张旗鼓制造舆论,宣传湖北武汉新增病例为零。事实上,直到日前武汉解封也没有完全控制住疫情,而是控制公布真实数据。 为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曾在内部下达死命令:不确诊、不收治、不上报,如有新增病例,追究当地官员责任。由于官员坐镇把关,没有医院敢确诊收治。
 
目前,武汉仍有不少无症状感染者或复阳者,当局外松内紧,不告诉民众真实情况,但了解情况的援鄂医疗队私下告诫说:武汉疫情比之前更凶险,医院每天都有确诊病人,非不得已不要外出。即使官媒人民日报也不得不表示“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武汉市交管部门则委婉地提醒市民:“不代表防控措施解除,更不代表疫情警报解除”。
 
中国在国际上甩锅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先是由呼吸病专家钟南山出面放风:“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然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扮演战狼角色,贼喊捉贼,栽赃美国;一看事情闹大了,升级为中美两国外交战,驻美大使崔天凯又出来圆场,一个扮黑脸,一个白脸,玩弄“二脸”把戏。在国内官媒则继续甩锅,煽动民族主义,把中国描绘成应对疫情的成功典范。人民日报公众号号召要大打舆论战,声称:“我们将看到,更激烈的甩锅与反甩锅之战!这一仗,中国同样不容有失。”
 
可以预见,疫情过后,对中国的追责和索赔将成为众多受害国的诉求,将成为今后国际舞台上的一场重大较量。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日前表态“疫情过后必将全面调查究责”就是对这种呼声的回应。目前已经启动索赔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缅甸、南非等,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也将跟进,赔偿金额将是天文数字,远远超过当年的庚子赔款。中国当然不会俯首认错,必然拼死一搏,在继续甩锅卸责的同时,软硬兼施,施展“战疫外交”,赠送医疗器材物品,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化解国际围剿。
 
国际舞台的博弈是靠实力说话的。在这场较量中,中国一方孤家寡人,力量对比悬殊,虽然可以死不认帐,成为无头公案,巨额索赔并不现实,但各国可以借此进行经济制裁,撤资,转移产业链,与中国脱钩。这对受到疫情重创的中国经济不啻是雪上加霜。事实上,这种脱钩从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现在更加速进行。
 
自瘟疫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停摆,中小企业倒闭潮、失业潮席卷全国。由于瘟疫重创美国、欧洲各国,导致广东、山东、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拿不到订单,这对外需依存度占GDP20%的中国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也让当局强推各地复工的努力大打折扣。在实体企业萧条的拖累下,金融行业也陷入困境,一些地方银行遭储户挤兑。最近大陆又出现粮荒,粮价飞涨,民众纷纷抢购进行恐慌性屯粮。官方日前召集专家学者闭门开会研讨经济形势,普遍看法悲观,认为今年GDP很可能是负增长。
 
这种局面让习近平十分焦虑,经济一旦垮了,就会动摇中共执政的根基,这是不可承受之重。为了尽快让经济恢复元气,当局大张旗鼓为抗疫成功造势,营造平安无事的景象。但是,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近日武汉、广州、黑龙江等地出现了第二波疫情,其中广州的疫情相当严重,不得不在三元里一带封路停业。这让当局十分头疼。为了保住经济,只好硬着头皮再赌一把,对外继续隐瞒新增病例的真实数字,在复工和复阳的两难之间,想走出一条抗疫常态化的复工之路来。
 
这场瘟疫大大激化了中国内外各种矛盾,一度沉寂的民众维权活动又重新出现在各地街头。不过,最令习近平担心的还是中共党内出现的反对声浪。他通过反腐立威,好不容易才在党内定于一尊,因处理武汉疫情延误时机,酿成大祸,政治权威破产,面临党内问责的压力。已经被反腐整怕的党内各派势力,现在正蠢蠢欲动,伺机发难。任志强文章就是这种挑战的代表作。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习近平把丧事当喜事办,2月下旬召开全国17万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视频会议,一句自我批评也没有,相反全是自我吹嘘,歌功颂德。对这种做法,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愤愤不平,写文章进行抨击,追究贻误控制疫情时机的责任。更让习难堪的是,文中说他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还放言说:不远的将来也许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运动。不仅如此,任被抓后还以绝食死谏相抗争。
 
习近平被激怒了,不仅是由于任志强公开羞辱了他,而且任的批评切中了他的心病。习心里很清楚自己闯下大祸,否则也不会破例在清明节率中央常委公祭作秀。但是,面对党内反对势力的反扑,习近平退无可退,明知不得人心,也要强行给任志强罗织罪名,将其定性为“政治疫情”,以儆效尤。这既是习独断专横、睚眦必报的个性使然,也是中共政治文化和潜规则所逼迫——最高领导人不能认错示弱,否则就全盘皆输,就如同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一样,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这场瘟疫严重冲击了中国的政局,习近平苦心营造的一尊地位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这是武汉疫情爆发前不能想象的。习的“英明领袖”形象不复存在,暴露出昏聩无能的本相;在处理任志强问题上更是失去了党心民意。尽管习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处境凶险,最害怕的就是发生政变,陷入毛晚年草木皆兵、整日担惊受怕的梦魇之中,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自己身边的亲信,毕竟人心隔肚皮。中国现在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明年是中共建政百年,习近平能不能如愿庆祝百年大典,只有天晓得。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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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对于德国、对于他本人都有出人意料的好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73年9月西德加入了联合国,为世界大家庭所接受;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真心实意的道歉,是求得谅解的必要一步。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道歉是最主要内容,其次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再者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两白银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慈禧太后买命付出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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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
 
扯得有点远。
 
2020年3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以中、英文质疑美军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赵立坚问:“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做出回应,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这被中国网军认为是污名化中国。有人通过逻辑推理指出,在“中国病毒”后面是道歉,是赔款。然后拿华沙下跪说事。说将来美国可能会专门建立一个中国病毒死难者纪念碑,要求每一个到达美国的中国人都象勃兰特一样,都要在纪念碑前下跪,献花圈,捐钱,忏悔。这无疑是一种煽动种族歧视的推理或造谣生事。美国是法治国家,即使索赔,也会通过法律方式进行。
 
华沙下跪是指西德总理勃兰特于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突然下跪道歉一事。有外国评论家认为:勃兰特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
 
为什么说勃兰特没有必要下跪?勃兰特不是出生时取的名字,而是他在1933年为逃避纳粹秘密警察追捕而起的化名。勃兰特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于德国北方海滨城市吕贝克。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参加反对希特勒纳粹党的活动。1933年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利用这一事件禁止其他一切政党活动。勃兰特被迫从吕贝克乘坐一艘小渔船流亡挪威。之后他转战丹麦、西班牙、瑞典等国,一直从事记者生涯,用笔揭露希特勒纳粹的谎言。1945年10月勃兰特返回德国专门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1957年勃兰特以多数票当选西柏林市市长。之后两次处理柏林危机使他的名声大起。1964年他当选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66年到1969年在联合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1969年勃兰特当选西德总理。勃兰特一生反对希特勒纳粹党,所以说他是没有必要下跪的。
 
华沙下跪发生后勃兰特对记者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勃兰特认为:“对事实的回避会给人造成错误的假象。要面对历史就不能容忍那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秘而不张”……,我们必须将眼光放长,将道德作为政治力量看待;我们必须将不合理的链条剪断。为此,我们不是要砸碎某种政治,而是要建立一种理智政治。”
 
勃兰特华沙下跪,对于德国、对于他本人都有出人意料的好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73年9月西德加入了联合国,为世界大家庭所接受;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如今德国人都高度评价勃兰特的华沙下跪。真心实意的道歉,是求得谅解的必要一步。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1: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于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二、《辛丑条约》共十二款,涉及道歉的三款;涉及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的两款;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位于第六款
 
林保华先生在2020年2月17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乱世重现!从庚子之乱、武昌起义到武肺的「熊猫之乱」…》。林保华先生指出:“两个甲子以前的拳匪引来八国联军。时乃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被镇压之后两年。在爆发拳匪之乱后,对洋人支持戊戌变法又怕又恨的慈禧太后,便利用义和团‘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情绪改变为‘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更加嚣张,到处拆烧耶稣教堂,残杀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此举引来洋人的‘护侨’而带来八国联军。大清兵匪合流对抗不能取胜,联军在‘带路党’(‘汉奸’)领路下很快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著光绪皇帝仓皇逃到陝西,即现今圣上习近平的家乡。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入了紫禁城,1901年清朝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被视为国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南京条约》的签订让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辛丑条约》则让中国完全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其实1901年9月7日(阴历七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辛丑条约》,其最重要内容不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是道歉。 
 
第一款:清朝政府派醇亲王载沣等赴德向德国皇帝为德国公使克林德公爵被杀道歉;在北京克林德公爵被害之处建铭志之碑;
第二款:严惩“爱国”王公大臣;为被清朝政府杀害的五位大臣平反。外国人被害城镇五年内不得科考;
第三款: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赴日向日本天皇道歉;
第四款:在被损坏或者被污渎的外国坟墓处立碑雪侮,钱由中国支付;
第五款:禁止进口军火和用于制造军火的器材二年;
第六款: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第七款: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由各国派兵保护;
第八款:削平大沽等炮台;
第九款: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第十款:惩办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官吏,禁止仇外性质的组织,对仇外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第十一款: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 
第十二款:建立外务部作为对外的政府部门。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2:《辛丑条约》,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辛丑条约》十二款中涉及道歉的有三款,是最主要内容;涉及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的有两款,是第二主要内容;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位于第六款,是第三主要内容。
 
三、《辛丑条约》的最主要内容是道歉
 
《辛丑条约》第一款(原文)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太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原文结束)
 
《辛丑条约》第一款中的道歉内容涉及德国公使克林德公爵在北京街头被杀事件。1900年6月19日清朝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使节,要求所有人员在24小时内必须离开北京。各国使节联名致电清总理衙门,以路途没有安全保障为由,要求延缓离京日期,并要求清政府次日9时前予以回复。第二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公爵在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神机营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警卫团,章京——满语,从汉语将军一词来,官职)。按照国际法,外交人员人身不受侵犯。克林德公爵在北京街头被杀,引发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所以清朝政府必须为克林德公爵被害一事道歉。
 
《辛丑条约》第一款分两条:
 
第一条,派醇亲王载沣等赴德向德国皇帝道歉。载沣是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子,在皇族中地位十分高。醇亲王载沣言行谨慎,与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没有关系。所以派醇亲王载沣作为清朝政府的代表团团长赴德国,向德国皇帝表示慈禧太后和清朝皇帝的歉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1901年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书,任命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1901年7月12日载沣等坐船赴德国,当时《辛丑条约》还没有签订。

第二条,在北京克林德公爵被害之处建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拉丁、德、汉三种文字,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如今这个碑移到了北京中山公园,称保卫和平坊。清朝政府也是开建这个纪念碑在前,《辛丑条约》签订在后。说明清朝政府道歉态度的诚恳。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3:北京中山公园内保卫和平坊,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辛丑条约》中未提及的是,杀害克林德公爵的神机营章京恩海被德国(!)判处死刑,依中国惯例于1900年12月31日在北京克林德公爵遇害处斩首。这也是在条约签订之前完成。恩海是大清朝的人,案发地点在大清国,据恩海交代,是奉上级遇外国人即杀的命令而为,每杀一洋人获赏银五十两(另一说一百两)。但是恩海却移交德方,被德国判处死刑。在许多爱国愤青的眼里,这是彻头彻尾的主权丧失。当时确实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李中堂道歉的一种表示,认错认罚。顺便提一句,恩海被查出是杀人凶手是通过克林德公爵的一块银表。恩海杀了克林德公爵后窃走了克林德的银表,并拿到一个当铺去抵押,这才露出马脚。
 
《辛丑条约》第三款是因日本使馆工作人员杉山彬被害,向日本道歉。
 
《辛丑条约》第三款(原文)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原文结束)

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于1900年6月11日在北京街头被清军杀害。“先断其四肢,又割其身体,盖山彬实受支解之刑矣”。对此,清朝皇帝从优荣之典,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向日本天皇道歉。这也是在条约签订之前已经发生的。
 
《辛丑条约》第四款是因在中国的外国人坟墓在闹义和团时被污渎被毁坏的道歉。
 
《辛丑条约》第四款(原文)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原文结束)
 
在闹义和团运动时,大量外国人的坟墓被泼漆、被挖掘。外国人一直很难理解,义和团为什么非要和死人、和坟墓过不去。外国人的坟墓都是和教堂连在一起的。在被损坏或者被污渎的外国坟墓处,建立纪念碑雪侮,由各该国使馆督建,钱由大清政府支付。这一条款的内容应该包括了对被挖掘、被损坏、被污渎的坟墓的恢复重建,以及被烧毁、被损坏的教堂的恢复重建。
 
《辛丑条约》十二款中涉及道歉的有三款,所以道歉是《辛丑条约》的最主要内容。
 
 
四、《辛丑条约》的第二主要内容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
 
1900年庚子年,慈禧老佛爷干了一件“气吞山河”、“大快人心”的事——同时向英国、俄国、德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11国宣战。电视剧《走向共和》用了相当的笔墨来描写此事,感谢女演员吕中的精彩表演。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4:电视剧《走向共和》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辛丑条约》第二款的最主要内容是对十二个“爱国”王公、大臣的处置。
 
《辛丑条约》第二款(原文)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念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念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念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样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念九日、六月初三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原文结束)
 

第二款的内容有四个:

第一,诛杀和处置“爱国”王公大臣;
第二,为五位大臣昭雪;
第三,惩办地方官员;
第四,外国公民遇害被虐的城镇停止文武科考五年。
 
清朝罗惇曧撰写的《拳变馀闻》交待简单、清楚,现摘录如下:
 
被诛杀和处置的“爱国”王公大臣有:
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加恩贷死,戍新疆,永不释回。 
庄亲王载勋,尚书赵舒翘,左都御史英年,均赐死。
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
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提督董福祥革职。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辛丑条约》签订前赐死的赐死,正法的正法。这里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大学士徐桐和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据说学问十分了得,一直担任清朝的科举主考官。但他思想保守,“恶西学如仇”。百日維新失敗,六君子被杀,徐桐叫來戏班子,唱戏三天。慈禧以徐桐等主兵事,有请无不从。义和团进京,徐桐亲自迎接說:中国当自此強矣!义和团火烧教堂,徐桐又叫來戏班子,唱戏二十天。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徐桐欣喜若狂:夷酋诛,中国強矣。徐桐家在东郊民巷,周围多是外国使馆。他在大门口贴上一幅对子:“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徐桐让全家人投井自尽。当全家18口女眷都投井后,徐桐又害怕了,要和儿子徐承煜一起悬梁自尽。当徐桐把头抖抖颤颤地伸入绳套,儿子徐承煜把他脚下的凳子一蹬,徐桐便一命呜呼,而徐承煜却溜了。这是清末版的“坑爹”。徐承煜没跑多远,被日本军队抓住,后在菜市口被斩首,当时已经被吓瘫了。虽然徐桐已经自尽,但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他的一切职务和一切政治荣誉都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销,再被掘坟戳尸。
 
另一件事情是为1900年为外国人说话而被慈禧太后杀害的五位大臣复官职并昭雪:
 
被害之尚书徐用仪、立山、侍郎许景澄、阁学联元、大常卿袁昶,均复官昭雪。
 
其实这五位大臣也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前都已经平反昭雪。清朝政府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侍郎许景澄极力反对,上书慈禧太后说:“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慈禧太后大怒,许景澄被定为“任意妄奏”,被处以死刑。这和现在的“妄议中央”罪如出一辙。当年侍郎许景澄被押赴菜市口问斩,沿街都是爱国群众向他吐吐沫,监斩的正是刑部左侍郎徐承煜(正是那个坑爹的);当许景澄1901年2月13日得到慈禧太后的平反昭雪后,他的棺材被运回浙江老家,沿途出现万人瞻仰的动人场面。这种时空的转换和角色的沉浮,有点象打到四人帮前后,许多人刚刚给江青写完效忠信,恳请她出来继承毛泽东遗志,接着马上又满大街放鞭炮,庆祝粉碎四人帮。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5:任意妄奏的许景澄,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第十款(原文)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四月二十九、八月十九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本年正月初三、三月十一、七月初六等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八月十九日,即中历七月初六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原文结束)
 
第十款是对地方官员的处罚以及对官员未来行为的训诫。仇外的官员杀无赦。另外取消有杀外国人的地方的科考资格。中国读书人视科考为命根。取消犯事地方的科考资格,是对读书人煽动仇外、对义和团运动的暗地支持的惩罚和训诫。
 
《辛丑条约》条款中没有提及的是对义和团成员、对仇外人员的处置。慈禧太后出逃北京时就发出上谕,将战争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命令各地清军剿杀义和团。大批义和团成员被杀,一些义和团领袖战死,一些被捕后处死,一些不知下落。关于庚子之乱后清军一共杀死多少义和团成员和仇外人员,没有统计。
 
 
王维洛:《辛丑条约》最重要的内容是道歉,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然后才是赔偿
 
 
图6:被抓的义和团团民,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五、《辛丑条约》的第三主要内容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辛丑条约》第六款(原文)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甲)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卢布四一二。俄国卢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原文结束)
 
《辛丑条约》第六款是关于赔偿的,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为4%,本息共计约9.8亿两。
 
无论从条款的多少,还是条款在《辛丑条约》中第六款的位置都说明,赔款是《辛丑条约》中第三主要内容。
 
六、为什么《辛丑条约》没有惩处慈禧太后的条款
 
八国联军对慈禧太后是恨之入骨,都知道她是庚子之乱的罪魁祸首。加上克林德公爵的遗孀不依不饶,要慈禧太后偿命。庄亲王载勋在接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赐死的圣旨后愤愤地说:“要我自尽,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也不能久活!”可见,庄亲王载勋知道慈禧太后犯的是死罪!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天下人都知道慈禧太后犯的是死罪!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对李鸿章说:“我等所列罪魁,皆是协从者,为成全中国体面,其罪首的名字,尚未提出。这些如不允许,我将索其为首者。”慈禧太后的死活、慈禧太后的治罪就成为谈判的筹码。
 
《辛丑条约》没有让慈禧老佛爷死,甚至在《辛丑条约》中没有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当然也没有数落老佛爷的罪状,这得归功于李中堂。李中堂对外国人的解释是,慈禧太后听到的都是假消息,端郡王伪造一照会,说列强促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才让慈禧太后失去理智。慈禧太后是受那些“爱国”王公大臣的骗,才表示支持义和团等等。洗脱慈禧太后得同时,也加重了“爱国”王公、臣子的罪行。
 
不得不承认,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清朝政府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数量众多的清军对付八国杂牌部队组成的联军,一再溃败。当八国联军还没有打到北京,1900年六月上旬,慈禧太后就及时改变了主意,改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其从速来京,全权与各国协商议和。之后下谕围剿义和团;下谕追查杀害德国公使的凶手,并将其交德国处置;下谕诛杀和惩办爱国王公大臣;向德国道歉;向日本道歉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减轻惩罚,减轻对她本人的惩罚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当初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的赔偿款是十亿两白银,同时瓦德西又把慈禧太后的命当作谈判的筹码。通过李中堂的谈判,通过剿杀义和团,诛杀和惩办十二位“爱国”王公大臣等,还有一再的道歉,赔偿款才降至四亿五千两白银。如果,如果李鸿章象庄亲王载勋一样,承认慈禧太后犯的是死罪,不把慈禧太后当作谈判的筹码,那么赔偿款还会降低许多。
 
对于李中堂而言,《辛丑条约》的谈判是道歉、惩罚和赔偿的一个组合。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两白银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慈禧太后买命付出的价格。当慈禧太后看到《辛丑条约》的文本后,十分满意,满意中国人愿意付钱为她卖命。不久她就在袁世凯的陪同下风风光光地返回北京。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道歉是最主要内容,其次是诛杀“爱国”王公大臣等,再者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两白银中的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慈禧太后买命付出的价格。 
 
 
 
 

‘Prayer Is Not Enough.’ The Dalai Lama on Why We Need to Fight Coronavirus With Compassion

Sometimes friends ask me to help with some problem in the world, using some “magical powers.” I always tell them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no magical powers. If I did, I would not feel pain in my legs or a sore throat. We are all the same as human beings, and we experience the same fears, the same hopes, the same uncertainties.
 
From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every sentient being is acquainted with suffering and the truths of sickness, old age and death. But as human beings,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use our minds to conquer anger and panic and greed.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stressing “emotional disarmament”: to try to see things realistically and clearly, without the confusion of fear or rage. If a problem has a solution, we must work to find it; if it does not, we need not waste time thinking about it.
 
We Buddhists believe that the entire world is interdependent. That is why I often speak about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The outbreak of this terrible coronavirus has shown that what happens to one person can soon affect every other being. But it also reminds us that a compassionate or constructive act—whether working in hospitals or just observing social distancing—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many.
 
Ever since news emerged about the coronavirus in Wuhan, I have been praying for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ina and everywhere else. Now we can see that nobody is immune to this virus. We are all worried about loved ones and the future, of both the global economy and our own individual homes. But prayer is not enough.
 
This crisis shows that we must all take responsibility where we can. We must combine the courage doctors and nurses are showing with empirical science to begin to turn this situation around and protect our future from more such threats.
Keep up to date on the growing threat to global health by signing up for our daily coronavirus newsletter.
 
In this time of great fear,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think of the long-term challenges—and possibilities—of the entire globe. Photographs of our world from space clearly show that there are no real boundaries on our blue planet. Therefore, all of us must take care of it and work to prevent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destructive forces. This pandemic serves as a warning that only by coming together with a coordinated, global response will we meet the unprecedented magnitude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s a Buddhist, I believe in the principle of impermanence. Eventually, this virus will pass, as I have seen wars and other terrible threats pass in my lifetime, and w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build our global community as we have done many times befo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everyone can stay safe and stay calm. At this time of uncertainty,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o not lose hope and confidence in the constructive efforts so many are making.

达赖喇嘛:“光是祈祷还不够。” 达赖喇嘛谈为什么我们需要怀慈悲心抗击冠状病毒

 达赖喇嘛:“光是祈祷还不够。”  达赖喇嘛谈为什么我们需要怀慈悲心抗击冠状病毒
 
 
达赖喇嘛为《时代杂志》【2020年4月14日】
 
 
达赖喇嘛:“光是祈祷还不够。”  达赖喇嘛谈为什么我们需要怀慈悲心抗击冠状病毒 
 
达赖喇嘛是印度达然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领袖
 
朋友们有时候会求我用一些“神通”来解决世间的某些问题。 我总是告诉他们,达赖喇嘛没有神通。 如果我有神通,我就不会感到腿疼,也不会有喉咙痛了。 我们其实都是相同的人类,我们经历着同样的恐惧,同样的希望,同样的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光是祈祷还不够。”  达赖喇嘛谈为什么我们需要怀慈悲心抗击冠状病毒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有情众生都会受苦受难,都会经历无可防止的上、老、病、死之苦。但是作为人类,我们有能力用自己的心智来克服愤怒、恐慌和贪婪。 近年来,我一直在强调 “情绪和平”:试图以现实的、清晰的眼光看待事物,而不要被恐惧或愤怒所困扰。 如果一个问题有解决方案,我们就必须努力找到这个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我们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多想。
 
我们佛教徒相信整个世界是相互依存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谈论普世责任。 这次可怕的冠状病毒爆发表明,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所有人。 但这也提醒我们,富有慈悲心或建设性的行动——无论是在医院工作还是保持社交距离——都可以帮助许多人。
 
自从有关在武汉出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传出以来,我一直在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兄弟姐妹祈祷。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能免于这种病毒的伤害。 我们在为我们所爱的人担心,为未来担心,为全球经济担心,为自己的家担心。 但是光是祈祷是不够的。
 
这场危机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尽力承担责任。 我们必须把医生和护士所表现出的勇气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扭转这种局面,保护我们的未来免受更多类似的威胁。
 
在这个充满恐惧的时代,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到整个地球面临的长期挑战和各种可能性。 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蓝色星球没有真正的国界。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照顾好它,努力防止气候变化和其他破坏性力量。 这次传染病大流行是一个警告,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对策,我们才能迎接我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我们还必须记住,没有人能完全摆脱苦难,我们要将我们的双手伸向那些缺乏住房、资源或家庭来保护他们的人。 这场危机向我们表明,即使我们不在一起生活,我们互相之间也不是彼此分离的。 因此,我们都有心怀慈悲帮助他人的责任。
 
作为佛教徒,我信奉无常的法则。这次病毒爆发最终会过去,就像我一生中看到过的战争和其他可怕威胁一样,我们将有机会像以前经历过很多次那样来重建我们的全球共同体。 我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保持安全和镇定。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对许多人正在做出的建设性努力失去希望和信心。
 
译者:《智慧之海– 达赖喇嘛与当代科学家的对话》作者丁一夫
 
照片来源时代杂志 
 
 

欧彪峰:闲聊株洲公民

推特搜尋「株洲公民」一詞,顯示結果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4月13日,本人和網友戅夫子在市區石峰公園雲峰閣前,打出橫幅「要求官員公佈財產、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附上照片的推文。

彼時政治活動家郭飛雄先生組織策劃在湖北、湖南、廣東三省京廣鐵路沿線城市發起八城快閃行動,以連結丁家喜、許志永等人倡導的新公民運動,訴諸直接行動,本人和戅夫子積極響應並參與其中。

欧彪峰:闲聊株洲公民

在此之前的2012年,由於微博在網絡的興起,眾多平常關注社會時政事務的網友踴躍發聲,為方便結識就近的價值理念相同者,有些網友便在微博名稱前面加上屬地車牌開頭的字符,邀約開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線下聯絡聚會,本人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從線上虛擬網絡走到線下現實生活中結交志同道合之士,這也是新公民運動理念中公民同城聚餐活動的開端。因此在湖南株洲,也逐漸聚集起這樣一群對「公民」價值理念認同的朋友。

網絡加速了資訊的傳播,也增進了網友之間的連結,帶動公民抗爭的社會運動迅速發展,比如2013年初的南方週末事件、2014年初的建三江事件、以及現場圍觀引起廣泛關注的政府濫權、司法不公等抗議行動,當中也包括對被捕政治犯的聲援呼籲和對其家人的幫扶關懷,在此過程中,全國各地城市相繼嶄露出一批優秀的公民和團隊,湖南株洲只是眾多城市的其中一個。

我和張耀文律師、戅夫子、迷迭香、賓傑、睿男、定哥、璀璨、獨行者、臨時外務長官、何家維等網友就是最早認識的一批,我們這些人當時還建了一個叫做「株洲閒聊」的微信群組,以方便在微博公共言論平台之外有一個私下聯絡交流的空間,那時網絡言論尺度比現在相對寬鬆一點,國內網友一般把微博當作公共廣場,而把微信當作私人客廳,其後微博式微直至關閉,網絡連結重心才逐漸轉向微信。

儘管因為當局對網絡言論審查和管控不斷加劇,眾多個人微信帳號及微信群組屢遭封禁,但網友們也不斷更換帳號和新建群組,本人至今已使用九個微信帳號,「株洲閒聊」微信群組也重建到第39次,群組內成員在這些年來亦從最初的十多人逐漸增加到如今的近三百人。

何家維和陳思明二人無疑又是株洲公民的典範,他們不僅堅持在網絡積極表達對社會公共時政事務的關注,也多次參與現場圍觀和直接行動,這在專制政權高壓統治之下需要莫大的勇氣,為此他們經常被國保警察約談,二人還先後兩次遭受行政拘留處罰。

2017年六四前夜,十個株洲公民在天元區湘江風光帶用人體行為藝術的方式擺出「六四」字樣,以紀念六四事件發生28週年,並將航拍照片發佈到網絡,次日參與者就相繼遭警方帶走處罰,陳思明被行政拘留七天。2017年底,何家維遠赴天津現場圍觀709屠夫吳淦案開庭宣判,回株洲不久後遭行政拘留五天。2018年六四前夕,因為在荷塘區流芳公園的坦克前舉牌紀念六四29週年,何家維和陳思明再次分別被警方行政拘留十天和五天。

還有一位株洲公民值得提及,那就是因房屋遭強拆而堅持維權的王虹女士。她家的私房於2015年6月遭地方政府強拆後,多年來持續到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表達訴求,為此在四年多時間內總共遭遇十四次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這或許是因為維權被拘留次數最多的株洲公民,她的丈夫譚文武先生也曾被行政拘留五天。

其實對於「株洲公民」這個身份符號,之前一直都沒有太多強調,大家都在「株洲閒聊」的微信群組平等交流互動,彼此心領神會,基本形成共識,僅在發佈對外文宣資訊時才使用。但2018年董瑤瓊潑墨事件之後,情況有了明顯變化。在關注和聲援當事人董瑤瓊及其父親董建彪的過程中,「株洲閒聊」微信群組內兩個曾經當過警察的成員連同其他個別成員無視契約精神,採取某些難以理解的手段試圖主導控制事態發展讓人感到錯愕,具體可參考本人於2018年7月27日所寫《看見看不見,董瑤瓊潑墨事件發生後參與關注者的一些情況》一文。

此後不久,在「株洲閒聊」微信群組之外,上述人士就另建了「株洲公民」的微信群組,並把本人作為首要排斥對象,甚至在那個群組內不能有任何關於本人的名字、圖片等內容,否則提及者就會遭群主或群管理斥責甚至踢出群組,本人的名字「歐彪峰」在「株洲公民」的微信群組及所屬的圈子中成為某種禁忌,這讓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情人士認為太過幼稚和可笑。

有意思的是,「株洲公民」微信群組的群主和群管理很喜歡標榜道德,誇誇其談是為了追求民主和正義,群組內卻容不下與他們意見不合的聲音,誰要是表達異議就可能會被踢出群組。更有意思的是,在踢出鎖定的某人之前,群主會突然臨時更換群管理人員,讓認為聽話的成員充當惡人,美其名曰「打個合手」,這樣的事情不是一次兩次,而且是更換不同的人打合手,目的達成之後要麼不給任何合理解釋和公開說明,要麼給出的理由讓人啞然失笑。分析被踢出的人士,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不是和我關係較好,就是敢於公開批判群主及核心成員的觀點和行為。這有點類似中國政府想方設法限制、排擠台灣社會參與國際政治和全球公共事務的伎倆。

由此就有人揶揄那個群的群主及核心成員是道德和正義化身的「株洲公民大佬」。誰若事後找大佬質問,大佬必定裝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甚或非常無辜的姿態,詭辯技巧十分了得,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有得一拼。大佬可以無中生有肆意誣衊曾遠赴瀋陽探視劉曉波的李明出賣維權同道,卻沒有任何證據。大佬核心成員中,除了兩個曾經的警察,還有一個性格急躁、自詡獨立思考、實則人云亦云的女士,以及一個曾受到政治迫害遭受牢獄之災的退伍軍人。

最有趣的是何家維有次被拉進「株洲公民」微信群組,可能預估到自己會被踢出,僅在群內調侃的發了「坐等被踢」四個字,果然兩天之後就被毫無理由的踢出群,何家維為此寫了一篇《撕逼英雄傳》。還有一次是前「臨時外務長官」、後被戲稱為「老領導」的陳小平因為在那個微信群組發佈一張和我吃飯的合影照片,三分鐘不到就接到某個大佬的斥責電話,陳小平其後也發表《老領導關於退出株洲公民群及其附屬微信群組決議聲明》一文作為公開回應。當然像這樣讓人忍俊不禁的事情不止這兩起,更多只是一笑而過,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沒多少意義的無謂爭論上,如果誰有興趣想要閱讀以上兩篇文章一探究竟,可關注微信公眾號《裝逼社》查找。

這些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們參與到旨在爭取各項權利的公民運動,這得益於互聯網的發展讓資訊及時廣泛傳播,民眾權利意識因而逐漸覺醒,但也離不開丁家喜、許志永等先行者堅持不懈的長期倡導和積極踐行。「公民」這個概念,是指在一個政治實體如國家或城市中,擁有公民身份並根據該地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所以理論上,現代社會任何未被剝奪公民身份的人士都有權參與公民運動,誠如陳思明所言,公民運動其實沒有門檻,誰要認同這個符號和理念都可以加入,但若在實際公共事務中,所作所為既缺乏契約精神,又不遵循程序正義,結果還不公開透明,甚至採取卑劣、狡詐手段排斥異己,發號施令意圖獨霸一方,這樣的人士還自稱公民未免就顯得過於滑稽,也與公民運動的初衷和普世價值理念相違背。

其實,不管是公民運動還是其它任何社會時政事務,參與者都必須謹慎提防事態進展到某些時候方向會發生偏差和錯誤。特別是在專制獨裁的國度,民眾各項基本權利長期普遍被當權者剝奪,個體在聲張和爭取自身權益的過程中,不僅力量薄弱,也更容易遭受打壓和報復。這時如果有人組織整合零散力量形成團隊協同行動,是可以讓參與者增加信心、提升勇氣,緩解個體恐懼程度,增加抗爭行動力度,即便其中有參與者遭受打壓和報復,另外的參與者可以進行聲援並提供道義幫助。但不排除某些在獲得團隊控制權後,以包容、團結、行使正義等貌似光彩的名稱當作幌子,用不正當方式把人們刻意引領到與當初價值理念相背離的歧途。

不信就看1949年之前的中國共產黨,曾在其機關報《新華日報》大肆宣揚言論自由民主選舉、天賦人權等普世價值理念,竭力稱頌美國政治制度,痛陳一黨專政之弊端,但把執政的國民黨趕到台灣攫取政權甜頭之後,其統治方式比之前者更為專制獨裁。應該有不少人都知道這段中國的歷史,我再說一個外國的例子。

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斯在28歲那年,就與十年前認識的軍校同學巴都埃爾以及另外兩個年輕軍官祕密組成社團,立誓要在委國見到並捍衛真正的民主制度,當時他們發現該國已經出現諸多病徵,憂心統治階層把國家帶到不幸的方向。社團在十年後密謀發動政變欲推翻政府失敗,為首的查維斯被捕入獄,坐牢兩年後於1994年被時任總統赦免,1998年首次競選總統就獲勝,但在任期的2002年四月,貴為總統的查維斯也遭遇反對派政變,被監禁到離首都卡拉卡斯180公裡外的拉奧奇拉島,是已經當上將軍的巴都埃爾派遣特種部隊,駕駛三台超級美洲豹攻擊直升機前往營救並協助復位,查維斯以國防部長一職酬謝巴都埃爾將軍。

隨著查維斯權力野心的不斷擴張和暴露,巴都埃爾也愈來愈感到憂心。2007年查維斯提出終身擔任總統的憲法修正案,巴都埃爾終於公開表達反對而使得該案最後被否決,由此也讓他埋下了禍根。2009年四月,卸任國防部長後的巴都埃爾遭到粗暴逮捕,次年五月被控貪污罪成判處七年十一個月的有期徒刑。

查維斯這位軍校時期就認識的老故舊,密謀政變的協助者,擔任總統的支持者,絕境逢生的施救者,即便曾位居國防部長要職,但是妨礙到查維斯攫取永遠得不到滿足的權力慾望,也被淪為階下囚。巴都埃爾被捕判監的境遇,是對查維斯多年前立誓捍衛民主制度的絕佳諷刺。可惜查維斯在2013年三月被病魔戰勝,僅僅當了十四年的總統,就再也沒有機會為人民服務了。

獨裁者也鼓吹民主夢,這絕非幽默,至少中國共產黨和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就是參照物。參與公民運動應當是爭取自由、追求民主,但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永續的動態過程,它不會一帆風順,隨時都可能遭遇驚濤駭浪和暗礁險灘,就看如何駕馭自己這艘人生的航船,希望株洲公民能有清晰認識。

蔡楚:蟾蜍求偶

 蔡楚:蟾蜍求偶
 
 
小镇昨天黄昏下雨。雨后,我在后院阳台上,听到一阵阵较为低沉的鸣叫声,此起彼伏,不肯停歇。仔细一听,不像青蛙的的叫声那么高亢,也不像峨眉山弹琴蛙的叫声那么清脆。
于是,今天早上到后院去查看,发觉树丛下有不少小洞,一只蟾蜍迟缓地在移动。
蟾蜍,也叫蛤蟆。四川人叫癞疙宝。
 
原来是蟾蜍的繁殖期,在春夏夜晚很容易听到它们一长串快速的“咯咯咯”的叫声。
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月宫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而后人也把月宫叫蟾宫。古人认为金蟾是吉祥之物,可以吸财镇宅辟邪。
道教中三腿的蛤蟆被称为“蟾”,传说它能口吐金钱,是旺财之物。民间便流传“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
 
蔡楚:蟾蜍求偶
 
皇朝的科举制度,把考中进士称为蟾宫折桂。
蔡楚:蟾蜍求偶蔡楚:蟾蜍求偶 
 
成都“野草”诗社中,诗友陈墨喜欢鸡鸣和蛙声。他的名句:“愿怀念如霜,贴在你的坟头,与鸡声为伴。”和“我的爱有如蛙声:零碎又单调,然而总不愿休止…”。令我印象深刻。
他喜欢自然界的天籁之音,风声、雨声、虫声、鸟声、流水声等。同我一样,喜欢“萤火一星沿岸草,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境和感觉。
 
上网一查:美国青蛙(Rana grylio),又名沼泽绿牛蛙、猪蛙或猪呜蛙,是美国东南部的一种青蛙,分布在南卡罗莱纳州至德克萨斯州。美国青蛙差不多完全生活在水中,多出现在湖边及沼泽。它们在夜间活动,每年温暖的季节都会发出像猪的叫声。
 
蔡楚:蟾蜍求偶
 
本来有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感觉依然存在。无蛙而蛙声可想矣。
 
2020年4月13日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近日疫情猖狂,阿拉巴马州已死亡四十多人,小镇所属县内,已有17人感染。截至美国时间4月9日晚,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46万5千,死亡人数达1万6千。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但疫情不能阻止春天的脚步,我家的玫瑰花依然盛开,十几株野生的金银花,在后院发出淡淡的幽香。
 
疫情阻止不了世界的转折。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几天,当代义和团在推特上非常活跃。除了造谣中伤,修改推特的转发和喜欢数量外,还在我的批“毛”推文后留言,骂我是洋二鬼子、老不死,祝我再活下去,看到中国的伟大复兴,然后吐血而亡。
 
正告这类宝宝,你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并不能消磨我的意志,我曾多次收到过死亡威胁,今后一律拉黑,不予回复。
 
蔡楚配图推荐:民国诗人戴望舒(1905年3月5日-1950年2月28日),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杭州人,中国近代诗人、翻译家。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
 
《夕阳下》
 
蔡楚:我家的玫瑰花开了
 
(蔡楚手机拍摄 )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 
溪水在残日里流金; 
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 
像山间古树底寂寞的幽灵。
 
远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著白日底长终; 
落叶却飞舞欢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
 
荒冢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树枝头把蝙蝠迷上, 
它们缠线琐细的私语 
在晚烟中低低地回荡。 
 
幽夜偷偷地从天末来, 
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 
在这寂莫的心间,我是
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
 
2020年4月10日 
 
 

蔡楚:今日复活节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刑死后复活的节日。
 
蔡楚:今日复活节 
 
我家的两个自降生就受洗的小信徒,在妈妈的指导下,玩找彩蛋的游戏。
 
两个小信徒,每周都有几次,跟妈妈去教堂的活动。疫情期,跟妈妈一起,坚持在网络上做礼拜。
 
复活节的另一象征是小兔子,原因是它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人们视它为新生命的创造者。节日中,成年人会形象生动地告诉孩子们复活节彩蛋会孵化成小兔子。许多家庭还会在花园草坪里放些彩蛋,让孩子们玩找彩蛋的游戏。
 
两个小信徒玩的很认真,他俩在不太明白的信仰中,找到喜悦。
 
美国的教育,使孩子从小就养成能说不或是的习惯,而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家长和老师。这样就使孩子渐渐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创造性更强。
 
而我在大陆时,从小就受“仇恨”和“听话”教育,走了不少弯路。长大后才知道社会和书本的距离,幸福之花是由爱的浇灌而成长,仇恨只能带来战争和毁灭。
 
2020年4月12日
 

唐宋民:崔永元:“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

唐宋民:崔永元:“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
 
网络上读到崔永元作于4月10日的新文章:《我的思考与不安》。文章除了公开表明其对这个社会上流行的“正能量”一词十分反感,还提到今天在中国的一些非正常而又可怕的现象,比如“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且时隔120多年,我们有一大群人在这方面似乎没一点改变或叫进步:“那一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这一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不知是有自认新“义和团”者投诉还是网监感觉不是“正能量”,崔永元这篇文章很快被屏蔽了。然而,在这个时代,信息一旦流出,谁都无法阻止它的传播。
 
都知道,120多年前的义和团只是慈禧所代表的满清统治者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满清统治者帮助洋人一同收拾这帮愚蠢的人们。历史证明,真正的爱国者是在菜市口被砍头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志在维新变革。义和团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所起到的效果就是给外人一种假象:满清人爱大清国。很多被洋人用枪弹打死或后来被砍头的义和团成员,都想不到在他们闹剧上演十三年后,他们所维护的满清即被推翻,中华民族彻底结束帝制。
 
当时的洋人心里明镜似的,他们知道那些愚蠢的义和团团员们不过是甘愿被满清统治者所利用;而对于满清王朝,只要能换得他们的苟安,洋人们不论怎么处理义和团,满清的统治者都没意见,甚至帮着抓捕义和团成员。估计很多义和团被清兵抓捕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帮着洋人抓捕我们这些“扶清灭洋”的“爱国者”呢?或者说“大清”的统治者为什么不爱他们自己的国?他们肯定认为大概是慈禧的脑子进水了。
 
转眼120多年过去,地球绕着太阳又转了120多圈,今天当然有所不同。人类已进入网络时代、智能时代。新义和团的愚蠢虽还是一样,但新时代的执政者毕竟英明得多,因此,新义和团也一直难成气候。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爱国”,对已去世几十年的伟大领袖多么忠心,执政者对这群人始终放心不下,不许他们坐大,害怕他们又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特别是容忍这种现象继续放大下去,整个国家说不定又要回到120多年前。
 
现在留给这个社会的问题是,120多年前中国识字率极低,那些义和团成员,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容易迷信容易被人操纵。可120多年后,新义和团大军中可以说不仅没有文盲(文盲不可能上网络也不会玩微信),而且很多都是从高等学府出来的,甚至还有高学历的博士(比如那个要求“公安检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调查方方”的北大哲学博士王诚)。这就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有知识有文化者为什么照样是“义和团思维”?这种思维又是怎样练成的?他们是在爱国还是在害国?尤其我不能承认这些人的行为完全是被别人操纵的,因为显然说不通。
 
都知道,孩子的思维方式,开始是在家庭里跟着父母爷奶甚至兄弟姐妹学。后来凡是有幼儿园的地方,家长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要算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这个时期,孩子们只听幼儿园老师的。再后来,孩子们都去上学,于是又开始跟着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学。老师说应该怎样思维就怎样思维;大多数同学怎样思维就怎样思维。
 
久而久之,这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就用从幼儿园到学校所学的思维方式看待社会看待人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观”已经形成,今后再想改变,很难很难:混得好,不会改变;混得差,同样不会改变。
 
特别是幼儿园和小学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你染上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很可能终生都会带着“印迹”。比如,文革时,城市里幼儿园孩子表演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种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脑海里就记住了美帝不但是“坏东西”,而且还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有人告诉他美帝科技有多强大,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一直记着的是只有“美帝怕人民”。
 
有人会说:你说的那是疯狂年代,现在早已“翻篇”了。是。是翻篇了。但教育内容变了,老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没变。就说现在。现在的幼儿园,老师六一前给孩子们排练演出的节目中,“闪闪的红星”仍保留着。参加演出的孩子都穿上小红军装(指用某种颜色的面料做成的童装),戴着小红军帽,手里拿着小红缨枪,唱的是:“……红星是咱工农的星,党的光辉照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这不是娱乐,这是教育,是要孩子们牢牢地“记住”这些,而且是“寓教于乐”,更易深入孩子心。
 
于是,这些孩子长大后也就仍然相信可以照万代或传万代,根本不想歌词的逻辑性。如果听说或看到有人对这些持怀疑态度,这些长大的孩子肯定会反驳;反驳不过还会骂;如果再受到别人奚落,他们就借助国家力量对奚落、反驳他的人进行报复,甚至举报别人“颠覆国家政权”。我估计,那个北大哲学博士王诚大概就是这样长大的孩子。
 
再看看西方。西方的教育与我们有根本区别。美国从幼儿就开始搞公民教育。约十年前,一家网站给我寄赠了两本书,主要是对本人对这家网站不断发去文章“支持”表示一种感谢。其中一本是《从理念到程序——我亲历的美国大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真让我这样的土包子开了眼界。
 
书中文章大都是国家派到美国考察或叫观摩总统大选的地方官员或学者回来后发表的“观后感”。原本想,这些官员或学者在国内这种体制下熏陶久了,即使出去观摩,回来的“观后感”又能写出个什么“好调子”来呢。然而自己错了。书中不少文章不仅都写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对像我这种没有走出国门以及国内其他官员简直堪称有启蒙意义。不过,这里还是只讲从书中提到的一件小事看人家社会的公民教育如何从娃娃抓起。
 
要举的这个事例,出自《我眼中的美国选举与民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观察报告》这篇文章,作者系上海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研究员。文章有几大部分,而第三大部分第6节的小标题是《细微之处的公民教育》:作者在剑桥投票站观察选举的过程中,发现门口有八九个大约三四岁的幼儿在东张西望(请注意,只有三四岁大,与中国幼儿园孩子年龄相仿),并没有走入投票站,这引起了作者的好奇。经观察,原来这些小孩子是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来参观投票站的。只见老师为孩子们轻声地讲解着这是什么地方,大人们在做什么。
 
这画面令作者很感慨:“看着幼儿们清澈的眼神和似懂非懂的神情,我既非常喜欢这些可爱的孩子,又为美国无处不在的公民教育而感慨万千,这大概就是美国孩子为什么从小就知道选举的原因吧。”接下来就更有意思了。当老师告诉孩子们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客人后,小家伙们立即七嘴八舌说开了,而且提到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叫鲍勃的孩子“也是中国娃娃”,可以想象当时孩子们觉得“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再接下来,当作者一行提出要和孩子们合影时,只见“老师俯下身去轻声地询问孩子们,是否愿意和中国客人一起照张相?”这时,孩子们开心地大叫OK,但也有个孩子轻轻地说了声No,“于是老师就将他挡在自己的身后与我们合影。”
 
这是一件“小事”吗?算,可也可以说不是。请看作者紧接着写了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在震撼我的心灵,我相信,刚才老师的言行举止必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印象,尊重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之中。”现在仍有不少中国人相信我们某些媒体说美国的民主和人权如何虚伪,可上面这种现象不是做作出来的,也做作不出来。
 
两相对比,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美国这种社会不会出现“义和团思维”,而没有义和团思维,也就不会出现义和团人群,更不会出现对别国发生灾难幸灾乐祸的现象。据说在我们转发英国报道他们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感染新冠肺炎并转入ICU消息下面,居然有几十万中国网民点赞,你说这是多可怕的现象:为什么把国民教育成了“这种人”?谁之罪?关键是我们的国家管理者,我们的教育部门到今天还真的不懂“问题所在”吗?我不信。
 
可如果谁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就是不肯改,那就只有让这种反智、反人类现象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有权代表中华民族的人们肯改的那一天为止;而深受义和团思维所害的人们也就只好无奈而痛苦地跟着生活下去。
 
20200412 
 
 

王维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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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胜似千言万语。

2020年一月底,金沙江白鹤滩水文站处出现历史最低水位,金沙江部分河床出露水面,能够看到的是布满河床的卵砾石。这些照片证明黄万里先生的论点:“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

2017年5月18日受三峡大坝每年为防汛采取的腾库措施影响,重庆长江、嘉陵江出现今年以来的最枯水位,航道变窄变浅,暗礁猪儿碛裸露江面直插江心,给船舶安全航行带来负面影响。原本以为只会约在三十年后发生作业的重庆九龙坡港于2013年已经放弃,重庆港发展重点下移到300多公里之外的万州港区。

为了阻止黄万里先生指出问题的出现,李鹏决定在三峡水库上游大量建造水库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卵砾石和泥沙。从此,江河寸断,整个河流生态被全部改变,江河寸断,河流高程剖面不再是一条连续的曲线,而是一个接一个的驼背。本来应该进入河口地区的泥沙被拦截河流上游。河口地区因为缺少泥沙补充而发生海岸线后退,海水入侵。在三峡水库上游建造大量水库大坝,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做了一个推移,把我们这一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推给了子孙后代。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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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游建坝拦截卵砾石进入三峡水库
 
中国《知乎》网站上有这个一个问题:“三峡大坝建成十年,重庆港有没有出现黄万里教授所预言的淤塞,航道阻断现象?”
 
“以反对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著称的黄万里教授曾在1992年11月上书中央的信件里指出“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现在三峡大坝建成已近10年,重庆港是否出现了阻塞现象?”
 
其中一位alexashi网友的回答十分中肯,现摘录在下:
 
“其实,三峡上游的水库群给三峡帮了不少忙,三峡落成后,三峡集团就争分夺秒地建设了上游水电站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未来还有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这些水电站的落成强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大坝,经过它们的层层阻拦,有效防止了预计的沙石大量下泻,另外也增加了防洪库容,为三峡减轻了负担,毛估估这四座电站的动态投资总和相当于三峡电站,发电量相当于三峡的2倍左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上游大坝,三峡的日子不会好过。
 
回过头来看,三峡上游大坝的建设不声不响,完全没有三峡这般惊天动地,但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还解决了三峡大坝的生存难题,而这些建设正好暗合了黄万里教授的两个观点:缓和了沙石下泻,大坝不要建在主干道上,所以三峡集团最终还是吸收了黄教授的观点,并且确实看到了效果。”
 
黄万里先生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1937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在四川测量河流的实践中黄万里先生认识到: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关键的造床质是砾卵石。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黄万里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四川盆地一带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长江的上游称金沙江。2020年一月底,金沙江白鹤滩水文站处出现历史最低水位,金沙江部分河床出露水面,能够看到的是布满河床的卵砾石。图1、图2和图3是当时拍摄下来的照片。这些照片证明黄万里先生的论点:“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
 
王维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图1:金沙江河床上布满卵砾石。来源:长江水文局
 
王维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图2:金沙江水位很浅,河中的石头部分出露。来源:长江水文局
 
 王维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图3:金沙江河岸,河岸露出巨石,夹有卵砾石。来源:长江水文局
 
维基百科把水库大坝的功能归纳为三条:
——灌溉、供水;
——发电;
——防洪。
 
百度百科提及的水库大坝的功能除了上述三个之外,增加了改善航运。
 
但是都没有提及建造水库大坝的目的是为了拦截泥沙,因为修建水库大坝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淤积问题。比如黄河上的青铜峡水库大坝在设计之初,总库容是6.06亿立方米,如今库容只剩下3000多万立方米。上游盐锅峡水库大坝在设计之初,总库容2.7亿立方米,目前只剩下5000多万立方米。这两个工程目前都处在高危状态下运行。
 
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上建设的四座水库大坝,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与白鹤滩工程,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三峡工程拦截泥沙,其实更多的是拦截卵砾石。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创”,是“中国模式”。
 
溪洛渡水库大坝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拦沙和改善上游航运条件等综合效益,并可为下游电站进行梯级补偿(参见:百度百科);
 
向家坝水库大坝工程以发电为主,同时兼有改善通航条件、防洪、灌溉、拦沙、对溪洛渡水电站进行反调节等综合效益(参见:百度百科)。
 
乌东德水库大坝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一定的防洪、航运和拦沙作用(参见:百度百科)。
 
白鹤滩水库大坝工程以发电为主,兼有拦沙、防洪、航运、灌溉等综合效益。
 
水库大坝工程 坝高 发电机装机容量 水库库容 投资额
溪洛渡工程 285.5米 1386万千瓦 126.7亿立方米 792.34亿元(1)
向家坝工程 162米 775万千瓦 51.63亿立方米 542亿元(2)
乌东德工程 270米 1020万千瓦 76亿立方米 1000亿元(1)
白鹤滩工程 289米 1600万千瓦 206亿立方米 1430.7亿元(2)
累计 4781万千瓦 460.33亿立方米
 
 
王维洛: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1)为总投资额
(2)为静态投资额
 
无论是向家坝、溪洛渡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乌东德、白鹤滩水库大坝工程的建设目标之一都是为了解决三峡工程最大的心病——卵砾石与泥沙淤积。金沙江中游是长江主要产沙区之一,多年平均含沙量每立方米达1.7公斤,约为三峡入库沙量的1/2。金沙江中游也是卵砾石的主要产地。但是由于缺少测量手段,无法确定每年这些推移物质的数量。
 
李鹏说,三峡工程上马之前有两个大难题,一是移民问题,一是水库泥沙淤积问题。钱正英、张光斗也同意这种说法。后来中国政府、中国的科学家声称,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办法:对付移民问题,中国政府采用“就地安置”的办法;对付水库泥沙淤积问题,采用“排浑蓄清”的水库运行方式。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指出,“排浑蓄清”只能保障三峡工程安全运行30年。对于黄万里先生提出的卵砾石淤积问题,中国科学家没有有效的对应措施,在对公众宣传上则矢口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最后李鹏提出在三峡工程上游建造大量的水库大坝来拦截卵砾石与泥沙进入三峡水库。
 
2007年11月8日溪洛渡水库大坝工程实现金沙江截流。当时的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向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表示,三峡水库的泥沙一半左右来源于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溪洛渡、向家坝等电站的拦沙功能将拦截金沙江泥沙,有效延长三峡电站寿命。
 
金沙江中游是长江主要产沙区之一,溪洛渡坝址年平均含沙量1.72千克每立方米,在溪洛渡坝址金沙江年平均输沙量2.47亿吨,占进入三峡水库入库泥沙量的47%。经计算分析,溪洛渡水库单独运行60年,三峡库区入库沙量将比天然状态减少34.1%以上,中数粒径细化约40%,对促进三峡工程效益发挥和减轻重庆港的淤积有重要作用。
 
三峡水库上游大量水库大坝的建设,如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等,它们一起为三峡工程拦截卵砾石与泥沙,延长三峡工程寿命和减轻重庆港的淤积。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解决大坝水库的卵砾石与泥沙淤积,只是把一个三峡工程的卵砾石与泥沙淤积问题转化为诸多上游大量大坝水库的淤积问题,整个河流生态被全部改变,江河寸断,高程剖面不再是一条连续的曲线,而是一个接一个的驼背。本来应该进入河口地区的泥沙被拦截河流上游。河口地区因为缺少泥沙补充而发生海岸线后退,海水入侵。在三峡水库上游建造大量水库大坝,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做了一个推移,把我们这一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推给了子孙后代。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二、重庆港的阻塞现象
 
接下来还是看两张照片。
 
2017年5月19日新华社报道:日前,重庆长江、嘉陵江出现低水位,河床大面积裸露。据重庆水文信息实时水情报告,5月18日8时长江寸滩水位仅162.180米,嘉陵江北碚水位174.690米。2017年5月18日,中国发展门户网发表题为《长江重庆水域现最枯水位,河床大面积裸露》的报道:“当日,重庆长江、嘉陵江出现今年以来的最枯水位,长江、嘉陵江河床大面积裸露出来。据重庆水文信息实时水情报告,今晨8时长江寸滩水位仅161.440米,嘉陵江北碚水位174.520米。按重庆零水位海拔160.2米计,长江重庆水域水位只有1.24米。航道变窄变浅,给船舶安全航行带来一定影响。据了解,这是三峡大坝为每年防汛采取的相应腾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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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7年5月17日,重庆长江水域朝天门码头河床大面积裸露出来,趸船搭起长长的浮桥 渝钟/摄,来源:中国网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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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7年5月17日,重庆长江水域著名的暗礁猪儿碛裸露江面直插江心,把江面一分为二, 渝钟/摄,来源:来源:中国网图片库
 
第四张和第五张照片可能有版权问题,如果不能看见,请读者自己去查看中国发展门户网的报道。
 
在报道中说得很清楚,原因是三峡大坝为每年防汛采取的相应腾库措施。大家知道,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是海拔175米。如果三峡水库坝后水位保持在正常蓄水位,那么重庆寸滩的水位绝对不会是161.440米。但是三峡水库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是平湖,三峡水库是斜湖,是有水力坡度的。水力坡度的大小取决于流量的大小,流量的大,水力坡度就大;流量的小,水力坡度就小。每年5、6月,长江三峡河段进入汛期,流量加大,水力坡度也就加大。为了不淹没重庆,三峡水库坝后水位不能保持在正常蓄水位,而是要降低到海拔145米。这样三峡水库库尾部分航道变窄变浅,就会影响航运。
 
2008年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由于水库水位抬高,重庆段泥沙淤积问题开始显现,2010年3月,九龙坡港区发生三起搁浅事件。2011年5月3日凌晨4时许,一艘由开往重庆的货船行驶至长江重庆段储奇门水域时发生搁浅事故。5月3日17时,长江上游重庆寸滩水位降至161.10米,接近历史最枯水期 (重庆零点水位为160.2米) 。嘉陵江北碚水文站水位数据显示通航水深仅为1.25米。长江、嘉陵江部分河道变窄、航道尺度变浅、河床碛坝裸露并形成浅滩,给船舶航行带来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如果此时不把三峡水库坝后水位降下来,发生洪水时就会淹没重庆。 所以,三峡工程投入运行后,长江航运碍航现象年年都会发生,只是官方媒体很少报道。
 
第六张至第十张照片是关于重庆在枯水位位时的河床和出露的卵砾石。
 
第六张照片的时间是2010年3月26日,来自新华社的报道《长江重庆段维持特枯水位 船舶航行存在安全隐患》,刊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上。照片上可以看到由于枯水位而出露的卵砾石。
 
第七张至第十张照片的时间是2013年2月17日,中国新闻社报道:近期受气候干旱等因素影响,重庆长江、嘉陵江水位不断降低,大片枯水的河床成为市民新觅的休闲地。干枯的河床上到处是卵砾石。
 
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增加了第十一张图:长江水系简图,说明在自然条件下,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以及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的卵砾石、泥沙都要经过重庆进入三峡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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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重庆段维持特枯水位,卵砾石出露,2010年3月26日,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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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重庆嘉陵江河床卵砾石出露,2013年2月17日,来源:中新网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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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重庆嘉陵江河床卵砾石出露,2013年2月17日,来源:中新网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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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重庆嘉陵江河床卵砾石出露,2013年2月17日,来源:中新网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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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重庆嘉陵江河床卵砾石出露,2013年2月17日,来源:中新网陈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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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长江水系简图,来源:m.yao51.com
 
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重庆处的河床造床质是砾卵石。
 
必须指出的是,黄万里先生所指的重庆,是指1996年9月5日之前的重庆市,大致与现在重庆市主城九区一致,面积5473平方公里。1996年9月5日举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重庆成为直辖市,行政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大,面积82300平方公里,是原来面积的15倍。黄万里先生所指的重庆港,是指重庆九龙坡港。九龙坡港始建于1938年,曾是重庆最大的进出口物流集散地。在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过程中,虽然航运组也指出了三峡工程对重庆港的淤积危害。只是航运组没有象黄万里先生那样尖锐地指出重庆九龙坡港将被淤死的问题,而是用约三十年后“九龙坡港作业发生困难”这样比较轻描淡写的手法。
 
前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经过实地考察后写道:“2012年和2013年的两个初春,我都去了三峡库区进行考察,在结束考察之际,我都来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和江北嘴,徘徊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旁的江岸。在春日的暖阳下,为迎接汛期的到来,三峡水库的水正在慢慢退去,朝天门及江北嘴一带的长江北岸,露出大面积厚厚的沙泥滩,而一道更为巨大的沙砾坝像条巨龙,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一带的江心,江北嘴原来通向江边码头的一条水泥公路,下半段已被沙砾坝掩埋,航道已越来越偏向对岸的弹子石一侧。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这是我以前不曾看到的景象。早在2010年10月,重庆航道局航道处主任闻光华就已将三峡库区泥砂淤积对航道的影响称为‘非常严峻的问题’,他说,重庆主城区朝天门至江津红花碛的库尾段,由于水流至此逐步减缓,是泥沙淤积最严重的河段,以重庆江北嘴为例,目前的泥沙淤积已经将航道向对岸的弹子石方向推进了80米。朝天门下游约5公里的梁沱,江中的泥沙淤积已经比三峡成库前高了10米。眼下,江北嘴所在嘉陵江江口,曾被预言的‘拦门沙’正逐渐显现,不远处的江中,一些挖沙船正在作业,不知是在疏浚航道,还是为了开采建筑用的沙石。”
 
从2013年5月起重庆九龙坡港将逐步取消九龙坡港港口功能。重庆九龙坡港的功能将由下游的寸滩港区、万州港区取代。重庆港未来发展的重点在万州港区。由于重庆忠县的滥泥湾河段和重庆涪陵李渡镇河段的严重淤积,在三峡水库处于防洪限制水位时,大船也是难以到达重庆寸滩港区,只能到达万州港区。
 
范晓指出,忠县滥泥湾的淤积问题十分严重。2011年5月,由于泥沙淤积体完全封堵了整个滥泥湾航槽,长江重庆航道局关闭了皇华岛左侧的航道,使之成为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因泥沙淤积中断的首个航道。而在三峡蓄水前,即使是枯水期,滥泥湾的水深也足以通航。据重庆交通大学专家公布的数据,2003年蓄水以来至2010年,滥泥湾的最大淤积厚度已超过50米,淤积量已达1.03亿吨。
 
由于重庆行政范围的不断扩大,重庆面积扩大到原来的15倍,万州、巫山、奉节等地均划归重庆市,万州港区也只是重庆港的一部分,对外也叫重庆港。重庆最主要港口从原来的重庆九龙坡不断下移,先是下移到寸滩港区。但是随着重庆涪陵李渡镇河段严重淤积的上沿,寸滩港区也很可能受淤积的威胁。因此重庆港将发展重点下移到三百多公里外的万州港区。这正好说明黄万里先生所指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只是如今三百多公里下游的万州也属于重庆,万州港区也属于重庆港。
 
黄万里先生哪里知道,重庆九龙坡被淤死而被迫放弃后,还能通过重庆市行政级别的上升、面积扩大冒出来一个重庆万州港!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昨天下午六点过,我同老妻与孙儿女去UWA校园散步。
六点四十分,天空出现火焰般的异彩,使UWA的健身房在落日的余晖中更加黝黑。
室外网球场的灯光失去光亮,道路隐约可见。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六点五十五分,落日斜照在芦湖上,使芦湖宁静而安详。
十几朵棉花糖花点缀在湖边,使芦湖十分迷人。
湖水在余晖中色彩斑斓,仿佛出现一个童话般的意境。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蔡楚:UWA校园的黄昏(手机拍摄)


七点二十分,我们回到家中,才刚刚天黑。 
芦湖,一个安详而沉睡的梦。 
大自然的美,超越了疫情,长留在人间。
 
 2020年4月11日 
 

李亚东:恶水上的桥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罗14:4)
 
 
李亚东:恶水上的桥 
 
我是一身污泥浊水远行而来的,在密布沼泽陷阱的途中,人本身是罪人也只能是罪魁!“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干净客自然可以品茶论污,但是荒山野岭人知道,一身褴褛血迹的才是翻山越岭人。      (姜原来)
缘起
 
中国的基督教文学,在现如今中国,无疑为边缘存在。哪怕这些年来,不断有写作者进入,也不断有研究者踏勘。其实在情形,恰如季玢女士《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一书引言及后记写:处于信仰言说荒原之中的中国批评界,要么没有意识到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存在,要么对于逸出重点结构之外、充满异质感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讳疾忌医”、处之漠然,使得中国基督教文学至今还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它默默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点缀着文学的百花园地,是一种等待别人关注的边缘文学。
 
为书作序的苏州大学朱栋霖先生接过她的话头写: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我们审视与研究的文学与文化对象相对固定。我们所受的正统教育使我们不愿意也不能走进另一个心灵世界。……这一切使得早已存在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很长时间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当然,中国基督教文学不是因他者的关注而存在。它是野地里默默散发着清香的百合花,静静地闪烁着寂寞的光泽。它无需等待别人的关注……
 
“不因他者的关注而存在”——此语甚好。
 
我要写的姜原来,就是这样一个人。目前的他,似乎说不上有什么“名声”。即如上面所引,2010年3月所出季玢一书,根据社会身份展示大陆基督徒“作家群落”,把他们分为三种:基督徒职业作家、基督徒非职业作家和基督徒网络作家。第一种有程乃珊、北村、丹羽等小说家和鲁西西、沙光、于贞志、杜商、庞清明、黄礼孩、谭延桐等诗人,还有老酷。第二种是江登兴、傅翔、朱必圣、萧潇等文化思想评论者,和汪维藩、齐宏伟、吴尔芬、林鹿、周伟驰等高校教师;还有十几位牧师和神学院学生,“严格地说,他们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第三种,“比较优秀的基督徒网络作家主要有茉莉花、典雅之爱、沐雪冰蕊、离箭红尘、喜善、梦月、琴焰、沧桑、天涯、驰骏、天堂鸟、安心草、梅竹、书念、野地百合、美伶、疏影、黛宁,等等。”……总共四十多人,足见勾稽之深、用力之勤。可是其中,不见姜原来身影。
 
其实那时的他,已有拳头产品出来。《贝多芬在中国》不说,毕竟是“盐溶于水”的,不容易被辨识出来。可六幕话剧《雁荡平安夜》(2006—2009年),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教会叙事,据说由北京守望教会组成演出团队,2006年平安夜首演,“原已安排在某剧场演出,临时受阻改在教会内演出,圣诞节又演出一场,受到热烈欢迎与评价”。2007年7月24日晚,作为纪念马里逊福传二百周年的纪念性剧目在北京某音乐厅演出……怎么进不了研究者的视野?是传播方面有某种“不便”,还是研究者也不想“声张”?
 
也或许,竟跟戏剧本身的不受待见有关?
 
应该老实说,现有文学类别中,我国的戏剧是最吃力的,也是最孱弱的。其原因么,恰如台湾作者张晓风揭示:“如果说西方文学的正统是戏剧,则中国文学的正统谓之为诗歌当不为过。中国戏剧晚出的原因,我们将自地理因素、文字因素及戏剧从业人员之地位因素三方面来讨论。……”(《中国戏剧发展较西方为迟缓的原因》)她是着眼于“中国戏剧晚出”,话题就很大很远。另一专门研究人员则瞩目“现当代中国戏剧文学”,说“现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总体成就怎么样,要看怎么比较。外部的比较包括和同时期的中国小说比,和同时期的西方戏剧比,或者和中国古代的戏剧比——这三种比较的结论都不免令人失望。”(孙惠柱:《以“ 独创” 为标尺重读现当代戏剧文学——兼论话剧与戏曲的文学史地位》,《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由于“失望”,人们失去打量的心情,造成研究与编辑都“发育不良”。
 
一般戏剧如此,“基督教文学”亦然。该老实承认,本来就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无论1949年之后还是之前(我说的是大陆),仅就文体、门类而言,诗歌比较多,散文也不少,长篇小说么,有名的也有几部。可是说到戏剧,列举起来就难——要么是《雷雨》那样有“基督教因子”,可各路人马一轰而上的少数戏剧,要么是限于教会内部上演,摆不上“大雅之堂”(从社会角度看)的“作品”。举个典型的例子,2006年8月出版的刘丽霞女士《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向世界公布“中国基督教文学具备了成为一种文学流派的某些素质,尽管发育还不完全”,可是提到戏剧,未免降低嗓门——“戏剧和小说作品也多散见于一些基督教刊物”,诸如“取材于《圣经》的短剧”和若干“无线电广播短剧”、“独幕圣诞剧”、“圣诞戏剧”、”圣诞短剧”、“圣诞哑剧”等等,名目固然繁多,说不上拳头产品。另有专家宣布:“在中国现代戏剧中,难以寻觅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那种直接抒发宗教信念类型的作品。”(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第1版)
 
或许要说,目前的研究、整理、包括发掘本身,都还存在种种薄弱。尽管如此,戏剧作为“丑小鸭”,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还有一例是,2007年底施玮女士所主编“灵性文学丛书”,只见到诗歌、散文、长篇小说三卷,戏剧付之阙如。
 
其实老实说,戏剧是比诗歌、散文、甚至小说更值得重视的文学类别。
 
因而谈论姜原来,就有更高的意义。甚至要说,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当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考古发现”,或“填补空白”。不能说他完全被沉埋。起码我之前,有刘光耀、刘平、张变革、刘丽霞等学术界人物和独立电影界胡杰等交口称赞。譬如刘丽霞说:“在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上,较之诗歌、小说等体裁,戏剧一直不甚发达,姜剧可谓难得的弥补。”(《墨面基督在中国》)刘光耀讲:“就中国基督教文学来说,不论现代还是当代,诗歌、小说的出现都早,而戏剧都晚:它在现代几乎阙如,在当代则要等到姜原来在两个世纪之交及本世纪之初的两部大型六幕话剧《贝多芬在中国》(1999—2000)、《莎士比亚在嘉兴》(2004)的完成。至此,中国(大陆)文学的三大门类即诗歌、小说、戏剧才告完全——岛子(诗歌)、北村(小说)、姜原来(戏剧),堪称当代中国基督教文学三杰”(《汉语文学前所未有的“不吃人”史诗剧——姜原来戏剧论略》)。他们都展现了,一种史的眼光。
 
更有俄罗斯文学专家张变革,力赞六幕话剧《兰林复活节》,说“这部讴歌中国底层信仰者的剧作,在情节结构和话语体系方面,处处呼应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最伟大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开放式对话。”(《在中华大地深处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对话——论姜原来剧作〈兰林复活节〉》)。
 
更有纪录片《寻找林昭》的导演胡杰,热情洋溢地推荐它:
 
《兰林复活节》这是一部撼人心魄又深入浅出的好剧本,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该读一读。……就艺术方面来讲:我认为,它是基督教文学本土化里程碑的文本。它有极高的汉语神学的文本价值。
 
他们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尽管如此,我以为这些谈论加起来,对于姜原来其人其作及其贡献来说,都还不够。何况有些话,必须拉通来说、放开来说……目前远远不够。
 
因而我的写作,不得不铺张一点。想法无它,用诺普洛斯·弗莱《伟大的代码》“导论”的话说:“即使是为了激励有更好的书问世,说出自己的话也是有意义的。”
 
 
 

Opinion: What the doctors and nurses who beat back the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 want you to know about their months in hell

AUSTIN, Texas (Project Syndicate) — Dr. Li, a heart specialist at Wuhan No. 4 Hospital, spent the third week of March preparing for the reopening of the hospital’s general clinics, which closed on Jan. 22, when No. 4 became a key facility for treating COVID-19 patients.
 
After working for two months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Li is ment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at a loss for what to do next. He can’t sleep or eat, he often feels dazed, and sometimes, seemingly out of nowhere, he weeps.
 
Li’s trauma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image projected by China’s media, which is filled with articles and broadcasts glorifying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mid so much exultation, Li is increasingly reluctant to express fears or concerns to others around him. He has become a different man — one who understands that “life is fragile and weak.”
 
I met Li (his name has been changed to protect his privacy) online on Jan. 23, the day the city of Wuhan was locked down. I am based in Texas, and my friends and I had set up a WeChat group to donate mask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to hospitals in and around Wuhan.
 
Now that COVID-19 has escalated into a global pandemic,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understand what the doctors and nurses in Wuhan — several of whom I now call friends — experienced and are still experiencing.
 
Insofar as China has achieved a “victory” over the coronavirus, it has come at a massive and lasting human cost.
 
The COVID ward
 
My communications with Li were initially impersonal and focused on the logistics of getting PPE delivered to his hospital. But late on Jan. 27, Li suddenly sent a message to the WeChat group saying that he needed to blow off some steam. I was still online, so I stayed to hear him describe the situation in Wuhan in vivid, heart-breaking detail.
 
Read more stories about the people who’ve been affected most in our Dispatches From a Pandemicseries.
 
That morning, after passing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disinfection, Li had walked into the hospital’s contamination zone, where he immediately encountered a man sprawled on the floor, masked, covered in a quilt, with a yellow-green complexion.
Two steps away, another person lay prone on a bench, seriously ill and hardly breathing. A young man sitting next to him was yelling into a phone, seeking help. And many other patients were lying on the ground in the clinic hallway, gasping for breath. All around,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stood, sat or simply lay on the floor.
 
According to Li, they had no expressions on their faces, as if they had become accustomed — or at least resigned — to their misery.
 
The floor was covered in garbage, blood, vomit and sputum. The patients far outnumbered the medical personnel. Li saw two nurses in charge of intake and registration surrounded by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some of whom knelt at their feet begging for help. Occasionally an ambulance arrived with still more patients.
 
Looking outside, Li saw a seemingly endless line of people waiting at the hospital door, many of whom could support themselves only by leaning against a wall.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lockdown, Li told me,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s coming to the clinic each day was in the thousands. People waited four or five hours just to sign in, then waited another four or five hours either to receive take-home medicine or to be admitted to an infusion 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where they joined several hundred others waiting for available beds.
 
Some people collapsed while waiting; some, clearly, were near death. The hospital’s wards were so full that the corridors and doctors’ lounges had to be used for additional beds. All of these were filled, and remained so, because no one seemed to be recovering.
“There’s insufficient manpower, limited treatment and scarce PPE,” Li told me. He struggled to explain why he couldn’t help these people. “I’m doing my best,” he said over and over. “What more could I have done?”
I continued chatting with him until it was time for him to go back to work.
 
Days of panic
 
Two days later, on Jan. 29, Li called me in a frenzy. While on duty that day, the family members of a recently deceased patient had attacked one of Li’s colleagues, ripping off his mask and shouting, “If we’re sick, we’ll be sick together. If we have to die, we’ll die together.” (The Chinese news outlet Caixin later reported on the incident.)
 
Li was furious — his messages to the group bristled with exclamation marks. But he was also exhausted. He told us that he almost couldn’t take any more. “For a long time, I have been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to be infected,” he told me, referring again to the lack of adequate PPE.
 
But what he was not prepared for was the trauma of having to fend off patients who had been pushed to the edge of panic and despair. He had witnessed fellow doctors being cursed at, beaten and dragged around the hospital hallways. He feared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he experienced the same treatment.
 
Li’s messages depicted a scene of continuing deterior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dying. But because PPE was so scarce, there were times when medical staff would not enter the wards even to carry away dead bodies. Li, sitting beside the corpses, tried to distract himself by mechanically writing prescriptions for those who were still alive. It was a living hell.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lockdown, the local funeral home had gotten by with a van to transport corpses from the hospital. But soon enough, it needed a cargo truck. One day, after his shift, Li witnessed hospital workers putting corpses — he counted seven or eight — into body bags and throwing them onto the truck bed.
 
‘We have no thanks for our leaders or the government. This still isn’t over, and they’re already rushing to collect rewards for merit.’— Jing
 
The scene stayed with him. He couldn’t get it out of his head when he was awake. When he managed to sleep, he had nightmares. He was overcome by a sense of helplessness. While the state media were portraying health-care workers as heroes, he was devoting his time and energy to treating patients who would not recover. “We’re hardly heroic,” he said.
 
Li has continued to message and call me about once a week since our first long conversation. “I’ve been slowly improving,” he told me on March 11. Still, he said, he continues to suffer from insomnia, and he is reluctant to tell friends and family in China how he’s really feeling.
 
The situation at work has taken another demoralizing turn. When the outbreak was raging, he explained, some of the hospital’s administrators cowered in their offices, too afraid to venture out into the wards. But now that commendations are being handed out, the bosses have been the first in line for bonuses.
  
“It’s much more profitable to work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e laments. “Do you think I might st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ork in that profession?”
 
In the trenches
 
Li is not alone in considering a career change.
 
Another of my contacts, a 30-year-old nurse at Wuhan Changhang General Hospital, has also asked herself if she can keep going. Wang, as I’ll call her, was among the first to work in the hospital’s “fever clinic” when the outbreak began.
 
From the beginning, she recounted, everything was in short supply, including not just PPE and medicine but even cafeteria provisions. She had to work, with little food or water, 12-hour shifts that started at 6 or 7 in the morning. When fatigue overcame her, she didn’t dare take off her protective gear. She simply leaned against a wall and slept with it on.
 
When the city shut down, Wang couldn’t get to work by bus, so she used the bike-share service. But one morning, she rose at 5 a.m. and couldn’t find an available bike, so she walked to the hospital instead. On the way, feeling more desperate and frustrated than ever, she called me and asked, “Can you help us put out an appeal to give the frontline doctors and health-care workers a way out of this?”
 
Wang is optimistic and kind, but she does not hide her emotions. When a patient’s family gave her a small gift of tea and snacks, she was deeply moved. She also speaks her mind and is unafraid of people in author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when Wuhan residents had yet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scale of the crisis, Wang bought Tamiflu — an antiviral used to treat influenza that has been administered to patients in Wuhan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it is effective against COVID-19 — and gave it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counseling them not to go out.
 
Then, when China’s State Council set up a hotline for reporting incidents of negligence in combating the outbreak, Wang immediately reported that her hospital’s leaders had concealed infections among the medical staff.
 
Her best friend was among the earliest to contract COVID-19 and had been put into intensive care with respiratory and heart failure on Jan. 23. In an attempt to ease Wang’s worries, the friend sent a photo of herself smiling behind her ventilator. But the gesture had the opposite effect. After seeing it, Wang told me, she felt even more terrified and desperate to avoid infection.
 
Even so, Wang continued to work, and just two days later — on Jan. 25 — she started to cough. In a text message, she told me that a CT scan had identified a shadow on her right lung. I told her to rest. She said she couldn’t, because her hospital was short of nurses as it was.
 
Heal thyself?
 
While serving on the front lines, Wang saw many of her colleagues break down and cry in the hospital’s lounge. She sent me a video of a nurse curled up in a corner weeping and proclaiming hysterically that she wanted to quit. I asked Wang what had happened to that nurse, and she told me that such episodes were common. As soon as a patient rang a call button, the nurses would pick themselves up and hurry back to the ward.
 
On Jan. 27, Wang was diagnosed with a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at judgment was based solely on her CT scan, even though the standard for confirming a coronavirus case at the time was to use a test kit. Within two weeks, China would formally loosen its criteria for counting cases, allowing for more diagnose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 symptoms.
 
Wang and other infected colleagues were told to self-isolate at home. By late January, hundreds of her colleagues were in home quarantine or had been hospitalized. She and her husband sequestered themselves in separate bedrooms of their apartment. For weeks, Wang lived in fear, both for herself and for her loved ones, not least her 4-year-old son, whom she had left with her in-laws.
 
Wang’s supervisor instructed her not to tell anyone she was infected. If someone asked, she was supposed to say “no,” to avoid sowing panic. By then, many hospitals and media outlets had received orders not to talk about the epidemic. On Jan. 27, Wang told me that medical staff had been ordered to remain calm and collected in front of anyone who did not work at the hospital.
 
During her quarantine at home, Wang kept busy by connecting with various online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that were trying to deliver more PPE to her hospital. When her symptoms finally abated on Feb. 27, she was given two diagnostic tests 24 hours apart, as protocol required. When they both came back negative, she immediately returned to work. “I was really scared this time,” she told me. “I did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again. I have a son. Now I realize I want a safer job.”
 
In March, the Chinese tech firm ByteDance (the parent company of the popular social-media app TikTok), offered CN¥100,000 ($14,100) to every medical worker who had been infected. Yet because Wang’s COVID-19 infection had never been confirmed by a test, she assumed that she would be ineligible for the reward.
 
In any case, she told me that s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kind of compensation. What she really wants is a postmortem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overnment and hospital officials who covered up the outbreak.”
 
Far from over
 
A final account of the COVID-19 crisis comes from a longtime friend whom I’ll call Jing. An anesthesiologist in the city of Shiyan, near Wuhan, Jing had never imagined that she would be working on the front lines of an epidemic. But by late February, she had no choice. The first wave of medical personnel had pushed themselves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to the limit, bu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being admitted continued to rise.
 
Everyon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campaign against COVID-19 is far from over, and that we will all be living under its shadow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In response, Jing’s hospital launched a training program to teach medical specialists in other fields how to treat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a clinical setting. After her crash course, Jing was sent into the trenches.
 
When I spoke to her on Feb. 22, she admitted that when she first witnessed an ambulance bringing in a new COVID-19 patient, her immediate instinct was to turn and run. But she fought that impulse. As a health-care provider, her job was to help people, so she got to work. After her first day in the clinic, she cried long and hard.
 
As of early April, the epidemic appears to have been mostly contained in China. But Jing is wary of letting down her guard. She worries that discharge standards will be set too low, and she wonders if adequate testing has been conducted in places like prisons and nursing homes. Given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globally, she also fears that a wave of new cases will be imported from overseas.
 
When I spoke to Jing on March 8, she told me that the higher-ups in her hospital do not share her sense of vigilance. On the contrary, they have been acting as if the battle already had been won. “While we are grateful to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medical teams that came to support our [province of] Hubei, overseas Chinese, and civil society for their supplies,” she told me, “we have no thanks for our leaders or the government. This still isn’t over, and they’re already rushing to collect rewards for merit.”
 
As the full horror of the epidemic passes from the country of my birth to the country where I live, I want people to know about how bad things got in Wuhan. Watching people in my neighborhood ignore the calls for social distancing fills me with rage and dread. Everyone outside China must understand how much that country’s medical workers sacrificed to bring the outbreak under control.
 
More to the point, everyon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campaign against COVID-19 is far from over, and that we will all be living under its shadow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While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in China is decreasing, and immediate fears of death may have eased, the scars from the outbreak’s peak will remain. And doctors, nurses and other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particular,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what they experienced. Their wounds will not heal soon.
 
Tracy Wen Liu is an author, reporter and translator.

谢显宁:恐惧2

 谢显宁:恐惧2
 
3月31日晚,微信突然被疯,手机显示被疯3天,相当于被“软禁”3天——4月3日晚上才能“解疯”。世界文明越发展,特色疯号越癫狂。朋友们连连被疯的信息,把耳朵都听起茧巴了!“四04”之不可理喻,大有与文明决一死战之势。
 
3月5号被疯过一次,这次被疯就成了“过来人”。既然它们疯禁的权力不受约束,我们就放飞思维吧。于是敲击键盘,以“恐惧”为题,记录下再次被疯的感受。写完之后便静待4月3号解疯。
 
疫情期间无法外出,3天时间,喝茶上网吃饭睡觉,倒也优哉游哉。就把“软禁”权当“修养”吧。
 
不想网上闲逛,却读到一篇有关王瓒绪的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初知道王瓒绪,是40年前在重庆读书的时候——王先生是重庆名校巴蜀学校的创建者。“解放前”,他当过四川省的省主席和重庆的卫戍司令官,等等。因为有了40年前的“铺垫”,读到王瓒绪就格外注意。文章说,“解放后”王瓒绪因对时局有自己的看法,打算通过香港出走,到海外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50余万字的笔记。他的申请本已得到当局批准,不料却被秘书陈子庄告密。后来,王先生在深圳被捕,押回成都后被抛监,直至1960年在狱中绝食而亡。
 
为了详细了解王瓒绪被告密的情况,百度(只能百度)输入“王瓒绪”。显示:“相关结果约63,200个”。以下为“百度百科”摘要:
王缵绪(1885—1960),四川西充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军政生涯长达40年。从底层军官干起,直至陆军上将。抗战中,王先生率部出川,赴前线指挥战斗。1949年12月率部起义,促使四川和平解放。1957年因反对反右运动,暗中偷渡香港未成,被捕。1960年在狱中抗议,绝食身亡。但“百度百科”没有陈子庄告密导致王瓒绪被捕的记载。
 
正想为历史上少一个可耻的告密者松口气,却搜索到如下信息,说陈子庄就是一个告密者。链接:
(1)抗日将领王瓒绪及其家人的结局,
https://www.mala.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8974;
(2)王宇知——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终因声讨“阳谋”而赍志以殁,
http://www.kingdomlawfirm.com/news_.asp?typeid=55&id=84)。
 
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告密在任何时期都是人所不齿的下作行径。疫情爆发前,若干大学曾发生学生举报老师,致使老师受处分,被停课、警告、甚至被开除失业,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疫情中,李文亮医生因透露新冠病毒人传人真相遭到警方训诫,差点被医院开除。李医生殉职后,网友因怀疑他被人告密而英年受难,不幸身亡,也曾在网上愤怒声讨告密者。
 
如果继续搜索,也许还会搜到更多王瓒绪将军和告密者陈子庄的的信息。但3号晚上微信被疯到期,一到“解疯”时间就急忙去解疯。按照手机上“解疯”的提示操作(手机背后的“杀手”是不会或不敢露面的),却跳出这条:“该微信帐号因涉嫌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內容被临时限制登录,如需继续使用,请于2020-0409 21:17:13后重新登录并申请解除限制……”(见题图照片)
 
真TMD奇了怪了。在4月1号到3号被它们疯禁的3天时间里,根本没办法看微信,怎么会“涉嫌传播恶性谣言”?在还没有解疯之前,它们凭什么继续封禁?而且要疯到6天之后的4月9号晚上才“解疯”?到4月9号晚上,它们会不会又像这次一样继续疯禁?
 
这些问题照例得不到答案。被它们封禁的人无计其数,谁得到过它们的答案?无奈之下,大约只有如俗话所说:“但将冷眼观螃蟹”。
 
 谢显宁:恐惧2
 
今天4月4号,被它们继续“疯禁”的第一天。4月4号,不就是“404”吗?巧啊!更巧的,今天是传统清明节。因为疫情,去墓地祭扫亲人是不可能了。但今天有个必定载入历史的悼念活动——上午10点,全国默哀3分钟,悼念抗击病毒牺牲的烈士。为了留下这个空前但愿绝后并永远不要再重蹈覆辙的时刻,我提前上街,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公元2020年4月4号10时零2分,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红光镇广场路民众悼念抗击新冠病毒牺牲烈士——10时正,行驶在广场路的所有车辆就地停车,齐鸣喇叭(如图,有的车还打开大灯双闪),尽管交通灯变绿,10时零3分之前没有一辆车开动(见上照红光镇广场路的绿灯)!
 
什么叫人心?这就是!在人心面前,谁才恐惧?
2020-04-04 
 

曾伯炎:甩锅战乃其对内对外老战术

曾伯炎:甩锅战乃其对内对外老战术
 
甩祸,即嫁祸于人。可民谚有:是祸,躲不过,当然嫁祸,未必就嫁脱。多少纷争,由此而起,甚至战争,由此开篇,当年斯大林不是将纳粹这锅,甩给欧洲,引出的世界大战吗?
 
武汉病毒起在春节之前,重维稳、重春节,轻病毒,延悮预防,中共从来都是对事故灭绝于荫芽状态,唯这病毒,任其汜滥且训诫报警医生李文亮,瘟疫传播几十天后,才来挽救,武汉闹到“千村霹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封区封路封城,为时已晚。封城前,几百万人出逃,难免有人带毒向世界漫延,惹出大祸,出乎号令者意外。
 
于是,推卸责任,逃避清算。无奈了,训诫发声的李文亮医生,改封赠他烈士,以封众口,任志强再放大炮,关起来哑口灭口。赵立坚甩锅美国,引美国总统反击以中国病毒,中国怕了,由崔天凱开记者会打圆场改口,这防疫战又闹成救主战了。对比民主制的救民,专制撒币让极权者充阔,民主制撒币给民众救急,甚至流浪汉也邀进宾馆以防疫。专制惹祸嫁祸不敢担当的丑态,暴露世界后,引举世诅咒,竟然又无耻地开动大外宣机器,叫民主世界抄专制政权的作业,称专制的举国体制战疫最有效率,教训民主国家向他学习,这无耻到多么造极,这一切,尽源自其甩锅嫁祸的策略了。
 
甩锅这序言,让钟南山写,病毒来自美国这谣言,再由外交部里小官僚赵立坚发出:,这么一唱一和,放的烟幕弹,惹川普回击,世界讪笑,其外交与外宣混杂,滋事增大,外交官们在世界荻得战狼嘲讽,才冷藏起外交官赵立坚,改变以口罩输出掩盖谣言输出,改变强硬靣孔,目的,仍是表现奴才为主解忧分忧,敷衍这病毒由中国输出之责而已。但世界已从世卫组织谭德塞一再为中国打掩护找到破绽,要他下课要他担责,在突破这病毒祸及世界百多国的罪责了。
 
专制极权一党垄断一切,国内可玩指鹿为马。玩到世界即受阻。假话一出笼,在国外就穿帮,就遭反击。任志强放大炮,你可禁声把他抓了:但马云柳传志等几十企业家联署请求放人,你能尽封口吗?网上流传5位元老发声批评时政,要求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请求,由红二代陈平挂上网,且出靣谈他转发这请求的原因,均反映这武汉病毒惹出的祸,波澜层出。更有识者认定这病毒之祸,可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已开打了。那么,嫁祸的甩锅战,不是相似二战时开战前电锅吗?
 
看来,台湾被大陆中共排除于世界WHO卫生组织之外,倒成了好亊,免了受中共控制这世卫组织之害。到2月,全島受感染者才18例,死亡者更奇少。成了世界抗疫最佳地区。岂非民主制为民与大陆专制制为主形成的天渊之别吗?
 
当前,随世界千万人联署要求那谭德塞下台,清算他这世卫组织头目受贿成了中共狗的角色,很难说这不是中共用钱收买联合国名下的世界系列组织的曝光与破产开始了,如他这反人权政权却去颔导世界人权组织等,闹不好,说不定闹垮联合国,同一战后的国联,被希特勒德国搞垮的结局一样。中共国再被排除于世界之外。
 
今天,他们自负强过纳粹,有专家拿他们与二战前日本海军对比,日本山本五十六是领着数十艘航毋去中途島与美决战。中共那瓦良格攺的辽宁号与山东号航母,可对付美国太平洋3航母编队吗?
 
也许,认为纳粹没有中共有钱,没有他垄断的资源多,希特勒还未打入非洲,在北非就受堵,中共认为撒钱助非洲穷朋友,穷哥们曾用选票把中共抬进联合囯,现在又入中共一带一路圈,将再抬中共由世界老二抬上老大位置,极权者认为只有当了世界老大,才睡得安稳。老毛穷过渡用粮食換核技,饿死几千万人也不顾,做的那破产的梦,就是世界老大。如今,变成世界土豪的中共,就认为有条件实现什么伟大复兴,不知复到康熙或乾隆,井岗山练出的毛理论,成了妄想,梁家河闹出的大学问,仍只会是黄粱一梦罢了。
 
看来,毛时代文盲愚民,在此智能信息时代,至少巳变成有初中文化的了,过去几亿愚民正变成几亿网民,再转化为公民,续老毛做世界老大梦,美国总统川普把那锅一甩回,就可砸破一尊的老梦,而此前那贸易战,不也战他的梦成残梦哩。
 
老夫宅家中静观中共国与美国这甩锅战,尽管中共国有什么超限战去弘扬老毛军事思想,其实,老毛就是鼓吹核战,吓唬世界吗?他动员赫鲁晓夫拿中国做战场,苏军诱美敌深入中国境内,苏联便甩原子弹。毛说中国牺牲3亿換得世界大同,也很值得。毛死几十年,国防大学継承老毛军亊思想朱成虎将军,他说的牺牲西安以东城巿打核战,就源于老毛。中共几十年由痞子从山沟混进中南海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就是把人作打江山工具,又作坐稳江山的战争工具,这些年他们认作赚GDP工具暴发,便忘乎其形地忘了自已几斤几两了。赵紫阳与胡耀邦坚持把人看做人的思想,便成他们政敌要淘汰。他们把人不当人的意识,当年捷共总书记听老毛狂言:吓得端茶杯的手颤抖说:我们几千万人的国家,岂不就灭绝了吗?
 
我们只要去翻一翻中外历史,这种嫁祸于人的甩锅现象,老毛那慷慨到请苏联甩的锅是核武了,拿几亿人生命去换他的乌托邦,幸好赫鲁晓夫的人性还未被党性灭净,谁知今日极权者的人性还剩多少?总之,二战前,我见斯大林将纳粹这锅,甩给欧洲,喂波兰一半领土给希特勒,以图将纳粹战祸西移,却在卫国战争中付出苏联2660万人代价,他儿子雅可夫也成战俘。这是共产党甩锅的一大教训。
 
二战后,斯大林怕第三次大战,金日成眼红中国大陆统一,要统一朝鲜半島,求斯大林帮助,斯大林又将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口锅,甩给中共,老毛接下这口锅,如果,去读一读沈志华从宮廷密档研究的中苏史,还会发现中国给背上北韩这锅后,付出近百万中国军队代价,換来美军5万牺牲。而背了70年北韩这口锅,别说沉重的代价,给世界的祸害,至今还是一个可怕的悬念。
 
毛泽东在中国以大跃进跃死3760万人命这口锅,不也圧得他甩这口锅,费了20年心机吗?为摆脱他权力与威信危机,他开全国县委书记以上七千人大会,以“白天出气〔怨他的气〕晚上看戏〔消解怨气〕”来纾解他这口死人锅的压力。刘少奇还乡见他姐也差点餓死,以“饿死人,你我是要上书的”这话,拒绝老毛这人祸的锅甩给天灾。以7分人祸3分天灾来问责。若非林彪出来打圆场,硬说所有失误,皆是未照毛泽东思想做犯下的。于是,老毛不得已战略退却,并从林彪的话获得启发,他打造出三个照毛思想做的人物,来为他的失败翻盘,便是人为地塑出工农兵3个模范标兵:1962年,他推出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接着又有工业学大庆,向工人标兵王进喜学习,农业学大寨,向农业模范陈永贵学习。可这3个英雄模范,都说他们以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才取得的成就。这3个工农兵成了毛泽东思想的3个符号,毛再从7千人大会吐的苦水中捞出了毛思想,再经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给他涂以神的金身,圧在老毛身上那大跃进的锅,算是甩出,砸死刘少奇,及文革斗死两千万祸害一亿人的代价〔叶剑英总结的话〕能说是结朿吗?非也!
 
这锅,并未完全甩掉,还背在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身上,仍未甩脱,受到审判与清算,也未算完,这锅,还背在毛的忠诚学生波尔布特等身上,审毛一生在世斗死害死杀死9100万人。待国际法庭以反人类罪孽存着,还想紧跟老毛的人,不是正在跻身这被审的行列吗?
 
当下,中共大外宣的败绩,其红色渗透受挫,不仅特洛依木马的孔子学院打入高等院校被清洗,利用西方新闻自由的假记者伪主编,被登记为政府代理人后,对其大外宣又一打击。乃是被驱逐60名这种驻美以记者名义的政府代理人后,另一大外宣爆光的丑闻,也正在揭露:
 
中共国的大外宣,不仅用红色渗透到台湾,以入股控股去掌控台湾《中国时报》等媒体,也渗透到言论自由的美国,以便用出口转内销,骗不了美国读者可内销去骗本国读者。《华盛顿邮报》乃美国百年名牌老报。有专栏名“中国观察”被中共大外宣用钱租来,由中共国派的大5毛来写中国人用外国人口气写的中国观察。他们垄斮舆论的手段,发展到外国,可叹世界媒体,他们没法收购完,不过以此骗国内愚众:好像外国自由媒体也在为专制叫好似的。这次,中共驱逐了这家报纸驻华记者,那块报上的出租地,未必还能保留?
 
尽管,贸易战从中共国不敢公布签约协议,说明没有胜算,而纳瓦洛说签的约,他也不信中共国能践约。那么这次甩锅的病毒战,将特朗普选战的大好形势打破了,但民主党推不出与川普较量的强手,当前川普民调仍领先。待他扼制了病毒,纠转局靣,追查病毒起源国的棋,肯定是纠合天下百余囯向中共国揭露起底,那反人类罪座实,追求经济赔偿,有人说:中共权贵外逃的黑金,也将抵销。这也是今日红色权贵要拚命甩病毒起源与祸害世界这口祸的难言之隐吧?
 
甩锅现象,是专制独裁体制的补漏行为,所谓中国特色,此即最特色的一种。因无民主制的分权与制衡,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必然积累错误到不可收拾,加以权力垄断与自我吹捧助长极权骄横,扩大与深化其罪孽与错误,搞到没法掩饰,更是必然,除了叫臣僚给皇帝背黑锅,叫民众给他背锅,再难消除问责时,便只有发动战争来转移目标,把锅甩给炮灰来化解了。
 
当前,由北京发动的甩锅大战,已有人预言可能战到闭关锁国的北韩格局,或许有再一次打倒四人帮的变局,甚至那狗头军师,被预计为替罪羊,且拭目以待吧。更有论者脱出过去世界大战的形式与套路,认为人类遭遇看不见的武汉肺炎病毒这敌人,世界各国纷纷被此敌人阵亡,此乃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那么,留下这谁是挑起此战的责任人,不是战争结朿后追责的必然吗?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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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在欧美、在世界都在追责此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性瘟疫的时候,英国爱丁堡大学为什么要给中共政府的最高专家顾问钟南山授予首个杰出校友奖?英国爱丁堡大学到底要奖励钟南山什么样的贡献?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发表了题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完整的结论是: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一。
如果2020年1月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之时实施管控措施,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约三十分之一;
如果2020年1月3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时实施管控措施,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约八十分之一;
如果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吹响哨子时实施管控措施,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约二百四十分之一。
追责赔偿的最大难题是损失的数量化,钟南山提供了数量化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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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南山获英国爱丁堡大学2020年杰出校友奖
 
根据澎湃新闻社2020年4月2日报道,记者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官网获悉,钟南山教授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首个2020年杰出校友奖(Being Edinburgh Award)。钟南山教授的得票率超过90%,投票是在2月24日至3月4日线上进行的。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图1:钟南山获英国爱丁堡大学2020年杰出校友奖,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根据钟南山的简历, 1936年出生,福建福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并留校任教。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到广州医学院进修。1979年至1981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伦敦大学圣巴费勒姆医学院学习。钟南山在英国进修期间,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把2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他的勤奋和才干,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1981年钟南山回国。2007年钟南山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根据报道,钟南山发出一封电子邮件致谢爱丁堡大学,钟南山表示,获得首个爱丁堡杰出校友奖是一种荣誉。他感谢投票的学生、校友和职员。他还公布未来访欧访美的计划,为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举办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的传播途径、传染性、诊断和管理的系列讲座。
 
二、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就在钟南山获英国爱丁堡大学2020年杰出校友奖后的第二天,2020年4月4日英国跨党派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发文,指中国应该向英国支付3,510亿镑赔偿金,也应该向其它七国集团(G7)成员国支付巨额赔偿,以弥补因其瞒报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图2: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目前英国疫情蔓延的趋势十分迅猛,死亡人数增加也很快。截至英国当地时间4月5日早上9时,英国共有47806人确诊,共4932人染疫身亡。英国首相约翰逊感染后病情加重并送入医院。英国查尔斯王子被感染。英国三大家族均有人被感染。以英国前副首相达米安·格林(Damien Green)为首的保守党议员要求重审英中关系。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迈克尔·戈夫近日在接受英国BBC采访时则直言,去年12月中国就出现首个新冠病毒病例,但来自中国的报告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疫情的规模、特质和传染性。英国《卫报》报道,英国政府内部的资深官员和部长正准备与中国“清算”关于新冠疫情的“不实信息”。有内阁官员表示,约翰逊政府可能放弃跟华为的5G交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日前正在推动一个“要中国为新冠疫情承担责任”的议案,提出“要中国承担责任”、“要中国赔偿全球疫情造成的损失”。议案发起后的数小时便在美国国内引起轰动,很多众议员签字支持。美国一位律师已经启动赔偿20万亿美元的控诉程序。
 
法国《费加罗报》论坛网页4月1日刊登法国知名汉学家,团结中国协会主席玛丽·候志明女士(Marie Holzman),人权联盟的中国问题负责人阿兰·布克(Alain Bouc)先生与刘晓波委员会成员文森特·布洛塞尔先生(Vincent Brosel)的文章指出,中国政权必须为此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性的瘟疫承担巨大的责任,因为北京隐瞒疫情真相,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球各国的媒体却都接受了中国官方的这一数字,导致了致命的后果。
 
据《今日印度》4月4日晚间的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日前召开发布会,称已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国为其“严重危害人类罪”支付“示范性损害赔偿”。现任国际法院主席阿迪什·C·阿格加瓦拉来自印度,他对记者说:中方没有采取行动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已经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令全球企业至少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并导致印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数百万工人失业。
 
在英国、在欧美、在世界都在追责此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性瘟疫的时候,英国爱丁堡大学为什么要给中共政府的最高专家顾问钟南山授予首个杰出校友奖?英国爱丁堡大学到底要奖励钟南山什么样的贡献?
 
三、钟南山院士团队为追责和赔偿提供数学模型
 
要求赔偿的最难问题是损失的数量化问题。但是,钟南山院士团队已经为此提供了数学模型。这应该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授奖的原因。
 
在《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一文中笔者指出,钟南山院士团队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一词。既然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最早提出使用的,那么那些对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所谓污名化的指责都是无事生非。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发表了题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2020年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各大媒体均以《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加以报道。
 
报道说:“近日,钟南山院士团队在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 发表 “基于 SEIR 优化模型和 AI 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 COVID-19 暴发趋势预测”的文章。该研究预测了COVID-19疫情全国在2月下旬达到高峰,4月底趋于平缓。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如减低武汉管控力度,湖北可能在3月中旬出现第二次疫情高峰并延续至4月下旬。”
 
中国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在于,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媒体要用这个结果来说明,武汉管控措施实施的及时。
 
德国有句俗话,半瓶水,你可以说半瓶是满的,你可以说半瓶是空的。主要看讲话的人想强调什么,想强调瓶中有水,就说半瓶是满的;想强调瓶中缺水,就说半瓶是空的。
 
中国各大媒体想强调瓶中有水,只是片面地引用了钟南山院士团队研究的结果,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但是在模型中还有一个假设,就是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只是三分之一。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图3:模型预测总结,来源:《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
将模型预测部分结果翻译如下:
SEIR 模型,地区:中国
疫情规模
措施实施时间 截至时间 每天新增 截至时间 累计病例 总病例
1月23日 2月7日 4169例
(95% CI:3615,4919) 2月28日 59764例
(95% CI:51979,70172) 122122例
(95% CI:89741,156794)
提前五天 2月2日 1391例 2月23日 19962例 40991例
推迟五天 2月12日 12118例 3月4日 173372例 351874例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2020年1月23日是武汉封城的日子,根据模型预测,15天后,到2月7日,每天新增病例为4169例(可信度为95%,3615例至4919例);36天后,到2月28日,累计病例为59764例(可信度为95%,51979例至70172例);本次疫情总病例为122122例(可信度为95%,89741例至156794例)。这是比较的基础。
 
如果武汉封城的日子推迟五天,15天后,到2月12日,每天新增病例为12118例;36天后,到3月4日,累计病例为173372例;本次疫情总病例为351874例;
 
如果武汉封城的日子提前五天,15天后,到2月2日,每天新增病例为4169例;36天后,到2月23日,累计病例为19962例;本次疫情总病例为40991例。
 
中国各大媒体只报道了如果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的结果,无论15天后的每天新增病例,还是36天后的累计病例,还是总病例,都是1月23日武汉封城结果的大约三倍。
 
但是中国各大媒体都没有报道,如果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的结果,无论15天后的每天新增病例,还是36天后的累计病例,还是总病例,都是1月23日武汉封城结果的大约三分之一。
 
钟南山院士团队为追责和赔偿提供数学模型:如果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缩小至三分之一!这是钟南山院士团队量化的结果。
 
钟南山院士团队提供数学模型,支持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科学家的预测模型的结果。钟南山院士团队提供结果的意义在于,这是来自中国自己最高级的科学专家团队的科研结果,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是来自最早发生疫情的中国。
 
下面是笔者认为的几个可能提前实施管控措施的时间节点:
2020年1月18日;
2020年1月7日;
2020年1月3日;
2019年12月30日。
时间节点1:2020年1月18日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文章中发布了湖北省至2020年1月25日的累计确诊病例:
 
 
王维洛:钟南山英国获奖与英国跨党派智库向中共索取赔偿3510亿镑 
 
图4:湖北省累计确诊病例:,来源:《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到,从1月17日的62例确诊病例到1月18日的121例,确诊病例翻了一番,是这张表中相对增长速度最高的。1月18日应该采取措施了。如果这一天采取措施,提前采取措施5天,疫情规模预估将缩小至三分之一!
 
时间节点2:2020年1月7日
习近平多次强调,此次大国抗疫,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2020年2月15日《求是》刊载习近平于2月3日在中央常委会的谈话全文。习近平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7日,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
如果1月7日实施管控措施,比1月23日提前了16天,疫情规模预估将缩小至将约三十分之一!
 
时间节点3:2020年1月3日
2020年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政府在2020年1月3日向美国政府通报了疫情。自1月3日起,共30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如果1月3日实施管控措施,比1月23日提前了20天,疫情规模预估将缩小至将约八十分之一!
 
时间节点4:2019年12月30日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笔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样,然后將这份报告拍下來传给别的医生。艾芬医生发出了哨子。
 
李文亮医生在收到同事发给他的信息后,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中转发、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等文字信息和1张标有“SARS冠状病毒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等字样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1段时长11秒的肺部CT视频。之后又在该群发布“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李文亮医生吹响哨子。
 
如果在艾芬医生发出哨子,李文亮医生吹响哨子的时候,2019年12月30日就采取措施,比1月23日提前了24天,疫情规模预估将缩小至将约二百四十分之一!
 
钟南山院士团队为追责和赔偿提供数学模型,使得损失可以量化。对于英国来说,钟南山是功不可没,完全有资格获得奖章。
 
很多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国际上已经有不少这样的预测模型,钟南山团队在论文中也已经提及,比如Wu JT和Read JM的预测模型,为什么钟南山团队要提供这么一个具有中国最高权威性的预测模型。难道是为了让中国媒体去宣传: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这个片面的结果。钟南山清醒地知道,既然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上,外国的学者、外国的记者、外国的情报人员、外国的政治家都会看到这篇论文。外国人看到的不仅仅是半瓶水是满的,外国人看到的还有半瓶水是空的。如管控措施推迟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大陆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一。这就是蔓延世界疫情损失的数量化。而且将来中共政府无法否定自家高级专家的数化模型。
 
钟南山是个读书人。
 
中国人记得《辛丑条约》,但是大多数只记得4亿5千两白银的庚子赔款。钟南山更记得《辛丑条约》中对支持过义和团的“爱国“官员的处置,从中央到地方被处死、赐自尽、死后免职罢官、流放、监禁的官员共百余人。但是,那些反对过义和团,特别是反对攻打东郊民巷大使馆区、保护过一个洋人、为洋人做过一件事、说过一句话的清朝官员是马照跑、舞照跳。钟南山惦记着访欧访美的计划,惦记着为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举办关于新冠肺炎感染的传播途径、传染性、诊断和管理的系列讲座。他不想有清朝“爱国“官员的结局。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709律师王全璋刑满后被“隔离观察” 妻子批评是“继续坐牢”

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璋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理应返回北京。
 
王全璋获释抵达济南后,与妻子李文足简短通了电话。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全璋今天早上九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五点多钟离开监狱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其实济南的房子是出租了,警察把租户赶了出去。全璋目前被放在自己在济南的家里,因为他是借用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通话很匆忙,说买了手机后再给我打电话。”
 
当局目前对王全璋的安置是十四天疫情隔离,接下来他能否获准与李文足母子在北京团聚将是关注焦点。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会去济南与王全璋团聚:“我为什么去济南?我不会去济南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北京生活。全璋被抓之前就在北京执业,我们的家庭在北京,孩子也在北京,他是必须应该回北京的。他离开监狱那一刻,(到底)是去济南、北京,还是哪个城市生活,都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权利。现在政府利用疫情隔离的理由继续监禁全璋。”
 
欧盟在周日针对王全璋出狱一事发出声明,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王全璋,尤其应该确保他的行动自由与迁徙权,包含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欧盟的声明表示,中国在王全璋被拘留跟审判期间都没有尊重他在中国法律及国际承诺下的权利,所以中国当局应该对媒体报道中提到的王全璋在被关押期间遭受的虐待与酷刑进行彻底调查。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联同另外10个国际人权组织4月3日发出联合声明呼吁有关方面要确保王全璋出狱的待遇合乎中国法律及国际人权标准。
 
为此,联合声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王全璋及其家人意愿及权利,让王全璋立即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尊重并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尤其是迁徙自由;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会被软禁、长期监视;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再被骚扰或逼害; 确保王全璋儿子能充分行使其平等受教育权”。
 
▲美国之音(VOA)4月3日报道:维权律师王全璋出狱日子或有变,人权组织呼吁确保其合法权益
11个国际人权组织周五(4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有关方面保障维权律师王全璋获释后的人身自由
王全璋从2015年被捕至今已经被关押1200天,201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原定于 2020年4月5日获释。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联同另外10个国际人权组织4月3日发出联合声明呼吁有关方面要确保王全璋出狱的待遇合乎中国法律及国际人权标准。
为此,联合声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尊重王全璋及其家人意愿及权利,让王全璋立即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尊重并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尤其是迁徙自由;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会被软禁、长期监视; 确保王全璋及其家人不再被骚扰或逼害; 确保王全璋儿子能充分行使其平等受教育权”。
王全璋2007年开始在北京执业,经常代理敏感人权案件,包括宗教自由案、土地维权案及新闻自由案件等。此外,他亦曾以笔名在网上发表时政评论,并撰写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报告。
王全璋从被捕到正式服刑前,被秘密关押三年多,不允许会见家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而且由于当局施压,家人委托的律师多次被迫解聘。案件宣判至今一年多,判决书一直没有公开。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直到2019年6月28日才在山东临沂监狱见到王全璋。李文足当时形容王全璋“焦躁、恐惧、苍老,像另一个人,无法正常沟通”。
李文足为救援丈夫曾30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抗议,发起“千里寻夫”等行动。2017年,李文足与另外几位709律师妻子把行动带到社交媒体,并分享了“我可以无髮,你不能无法”削髮抗议,引起本地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联合声明说,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李文足被迫多次搬家,他们的儿子被迫两次失学。而王全璋获释后,极有可能被送返或软禁在他的户口所在地山东济南。
根据中国法律,获释人前往的地方要以当事人的经常居住地为优先。经常居住地被定义为居住一年或以上的地方。
最新消息是,李文足4月3日在推特发出“愤怒的消息”。她的推文说,监狱方和社区当天下午通知王全璋的姐姐和姐夫,不准他们二人去临沂监狱接王全璋出狱,去了也接不到人。监狱方说,王全璋从4月5日开始到户籍地接受14天的隔离,还说,14天之后,王全璋就是自由的了,可以离开济南。
李文足在推文中说,“本来计划由全秀姐开车接全璋回北京,回家后肯定在家自行隔离14天。现在的情况说明,全璋感染了病毒,不让他进北京。连看一眼都不行,明摆着是要掩盖真相”。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4月4日报道:王全璋明出狱但即隔离14天 11人权团体促让王回京与妻儿团聚要求落空
「709事件」最后一名在囚维权律师王全璋将于明(5日)天获释,但其家人突然接获通知,由于王全璋所在监狱发生武汉肺炎,王出狱后必须回住户所在地的山东济南隔离14天。王妻李文足对此大表愤怒,认为是当局藉词非法限制王的人身自由,另外又担心这意味丈夫感染武肺。
有分联署要求让王全璋获释后回北京与妻儿团聚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对中国这极之邪恶的政权已失去希望,预料王在14天后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是「由一个小监狱转去大监狱」。
王全璋早前给妻子写信,称出狱后要回济南,李文足认为他有难言之忍,应是非自愿地被送往济南,可能会像另一维权律师江天勇一样,出狱后继续被国保全天候监视,甚或软禁。包括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11个国际人权团体有见及此,今(4日)天发表联署声明,直言「王全璋律师及其家人已经受够苦了」,促请中国政府守法和尊重他的人身自由,让他出狱后立即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并确保他获释后不会被软禁,以及停止骚扰或逼害王及其家人,并确保王的儿子可享平等的教育权利。联署团体忧虑,若王被送到济南,将令他远离北京的家人和朋友,令他的人身自由更难获得保障。
不过,联署团体的要求终将落空。李文足昨晚在推特发帖,指王的姐姐王全秀接获通知,明天不能去临沂监狱接王全璋,即使去了也接不到,因为监狱发生武汉肺炎疫情,所有出狱人士都要在户籍地隔离14天,之后,王全璋便自由了。她认为,这是当局藉武汉肺炎非法限制王的人身自由,指责临沂监狱长违法犯罪。
她表示,即使家居隔离,也可在北京的家进行,现在当局连一眼也不让家人看便把王全璋带去济南,忧虑是因为王亦染疫,当局的做法是掩盖真相,有蓄意谋杀之嫌。
何俊仁:望能对王全璋进行心理辅导
发起联署的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不相信王全璋14天后可真正获得自由,中国向来会在释放异见人士后继续施以监控,最严重是加以软禁,故获释只是由一个「由一个小监狱转去大监狱」。
他对联署要求落空不表失望,因为他对北京这个「极之邪恶的政权……没有希望」。但团体会继续现时的工作,指联署就是要发出抗议的声音,虽然未必如愿,但若放弃发声,情况可能更差:「可能放都唔放,可能连李文足也会被捕」。
李文足早前探望王全璋后表示,丈夫面容消瘦,记忆力衰退,表现焦躁、恐惧,有掉牙现象,怀疑他曾遭受酷刑折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何俊仁说,相信王患上创伤后压力症,期望可以向他提供心理辅导,即使只是透过电话进行也好。他透露,关注组之前曾对国内获释人士进行面谈式的心理辅导,效果良好。
经关注组牵头,国际人权服务社、人权捍卫者、台北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加拿大律师权利观察等十个人权团体联署声明,促请当局还王全璋真正自由
2015年茉莉花事件后,中国自7月9日起大举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和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称为「709大抓捕」,而王全璋在当年8月3日被带走后,一直失联,直至17年初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并被秘密羁押近两年才在18年底经闭门审讯,后被判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5 年,是大抓捕中最后一名被判刑者,其判决书一直没有公开。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4月5日报道:王全璋出狱后转到济南「隔离」料未来5年续失人权自由
被指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在羁押及囚禁近五年后,今早出狱,但随即被送往户籍所在地的山东济南隔离,未能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而由于他被判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会在服刑后执行,相信他今后一段长时间不能享有众多权利,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
王妻李文足今(5日)早在推特上发帖,指王全璋早上5点多离开临沂监狱,9点多借人电话致电告诉她,已住进济南自己的房子里。她指出,济南的房子本来已出租,但警察把租户赶走,以便王住进该房子。
由于二人通话时间短,暂时未知王全璋的身体健康状况。而根据李文足昨天在推特发布王全璋在狱中致电给她的声带,王口齿略有不清,反应亦较慢,但没有咳嗽或虚弱的表现。有关录像的声带是王全璋被扣押近五年来首次声音曝光。李文足说,狱方有关安排是企图「逼迫全璋“说服”我,接受全璋去济南,我是坚决不会同意」,要求让王重获真自由
李文足和人权团体一直要求王全璋出狱后返回北京,以便家人和朋友照顾,并指王入狱前长期在北京居住,当局应按例送他回北京,而非户籍所在地。但当局以监狱出现武汉肺炎疫情为由,强将王全璋送回济南隔离14天,并禁止王的姐姐王全秀接他出狱。
中国不少异见人士出狱后,均会被当局监视或软禁,难以与外界接触,预料王全璋亦难以避免重复这种「从小监狱转大监狱」的命运。而根据中国法律,被判剥夺政治权利者,是在主刑服完后执行,故此判刑4.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的王全璋,将在今后5年不能享有政治权利,由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便以此规定对异见人士进行监视或软禁,比王全璋早出狱一个多月的「709大抓捕」另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便因此被公安送往河南,并被国保人员监视。
按照中国《刑法》第54条,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将丧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以及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2015年茉莉花事件后,中国自7月9日起大举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和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称为「709大抓捕」,而王全璋在当年8月3日被带走后,一直失联,到了前年底经闭门审讯后,获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是大抓捕中最后一名被判刑者,其判决书一直没有公开。
▲美国之音(VOA)4月5日报道:709律师王全璋获释 能否回北京舆论瞩目
舆论高度关注的709律师王全璋4月5日早上从山东临沂监狱获释,目前被当局安置在济南进行“疫情隔离”。至于济南隔离后的最终去向,其妻李文足坚持丈夫理应返回北京。
王全璋,1976年生,中国维权律师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当局抓走。2018年12月26日,天津第二中院不对外公开审理王全璋“煽颠罪”。2019年1月28日上午,该院认定王全璋犯“颠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所谓709案,是指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公安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帶走、失联、约谈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以及亲属的事件。这起事件因李文足等家属常年为被捕或者失踪家人奔走上访,引发中外舆论高度关注。
王全璋获释抵达济南后,与妻子李文足简短通了电话。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全璋今天早上九点多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五点多钟离开监狱到了济南自己的家里。其实济南的房子是出租了,警察把租户赶了出去。全璋目前被放在自己在济南的家里,因为他是借用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通话很匆忙,说买了手机后再给我打电话。”
当局目前对王全璋的安置是十四天疫情隔离,接下来他能否获准与李文足母子在北京团聚将是关注焦点。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不会去济南与王全璋团聚:“我为什么去济南?我不会去济南的,因为我们一直是在北京生活。全璋被抓之前就在北京执业,我们的家庭在北京,孩子也在北京,他是必须应该回北京的。他离开监狱那一刻,(到底)是去济南、北京,还是哪个城市生活,都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权利。现在政府利用疫情隔离的理由继续监禁全璋。”
为了促使王全璋出狱后回到北京,4月4日全国哀悼日当天,709律师的几位家属王峭岭、原珊珊、刘二敏等发出致中国司法部、公安部的公开信: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王全璋陷于家人分离的悲剧。
信件将王全璋比作武汉疫情初期“吹了哨”而被“训诫”的医生,称709律师在“破坏法治”病毒的肆虐中被失踪,被判刑。“他们曾用职业生涯的代价辩护过的嫌疑人或许洗脱了罪名,但是他们自己被扣上了重罪,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人身自由。这其中,就有王全璋”。
该信还指出,王全璋不是湖北籍,完全符合回京条件。而且,在官方鼓励各地纷纷复工的同时,按照北京、山东的相关规定,王全璋符合回京自行隔离的条件,是合法的,但官方却设置障碍不让他一家人团聚。
李文足最近一直为王全璋回京做准备,包括烹饪,目前暂时无法团聚,采访中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暂时不能与丈夫团聚,但是她刚刚联系了济南的外卖人员,安排为王全璋送饭到家。
王全璋获释消息在网上热传。有网友说,“夫妻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阻扰都是暴虐的行为”。另有网友说,当局不让王全璋回北京是借口,“早就提醒你(李文足)今天的结果,你可以斗争,但是改变不了现状”。还有的网友说,“评论里要求你抗争的就是帮倒忙,不是他们的老公,就不嫌事大”,“留的青山在”,“去济南吧”。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5日报道:维权律师王全璋今日出狱 仍被软禁家中
在709律师大抓捕案中获刑4年半的维权律师王全璋4月5日刑满释放,但中国政府仍然以新冠疫情为由,将其软禁在山东济南的家中。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及其儿子也在北京,无法与其相聚。
李文足在推特上透露了王全璋出狱的更多细节。她说,王全璋在当天上午9点打电话告诉她,他是早上5点离开监狱的。本来济南的房子租出去了,但警察把租户赶走了,然后把王全璋送到了济南的房子里。李文足又说,王全璋不是隔离病毒的,是继续坐牢的。
李文足还透露,王全璋的堂弟受她所托去看望王全璋,以及外卖小哥送鲜花,都被警方拦下,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王全璋是中国维权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多年在北京代理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包括法轮功、基督徒和失地的农民等。
他在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案中被警方抓走,“被失踪”超过一千天,经过其家人反复抗争和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才得以释放。他也被称为709案释放的最后一人。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对外表示,希望王全璋是无条件释放,享有行动自由;还应调查其狱中是否遭受酷刑。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4月5日报道:王全璋今出狱被急送济南隔离 外卖鲜花小哥全遭捕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称,王全璋出狱后,李文足于下午近6时更新王全璋消息,指负责送外卖、鲜花的速递员被带到派出所。李文足在twitter写道,“下午1点,我给全璋叫了外卖、定(订)了鲜花,快递顺利进了小区,送到了全璋手中;下午峭岭姐也给全璋定了鲜花,4点50,花店老板给峭岭姐(另一名709家属)打电话,派送人员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未能与丈夫团聚的李文足禁不住问:“现在不让快递给全璋送餐,全璋吃什么?”
苹果日报据该报道说,709最后一人王全璋出狱被送到济南住所,送外卖、鲜花速递员被捕。
“709事件”最后一名在囚内地维权律师王全璋今日(5日)刑满,按内地惯例会在凌晨时段出狱,但他即使如期离开山东临沂监狱,仍无法立即与至亲家人相见,因为狱方事先张扬以疫情严重为由,要强送王文璋回家乡济南隔离14天。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今早(5日)发Tweet写道:“全璋上午9点多给我打了电话,全璋出狱了。他早上5点多从监狱离开,现在在济南自己的房子里。济南的房子本来是租出去了,警察把租户赶走了,然后把全璋送到了济南的房子里。全璋用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打的,所以只说了这几句话。他说下买了手机再跟我联系。”李还贴上一家三口的照片,表达全家团圆的盼望。
报道称,李文足于下午近6时更新王全璋消息,指负责送外卖、鲜花的速递员被带到派出所。李文足在twitter写道,“下午1点,我给全璋叫了外卖、定(订)了鲜花,快递顺利进了小区,送到了全璋手中;下午峭岭姐也给全璋定了鲜花,4点50,花店老板给峭岭姐(另一名709家属)打电话,派送人员被带到派出所去了。”未能与丈夫团聚的李文足禁不住问:“现在不让快递给全璋送餐,全璋吃什么?”李文足昨表示,王全璋的姊姊王全秀昨日遭多名便衣人员阻止前往接弟弟出狱。李文足好友、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则留言鼓励:“王全璋要真自由!”
该报道说,而709案中另一位维权律师李和平,其妻子王峭岭昨晚在Twitter,向司法部与公安部发公开信,呼吁当局要吸取训戒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教训,不要再迫害法治吹哨人,让王全璋刑满之后继续陷入与家人分离的悲剧中。
王全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囚4年半以来,其声音于昨日首度曝光。他在狱方安排下与李文足通话。李文足多次要求王全璋出狱后要回到北京,二人的孩子王广微亦要求父亲返回北京的家。王全璋表示目前疫情严重,需要先到济南隔离一段时间,叫李文足不用到监狱接他。王全璋又强调一家人必会再在一起,但需要有个过程,着她理解。
通话中,李文足多次询问王全璋的情况,担心他所在的监狱有疫情不安全,但王全璋未有回应,并叫李文足不要再说。
该报道指出,日前,李文足已接获狱方通知,王全璋要到济南隔离14日,其间家人不得探望。当时李已经反对安排,认为山东监狱是借疫情打压,软禁丈夫。李文足当时强调要继续抗争,维护团聚权利外,更担心是丈夫服刑的监狱已爆发武汉肺炎,甚至王全璋已经染病。
至昨日,李文足在网上发布消息,指王全璋的姊姊王全秀,早上被多名便衣公安堵在公司内,不准她离开接弟弟出监。由于之前王全璋在家书中强调,要家人在昨日带一双运动鞋给他出狱,现在官方突然不准唯一可接王全璋出狱的人离开工作地点,令李文足更感焦急,担心“全璋出狱没有鞋穿啊”!
苹果日报说,王全璋刑满后旋即被送去济南隔离14日,禁止与家人见面。事件引起国际关注,11个国际人权组织周五(3日)发起联署,指“王全璋律师及其家人已经受够苦了”,促请中国政府守法和尊重他的人身自由,让王全璋出狱后立即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并确保他获释后不会被软禁,停止骚扰或迫害王及其家人,以及确保王的儿子享有平等教育权利。
报道称,有份联署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时承认,对中国这极之邪恶的政权已失去希望,但仍然要发声抗议。他又预料王在14天后也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是“由一个小监狱转去大监狱”。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4月5日报道:王全璋团聚梦多挫折 甫出狱即遭带走
去年初因颠覆国家政权罪成被判囚4年半的709案律师王全璋,周日(5日)在山东省临沂监狱刑满出狱.正如其妻李文足所料,王全璋被当局带往济南,不能立即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李文足在社交网站帖文指,丈夫清晨5时许已出狱,目前身在其位於济南的住所。她说,济南的物业本来已租出,但警察把租户赶走,然后把王全璋送到屋内,以防疫为理由隔离14日,期间家人不得探望。
她指,王全璋只能用社区工作人员手机打电话,所以只简单说了几句说话,当王全璋买了手机会再跟她联系.
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原计划前往临沂监狱迎接弟弟出狱,周六(4日)上午欲起程时,遭多名公安和便衣国保拦截,目前与外界失联。在前一天的周五(3日),员警和社区官员到王全秀的单位发出威胁,要求不要前往监狱迎接。并称以防疫为由,将王全璋送至济南隔离14天。
王全璋在2016年被指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扣押,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外界失去联络多年后,直至去年1月才被法院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囚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
▲德国之声(DW)4月6日报道:王全璋出狱即被“隔离” 妻忧一家人难团聚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五年前在709大抓捕后被逮补入狱。而他周日在被关押将近五年后,终于获释。但他并未返回北京与妻小团聚,而是被政府带到户籍地济南的住处隔离。各界担忧,王全璋在被释放后,仍会遭受中国政府长期的监控,无法真正获得自由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在被中国政府关押近五年后,终于在周日(4月5日)清晨离开山东省的临沂监狱。然而,他出狱后却立即被送往位于户籍地济南的住处隔离,并未如妻子李文足所希望的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李文足周一 (4月6日)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王全璋在获释前跟她说自己在监狱中已接受五次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所以代表他是健康的。在出狱前,临沂监狱的官员也向王全璋表明,他出狱一定要由狱方人员送至目的地。 如果他愿意去济南的话,他们便会送他,但如果他想去北京与妻小团聚的话,他们便不送他。 李文足说:“中国政府这么做根本是强人所难,强迫全璋一定要去济南。 ”
一波三折的获释过程
李文足周日上午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周日上午九点多接到王全璋打来的电话,了解到他于周日清晨五点多离开临沂监狱,被送到两人位于济南的家。然而,原本济南的房子已出租给别人,但警察却把租户赶走,让王全璋待在该处进行长达14天的居家隔离。
在王全璋抵达济南住处数小时后,李文足再次于推特上发文更新,表示虽然王全璋有收到她周日下午一点透过外卖送去的食物与鲜花,但709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周日下午四点五十分准备再送鲜花去给王全璋时,花店的老板却告诉王岭峭派送人员被带到当地警察派出所。
此外,李文足还表示王全璋的堂弟周日下午三点半尝试去探望王全璋时,一到小区门口便被许多人拦住,并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李文足写道:“堂弟说:”我好几年没见到我哥了,就是想见我哥。‘警察说:“不允许你见,也不要硬闯,否则就拘留你。’”
除了外送员与王全璋的堂弟先后被警方拘留外,王全璋的姊姊王全秀上周六 (4月4日)也透过李文足发布视频表示,她原本预计周日到临沂监狱去接王全璋出狱,但一群公安周六上午九点十分突然到她工作的单位控制她,禁止她去接王全璋出狱。
欧盟吁无条件释放王全璋
欧盟在周日也针对王全璋出狱一事发出声明,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王全璋,尤其应该确保他的行动自由与迁徙权,包含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欧盟的声明表示,中国在王全璋被拘留跟审判期间都没有尊重他在中国法律及国际承诺下的权利,所以中国当局应该对媒体报道中提到的王全璋在被关押期间遭受的虐待与酷刑进行彻底调查。
针对王全璋出狱可能被中国政府继续监控的情形,美国纽约大学的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Cohen)周六在博客写道,中国政府过去十年习惯用伪释放来继续打压人权律师维权人士。这种方法不仅让中国政府能更专注于对付特定对象,也能对这些维权人士进行更长时间的监控。
防止王全璋回归正常生活的手法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中国政府逮补入狱的律师谢燕益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强迫王全璋在出狱后到济南进行隔离的决定已违反中国防疫的相关规定。他表示,根据相关规定,王全璋应该可以回到他的经常居住地与妻儿团聚,并在那样的环境下进行隔离或相关医疗检查。但他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借助防疫把王全璋封闭起来,是因为他们怕王全璋会揭露在监狱中所遭受到的酷刑。”
谢燕益说,他自己与王全璋一同被关押期间,被强制喂药,遭受殴打、在指定监禁期间半年见不到阳光以及疲劳审讯等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他告诉德国之声:“当时我们可以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关押期间,我也听到有人受到电击的虐待,王全璋应该就是其中一人。”
谢燕益表示,关押期间因受到各种折磨,导致自己在获释后,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慢慢恢复。他认为,王全璋在被关押期间,不仅遭受与其他人权律师一样的折磨,甚至还受到特殊待遇。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我相信有一天王全璋会将所遭受的所有虐待都披露出来,但这也是为何我认为中国政府要把王全璋定罪四年八个月的原因。”
谢燕益说,他认为中国政府中部分人不愿看到王全璋回归正常生活与家人团聚,也不愿让他重新获得言论自由。谢燕益说:“这些人害怕王全璋将所有的事情都公诸于世,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的不让王全璋那麽容易地回到社会中。这些人不仅绑架了中国社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走上正常道路。”
由于王全璋目前仍须在济南度过13天的强制隔离,李文足表示王全璋目前是被中国当局以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软禁在济南。 她说,希望中政府能遵守他们的说法,在14天后让王全璋真正获得自由。 她告诉德国之声:“我现在只能暂时相信他们14天后便会让他自由,但如果他们14天后还是不让他回来,那我就继续去公安部或司法部继续控告,透过维权来要求让他获得自由。 ”
▲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6日报道:王全璋刑满后被“隔离观察” 妻子批评是“继续坐牢”
2015年“709”事件中被拘捕,然后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周日(4月5日) 刑满出狱,但当局以防范新冠肺炎扩散为由,将他送到济南隔离14天,没有到北京与妻子李文足团聚。她形容丈夫是“继续坐牢”。
李文足在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 说,他的丈夫用“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给她打电话,透露自己当天早上5时多离开监狱,但只说了数句话,说他买了手机会再跟她联络。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办公室研究员多利安。刘(Doriane Lau)批评,王全璋的自由只是“幻象”,认为王全璋今后仍然会受当局的严密监察。
北京市目前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所有进京旅客都必须隔离观察14天。
但李文足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她认为当局在利用疫情为借口,继续扣留王全璋。她又认为当局仍然控制着她丈夫的言行。
“他打电话跟我说他会到济南。一个正常人与妻儿分开五年后,会说出这些话吗?”
中国官方至今没有就王全璋刑满获释作任何评论。
中国当局2015年拘捕王全璋及200多名维权人士,王全璋被拘留至2019年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他在裁决前已经被秘密关押三年。
除了国际特赦组织,欧盟早前也发表声明欢迎王全璋刑满释放,但要求中国当局调查他在囚期间怀疑被虐待。
“欧盟期望王全璋将会获无条件释放,尤其是他行动、居住和与家人团聚的自由。”
 
▲美国之音(VOA)4月6日报道:欧盟呼吁中国无条件让获释人权律师享有自由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709律师王全璋刑满后被“隔离观察” 妻子批评是“继续坐牢” 
 
维权律师王全璋在“被消失”前与妻子李文足和孩子的合影。(资料照片)
 
被判刑4年半的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星期日(4月5日)刑满出狱。欧盟对此发布声明,呼吁中国对王全璋无条件的释放,尤其是要确保其行动自由和迁徙权,包括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等。
同时,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天也呼吁,“停止监视骚扰王全璋家人。王全璋被囚4年半后刑满出狱,却被严密监控无法与家人相聚” .
国际特赦在新闻中刊登其中国研究员卢利安(Doriane Lau)的话说,有理由担心王全璋被释放出狱,只是“重获自由”的假象,中国政府对出狱后的人权捍卫者进行监控的行径并不少见。
在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王全璋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逮捕和判刑。在他星期天刑满释放后,当局以“防疫”为由把他带到济南隔离,不准任何人见他。
欧盟星期天在声明中说,王全章被判刑4年半后,4月5日获释,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中国政府在王全璋被拘留和审判期间,未尊重其在中国法律下和国际承诺下的权利。中国必须要对有关报道中关于王全璋遭受的严重虐待和酷刑进行彻底调查。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天在其推特上说,王全璋上午9点给她打了电话,说他早上5点从监狱离开,现在在济南自己的房子里。警察把这个房子的租户赶走了,然后把王全璋送到了济南的房子里。
几小时后,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发推还配上图片说,她订了一束鲜花,请花店送到王全璋在济南的住处,由于没有王全璋的电话,就请配送员尽量送给本人,结果配送员告诉她,不让进楼,配送员的电话断掉。过一会儿,花店老板打电话说,配送员被保安带走了。王峭岭写说“太过分了”。
维权律师李和平2017年也在709大抓捕事件中被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并被吊销专业律师执照。
同时,李文足还在推特上说,她委托王全璋在济南的堂弟去前往看望,但他的堂弟被拦截和威胁,并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他堂弟在派出所见到给王全璋送花和送外卖的人也被做笔录。李文足强调,王全璋不是在“隔离”,而是在继续“坐牢”。
另外,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4日发出视频披露,她和她的丈夫打算到山东临沂监狱接王全璋出狱,但有警察和社区官员到王全秀的单位威胁,要求她不要前往监狱迎接,还以防疫为由,要把王全璋送到济南隔离14天。
 
自由亚洲电台(RFA)4月6日报道:从小监狱转往大监狱? 王全璋刑满被送往济南“居家隔离”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709律师王全璋刑满后被“隔离观察” 妻子批评是“继续坐牢”
 
左图: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右图:王全璋。(推特图片)
 
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王全璋,周日(5日)刑满出狱后,被带到山东济南的寓所。家属批评当局以疫情为由,侵犯王全璋的居住权
,认为王全璋并没有恢复自由,并怀疑他在狱中曾受到虐待。
王全璋周日清早离开山东临沂监狱后,马上被送回济南自己的房子。他的妻子李文足表示,当局派人在寓所外面监视。
李文足:“早上五点多从监狱离开,警察把他送回济南的自己的房子里面。这房子本来是出租出去了,但是警察把租户赶出去。”
当局早前通知李文足,由于武汉肺炎疫情关系要隔离王全璋14天。李文足却认为,这只是借口。她周日给王全璋叫了外卖,定了鲜花,快递到王全璋手上,但另一709维权律师家属王峭岭同样为王全璋定了花,其后速递员被带到派出所。
李文足认为,王全璋并未恢复自由,当局的打压并未停止。她不会到济南与王全璋见面,否则就是配合违法犯罪。
李文足:“我们家在北京。我们的生活一直是在北京,所以全璋回到北京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他们现在只是剥夺和侵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居住权,他们把全璋弄到济南,继续他们的违法犯罪。我不会去济南找全璋,因为他们违法,我不能配合他们违法。”
王全璋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他和709事件被捕律师李和平通电话时透露,自己其中一只耳朵耳膜穿了孔,小的声音听不见,但使用手机对话没有问题,家人怀疑他在狱中可能受到虐待。
李文足上周六在临沂监狱安排下与丈夫通电话。在两分多钟的对话当中,王全璋叮嘱妻子不用到监狱接他
王全璋:“我明天(周日)就回去了,你不用来接我。”
李文足:“那是把你送回北京吗?你的老婆孩子在北京。去济南找谁?还有人比我们更重要吗?”
两人的儿子王广微要求王全璋回北京。
王广微:“爸爸你明天回来吗?
王全璋:“要先隔离一个人。疫情比较严重。
王广微:“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爸爸你就明天回来。”
王全璋:“我先去一趟济南”
李文足:“”是不是他们拿枪威胁你呀?“
王全璋:“没有,我们肯定要在一起,但是要有一个过程。”
李文足:“什么过程呀?  快五年了,你不想见到我和孩子呀?”
这也是王全璋被囚禁4年多以来声音首次曝光。
王全璋从一个小监狱转去大监狱
王全璋因为2015年“709事件”,自2016年一直被羁押,到2018年12月正式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经秘密审讯后,去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剥夺政治权利5年。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形容,王全璋从山东临沂监狱送回济南,只是“从一个小监狱转去大监狱”。总干事陈悦认为,当局采取的手段显示王全璋短期内将继续受到软禁。
陈悦:“当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软禁王全璋,还有一直控制他的人身自由,当局做了很多动作,包括把他房子的租客赶走,其实怎么可能一定要到济南隔离14天呢?你把他送回北京隔离,完全是可以的。我们很相信,王全璋被关押期间肯定受过酷刑等不人道对待。我们现在非常担心,他现在被软禁如何可以去看医生呢? ”
连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内,最少11个国际人权组织发起联署,促请中国政府守法和尊重王全璋人身自由,让王全璋立即返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4月6日报道:王全璋耳膜穿孔听力受损 妻子疑夫狱中受虐
刑满获释的的709案律师王全璋,周日(5日)出狱后即被当局带回山东老家隔离,不能回北京与妻儿团聚。王全璋透露自己「耳膜穿孔」听力受损.其妻子表示王全璋记忆力衰退,怀疑他在狱中受到虐待,又指丈夫至今仍被限制自由,强调日后或会循法律途径,控告当局的违法行为。(黄乐涛 报道)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律师王全璋,周日(5日)在山东省临沂监狱刑满出狱,即被当局控制在济南老家,他与同案的被捕律师李和平通电话,表示自己本身患有中耳炎,在狱中情况恶化,以致听力比较差。李和平将通话内容上载到社交媒体,希望大家关注王全璋的情况.
王全璋说︰因为「耳膜穿孔」,有的小的声音我也听不见,但是打电话手机贴在耳朵上。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周一(6日)对本台表示,丈夫并没有透露是否在狱中得不到适当治疗,而导致「耳膜穿孔」,另外丈夫现时记忆力衰退,很多事情都忘记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怀疑他在狱中受到虐待。
李文足说︰记忆力也挺差的,就社区的工作人员帮他(王全璋)买那个手机,这个微信搞了好久都没註册好,然后他就说那个验证码记不住,所以他这个记忆力也衰退得很厉害。
她又指,当局以防疫为理由隔离王全璋14日,至今仍派人在住所外把守,期间家人不得探望。李文足表示,若果当局过了14天仍不放人,让丈夫回到北京居住,她就会对当局作出控告。
李文足说︰他(王全璋)现在就是有人看守嘛,楼梯口就有人,送外卖的、送鲜花的包括他的堂弟,都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希望他们(当局)能够遵守承诺,就是14天之后让他回北京、14天之后不让他回来的话,那我也肯定继续去公安部、司法部控告、上访.
本台致电临沂监狱,希望了解王全璋被当局控制的情况,但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工作人员说︰释放的话,你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具体情况我们就不是很了解。
王全璋的姐姐王全秀,周六(4日)上午原本打算前往临沂监狱迎接弟弟出狱,但当天遭多名公安和国保拦截,并与外界失联。在前一天的周五(3日),王全秀亦受到员警和社区官员到她的工作单位发出威胁,要求不要前往监狱迎接。
当局又将王全璋於济南出租物业的租户赶走,然后把王全璋送到屋内,以防疫为理由隔离14日。
王全璋是709案最后一位被判刑的被告,他在2015年的律师大抓捕事件后失踪。直至前年2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年12月在天津二中院秘密开庭,直至去年1月28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
 
 

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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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团队在《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发表了题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2020年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各大媒体均以《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加以报道。报道中的中文论文题目是《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这应该是钟南山院士团队包括钟南山本人提供的中文题目,而非媒体的中文翻译。这是笔者看到的最早出现的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既然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最早提出使用的,那么那些对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所谓污名化的指责都是无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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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图1:《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的封面,封面上的曲线图来自院士团队的论文,图片来源:http://jtd.amegroups.com 
 
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图2:环球时报的报道:《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将英文论文题目翻译成《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自从这场新冠病毒肺炎瘟疫爆发以来,病毒的名称发生许多更改。围绕着病毒名称的更改,产生了许多争吵,许多延伸,有低层次的,有高层次的,甚至最高层次的。
 
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演练以实战形式,模拟了旅客通道发现1例行李物品核辐射超标的处置过程,以及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演练了从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临时检疫区域设置、隔离留验、病例转送和卫生处理等多个环节。新型冠状病毒第一次出现在武汉公众视野中。众所周知,萨斯是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意味一种不同于萨斯的新型冠状病毒,“新型”一次特别引入注目。
 
早在2015年11月26日,应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葛洪·资深论坛”邀请,武汉大学郭德银教授做题为“新发冠状病毒:从结构功能到药物筛选”的报告,报告由王延轶研究员主持。这是“葛洪论坛”唯一的一篇关于新发冠状病毒的中文报告。同样“新发冠状病毒”一词也很有新意。萨斯是旧发冠状病毒,什么是新发冠状病毒?
 
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图3:郭德银教授做“新发冠状病毒:从结构功能到药物筛选”的报告,图片来源:www.whiov.ac.cn
 
2019年12月30日下午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艾芬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笔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样,然后將这份报告拍下來传给了一位同是医生的同学。这份报告马上在武汉医生圈中转发传送,转发这份报告的包括被医院纪委、武汉卫健委找去谈话、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发哨子的艾芬标出的是“SARS冠狀病毒”。
 
李文亮医生在收到同事发给他的信息后,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中转发、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等文字信息和1张标有“SARS冠状病毒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等字样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图片、1段时长11秒的肺部CT视频。之后又在该群发布“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李文亮医生先用SARS冠状病毒,后用冠状病毒。
 
2020年1月11日新华网发表记者廖君和黎昌政撰写的报道:《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新华社记者在武汉采访了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教授王广发。王广发说,目前病人的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大部分患者病情属于轻到中度。当时这个病毒造成的疾病被称为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从此,多使用武汉肺炎或者武汉病毒性肺炎或者武汉病毒。
 
根据2020年1月20日《财新网》记者陈宝成和赵今朝的题为《钟南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的报道,自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答案一直模糊。最早是“没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而后当境外病例出现,武汉等方面又表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很低”等说法在不同场合反复被强调。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人传人的疑问,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说:“肯定‘人传人’”。此时这个病毒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或者称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宣布,今日10时起,武汉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在封城命令中这个病毒为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1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修正版)》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有不少网友建议,为了纪念李文亮医生,建议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李氏病毒。可见这个病毒的取名也可以有十分崇高的意义。
 
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修正版)》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3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
 
最初新冠病毒大流行被国际上称2019–20 coronavirus pandemic,2019–20指发生时间是2019至2020,corona是冠状,virus是病毒,pandemic是大流行。去掉大流行,新冠病毒的英文名称是2019–20 coronavirus。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于日内瓦宣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世界卫生组织用的是2019-nCoV。2019指发生时间是2019,把爆发时间锁定在2019。nCoV是new coronavirus(新型冠状病毒)的缩写。
 
在2020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新冠肺炎(NCP)。
 
 
2020年2月11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 此英文缩写象征着19年发现的冠状病毒疾病,其中D是疾病的缩写。
 
2020年2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称保持不变。
 
2020年2月27日在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钟南山首次提出尽管新冠疫情始发于中国,但是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
 
于是就有了各种说法。有COVID-19病毒来自美国的说法,是去年武汉全球军运会时,美国军人把新冠病毒带入了武汉。有人说COVID-19病毒来自德国,德国的一个汽车零部件公司在中国新年前举办一个培训班,班中有一位女学员来自上海。她来德之前,她在武汉的父亲刚探望过她。这位女学员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有发烧症状,到上海后被确诊。于是通知了德国公司,这个公司职工带家属一共14人被感染,这是德国的第一批感染病例。这个故事被改写成:这位女学员在德国被感染,回到上海后,父亲从武汉来探望,然后带回武汉。这就有了COVID-19病毒来自德国的说法。有人说COVID-19病毒来自意大利,因为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药理研究所主任拉姆齐在一次访问中提到,当地一些医生在11、12月左右便察觉到老人家有奇怪的肺炎病徵。他的说法被中国媒体引用,说意大利有病毒在前,病毒来自意大利。
 
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推指责美国隐瞒疫情真相,暗示是美国军人去年10月来武汉参加军运会时把病毒带到中国武汉。并称“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6日在推特上首度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之后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强调,病毒确实来自中国,使用“中国病毒”是非常精确的用词,也不涉及种族。
自3月16日晚以来,关于中国病毒的争吵,上升到最高政治级别。有人认为,称病毒为中国病毒,是污名化中国,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是种族歧视;有人认为,称病毒为中国病毒,是明目张胆的的挑衅,是打压中国的崛起,是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认为,谁主导定名权谁就掌握国际话语权,谁就能获得世界抗疫的主动权。总之,这个病毒的命名,背后的水很深。
 
如果说,3月16日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首度使用“中国病毒”,这是对的,因为他之前没有使用过“中国病毒”这个词。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则是错误的,因为另一个重要人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就使用过“中国病毒”一词,这个人就是称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的钟南山。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由于他在2003年抗击非典型肺炎过程中的贡献,被称为中国抗疫中的定海神针。现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可以说是一言九鼎。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钟南山院士是言听计从。
 
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图4:钟南山带领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发表了题为《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的文章,3月2日和3月3日中国各大媒体均以《钟南山院士团队:如管控措施迟5天实施,疫情规模预估将扩大至3倍》加以报道。
 
《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一文的作者是:Zifeng Yang, Zhiqi Zeng, Ke Wang, Sook-San Wong, Wenhua Liang, Mark Zanin, Peng Liu, Xudong Cao, Zhongqiang Gao, Zhitong Mai, Jingyi Liang, Xiaoqing Liu, Shiyue Li, Yimin Li, Feng Ye, Weijie Guan, Yifan Yang, Fei Li, Shengmei Luo, Yuqi Xie, Bin Liu, Zhoulang Wang, Shaobo Zhang, Yaonan Wang, Nanshan Zhong, Jianxing He(杨子峰、曾志奇、王珂、黄淑珊、梁文华、Mark Zanin1、刘鹏、曹旭东、高中强、麦芷桐、梁靖怡、刘晓青、李时悦、黎毅敏、叶枫、关伟杰、杨一帆、李飞、罗圣美、谢玉琪、刘斌、王周琅、张少博、王耀南、钟南山、何建行)。
 
王维洛:世界上谁最早使用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这个词?
 
图5:发表在《胸腔疾病杂志》第12卷第3期2020年3月的文章题目和作者,图片来源:http://jtd.amegroups.com 
 
报道中的中文论文题目是《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的中国COVID-19暴发趋势预测》,这应该是钟南山院士团队包括钟南山本人提供的中文题目,而非媒体的中文翻译。这是笔者看到的最早出现的中国COVID-19。COVID-19,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做出定义,前面加上中国,就是中国病毒(中国COVID-1)。笔者能够理解钟南山院士和他团队的用意,说明COVID-19的出处,说明COVID-19的发生的地方,预测模型是关于中国COVID-19的暴发趋势。既然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最早提出使用的,那些对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的指责,污名化中国,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是种族歧视,明目张胆的的挑衅,打压中国的崛起,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想争夺世界抗疫的主动权等等这些指责,都是无事生非。
 
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的专利属于钟南山院士和他的团队。中国病毒(中国COVID-19),钟南山院士用得,别人也都可以用。中国病毒的名称是中性的,就像有人曾经建议的李氏病毒、武肺病毒一样。
 
附注:
 
美国众议员戈萨(Paul Gosar)日前在推特发起“为新冠病毒(COVID-19)命名”的票选活动,吸引3万4千多人参加。结果如下:
 
CCP virus(中共病毒):52%; 
Wuhan virus(武汉肺炎):24%;
China virus(中国肺炎):19%;
SARS COVID-19 Red death(萨斯新冠肺炎(红色死亡)):5%。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我的孙女满六岁了,几周前策划的生日派对,只好谢绝了来客,一家人远程聚会。
 
孙女昨天就忙着怎样布置会场,以便给我们一个惊喜。
 
因为在家办生日派对,就取消了套餐,准备了鲜花、礼物和音乐。
 
我和我在成都的三弟及他的女儿,正好是四月初的生日,就顺理成章的一起同乐了。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孙女送我一个爱心和生日卡。我给孙女采摘了一束野花。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我妻子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
 
我与在成都的三弟及他的女儿,互祝生日快乐。
 
孙女与她的表姐用视频一起欢庆。
 
在大陆的两个妹妹和小弟,发来生日问候。
 
雪梦兄、豫良兄及老友熊德雄的女儿在网络上发出祝贺。
在此,一并致谢!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我家的红叶碧桃树结果了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紫桃又叫紫叶桃,也叫红叶碧桃,紫叶碧桃,落叶小乔木,株高3—5米,树皮灰褐色,小枝红褐色。单叶互生,卵圆状披针形,幼叶鲜红色。花重瓣、桃红色。核果球形,果皮有短茸毛。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春花寂寞红。往日喧闹的球场空无一人。小镇的感染者已有七人。
 
蔡楚:疫情中的远程生日派对 
 
蔡楚祝各位网友平安快乐!
 
2020年4月4日 
 

秦国:中共才是人类最邪恶的“病毒”——驳斥中共发言人耿爽

 
秦国:中共才是人类最邪恶的“病毒”——驳斥中共发言人耿爽
 
360”搜索引擎【耿爽 360百科】:“耿爽,男,1973年4月生,北京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网络上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30任发言人——第几任不重要,只看他有多无耻。
 
中共以比国民党更加独裁专制的统治方式统治中国大陆七十余年。四十年前的中国与今天的北朝鲜没多大区别。随着1978年邓小平掌控中共后给大陆人以有限自由,奴隶们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被这个统治集团掠夺,即所谓“国富”了。于是他们腰杆硬了起来,说话也特别牛气。到了习近平时代,幻想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很快就能成为世界老大,领导这个星球,于是到处宣扬“厉害了我的国”,把广告做到美国纽约广场的大屏幕上。
 
他们天天利用西方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公开造谣、撒谎,宣扬他们的无耻,而绝不允许美国政府在北京向中国人宣讲三权分立、自由民主、一人一票。当然,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府也不屑这么干。对此,中共还美其名曰,这是因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美国无权干涉。
 
中共记者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夸张地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的负面新闻;中共记者可以驻台湾批评民进党咒骂蔡英文,然而,绝不允许西方包括美国以及台湾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批判中共的独裁专制。中共举行的所有允许海外记者参加的记者会都做了手脚,都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提问或者事先了解被点名提问的记者所提出的话题,然后安排好他们参加会议时所在的位置(有的连服装都定了),避免到时喊“下一个”别出错。其余参加者都是做陪衬。
 
也不知这世界怎么了,竟然也能接受中共这种被他们自己称作“因制度不同”的无耻下流行为。其实所有民主国家的新闻媒体都应该拒绝参加中共召开的所谓新闻记者会,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共因撒谎欺骗因不得人心而付出代价。这些年给中共的一个错觉是:不论中共如何隐瞒欺骗,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还是乖乖地听中共的,但凡有“不听话”者,即不发给参加采访会议的证件。可以说,只要民主国家政府没有真正觉醒,西方媒体记者不进行集体抗争,中共就会一直这么无耻地干下去!
 
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大陆网民在习近平时代已经不自由到改革开放以来之最,可无耻的中共,包括驻联合国代表,特别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耿爽们还在那儿信口雌黄,胡编乱造,替中共涂脂抹粉,甚至反咬一口。不过他们有时骂西方骂美国,“只图嘴快活”,忘记了所骂的那些话恰恰等于在骂中共独裁统治集团。
 
前不久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要求Twitter封杀中国大陆官方账号,并禁止中国大陆官员继续使用该社交网站平台,华春莹气急败坏像个女疯子(这女疯子竟然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般地骂美国:“做贼心虚,黔驴技穷了;美国想到了最无耻的一招:封号禁言!”
 
她大概没想到,此段视频一出,中国大陆网民笑翻了,并且把这段视频弄到微信朋友圈,借此反对腾讯“封号禁言”。天下谁人不知,“封号禁言”这种事,在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开始了。这几年,一天二十四小时,无时无刻不在封号禁言。自己做婊子,骂人是王八。堂堂大国外交部发言人居然骂美国不该要封他们的号,真是可笑之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贼喊捉贼,恬不知耻。敢问华春莹婆娘:你还是一个人吗?还是一正常人吗?你的大脑还有说人话的功能吗?中国大陆公安警察对凡在Twitter上注册账号并批评中共的网民都要记录在案,进行约谈、训诫,并且要求必须注销账号——这种“特色”,你敢说不知道?!
 
如果你不能不承认铁的事实,问题就来了。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统治集团,都需要批评,为什么中共就批评不得?你怎么就能享受这种特权去Twitter注册并发言?难道就因为你是骂西方骂美国然后对中共歌功颂德?这我就奇怪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美国的社交网站你华春莹能上,中国普通网民为什么就上不得?你怎么要高中国普通网民一等?中共把你当“女战狼”,可你在中国大陆广大网民眼里就是一无耻婆娘?天天吃人饭,不说人话。只要能维护中共独裁统治,你什么谎都敢撒,什么谣都敢造,什么不要脸的话都敢说。可总有一天,中国人会找你算总账;你放心,那一天很快会到来。习近平不是要做“毛泽东第二”吗?不是想继续倒退(已经恢复了供销社),想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让他搞啊!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一旦有第二次文革,你华春莹将死无葬身之地!
 
再来说耿爽。这同样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无耻透顶的家伙。轮他值班时,不管自己说出的话有没有逻辑性,讲不讲道理,与华春莹一样,但凡能维护中共独裁统治,别说要不要脸,整个祖宗八代都忘了。你看他在答记者问时满脸痞子相;有时所谓“批驳”美国“政客”,说着说着自己都忍不住笑开了。他为什么会笑呢?因为那些话一出口,他就反应过来,其实正好等于是在骂自己所代表的中共独裁政权。
 
人是会联想的,很难相信耿爽不知道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网民如何诅咒中共,因此当他拿中国大陆网民们骂中共的那些话骂美国政府官员时自然也就忍不住了。下面就把他前不久所说的几段混账话拿出来晒一晒,让全世界看看这个耿爽有多不要脸。
 
在3月20日(星期五)举行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向发言人耿爽提问称,近来美方多次表示,被列管的五家中国驻美媒体机构受中国政府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不是真正的独立媒体。而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的美国媒体都是真正的媒体。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怎么回答呢?他说“美方的有关言论,暴露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不该强调新闻媒体应有的独立性,或者说,美国不该强调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是独裁专制制度,谁强调,就“暴露”出谁是“偏见”。
 
耿爽的意思,中共再独裁专制,中共统治下的新闻媒体再没有独立性,也是中国自己的事,与你美国无关,你美国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就算中国新闻媒体100%是中共喉舌,在国际上也与美国新闻媒体是平等的,美国不能拿因不同制度所导致的两国新闻观不同说事。
 
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话!新闻媒体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之外,举世公认。可这种普世价值在中共在耿爽那儿却被指责为“意识形态偏见”。按耿爽逻辑,中国新闻媒体就算每时每刻都在为中共歌功颂德,那也是中国媒体的“自由”,美国不应该有意见——谁叫你美国媒体不歌颂你美国政府不歌颂美国的川普呢?
 
众所周知,美国那些知名媒体都是独立的,凡报道皆力求公正,绝不存心欺骗受众,更不会偏向美国政府。可中国的媒体原本就“姓党”,只是在习近平上台前,多少还有百分之几的自由。习近平一上台,他要求所有新闻媒体必须100%的“姓党”,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就彻底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失去独立性,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还必须维护中共独裁统治,为这种独裁统治大唱赞歌;不管中共说的做的有多荒诞,甚至是隐瞒、撒谎,媒体都要维护或叫顾及中共脸面,更不能公开戳穿中共的把戏。
 
当然,做贼的承认是贼,做强盗的承认是强盗,仍不失几分可爱。因此,如中共在世界上坦然承认自己的独裁专制倒也罢了。然而,无耻的中共是如何做的,它把自由民主写在纸上,写在城市马路两边的墙上,以此忽悠、欺骗外国人。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极端仇视自由民主,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当着全世界的面都敢撒谎。像“背书单”那么低级的谎都敢撒,还有什么底线!
 
耿爽一开口就错得离谱,可他却还要为他的胡说八道找证据。他找的什么证据呢?他说,“从中美建交的第一天起,美方就清楚的知道,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国媒体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第一天起,美方就清楚地知道中国媒体的属性。4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中国媒体的属性也始终如一,没有改变。”耿爽的意思,你美国也真是的,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一直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还要一直走下去吗?既如此,中国的媒体自然也就一直是听党的话,维护党的利益。到现在你们美国来“说事”,那只能是你们美国犯傻,怪不得中共。
 
可难道这些话真的可以像耿爽这样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吗,中共也真的像他说的如此“坚定”吗?错!那只是他耿爽的想当然。大独裁者毛泽东去世时耿爽只有三岁半;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耿爽刚过完五岁生日,还是一个狗屁不懂的屁孩子。那么就请他去买一本于光远在香港出版的《我忆邓小平》,看看当时代表中共的最高层领导邓小平是如何说的。另外,再去请教一下中国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了解一下邓小平是不是早在1987年就告诉非洲一些外国领导人:“不要搞社会主义。”
 
美方当然知道中国,知道中共。可中美建交是在1979年,那时已经改革开放。连中共都承认,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什么意思?尽管是有限的,但相比较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对中共前三十年的否定。正如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博士所讲,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回到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换言之,1949年前就是改革开放后的样子,而且比改革开放后更自由更市场化。也就是说,中共搞了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饿死几千万农民,折腾国民三十年,不得不进行自我否定。
 
秦国:中共才是人类最邪恶的“病毒”——驳斥中共发言人耿爽 
 
当然,美国虽然知道中国知道中共,但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共在美国的帮助下会实现民主化或叫走上民主道路,也就是会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耿爽强调的意识形态。他们没想到中共会如此顽固,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非但不思改革不思开放,反而大踏步倒退。
 
也不知耿爽是真傻还是装傻,似乎中共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一直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道上走到死。习近平上台前,中共未必如此。再往前说,1990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党接见香港知名人士即地产商李嘉诚时,讲得明明白白,中国大陆不可能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迟在香港回归五十年时,中国大陆也将实行自由民主。邓小平的原话是:“(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是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耿爽先生,你何不把这段视频调出来好好学习一遍,避免今后少一点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代表中共,也代表中国,作为中国的一分子,我都替你这种无知的外交发言人害臊。
 
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时,说耿爽还“反问道,为何美方近来开始言必称中国共产党,开始试图挑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为何美方近来开始拿中国媒体的属性说事,借此无理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变相大量驱逐中国记者?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媒体管理和运作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美方凭什么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国媒体,凭什么给中国媒体贴上标签?对中国媒体进行污名化和无理打压?”
 
中共以及它的发言人的无耻,不在于做错什么说错什么。做错什么说错什么,都可以改正。而中共以及它的发言人之所以被广大网民认为无耻,是因为他们公开撒谎欺骗全世界。
 
耿爽说美国挑唆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那么我就想问:中共与中国人民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共当然自信现在有90%以上的民众虽未必支持中共,但也不反对中共。可我想说的是,全世界都知道,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现状(包括反美仇美),正是中共通过大半个世纪的洗脑教育的成果。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辈子听到的就只有一种声音;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中共制造的。中共从不敢让广大国民通过海外信息知道更真实的世界。难道这就是耿爽所说的“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可中国大陆的民主只是写在墙上,中国民众不知道什么叫选票,难道这就是你耿爽津津乐道的“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在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新闻、言论自由吗?允许人民集会、罢工、上街示威游行吗?与西方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大陆难道不更像一座大监狱吗?
 
如果说“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真有一比的话,那就是监狱牢犯与看守的关系。耿爽难道觉得这种关系也是天经地义、也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吗?
 
对美国驱逐中共那些“姓党”的媒体“姓党”的记者有什么错?按照现代人类文明理念,中国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新闻媒体,只有“党的喉舌”。中国的新闻媒体与记者,除了名称相同,跟西方跟美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可你耿爽硬是不承认,反而说什么美国拿意识形态说事。这只能暴露出中共和你耿爽混淆黑白,没有现代文明理念,不遵守现代人类文明道德。可以说,中共一直活在旧时代,一直存在幻想,以为独裁专制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按照现代人类文明理念,美国应该驱逐所有在美国的中共新闻媒体。因为中国大陆所有新闻媒体都姓共,与中国人民毫无关系。一个国家,没有一家媒体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喉舌”,耿爽居然还有脸强调“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真是不要脸之至。时至今日,中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无耻的统治集团,没有之一。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不会安宁,中国民众就要受到他们的欺骗和压迫。
 
“耿爽表示,中方无意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美方像自己声称的那样,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终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什么惧怕中国共产党,惧怕中国的媒体?’”
 
这段话很堪玩味。中共当然做梦都想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可惜没这个能力,估计直到中共彻底垮台前上帝都不会给中共这个机会。因为上帝绝不会让他创造的人类毁在无耻的中共手上。只要看看由邪恶的中共洗脑教育出来的民众,就知道现在这个国家整体有多邪恶。无数邪恶的国民与中共一个德行,他们的口号以及所作所为都在证明着。有理由相信,特别是通过这次新冠疫情,让全人类更加更加看清了中共和中国许多民众的丑恶嘴脸。
 
耿爽说希望美方能够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是笑话。如果美国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么就等于美国尊重独裁尊重专制,就等于美国放弃自由民主。这不是痴心妄想吗!美国不能维护世界的自由民主,其领导地位自然也就丧失了。
 
最有意思的是,耿爽居然指责美国不该相信自己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终将取得胜利,说什么既然这么相信,又为什么惧怕中共,惧怕中共的媒体。
 
让我来告诉耿爽吧。只是在我告诉你之前,先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知道你是故意说的,因为你不敢正视事实。你把中共的媒体说成“中国的媒体”。如果是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会姓共?为什么习近平敢要求姓共?
 
然后我想对你说,美国一点也不怕中共,更不怕中共媒体。他们现在这么做,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你们可以绑架十几亿国民,可以把人民创造的财富为你们所利用,然后不论是统治这个国家还是在国际上交往,都是谎话连篇,毫无底线,什么不要脸的话都敢说,什么不要脸的事都敢做。像这种无底线的无耻,不仅美国害怕,全世界都害怕。如果这里可以比喻的话,中共就是人类的一个毒瘤,或者说就像现在这个正在疯狂肆虐人类的新冠病毒。病毒听了你耿爽的话会高兴,可以模仿你的腔调:你们人类不是总那么自信吗,自信可以上天,可以下海,可以飞出太阳系,可为什么如此惧怕我这个小小的病毒呢?中共和中共媒体正是二十一世纪全人类最可怕的病毒。请你相信,这次疫情过后,全世界不会饶了你们。等着吧!
 
“最后,耿爽称,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先消除一下自身携带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病毒,停止抹黑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媒体。”
 
谁是“人类的病毒”,自有公论。至于美国,目标就是要带领人类走向更加文明,因此,一定不会让中共这个最大的病毒一直侵害人类,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定然会代表人类铲除中共这颗毒瘤!做为一个中国人,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解十几亿中国民众“倒悬之苦”!
 
20200402 
 

蔡楚:清明悼亡,向中共追责

 
全球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100万心理大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4月3日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5.1万。 
 
蔡楚:清明悼亡,向中共追责 
 
清明悼亡,向5.1万无辜的亡灵献上素净的小白花。估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 
 
支持美国参众两院的两项议案,量化疫情对各国造成的损失,并要求中共进行赔偿。 
 
 20204月4日 
 

谢显宁:恐惧

 谢显宁:恐惧
 
早上打开手机就看见几条短信。本来,“微信时代”大家已经不太使用短信,因为昨晚微信被疯(此处和下文的错别字皆属有意而为,形同被歹徒“逼良为娼”,原因“尽在不言中”。)朋友们发来短信表示安慰,令我甚是感动!从短信得知,昨天至少还有3位朋友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其中,老满兄“享受”的还是“永久疯号”。
 
同一个月里,这是第二次被疯了。想起来真想吼一声川骂:我……你的仙人板板!但是,骂谁呢?对方躲在无人知晓的地方,牌子看不见,阳光照不到。它们来无影去无踪,却能幽灵般随时随地在我们祖国游荡。只要被它认为“涉嫌”“违法”“违规”,即遭山屏jin疯,或者“四凌4”。其身手之快捷,连幽灵都自叹弗如!其行为之强势,连强人都无以自容!强人打抢,总是对着有几两银子的人家。被抢的人虽然无奈,好歹知道自己被打抢的原因。可这幽灵下手,却从不说理由,从不告诉你哪篇文章涉嫌“违法”、哪条帖子涉嫌“违规”。更不会告诉你违了什么法什么规,违了哪家的法哪家的规!
 
太TM霸道了,G-r-d!
 
想起来,其霸道恐怕也是一着“高棋”——它站在让你处于“违法”“违规”的高位,气焰万丈,居高临下一棒子把你打蒙,使你下意识地接受它的执法身份,甚至以为它就是“法”,就是“规”,它就是“国”的化身!而你真地违了“法”,违了“规”,成了TM的“戴罪之身”!
 
事实上也是。当被它们“四凌4”秒杀的时候,我们想得更多的,往往是怎么躲避,怎么不被它秒杀,反而少有考虑自己的文章本身实话实说“如假包赔”,转发的帖子世人皆知,昭然若揭。这强权蛮横,它知道我知道,它知道我知道它知道……。就像这次病毒之灾,吹哨人李文亮的帖子被疯ping禁山。明明是李医生在报警、想救人,结果大善之举反被冤打成“违法”“违规”,遭警方传唤训诫,被迫签字认“错”。假如不是毒魔疯狂,肆虐全球,以李医生34岁生命为代价的这桩冤案,不知会染红多少人的顶子?na粹假话重复千遍成为“真理”,鬼魅占据道德高地随便封任。真TMD岂有此理!
 
上次北风是3月5号,这次北风是昨晚3月31号。在此之前,曾产生过不看微信的想法。“微信时代”放弃微信,似乎矫情,或者“装逼”,都不是,原因主要有:
觉得微信信息庞杂老陈。如,前几天读到一条具有“轰动”效应的信息——“请辞资深教授,放弃院士待遇”(大意)——说的是武汉资深老教授、华中师大原校长章开沅先生,为了助力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5年前自愿请辞“资深教授”,放弃院士级待遇的感人事迹。发帖者在病毒逞凶,武汉首罹其难之际转发此文,估计意在彰显老先生高风亮节,使抗疫期间不上前线,渎职害人,追求享受的官员自愧形秽。但转发时不注明时间、来源,却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是章老先生针对疫情期间某些官员千夫所指的行为而特意采取的行动。
 
有的文章比这还要早,也不说明原作者、时间、来源,实在令人生厌。譬如,有人转发钱理群先生雄文:“老红味冰当zheng的担忧”,读来五味杂陈。但是,这篇文章是钱先生十来年前的旧作,当年碰巧读过。当时觉得,钱先生像是在说梦话。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谁会蠢到这步田地,怎么会有红味冰当zheng的忧虑呢?想必转发者赞叹钱先生“火眼金睛”,叹息先生“梦想成真”,痛心不已。但转发时不仅没有注明作者是钱理群教授,而且连原文写作时间都没有。
 
还有一篇退休上将刘亚洲还在成都空军任职时的讲话内容。这篇文章一段时间在微信广为转发,但转发时也没有注明时间地点,似乎刘上将在针砭时弊呢。
 
再则,微信上垃圾信息多。如,养生保健,岁月静好,欢呼庆贺……读得多了,发现喜好养生保健岁月静好的,其实往往不关心天天吸雾霾,吃污染食品。不在意自己出行难、养老难、看病难,孩子(孙子)上学难……对时刻损害着大众和自身的严重社会问题视而不见,或看在眼里却无动于衷。冷漠、麻木却以“超然物外”自诩。置身地沟油、瘦肉精大环境,却津津乐道于每天吃几滴醋几个苹果可以养生。为街边修了座豪华厕所欢呼感恩,却似乎不明白,在许多人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修再多豪华厕所都“然并卵”。
 
还有,微信还会吓人神经出窍——时不时有人会转发“枉信办”通知——某月某天某时,网jing将严加管制,凡发某种信息、某任情况的都要被删屏禁,甚至被“煽颠醉”……
 
当然,不上微信,肯定不会被删屏404,也不会遭受惊吓恐惧。但问题是,它们到底凭什么?我们难道没有权利?
 
就凭这点,4月3号解风后,老子还是要看微信、转微信、写微信,绝不放弃!
 
2020-04-01
 

蔡楚:愚人梦 又及

 
《愚人梦》
 
蔡楚:愚人梦 又及
 
一片前世修来的残红 
沿着轮回的浊流漂动 
把它拾起来夹进书页 
了却我一生的蝴蝶梦  
 

黄昏在天边捕捉晚霞 
新月近窗听几声暮鸦 
管它明天有多少怨尤 
让它伴随我浪迹天涯 
 

 2020年4月1日
 
 
又及
 
 
蔡楚:愚人梦 又及
 
紫露草(拉丁学名:Tradescantia ohiensisRaf.),花瓣蓝紫色,广卵形;蒴果椭圆形。 
紫露草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其花瓣白天开放,夜晚闭合。
 
蔡楚:愚人梦 又及 
 
这几天,在小镇的小径上可以采摘到。
 

刘晓波: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刘晓波: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十六层的那间小屋
太高了,每一次爬楼梯
都有眩晕的感觉
有一个夜晚
我气喘嘘嘘地站在你的
高得象星星一样的小屋前
用猛烈的心跳叩开了门
你平静地站在我面前
让我手足无措地僵硬
夜,抹去了我的勇气
   
   
我俩聊了很久
直到星星隐退在话语中
突然,我们四目相对默默无语
寂静象浓雾吞没了远山
我们的表情在这吞没中
化为一片模糊的枯树
肉体和灵魂的隐秘的颤动
变成一次次艰难的叹息
   
   
你握着茶杯的小手很苍白
我叼着烟的双唇很干涩
你一定会感到天亮时的寒冷
我却没有感到夜已经过去
   
   
这间小屋过于狭窄
突然的寂静
使我们发不出一点声响
如果我俩之间的距离再靠近一点点
也许,一切都会改变
   
   
直到许多年以后
你为我不经意一句话
放声痛哭
哭进我的怀抱
哭进我的生命深处
做一个完整的女人
直到我熟悉
你的身体的每一处曲折
直到你了解
我的灵魂的皱折中的每一粒灰尘
   
   
1996.12.30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蓬佩奥指责中国伊朗隐瞒疫情,美议员呼吁对抗中共疫情大外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中国和伊朗人民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受到伤害最深。他们“最终都会追究本国领导人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蓬佩奥是在周二晚间“华盛顿观察”广播节目上讲这番话的。该节目的主持人是保守派机构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
 
蓬佩奥表示,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和伊朗官员一直在传播毫无根据的嫁祸美国是病毒来源说法的原因。蓬佩奥说:“他们试图逃避他们的领导人决策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蓬佩奥这里所指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决策不透明,和伊朗政府一直不透明的做法。蓬佩奥表示,在这两个国家中,“受到不透明和良治缺失危害最严重的是它们的人民”。
 
蓬佩奥表示,他目前担心的是中共还在继续隐瞒,不给世界提供防范疫情所需要的真实信息。他谴责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的有关病毒来源的虚假宣传活动。
 
另外,三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星期一(3月23日)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抗中国共产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外宣。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寇瑞。加德纳参议员(Sen. Cory Gardner, R-CO)、委员会成员马可。鲁比奥参议员(Sen. Marco Rubio, R-FL)和米特。罗姆尼参议员(Sen. Mitt Romney, R-UT)在其联名发表的信函中,称中国在全球忙着防疫的时候,散播虚假信息,要求美国为这场大流行病负责,这样的做法“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危险的。”
 
“中国共产党正在操弄有关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事实,这场大流行病源自于他们自身的无能,”议员们在联名心中说,“正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收拾中共的烂摊子时,他们仍继续无时无刻地寻求增进他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削弱美国。”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必须要予以反击,对抗这种宣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下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作为制定全美协调一致应对措施的特殊工具。”
 
议员信中提到,这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应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成员包括来自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情报界各机构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共同努力,向美国政府雇员和全球公众传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等准确和适当的信息,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阻止病毒继续传播。
 
联名信还称,特别工作小组应致力于:撰写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试图掩盖疫情严重性的白皮书;向美国政府雇员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指导方针,说明如何传递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以及如何对抗中国共产党关于病毒起源和遏制方式的错误论述;定期与国会有关委员会进行协调和通报。
 
▲美国之音(VOA)3月24日报道:美中不信任加深,新冠疫情后,两国将面临进一步切割
华盛顿 —面对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美国和中国互相指责。分析人士指出,新冠病毒加深了两国的不信任, 疫情后,因美中贸易战导致的美中部分脱钩可能将进一步加剧。
美中口水战升级,相互不信任加剧
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指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之前,特朗普总统本人一直避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而且一直赞扬习近平主席的抗疫努力。
在此之后,特朗普就改变了态度,指出病毒源自武汉,而且中国政府早期隐瞒,贻误了的防控时机,导致疫情恶化。华盛顿和北京就新冠病毒来源的口水战逐步升级。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人拍到将讲稿中的“冠状病毒”划掉,改为“中国病毒”。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多次批评中国说,中国拖延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这给世界各地的人制造了风险。
除此之外,双方的不满还扩大到了媒体方面。美国三月初驱逐了约60名中国国有媒体工作人员;而上星期,北京宣布,美国三大旗舰出版物的美国记者将不得不离开中国。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Robert Daly)上星期四在一场有关新冠病毒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中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的视频研讨会上说,面临全球危机,两国应该联手,但是却无法合作。
他说:“我们太缺乏互信。我们明明面临共同的问题,面临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共同合作的时候, 我们也是无法合作。 ”
戴博说,两国部分领导人的上述谁是谁非的辩论是“幼稚和愚蠢的”,将全球如何拯救人民生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地缘政治上。
供应链、特别是医疗物资供应链可能会断裂
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的分析师柯蒂斯。钱(Curtis Chin)认为,这种不信任是“传染性的”,新冠病毒的爆发比美中贸易战还要加速中美之间的“脱钩”。
新冠肺炎爆发后,暴露了美国太过依赖中国供应链,特别是医疗物资的供应链问题。美国官员和议员已经在多个场合呼吁将医疗物资供应链转移回美国。
美国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 2月28日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被问道如何看待美中脱钩的问题时说: “我认为将会有更多的脱钩(出现)。我想,看着冠状病毒,人们禁不住想:”我们是否对一个对手国家过于依赖?‘ 而且我认为……这会导致某些人重新考虑其供应链。“
2020年3月4日,中国新华网刊登了一篇《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的文章更令人担忧会有这样的局面。
文章说,“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除了宣布对美国旅行禁令外,还宣布对医疗产品进行战略管控,禁止出口美国,那么美国将会陷入新冠病毒的汪洋大海之中。”
文章指出,美国的口罩和药物大部分是中国生产,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宣布药品尽量满足国内而禁止出口,美国将会陷入新冠肺炎疫情的地狱。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星期一(3月16日)说,他正准备一项行政命令,要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移回美国本土,以解决美国对外国医疗供应依赖的问题。
纳瓦罗说,美国先进药品成分约有70%来自国外,而这项行政命令的本质,是要将所有相关生产工作迁回美国本土。他强调:“这样一来我们才不须担心会对外依赖。”
3月19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科顿(Tom Cotton)和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提出了一项法案,即《保护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旨在消除美国对中国药品及其它必需品的依赖。
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因自己的失败而引发大流行病,但却反过来威胁要切断美国获得重要药品的渠道。是时候将美国的救命药品供应链从中国撤出了。我们要让中共为造成这场全球性的紧急状况付出代价。”
加拉格尔在自己的声明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近年来,有实例显示,中国会利用自己在供应链上的优势来获取地缘政治上的力量。2010年,因为中日在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上的争议,中国单方面停止出口稀土到日本。2012年,中国和菲律宾因斯卡伯勒浅滩(即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发生冲突,中国抵制菲律宾出口的香蕉。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呼吁与中国切割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常驻研究员马克。蒂森(Marc A. Thiessen)3月19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应该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他说,疫情为美国重新审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他写道:“中国政府的行为导致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美国重新评估其与北京的经济联系并发展药品和关键技术替代供应链的机会。中国关于病毒的谎言使我们陷入衰退。现在该使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摆脱对欺骗政府的依赖。”
蒂森说,从苹果手机(iPhone)、计算机到服装和鞋类,美国几乎依赖中国提供一切产品。但是,他说:“从中国购买便宜的T恤和运动鞋是一回事;但要依靠残酷的中共极权政权来提供拯救生命的药品以及在21世纪的经济形势下提供基本的通信基础设施,则另当别论。”
蒂森的同事,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和亚洲研究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此前也发表共同声明说,美国应该在对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价值观非常关键的领域与中国进行经济切割。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时事评论者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经过这次疫情,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改变对中国(中共)的看法。
他说: “过去我们所谓的鹰派一直讲中共的邪恶和对美国的威胁,但是,大部分人是听不下去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但是他们觉得中共不是那么坏, 经济发展的不错, 对世界也很有贡献, 接受了中共的宣传, 但是这次疫情彻底暴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和邪恶面,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中共体制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影响。”
新冠将影响全球的供应链
不仅是美中会进一步脱钩,也有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预测,这次疫情会让很多国家看到供应链单一依赖中国的危险性,从而引发更多的供应链调整。
外交政策杂志3月20号刊登题为“新冠疫情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文章。文章共采访了12位学者,不止一位学者提到了新冠疫情对供应链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说: 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预期世界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由此产生的脱钩)迈进更大的步伐;对大规模移民的更大反对;鉴于人们认为有必要投入资源用于国内重建以及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后果,因此,各国可能会降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意愿或承诺。“
该协会拉丁美洲研究高级研究员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说, 全球供应链已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遭受攻击,但是,新冠大流行会迫使更多公司要更多的了解供应来源。
他说:“更多的公司将要求更多地了解其供应来源,并将以效率为代价来折衷。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迫使他们所认定的战略性行业制定国内的后备计划和储备。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稳定性应提高。”
甚至还有学者提到新冠病毒肺炎是压倒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4日报道:肺炎疫情:特朗普关于新冠肺炎和中国有哪些表述
今年初,新冠肺炎在中国大规模爆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疫情控制上应对迅速、透明和专业,并感谢中国的努力。
美国疫情3月急转直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质疑武新冠肺炎是由美军带到武汉,此后,特朗普不再赞许中国,甚至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3月22日在例行记者上更说对中国感到“有点不满”。
截至3月24日,美国已累计近43,000人确诊病例,540人死亡。
BBC中文梳理特朗普在新冠肺炎爆发后提及疫情时,涉及中国时都有何表述?
特朗普何时与习近平通电话?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月22日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已就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交谈,但并未在该记者会上明确指出近期是否有和习近平通电话。
不过,台湾、香港媒体皆在3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和习近平通电话,但并未指明确切日期。
事实上,特朗普并未在该记者会上明确指出近期是否有和习近平通话。通常习近平如果和特朗普通电话,中国官媒《新华社》都会发出报道。而根据《新华社》报道,两人最近一次针对疫情通电话是今年2月7日。
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在3月22日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特朗普被美国媒体问及“最后一次和习通话是什么时候?”,特朗普回答:“我不想说是什么时候,但我已经有跟习近平谈到疫情。”
特朗普并为习近平缓颊,表示疫情爆发不是习近平希望看到的状况,但事情就刚好发生在中国。他强调,美国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交易,即便疫情爆发,中国仍向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
不过话锋一转,他突然说:“老实说,我对中国有点不满”,并解释,虽然我喜欢习主席,也尊重并佩服这个国家,他们应该早点告诉我们此事。
特朗普抱怨,过去曾经表明愿意派专家到中国,但中国并未回应。他说:“如果我们的人当时能去中国,就可以早点知道(疫情)”。
3月23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发表对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专访。彭斯指出,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展现了极大的透明度。他并说,与过去在中国爆发的传染病相比,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很大程度的透明度。似乎是要为缓解特朗普此前称“中国病毒”的争议。
在3月22日的记者会前一天,特朗普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他以为中国会就疫情更早向其他国家发出警告,“因为中国已经对控制疫情做出很多努力,当时很公开透明,但当我们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知道他们原本应能更早告知。”
不同于过去对中国的正面态度,特朗普在发布会上对中国表示失望,台湾媒体对此大篇幅报导,但中国媒体则未有所在此议题上有所着墨。
称“中国病毒”的始末
3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称病毒是“外国来的”(a foreign virus),当时引发媒体关注。
隔天,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当时美国已有超过1700例确诊病例,40例死亡。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3日在推特上质疑美军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后开始。赵立坚是以中、英文在推特上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三天后,3月16日,特朗普首次在推特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当时他写道:“美国将会强力支持如航空业等,受到中国病毒影响的产业。我们将比以往强大!”
3月17日的在美国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被记者提问及使用“中国病毒”的看法及是否会继续使用“中国病毒”时,他说,中国指称美军将病毒带入中国的讯息是错误的。
从特朗普称病毒来自外国至首度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的这几天,美国疫情急转直下,截至3月17日,确诊人数达到5359人,比前一天增加近2000人,死亡人数也在当天超过100人。
北京和华盛顿因此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开始了两方的“外交口水战”。
因为许多美国民众担心特朗普在散播种族主义,接下来几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都会被问及有关“中国病毒”的论述。
3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新闻会上对媒体解释“这根本不是种族主义,它来自中国”。他并说,中国太迟向美国卫生部门警告这种病毒,并表示中国政府一度将病毒归咎于美国士兵。
3月19日,特朗普再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他的讲稿被记者拍下,照片中的稿件上的“新冠病毒”字样被划掉,写上了“中国病毒”。
当天,美国累计确诊案例已经逾1.4万例,短短两天就增加超过两倍。
3月20日,特朗普在白宫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因为一些地区疫情并不严重,尚不需要全国封关。这天,他并未主动提及“中国病毒”,他强调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并视习为朋友。但“很遗憾,疫情失控了。疫情来自中国,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我知道有些人很失望。 我认识习主席, 他爱中国,他也尊重美国。 我必须说,我非常尊重中国,也很尊重习主席。”
当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6万,死亡216人。加州和纽约州已经先后发布“居家令”,要求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希望遏制病毒传播。
3月23日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特朗普改口不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并强调保护美国亚裔的重要性。
特朗普重复在推特上所说的保护亚裔美国社区的话,并再次表示“病毒的扩散在任何方式和形式上都不是他们的过错”。
特朗普在该记者会上没有使用“中国病毒”,而是以“病毒”称呼。
早前,中国外交部3月初曾在记者会上呼吁,个别媒体妄称“中国病毒”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对于特朗普称“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表示,“近来美方一些人处心积虑地将新冠病毒同中国相联系,不断对中国搞污名化,中国人民对此强烈愤慨,坚决反对”。
曾经赞许中国的特朗普
在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之前,特朗普曾经多次称赞中国对疫情控制得宜。
1月24日,特朗普在推特表示,感谢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所做的努力,还代表美国人民感谢习主席,并写道“中国持续努力遏制疫情,美方非常欣赏他们的努力和透明度。”
2月8日,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向媒体表示,他前一晚与习近平通话讨论这次的危机。并称赞习近平在抗疫中展现果断且强而有力的指挥。当时,当被问及是否会担心中国隐瞒疫情时,特朗普还夸赞中国表现专业且出色。
2月19日,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仍对中国赞不绝口。他受访时表示,相信中国已经非常努力,并且随着防疫工作进行,感染人数会渐渐好转。
当时,新冠肺炎在中国大陆已导致超过2000人死亡。
2月27日,特朗普任命副总统彭斯协调该国对疫情爆发的应对措施。不过,两人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肺炎疫情对美国人民造成的风险仍然很低。
▲美国之音(VOA)3月24日报道:美议员致函特朗普 吁成立工作组对抗中共疫情大外宣
华盛顿 —三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星期一(3月23日)致函白宫,呼吁特朗普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对抗中国共产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外宣。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寇瑞。加德纳参议员(Sen. Cory Gardner, R-CO)、委员会成员马可。鲁比奥参议员(Sen. Marco Rubio, R-FL)和米特。罗姆尼参议员(Sen. Mitt Romney, R-UT)在其联名发表的信函中,称中国在全球忙着防疫的时候,散播虚假信息,要求美国为这场大流行病负责,这样的做法“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危险的。”
“中国共产党正在操弄有关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事实,这场大流行病源自于他们自身的无能,”议员们在联名心中说,“正当世界其他国家在收拾中共的烂摊子时,他们仍继续无时无刻地寻求增进他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削弱美国。”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必须要予以反击,对抗这种宣传,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下成立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小组,作为制定全美协调一致应对措施的特殊工具。”
议员信中提到,这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应该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成员包括来自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以及情报界各机构的代表。这些代表应该共同努力,向美国政府雇员和全球公众传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等准确和适当的信息,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阻止病毒继续传播。
联名信还称,特别工作小组应致力于:撰写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试图掩盖疫情严重性的白皮书;向美国政府雇员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指导方针,说明如何传递有关新冠病毒的信息,以及如何对抗中国共产党关于病毒起源和遏制方式的错误论述;定期与国会有关委员会进行协调和通报。
这个月稍早,中国外交部赵立坚在中国政府禁止使用的推特上以中英文发文指控,“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据美国媒体AXIOS新闻星期天(3 月22日)所刊登的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AXIOS新闻和HBO电视网联合节目专访被问及赵立坚的推文发言时与赵立坚拉开了距离。
崔天凯之前曾说“新冠病毒来自美方军事实验室”的这种言论是疯狂的。他在采访中说,他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
许多美国媒体将崔天凯在访谈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回覆,解读为明显和赵立坚划清界线。AXIOS记者询问崔天凯,赵立坚是否代表中国政府发言?
崔天凯仅答:“我是中国驻美代表。”
AXIOS记者追问说:“所以我们不应该从字面上去听他的话。尽管他是发言人,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他的话代表中国政府。”
崔天凯回答说:“你可以对别人的话进行解读,我无法也没有责任向你解释所有人的观点。”
崔天凯还说,揭开病毒来源是科学家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记者来揣测。
中国驻美大使馆把整段采访的问答整理成中文发表在其网站上。
赵立坚3月12日在推文上写道,“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消息一出,引发美国政府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隔天(3 月13日)立刻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赵立坚有关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由美军带到武汉的说法表示抗议。特朗普总统也在随后的白宫记者会上说,人们都知道病毒是从哪里来的。特朗普说,说美军传播病毒才是污染。
▲美国之音(VOA)3月25日报道:蓬佩奥指责中国伊朗隐瞒疫情,两国民众将会追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表示,中国和伊朗人民在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中受到伤害最深。他们“最终都会追究本国领导人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
蓬佩奥是在周二晚间“华盛顿观察”广播节目上讲这番话的。该节目的主持人是保守派机构家庭研究委员会主席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
蓬佩奥表示,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和伊朗官员一直在传播毫无根据的嫁祸美国是病毒来源说法的原因。
蓬佩奥说:“他们试图逃避他们的领导人决策失误所应承担的责任”。
蓬佩奥这里所指的是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初决策不透明,和伊朗政府一直不透明的做法。蓬佩奥表示,在这两个国家中,“受到不透明和良治缺失危害最严重的是它们的人民”。
蓬佩奥说,在中国,中国政府掩盖疫情伤害最深的是“中国武汉和湖北的民众”。在伊朗,伊朗政府不承认疫情,在疫情发生后还继续让中国航班入境德黑兰,给伊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蓬佩奥指出,伊朗官员知道他们不应该让中国飞机入境,但因为不愿意让中国朋友不高兴而没有拒绝。他说,结果“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它们本国的人民”。
蓬佩奥表示,他目前担心的是中共还在继续隐瞒,不给世界提供防范疫情所需要的真实信息。他谴责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的有关病毒来源的虚假宣传活动。
蓬佩奥说:“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的这场虚假宣传活动还在继续,”“它们一直说病毒来自美军,也说病毒或许是从意大利开始的,所有的说法都是要逃避责任”。
蓬佩奥对帕金斯说:“这场全球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需要确保每个国家都要透明,分享真实情况,让地球村、让全球的卫生系统、让传染病研究机构都能够在此基础上展开工作。”
蓬佩奥一直对北京和中共持批评态度。他表示将来需要对美中关系的架构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蓬佩奥对此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官员上周表示,白宫准备通过行政令要求把医疗物资供应链从中国或其它地方迁回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也表示,美国“在涉及我们自己生存物资方面,永远不能依赖某个外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北京表示,中国一直保持透明,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国家(包括美国)分享信息。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把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停止攻击和抹黑中国的做法。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5日报道:肺炎疫情:分析中美背后的政治角力
乔纳森?马库斯(Jonathan Marcus)
BBC外交事务记者
这显然不是世界的好时机,也不是中美关系的好时机。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复地选择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型冠状病毒。鹰派国务卿蓬佩奥则称病毒为“武汉病毒”,对北京造成了极大冒犯。
总统和国务卿均批评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失败。但中国的发言人坚决反对他们对疫情不够透明的说法。
中国的社交媒体正在散布一些指有关这种大流行是由美军细菌战计划引起的消息;这些谣言吸引了不少关注。但科学家展示的病毒结构,显示病毒起源是完全天然的。
这不单是场“口水战”,一些涉及根本的事正在发生。
本月稍早,正当美国宣布对意大利等许多欧盟国家旅客关闭边境时,中国政府则宣布,向正处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前沿的意大利派出医疗队伍和运送医疗物资,继而也向伊朗和塞尔维亚提供帮助。
这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时刻。这显示背后正进行一场信息战,中国渴望以新的全球参与者身份摆脱这场危机。确实,这是一场美国目前正在输掉的战斗。美国派遣了迟来的小型空军医疗设施到意大利,已难以扭转这一看法。
所有国家的行政及政治系统在此时此刻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领导力变得特别珍贵。在任政治领袖如何把握时机,表达论述的清晰度以至动用国家资源去应对疫情的效率,最终这些均会被用来为政治领袖们定功过。
这一流行病袭来之时,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低潮,即使签订阶段性贸易协议,也难以缓和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中国和美国在重新布防,为亚太地区未来的潜在冲突进行公开准备。中国已经崛起,至少从区域层面来说,自身已成为军事超级大国。中国现在渴望获得其国际地位所要求的更广泛的地位。
这场大流行正威胁把中美关系推向更加困难的时期,而这对于这场危机的走向,以及世界从中的演变,都有重要的关系。当病毒被打败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将在帮助重建被摧毁的世界经济中担当关键角色。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援助对于对抗新冠病毒至关重要。需要继续分享医学数据和经济。中国是医疗设备和诸如口罩和保护服等即弃用品的一大生产商,这些东西对处理感染者来说是必须的,而且所需数量如天文数字般庞大。
中国在许多方面已是世界的医疗制造工厂,能够以多数国家不能实行的方式扩大生产。中国正在把握机遇,但正如特朗普的批评者所言,是特朗普正在“掉链子”。
特朗普政府起初未能接受这场危机有多严重,并将其视为主张“美国优先”,以及假定的美国系统优越性的又一次机会。 但目前面临危机的是全球领导能力。
奥巴马时期的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两位亚洲专家,近日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全球公共物品供应、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他们说,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正考验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而造成的缺口,填补其空缺,把自己呈现成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
冷嘲热讽是很容易。许多人都有疑问,大流行似乎源自中国,中国如何在这时候从中获益,坎贝尔和杜如松形容中国在这种时机寻求利益是“厚颜无耻”(Chutzpah)。北京最初如何应对武汉发生的疫情是隐秘的,但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可以有效和令人赞叹地调配资源。
新闻自由机构“美国笔会”(PEN America )行政总裁苏珊?诺塞尔(Suzanne Nossel)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写道:“由于担心最初的否认和对疫情的管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北京在国内外展开积极的宣传运动,吹捧其应对疫情的‘德拉古(严厉)’方式,淡化自身在引发全球疫情中的作用,并将其努力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进行了有利的对比。”
许多西方评论员认为中国变得越来越专制和民族主义,他们担心疫情的影响和由此导致的经济放缓会加速这种趋势,但华盛顿全球地位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
美国的盟友正在留意,他们或许没有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但许多国家在对华态度上与美国已有明显差别,例如中国技术的安全性(华为争议);以及伊朗和其他区域性议题。
中国透过在大流行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试图建立新的基准,在中国可能很快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时,在未来与各国建立不一样的关系。从中国与日韩连结应对疫情,以至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可以窥豹一斑。
坎贝尔和杜如松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特别用上英国没落来作比较。他们称,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拙劣的行动,“把英国力量的衰退暴露无遗,标志着英国称霸世界的终点。”
两人说:“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察觉到,如果不在此时站起来面对当下,那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是另一个‘苏伊士’时刻。”
▲美国之音(VOA)3月26日报道:美国务卿:“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蓬佩奥指责中国伊朗隐瞒疫情,美议员呼吁对抗中共疫情大外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记者会上讲话。(2020年3月25日)
 
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美中外交战继续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3月25日)指责中共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重大威胁,并敦促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中共“恶意影响”。蓬佩奥是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后发表的这番讲话。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用词一再直指“中共”。他还说,其他与会国官员都意识到中共为转移注意力和逃避责任而展开的散布不实信息的运动
在因为疫情而改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后,蓬佩奥在华盛顿国务院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七国外长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一些“威权国家”构成的威胁。
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像武汉病毒疫情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中共还威胁破坏自由与开放的秩序,而这是我们七国共同繁荣与安全的基石。我敦促每一个国家一道努力来保护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不受其恶意影响和威权主义的威胁。我们七国必须推动我们有关自由、主权、良治、透明和问责的共有价值观,并推动联合国也维持这些原则。”
蓬佩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继续指责中国政府曾严重隐瞒疫情。
他说:“你们也记得,最初的时候很清楚中国了解这个问题, 中国第一个知道这个病毒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但是他们一再拖延与全世界分享这一信息。是的,我们迫切希望与每个国家合作。这是一个全球大流行病,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想要与所有的国家合作,包括中国,来寻求解决方法,使尽量多的人能够生存、健康,恢复被武汉病毒损坏的经济。”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中两国政府一直围绕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冠病毒疫情展开外交对攻。美国指责中国政府隐瞒疫情并散布不实信息。而中国政府则表示中方向美方做了及时通报,并且宣称中国是抗疫的国际楷模。中国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和网络不断传播病毒来源是美国的说法。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公开指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这一言论引起了美国的愤怒。
近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试图与赵立坚的言论拉开距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推特上对崔天凯的评论表示“欢迎”,她说,“挽救生命比挽救面子更重要”。赵立坚本人在3月24日凌晨发推,突然改变话风,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合作共同战疫”。
然而,北京这些似乎是为了消火的行动显然还没有平息华盛顿的愤怒。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已推出谴责中国政府甚至要向北京追责索赔的法案。
进入特朗普行政当局之前做过众议员的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国会议员的这些举措。他说,各国必须弄清楚来自中共的虚假宣传,但眼下的重点不是指责,而是抗击疫情。
他说:“我不再做这些事情了。我还是让国会来决定他们想怎么做。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今天不是指责和追责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表示,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可以得到的信息。这意味大家都全面透明,包括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个仍在持续的挑战。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病毒在中国的持续程度如何,我们需要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得到良好的信息。我们需要准确、透明的信息,我们对世界各国有同样的要求。”
“但是,会有合适的时候的,”蓬佩奥接着说,“在我们设法解决了这场危机之后,在我们设法让每个经济体重新站稳脚跟之后,会有时候让世界来对所发生的事情评估责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5日说,“中共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就像 #武汉病毒 疫情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他敦促各国抗击中共“恶意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四指蓬佩奥“继续对中国搞污名化、诋毁抹黑中方抗疫努力,企图借此转移视线、转嫁责任,用心极其险恶。” https://www.voachinese.com/a/5345328.html
 
▲美国之音(VOA)3月26日报道:新冠疫情大流行 美参众议员推决议吁国际调查并向中共问责求偿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蓬佩奥指责中国伊朗隐瞒疫情,美议员呼吁对抗中共疫情大外宣 
 
资料照: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 R-MO)2019年5月23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华盛顿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星期二(3月24日)推出决议,呼吁对中国共产党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扩散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
决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 R-MO)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坦弗尼克(Rep. Elise Stefanik, R-NY)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该决议案截至星期三再获得了三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联署支持,包括约翰。科宁(Sen. John Cornyn, R-TX)、汤姆。科顿(Sen. Tom Cotton, R-AR)和玛莎。麦克萨利(Sen. Martha McSally, R-AZ)。
决议案除了呼吁启动国际调查,针对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型冠状病毒早起疫情传播情况所造成的伤害进行量化之外,还呼吁国际社会设计一种机制,为美国和其它因中国隐瞒早期疫情的决定而受到影响的国家向中国索偿。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东时间3月25日,美国新冠病毒累计确诊人数超过6万5千人,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排名第三的国家,仅次于中国的8万1千多例和意大利的7万4千多例之后。
“从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故意在这场流行病的起源向全世界说谎,”本届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霍利在声明中说。“中共最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意识到病毒存在的事实,但却对实验室下令摧毁样本,迫使医生保持沉默。”
“现在是时候在这场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的扩散中,针对他们掩盖疫情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国际调查了。中共必须要为世界正在遭受的苦难来负责。”
“中国共产党政府明知故犯地隐瞒了抗击这种诞生于中国的新冠病毒扩散所需的重要信息,”本届国会最年轻的共和党籍女众议员斯坦弗尼克在声明中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精心设计掩盖这广泛而致命的新冠病毒的影响,这一无理决定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其中包括了数以百计的美国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上升。”
“这项决议案呼吁中国为他们的傲慢带给世界其他地方所造成的伤害、损失和破坏提供赔偿。简而言之,中国必须而且将要承担责任。”
美国之音致函决议案起草议员办公室,询问美国寻求透过何种国际机制或管道对中国进行调查,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另一项相关决议案
在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之际,愈来愈多的国会议员纷纷站出来将矛头对准中国。星期二早些时候,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推出了另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处理,将这场导致全球超过46万人感染,至少2万多人死亡的流行病归因于中国的谎言和管理不善。该决议案还呼吁北京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班克斯(Rep. Jim Banks, R-IN)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穆尔顿(Rep. Seth Moulton, D-MA)共同提出的决议案虽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反映国会众议院对中国在处理此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中所扮演角色的态度。
这项决议案指出并严厉谴责中国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时所犯下的“多项严重错误”,包括政府淡化病毒风险、对医疗专业人员实行言论审查并驱逐记者。该决议案还明确呼吁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没有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源自于任何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
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回应。决议案发起人之一的穆尔顿是唯一支持这项决议案的民主党众议员,其余近40位联署支持的议员皆为共和党人。穆尔顿在其推特上发表声明,为他推出这项决议进行说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初以不实信息和错误指示来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穆尔顿说,“美国人民应当让我们的领导人承担责任,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应当让中国为他们在这场大流行病所扮演的角色承担负责。”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7日报道:肺炎疫情政治化 中美互相指责对全球抗疫有何影响
在世界各国疲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之时,全球两个大国——中国、美国之间的矛盾成为抗疫主旋律中无法躲避的插曲。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周五(3月27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中美应该团结抗疫。他还说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习近平还希望美国采取 “实质性行动”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公赢的关系。
习近平说的不冲突、不对抗和相互尊重,很有言下之意。
就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之前,特朗普对中国的疫情透明度和真实的死亡数字表示质疑。
他将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中国和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的解释是:“我们做了大量的检测。我可以肯定地是你不知道中国检测了什么,没检测什么。”
很快,中国媒体对此表示:特朗普趁机抹黑中国。
“抹黑中国”
在此之前周三(3月25日)举行的七大工业国(G7)外长视频电话会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传播虚假新闻,成为各国媒体最为关注的消息。
而这次的会议究竟有什么成果和决议,反而不受外界的重视。实际上这次的会议作出了不少重要决定,关系到世界以及这七个工业大国如何联手抗疫:
本次的G7会议,原本定于24-25日在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茨堡举行,但在疫情严重的形势下改为视讯会议方式召开。
不过这次G7外长会议,最终却没有发出联合声明,原因却与中国有关。
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持把新型冠状病毒称为 “武汉病毒”,而与会其他国家则以这会招致不必要的隔阂为由提出反对。
蓬佩奥在视频会议后的记者会上仍然表示,七大工业国外长都注意到中国在新冠病毒问题上的 “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
对蓬佩奥的此番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四(26日)记者会上继续针锋相对,指责美国方面对中国搞污名化、诋毁抹黑中国,还呼吁美国停止将疫情政治化。
蓬佩奥在国际会议上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为 “武汉病毒”,尽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稍有缓和的态度相矛盾,但却是他一贯态度的延续。
3月16日,蓬佩奥在与中国主管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时,就曾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新冠病毒可能由美军传入武汉的言论表示了强烈反对。
蓬佩奥说,现在不是散布虚假信息和荒诞谣言的时候,而是各国团结抗击共同威胁的时候。
观察人士认为,蓬佩奥对“武汉病毒”的坚持遭遇西方其他国家的反对,又一次透露了美国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与传统盟友们的分歧。
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成立于1970年代。
七国工业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在新冠病毒名字上与美国的不同意见,也是继华为5G技术的使用存在分歧立场后的又一次。
虚假信息
普遍认为,虚假信息是伴随社交媒体的发展而在世界范围迅速广泛传播的不真实,而且能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重大伤害的信息。
政府或官方机构出于诋毁对手的目的散布宣传材料并不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产物。早在1930年代开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媒体观察部(BBC Monitoring)就一直跟踪世界各地媒体对事实的扭曲和捏造。
而近20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成熟,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政府、机构和个人发布虚假信息平台和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便利,导致虚假信息在世界范围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也使得真相与谎言更加难以分辨。
舆论信息战
本次围绕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中美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已经造成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紧张气氛。
实际上,有关虚假信息的争论,几乎出现在现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出现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中。
台湾大选期间有关蔡英文总统的博士论文造假事件、香港民众针对逃犯条例展开抗议期间,也出现了诸多有误导性的假新闻。
而在国际层面,最引起世界关注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2017年美国情报机关曾公开报告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设法协助特朗普赢得大选。而社交媒体脸书则查实,在大选前后,俄罗斯机构在脸书上制作发布了大约8万条信息。
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通电话固然能在表面营造和谐气氛,但却并不能消除两国之间的猜忌与不满。在此严峻疫情危机下,把黑锅甩给对手,也不失为维护政权稳定、凝聚民心的可行手段。
在全球抗疫的紧张气氛中,很多有识之士呼吁:要打赢这场战争光靠一个国家是不够的,全世界需要拿出协调作战的统一部署。
然而,在疫情之外必须要面对的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大国在抗疫问题上彼此不合,无心联手,那么全世界的抗疫能成功吗?
▲美国之音(VOA)3月28日报道:追责中共!美国会共和党领袖:美中关系回不去了
国会山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尔。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星期五(3月27日)致函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其打击中国共产党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谣言的努力。麦考尔在信中还敦促国务卿蓬佩奥考虑采取更多行动,包括与其他民主国家一同对北京当局掩盖新冠病毒的行为展开多边调查。整起事件“将让美国人清醒地审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麦考尔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
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延烧,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仍朝着不断恶化的方向急速发展。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下午5时,美国确诊病例已突破10万,死亡人数达到1千4百多人。
麦考尔在信中写道,他同意蓬佩奥称“武汉病毒的爆发清楚展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了重大威胁”的说法。
“借由将当地爆发的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他们的体制旨在审查任何可能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事务,这正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信中说,“中共正在进行一场不实信息的宣传运动,企图将责任推到美国身上,这样的做法正加剧这种可怕的局势。”
美中新冠病毒外交战近日引爆
与新冠病毒疫情有关的美中外交战近日在美国行政、立法机构展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指责中共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重大威胁,并敦促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中共“恶意影响”。蓬佩奥是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后发表的这番讲话。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用词一再直指“中共”。他还说,其他与会国官员都意识到中共为转移注意力和逃避责任而展开的散布不实信息的运动
星期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Sen. Josh Hawley, R-MO)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爱丽丝。斯坦弗尼克(Rep. Elise Stefanik, R-NY)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决议,呼吁对中国共产党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疫情扩散情况启动国际调查,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进行赔偿。
同一天,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爆发的处理,将这场全球流行病归因于中国的谎言和管理不善。该决议案还呼吁北京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
麦考尔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责,这场颠覆全球秩序的流行病源自中国,而且原本情势是可以避免失控的。
“我的调查显示,11月底12月初就知道疫情了,中国有八位医生说出了这件事。他们被中共拘留,不得不撤回声明。其中一名被提出刑事指控,最后死于冠状病毒。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接受了中共的说法,说1月中旬没有人传人 ,”麦考尔说。
“当时赶上春节,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武汉,500万人离开武汉,去中国其它地方或出国旅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1月份出现了第一例。本来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本来是可以制止的,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由于中共不说出自己国家发生事情的真相,如今我们要应对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麦考尔议员还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了不信任。
“世卫组织负责人来自埃塞俄比亚,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投了好多钱,埃塞俄比亚首都被称为中国人建造的首都,”麦考尔说,“所以我不知道。我知道世卫组织有些薄弱,被削弱了,但在是否尽责的问题上,我认为他们这次做得不够好。因此我们不会给他们一张好的成绩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签署了一项超过2万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将帮助公司和个人应对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衰退,并向医院提供急需的医疗用品。这项援助计划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纾困法案。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Sen. Rick Scott, R-FL)办公室星期五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中表示支持向中国隐瞒疫情而导致全球爆发流行病的行为进行问责。
“斯科特参议员希望共产中国为他们在制造这场全球流行病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斯科特参议员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中国不可信,也从未如实提供有关新冠病毒的关键信息。中国正在隐瞒信息,审查患者,并在病毒及其如何传播等问题上彻头彻尾地撒谎。”
“媒体不应该接受他们的数据是准确的,斯科特参议员将努力确保美国追究共产中国的责任。”
民主党议员不同意
不过,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总统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回应。
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Rep. Jim McGovern, D-MA)表示,他担忧共和党人在对中国采取调查的做法将引起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他对此感到反感。
“我认为,其中一些努力带着反对中国人民的色彩,让我很不舒服,”麦戈文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我想说,中国政府没有实话实说。你也知道,我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一直持批评态度。但如今不是找替罪羊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努力的时候。这是世界性的危机。我们需要让中国更加合作。我们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样做现在时机不合适。”
共和党众议员出身的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在谴责中共对人民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时,被记者问到国会试图追究北京责任的努力。蓬佩奥当时说,这件事由国会自己决定,但他认为眼下不是追责的时候。
“但是,会有合适的时候的,”他接着说,“在我们设法解决了这场危机之后,在我们设法让每个经济体重新站稳脚跟之后,会有时候让世界来对所发生的事情评估责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时间星期四夜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特朗普说,两人交谈得很好,中国在抗疫方面有很多经验和知识,两国正在密切合作。
麦考尔: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去了
美中两国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责任上展开的外交争斗同时令各界讨论,本已处于低潮的双边关系将如何发展。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之后,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的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在这次疫情之后,美中关系还能回到从前。
“我不认为(美中关系未来还会一样)。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有特别的关系。我从贸易协议中看到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贸易协议达成的时候,刚好赶上中国疫情出现高潮。”麦考尔说。 “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于中国。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整个这段经历,就像是《阴阳魔界》的噩梦,将让美国人清醒地审视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中国的供应链。”
▲美国之音(VOA)3月30日报道:科顿参议员:中国政府仍在新冠病毒问题上撒谎
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在新冠状病毒问题上撒谎。
科顿在福克斯新闻的“周日早间未来”节目上说,中国的实际情况与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信息直接矛盾。
科顿说,“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撒谎。” 科顿称他在一月份就知道,由于中国政府的反应,这种病毒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尽管将数千万人置于封城之下,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淡化了新冠病毒的严重性。
“你今天又看到了。例如,中国说,他们没有更多的新病例,没有更多的新死亡病例,但他们关闭了全国才开放了几天的所有电影院。”科顿参议员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上补充说,武汉的太平间也讲了一个不同于官方说法的故事。
科顿说,“他们说他们只有2500个死亡病例,但是一个太平间已经订购了5000多个骨灰盒。你可以看看这些基本事实,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今天仍然在撒谎,就像12月和1月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本可以成为武汉的当地问题变成了全球流行病,目前已有2000多名美国人死亡。”
今年2月,科顿曾谈到中国在武汉的一个“研究人类传染病的生物安全4级超级实验室”。有鉴于此,加上中国禁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访问以及驱逐《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科顿说,有证据表明中国“试图掩盖世界上最大的新闻。”
科顿指出,中国正在研究冠状病毒。虽然他承认中国有“正当理由”这样做,例如开发疫苗或治疗药物,“但我们至今仍不知道这种病毒的来源。”
与此同时,科顿还讨论了美国在抗生素和药物成分生产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这也是为什么他正在推动立法,通过刺激美国制造业和让联邦政府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来减少这种依赖。
科顿参议员说,最终中国将会被追究他们行为的责任,“当他们失去了我们外包给他们的制造能力,或者当世界上其他民主政府回应知道中国应对这种病毒负责的人民的时侯。”
▲纽约时报3月30日报道:美国官员称中俄利用新冠疫情展开虚假信息宣传
JULIAN E. BARNES, MATTHEW ROSENBERG, 黄安伟
华盛顿——美国情报官员和外交官称,中国和俄罗斯抓住新冠病毒疫情这个机会,开展虚假信息宣传,试图让人怀疑美国的危机处理方式,同时转移对它们自身应对这个大流行病的关注。
他们表示,与克里姆林宫同一阵线的面向西方受众的网站传播阴谋论,在欧洲散布恐惧,在美国散布政治分裂;他们还指出,俄罗斯的外交官和官方新闻媒体可以说是相对克制的。
中国的攻击则更加咄咄逼人。它通过一系列与政府有关联的社交媒体账户来传播似是而非、有时自相矛盾的说法。并且中国也采纳了俄罗斯的战术,进行更隐蔽的行动,模仿克里姆林宫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甚至使用和夸大来自相同的一些阴谋论网站的内容。
这些宣传活动表明,两国都转向了一种典型的威权策略进行宣传,以打击美国这个共同的对手,而不是解决公众对其自身问题的批评。
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评估,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很可能会停止采用外交部和使馆网络公开传播虚假信息的做法,并进一步利用俄罗斯式更微妙的做法,依靠情报部门散布有关病毒起源和中国应对的错误信息。
其他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和北京达成了暂时性的缓和,要求双方停止关于病毒对彼此的公开攻击,但官员们对于暂时的休战能否持续下去表示怀疑。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已向美国发出信号,面对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务院的批评,中国将遏制其虚假信息。也有官员表示,中国只是在转变战术,因发现其虚假宣传效果不如预期。特朗普总统采取调停立场,在周四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白宫的谈话摘要显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抗击疫情”。
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特使兼协调员利亚。加布里埃尔(Lea Gabrielle)说,自1月以来,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都大大增加了有关冠状病毒的虚假信息的传播,甚至重复并放大彼此的宣传和虚假信息,包括各种反美阴谋论。
加布里埃尔在周五对记者说:“新冠病毒肺炎危机确实给恶意行为者提供了将信息空间用于有害目的的机会。”她说,国务院的这个部门正在努力反驳这些信息。
3月20日,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白宫发表讲话,谴责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传播虚假信息方面的“协调努力”。
中国在台湾、西藏及香港等地缘政治问题上,有着漫长的宣传以及诱使世界遵循其说法的历史。虽然它推行自己的政策和观点——其中一些是公开反美的,但极少在边缘阴谋论背后投入大量资源。
然而,情报官员和外部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在此次疫情期间已经发生改变。在高度协调的宣传运动中,中国官员和有关机构传播围绕着两种说法的话题:该病毒的起源应归咎于美国,以及共产党经过艰苦努力已成功地遏制了病毒,肯定了其系统的优越性。
作为信息战的一部分,中国还驱逐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三大美国报纸的记者。
在今年早些时候保持相对沉默之后,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外交部官员最近几周加大了阴谋论的说法,同时宣称病毒的发源地武汉的疫情已经被控制住。
中国官员似乎依赖于借用克里姆林宫培育的反美组织推动的虚假信息,这些组织早已在西方国家拥有受众。专家称,其中一些网站得到了俄罗斯的资助。
例如,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个链接,指向他口中的“非常重要”的文章,该文章错误地描述了冠状病毒的美国起源。
这篇文章来自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全球研究组织(Global Research),该组织自称智库,但在很大程度上传播阴谋论,其中很多是亲俄和反美的。
世界各地至少还有十几家中国大使馆转发了赵立坚的推文。总计有超过1.2万个账号转发,超过2万名用户点赞。
其他经常发布虚假信息的媒体随后也开始谈及这一猜测,并加入了自己的曲解。极右翼金融网站ZeroHedge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以1999年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中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所饰角色“泰勒。德登”(Tyler Durden)为笔名的作者,在另一个不太知名的网站发表长文,提到赵立坚的推文,提出新冠病毒是“全球主义者一直在等待(或筹划)的黑天鹅事件”。
另一个阴谋论网站——其中许多有反美倾向——“今日老兵”(Veterans Today)声称是他们“爆出”了10月美国运动队将冠状病毒带到武汉的那则不实报道。“没有任何关于美国队的视频或照片,也没有任何记录,”该网站声称,并且许多据称属于那支美国队的运动员甚至没有参加比赛,而是在据信为病毒发源地的那个露天市场闲逛。
这些策略“与中国过去的运作方式大相径庭”,美国无党派组织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项目“保障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Democracy)主任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说。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散布各种看似矛盾的虚假信息,然后说,‘我们怎么能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能知道真相?’”她还说。“我们以前从没真正看到中国对外这么做。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和媒体正在尝试那些典型的俄罗斯战术。”
周一,“保障民主联盟”将推出一种追踪中国虚假信息的工具,让人们了解北京正在推行的说法。该组织的“汉密尔顿仪表盘”长期以来一直在监控俄罗斯的Twitter账户和新闻消息。
加布里埃尔说,最近几天,中国官员已经改良了他们传达的信息,不再是彻底的谎言或虚假情况。
“我要说的是,信息空间在不断发展,”她说。“它一直在流动变化,中国的手法也是如此。”
例如,在非洲,北京的外交账号曾在几天内试图放大赵立坚推动的阴谋论。但自3月15日以来,在非洲的宣传主要是赞扬中国的努力。加布里埃尔说,她的团队发现,在意大利和西方其他地方,中国的信息传递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转变。
前中情局官员马修。克鲁尼格(Matthew Kroenig)说,中国自己在对抗病毒初期的失败令政府无法发起只歌颂自己成就的宣传攻势,迫使它采用了俄式的造谣。他的新书《大国对抗的回归》(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Rivalry)介绍了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中国人复制俄罗斯模式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危机处理不当,”克鲁尼格说。“但他们也在向俄罗斯人学习。”
俄罗斯对这种冠状病毒的公开信息一直有所保留,这令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莫斯科不确定疫情将如何发展,因此决定避免可能对俄罗斯政府不利的阴谋论,从而回避发布公开信息。
尽管如此,根据追踪了俄罗斯宣传的欧盟虚假信息部门的说法,俄罗斯已经将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宣传重点转移到该病毒上,并传播有关该病毒的阴谋论。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直是俄罗斯的目标。一位立陶宛官员说,立陶宛政府认为莫斯科是一份伪造报告的幕后黑手,该报告称一名在立陶宛北约部队服役的美国士兵被检测出感染冠状病毒。自那以后,俄罗斯还在立陶宛和北约其他国家散布了其他虚假信息。
加布里埃尔说,俄国人的战术有一种巧妙的回路。他们发布一条虚假信息,会被中国和伊朗拿去并推广,然后俄罗斯的行动人员再转发中国或伊朗版本的信息,使其看起来像是来自其他地方独立产生的新消息。
Julian E. Barnes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的国家安全记者,报道情报机构的新闻。在2018年加入时报前,他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安全事务新闻。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Matthew Rosenberg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他所在的团队曾因报道特朗普和俄罗斯赢得2018年普利策奖。此前他曾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担任15年的驻外记者。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黄安伟(Edward Wong)在《纽约时报》担任外交与国际新闻记者超过20年,其中13年驻伊拉克和中国进行报道。他因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获得了利文斯顿奖(Livingston Award),也曾入选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费里斯新闻学教授。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ewo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美国之音(VOA)3月30日报道:新冠肆虐全球中共内外宣力避追责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蓬佩奥指责中国伊朗隐瞒疫情,美议员呼吁对抗中共疫情大外宣 
 
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删改标题中的“武汉肺炎” (网络截图)
 
正当新冠肺炎病毒在欧美国家持续蔓延,中国官方在宣称境内大部分地区疫情清零之时,北京当局将防疫重点转向控制输入病例,停止外国人入境,限制国际航班,官方在国内严控舆论,对外则展开宣传战。
中国领导层近期一再督促各地有序复工复产,上周湖北省除武汉地区外已经解封。武汉市民开始领取亲人骨灰予以安葬,当地的生活看来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市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死亡人数为2535人。网络上流传的图像显示,殡仪馆和公墓外排着长队,这样的画面在中国网络上被删除,而展示意大利教堂内停放大量棺材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传播不受任何限制。
武汉雷神山医院周末举行庆功会,现场视频显示人们欢天喜地,手舞足蹈,渲染胜利气氛,与武汉市民排长队领骨灰、等待安葬的场面,以及目击者透露现场禁止拍照不许哭泣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引发了部分网民对于疫情期间死亡人数的讨论。迟报疫情隐瞒真相导致传染病扩散的责任看来已成为中共面临的最敏感话题之一。
敢言企业家失联 画家作家网民遭警告
素有“任大炮”之称的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在微信群撰文抨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后被失联。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年近七旬的任志强已遭拘禁,并在绝食抗议中发生危殆而被送医急救。
网传中共党内人士任志强的讨习文章说,“人们没有看到大会(指习近平主持的17万人视频会议)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文章问道,“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
文章还接着提出一系列的为什么。然而,对于这篇文章及文章作者的下落,官方并未作出公开回应,官媒也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
3月30日,署名一些“任志强先生的朋友”的一封致中共北京市委公开信表示反对“秘密抓捕”的野蛮行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公布任志强的下落、状况和安危,立即公开任志强被拘禁的整个过程以及时间地点,说明被拘禁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允许家属和律师与任志强?面。 公开信呼吁,在没有进入法律程序之前,应该立即放3月10日被失联至今的任志强回家。
上周,北京宋庄艺术村画家大车因创作《甩锅》等一系列针对疫情处置不当和防控失误的讽刺漫画而在深夜受到公安警告和威胁。
也在上周,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的北京居所外面又被上岗限制外出,据说是警方为清明节敏感期临近而采取的行动。之前,高瑜曾被当局要求在社交媒体上闭嘴,不得再就疫情发言。
3月中旬,河北省石家庄市网民孙愿平受到当地公安传唤,被要求停止发送有关疫情的信息和言论。据一位知情网友披露,孙愿平过去一年内已被多次传讯施压,但他近期没有在微信上发有关疫情的敏感信息或言论,只是介绍一位影视导演联系了敢于向外媒反映疫情灾害的武汉市民张毅,还有收到一位新添加的网友发给他的微信,其中包含一些政治批评言辞,并没有做出回复,就被河北警方当作传唤公民予以警告的证据。
病毒源头之争
中国官方在欧美国家疫情加重之时,愈发回避病毒来源问题,先有高级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声称,疫情在中国爆发,但病毒未必源自中国,然后有官员及部分官媒则暗指疫情或源自美国或意大利。
不过,有评论指,湖北以外的省份,包括政府机关,似乎都在用行为告诉世界,这就是“湖北病毒”、“武汉肺炎”。中国官媒新华社、环球时报被发现悄然删改一月份关于疫情的报道,报道原文中“武汉肺炎”、“武汉病毒”等说法已经被“新冠病毒”等词汇替换。但是,官媒使用武汉肺炎和武汉病毒的原文字句在谷歌搜索网页快照上仍然历历在目。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报告认为,有证据显示引起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文章作者之一罗伯特。加里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的源头。不过,中国官媒央视断章取义解释为“武汉绝不是新冠病毒源头。”中国官媒报道的标题还出现了“美国新冠肺炎”、 “意大利新冠肺炎”等说法。官媒央视引述意大利马里奥内格里药理研究所主任朱塞佩。雷穆齐的话说,病毒可能早于疫情在中国爆发前就已在意大利传播,这番说辞令人联想到病毒源于意大利。雷穆齐随后表示,中国官媒扭曲了他的用词,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
官媒的这些宣传和网上一些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文章在中国百姓中影响深远。北京一家国有银行的一名保安告诉美国之音,他在微信群的好友都在传送诸如美国人把病毒带到武汉之类的消息,而且深信不疑。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离退休老干部也听信了病毒来自美国的谣言。然而,就在上个月,内蒙古自治区一网民因捏造新冠病毒是美国基因武器的谣言而被中国当局刑拘10天,官媒还就此事作了报道。
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赵立坚走到台前在推特上就疫情责任问题直接与美国官员展开论战。
以“战狼”姿态出任发言人的赵立坚受到中国官媒热捧之时,有多名推特网友称其帐号被赵立坚拉黑,其中包括历史学者章立凡遭到“提前屏蔽”。科普作家方舟子表示,其帐号也被赵立坚“预防式拉黑”。
赵立坚推文声称可能由美军散布病毒的阴谋论在美国引起了强烈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使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引发在美华人和中国官方抗议。两名共和党议员致信推特要求禁言散布假消息的中共官员帐号,但遭到推特拒绝。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声称,中共散布疫情的虚假信息,贬低美国和总统特朗普的防疫工作。对于赵立坚的阴谋论,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均予以回避,但也没有明确否认。崔天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那种美国军人可能向中国传送病毒的说法是疯狂的(crazy),病毒源头的结论应该由科学家论证得出。而中国网络上阴谋论的说法仍然持续不断。
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推特声称,赵立坚与崔天凯观点不同反映了中国多元化的表述和民主的决策体制。旅美作家余杰认为,在“定于一尊”的背景下,中共不可能存在左右手互搏的“两个司令部”。他表示,崔天凯与赵立坚 “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各司其职”, “中国的外交部仍然处于清帝国总理衙门时代”,官员害怕作出让步的后果对自己不利,因而装聋作哑。
五毛配合大外宣引领舆论风向?
中国的大外宣以及对外援助的“口罩外交”引起了欧盟的警惕。欧洲委员会副主席何塞。博雷利认为,“中国现在激烈地宣传其与美国不同,即它是一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在叙述中,我们还看到了试图损毁欧盟声誉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欧洲人被污名化,好像所有欧洲人都是该病毒的携带者。”博雷利同时表示,“有一个地缘政治因素,包括通过宣传和‘慷慨政治’争取影响力的斗争。”
在湖北省疫情最为严峻的2月,《大纪元时报》曝光了一份据称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内部文件,该文件显示湖北调集大批俗称“五毛”的网评员“以主动发声对冲负面舆论”,美国之音曾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求证该文件真实性,但至今未获回应。
中共的大外宣在防火墙外同时发力,从事调查报道的组织ProPublica研究发现,中国通过操控推特假帐号和挟持帐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隐秘宣传。
ProPublica的研究指,一些帐号被盗用,发布中国政府的在疫情方面的宣传信息,除此以外,这些帐号还发布针对香港抗议者的宣传。
ProPublica的研究发现,这些被操控的帐户行动协调一致,一些看上去似乎真实的中心帐号发布政治信息,同时配上引人注意的图片或者视频,其他的“水军”小号随即点赞、转发、发布正面评论,似乎意在根据推特算法提高推文的可见度。
ProPublica分析认为,有证据表明,有组织操纵推特帐户行为指向一网互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OneSight),该公司近期发布的广告显示“数据战‘疫’”、“向世界传递正确的中国声音”。
公开资料显示,一网互通公司创办人李蕾曾经在北京市委外宣办工作。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2019年8月,官媒中国新闻社推特帐号需要增加58万粉丝量,一网互通以124.88万人民币中标。一网互通没有回应ProPublica的询问。
自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以来,推特和脸书公司均注意到中国有组织的宣传行为,关停了大量散播假新闻的帐号,引发中国不满。
居住在澳洲的艺术家巴丢草以及一些在推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用户披露,近来他们收到自称是传媒营销机构的信息,称希望合作发布一些推文并且会支付一定费用。不过,这些帐户拒绝透露具体的公司名称等信息。
陈平:言论、新闻不自由,谣言满天飞
上周,原北大法律系校友薛扶民发出一封未署名建议书,呼吁中共高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功过和去留问题。该文在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转发后迅速在微信群和各种社交网站流传,引起广泛关注。
陈平1980年代曾参加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又称“莫干山会议”),在中共体制内颇有人脉,与一度权势显赫的前常委、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敢言企业家任志强相熟。不过,陈平指出,外界炒作他转发上述未署名建议书与王岐山和任志强有关是牵强附会。同时陈平还表示,这份建议反映当前很多人、尤其是体制内人士的想法。
此后,网上又流出一些所谓的联名上书传闻,包括马云等知名企业家和五位卸任多年的中共政治老人分别致函中共最高层,要求回归邓小平韬光养晦和改革开放路线。但这些传闻目前均无法证实。
在香港的陈平上周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觉得就是因为言论、新闻不自由,最后导致谣言满天飞。唉,这也是既是特殊的、也是必然的现象。
▲美国之音(VOA)3月31日报道:蓬佩奥:在各国如何抗疫及外援的问题上要抗击中国虚假信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3月30日)再次表示要抗击来自中国等国的有关新冠病毒的虚假信息。他说,虚假信息不仅涉及疫情开始的时候,还涉及到各国如何抗疫以及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的问题。而同天,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似乎淡化了中国散布虚假信息的问题。他说,“每个国家都这么做。”
国务卿蓬佩奥在与来自亚洲或者对亚洲进行报道的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上再次批评中国以及伊朗和俄罗斯散布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
他说:“我们看到,这不仅来自伊朗和俄罗斯,也来自中国,还有其它国家。他们试图拿出某种话语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有同样的成分,那就是回避责任,而且试图在全世界混淆视听,不仅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混淆视听,而且在各国如何抗击病毒以及哪些国家正在真正在全世界提供援助的问题上混淆视听。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纠正这些话语方式。特朗普总统在某些虚假新闻方面已经明确地纠正了视听。我们也在试图这样做。这是重要的。”
蓬佩奥还示意要警惕中国目前有关病例的数字的准确性以及中国政府目前有关援助各国的宣传。
他说:“我听到人们谈论虚假信息。他们的焦点只是一开始发生的事情。但是,还需要确保透明度,确保有清晰的数据集,确保确诊病例如实通报,确保发向世界各地的货物是高质量的、能够正常工作的,并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精确追踪这些体系。拥有这种良好的透明度是绝对重要的。”
中国出口到某些欧洲国家的试剂盒和口罩等物资据报道发生了一些严重的质量问题。
蓬佩奥一直在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以及散布不实信息。他还曾说:“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
引起华盛顿方面强烈不满的虚假信息包括中国传播的有关病毒可能源自美国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指称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武汉。特朗普总统为此提出了“中国病毒”的说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后来与赵立坚的言论切割。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五通了电话,双方表示要合作抗疫。
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时被主持人问到中国等国散布的虚假信息运动的问题时似乎进行了淡化处理。
主持人提到,《华盛顿邮报》有关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在世界范围针对美国的疫情回应发动了复杂园熟的虚假信息运动,包括病毒源自美国的说法,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华盛顿邮报》属于假新闻,不可信。主持人打断他的话说,中国已经散布了不实信息。特朗普回答说:“他们这么做。我们这么做。我们用不同的说法来称呼它。你们知道,我针对中国发表了强烈的声明,包括‘中国病毒’……我想,对我的声明他们绝对是不高兴的。他们说是我们的军人干的。我说:”你是说‘中国病毒’?突然之间他们说,让我们好好说话吧。“
特朗普总统接着说:“每个国家都这么做。”
▲美国之音(VOA)3月31日报道:美国律师起诉中国各级政府隐瞒疫情的法律可行性
华盛顿 —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美中外交口水战,最近又延伸到法律界。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律所的律师最近代表5名美国原告起诉中国6名被告,要求民事赔偿。原告代理律师表示,打这场官司在法律上可行。也有法律人士担心,涉及两个国家的官司存在法律障碍,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集体民事赔偿
罗根。埃尔特斯等4位佛罗里达州居民以及一家体育训练中心3月13日向美国迈阿密联邦法院递交诉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民政部、应急管理部、湖北省政府以及武汉市政府提出控告。这是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控告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民事求偿案件。
5位原告共同委托伯曼法律集团(The Berman Law Group)代理他们打这场官司,索赔金额达数十亿美元。
佛罗里达州伯曼法律集团成立于2008年,该集团律师马修。摩尔是原告的代理律师。马修专门代理集体诉讼案子,从业超过10年。
涉嫌隐瞒疫情构成公众滋扰
这起集体诉讼的原告指控中国没有能够更迅速地通报及遏制武汉肺炎,或未能披露确切疫情数字,实际是在武汉市及邻近地区制造了“相当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引发全球性“武汉肺炎”疫情。
这起诉讼指责中国被告方“从事超危险活动”,构成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构成公众滋扰,被告负有严格责任。
截至目前,美国有15个州和两个海外领地获特朗普总统的批准,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至少已有26个州下令要求民众在家避疫。预计,到本月底,全美将有超过2.25亿人被要求待在家中,约占美国人口至少三分之二。
美国劳工部3月2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21日当周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录得328万,是前一周的近12倍。
特朗普总统最近在记者会上不止一次提醒,如果美国因为疫情无限期停摆,将会出现自杀激增、滥用药物等诸多问题。
诉状中表示,中国政府等这些“被告们”明知疫情很严重,却为了巩固经济利益,隐匿疫情、低报确诊数,进而拖延对疫情的防控。
摩尔律师说,中国和武汉的各种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压制了,他们本可以采取一些步骤。特别是在武汉,这个事件本来可以得到阻止,防止这场大流行。现在它已经蔓延到全球,病毒在造成伤害。
摩尔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起集体诉讼官司的目的就是,要求被告方赔偿因被告过失行为而给原告方造成的精神和经济损失。
这起集体诉讼涉及到的被告方是外国政府,诉讼行动是否可行?摩尔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代理的案子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即,允许原告起诉一个影响他作为美国公民的外国独立国家。
摩尔:法律上可行
这种影响具体到摩尔律师代理的这个案子上,主要表现在原告受到的侵权伤害。侵权过失有传统侵权过失,指的是某人因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另外一种侵权过失是一个外国主权国家的行为与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外国主权与在美国造成直接影响的某种商业活动有关的行为。摩尔律师说,法律肯定允许他们提起诉讼。
摩尔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代理这件集体诉讼案,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而是需要有人对世界正在受到的浩劫负责。
要赢得官司需要大量举证。摩尔律师表示,他们的投诉主要针对隐瞒相关信息。如果事实证明武汉第一个病人的确是11月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那么武汉8名医生1月初因讨论肺炎疫情被训诫就是一种压制。 武汉市在1月18日举办了一个有4万人参加的大型节日庆祝活动,要知道这种病毒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非常危险。
香港《南华早报》3月13日报道,他们看到的一份中国官方资料显示,2019年11月17日湖北省一名55岁病人确诊感染Covid-19病毒,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确诊者。该报认为,他们看到的这份文件可能有助于科学家追踪这种疾病的传播,并有可能确定它的源头。但官方资料未有公开他是否是“零号病人”,不排除第一宗病例更早发现。这份资料显示,到2019年的最后一天,确诊病例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例,而在2020年的第一天,这一数字为381例。
世界卫生组织1月12日在其网站发布的中国新冠病毒最新通报中这样写道,“根据中国有关部门今年1月11日和12日向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武汉市已初步诊断4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引用中国政府的报告称,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易于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网站的信息,中国第一例确诊的Covid-19病例是在12月8日,不过南华早报说,该全球机构并不追踪疾病本身,而是依赖各国提供此类信息。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医生今年1月24日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报告称,已知的第一例感染日期为去年12月1日。金银潭医院治疗了一些最早的患者。
据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的情况发布,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日之间。自2020年1月3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武汉江岸区百步亭社区1月18日举办“万家宴”,超过4万个家庭参加。随后一个星期,武汉疫情迅速恶化。中国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1月20日表示,武汉新冠病毒肺炎“肯定有人传人现象”。武汉在1月23日午夜起实施“封城”,停运武汉各种交通运输,市民必须居家不得离开武汉。
间接证据有助立案
摩尔律师表示,他们不可能做到让一些证人到法庭作证,比如无法让解放军的将军作证,让他们承认是他们向世界释放了病毒。摩尔律师说,在民事诉讼中,好在法律并不总是要求直接证据,可以有间接证据。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立案。间接证据是指单个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待证事实,而得通过与其他证据联合在一起,方有可能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
他说,如果没有信心,是不会接受委托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他说,他们正在起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这是一项昂贵而严格的任务。如果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是对的,就不会这么做。
前中国维权律师,现在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的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公民集体诉讼中国政府等被告,有可能在法院走下去,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另一方面他说:“我猜测中国是不会派律师或者派代表出庭应诉,如果法院裁决中国被告方赔偿原告,中国为了脸面也不会执行裁决,去赔偿,而是可能会采用外交手段,把案子拖延过去。”
滕彪认为,跟外国政府打官司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存在若干障碍,其中一个障碍是“送达”问题,就是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交被告方的行为。“送达”是美国法院的立案标准,就是说原告或者原告律师把法律文书送到法院之后,如果没有送达给被告方,或者被告方不愿意接收,就不能视同为通常所理解的立案。根据美国1976年的《外国政府的豁免法规定》,任何一个诉讼文书必须要送达到外交部长的手上,才视同为送达这个国家。
滕彪教授提到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国家主权豁免。通俗说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外国法院管辖,主权豁免原则是全球通用的。他认为,中国被告可以用主权豁免原则拒绝应诉。
中国律师梁旭光“反击”,起诉美国各级政府
在美国律师代理对中国政府发出集体诉讼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武汉律师梁旭光3月20日以“武汉公民”的名义向武汉中级法院提诉美国联邦政府、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美国国防部及美国军事体育理事会。控罪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四“被告”赔偿其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0万元人民币,并在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日连续发推文指控美国军方去年军运会期间把新冠病毒带到了武汉,并称“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日刊发评论文章,题目是“武汉律师就COVID-19起诉美国政府?在中国,法律障碍可能浮出水面”。这里的法律障碍指的是,中国坚持绝对豁免权原则。根据这一立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中国享有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财产在中国法院享有绝对豁免权,包括绝对管辖权豁免权。即未经外国同意,对其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
评论还说,武汉法院不能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受理此案,而应征求最高人民法院(SPC)的指示。
国家豁免权亦称国家主权豁免,由于它往往是以国家财产的豁免问题被提出来,所以通常又称之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它是指在国际交往中,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其明示同意免受其他国家的司法管辖和执行。
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就是一场由政治势力在背后导演的闹剧。因为,现时中你在中国连一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反而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是龌龊的闹剧”。
陈建刚提到他的几个律师朋友说,武汉这位原告把美国被告的信息好像至少有几条都写错了。他认为,这样操作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给自己留一个爱国者的名号,同时由于信息有错误,自然也就无法继续走法律程序。所以,这就是一场闹剧。
陈建刚是中国人权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这个法律团队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帮助。不过陈建刚说,他们的行动目前没有明显进展,因为请求援助的武汉受害人寥寥无几。因为全国各地司法局有规定,包括不许当事人和律师讨论疫情相关的赔偿。
美国之音向中国司法观察网站3月25日评论文章的两名作者分别发电邮,希望询问相关法律问题,不过没有得到回复。美国之音还通过电邮希望跟梁旭光律师联系,了解诉案的最新进展,也没有得到回复。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因为中国病毒的迅速传播,自从三月十六日起,我在波士顿南部一个镇上当数学老师的飞就不可以去学校了,在他自己租的小公寓里上网给孩子们上课。也就是说他不用每天等候巴士去学校,吃不上学校给老师们提供的免费早餐,听儿子说早餐还不错,有面包牛奶果汁等等,也就是说他见不到他的校长和同事们。儿子很喜欢他的同事,从他去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总是说:“他们真好,每一个人都是帮助我,他们尽量告诉一切我应该知道的信息。”
 
  儿子飞还说:“妈妈,有一个女老师可好了,对我可好了,和你像极了,简直一模一样。”
 
  我听着忍俊不禁,就问儿子:“你是说长得像,还是对你的态度像?”
 儿子说:“都像,她真是一个对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的人,看到她我就想起你来。”
 
   儿子喜欢他的工作,喜欢他的同事,更是喜欢他的学生。当然有些学生不那么聪明,给他们教数学他们怎么也学不会,让儿子有点崩溃。儿子尚是单身,没有家庭拖累,星期六他也到学校辅导个别学生,还可以得到不错的补助金,何乐而不为呢?前不久儿子的家信中说:“不久前,我还是一个学生,现在我却是一个老师了,给别的孩子上课,像梦幻一样,简直难以置信。我最大的学生,才比我小三岁,他们非常惊讶我还会唱歌和弹钢琴。”
 
   儿子读完物理学的硕士就不想继续念了,他觉得要读一个博士需要六、七年太浪费时间。很幸运的找到了当中学老师的工作,他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们做父母的呢?不望子成龙,不期望儿子成为什么家,什么富翁,什么有成就的人。平平安安、普普通通、踏踏实实干工作、过生活就好。
 
   近些日子,我们天天都给儿子飞打电话,说来说去几乎是同样的话:“这个病毒很厉害,人传人。最近你一定要小心啊,尽量不要出门,也不要见你的狐朋狗友,不要参加任何派对,记住没有?很危险。也不要邀请任何人来你的公寓玩耍,留宿更不行,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是带菌者。注意勤洗手,用温水用肥皂……”
 
  儿子不知道听进去了没有,反正一个劲回答:“OK!”“OK!”
 
    要不要接儿子飞回到家里住,我们也是怎么都决定不下来。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还在工作,也天天接触不少人,丈夫就担心是不是安全,接儿子回来住是不是安全。但是儿子那里,他买菜要乘坐巴士去,巴士上人会多一点,也是一个传染源。他会去楼下公共洗衣房洗衣粉,也是令人不放心。总之我们思前想后决定不下来要不要接儿子飞回来,度过这一段在我们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紧张、恐慌、担忧时期。但是我们总是安慰儿子:“千万不要害怕,不要紧张,我们都小心一点,病毒会过去的,对你来说,最大的任务是保护好自己,对爸爸妈妈来说,我们也保护好我们自己。”
 
 “ I love you !  儿子。”
  “ I love you too! 爸爸,妈妈。”
 
     电话总是以这两句话结束。中美文化不同,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们对父母的爱一辈子也不说,说不出口,但是我们知道彼此的爱。我猛然想起来,大概三十多年以前,我探亲回家,父母拿出他们在过会时(赶集)买的一只黑皮包,上面印着外滩的高楼和“上海”两个字,花了大概五块钱,对他们来说是巨款了。五块钱,母亲可以扯一段布做件外套,父亲可以买一条相当高级的香烟。但是他们为了对经常不回家的大女儿有所表示,就下了决心买了这个上海包包。母亲很殷勤地给我,希望我喜欢我接受。我却说:“我不要,难看死了,包包上还印个上海,可笑不可笑。”母亲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三新棉袄,新里新面新棉花,我也坚决不要,嫌厚嫌土嫌穿上显胖显难看。这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到那土里土气的上海包包、絮了厚厚的新棉花棉袄里一针一线的爱,父母对孩子不懂得用语言说出口的爱……。
 
 
    我们已经来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儿子飞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完全是美国式的。前几年,当我问他:“你觉得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不假思索的回答:“我当然是美国人。”我们也从来没有教育过儿子飞,你是一个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你的国家。他出生在此,成长在此,他就是这里的人。我常常觉得来到美国,最幸运的是让儿子出生在成长在这块自由、健康、充满阳光的土地上,不用从出生那一刻就给接生医生送红包;不用为上托儿所求爷爷告奶奶;不用为上重点学给校长银行卡上打钱;不用为上大学上补习班劳累的没有玩耍的时间,不用学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忠于这个忠于那个的政治课;不用为找一份工作去找熟人求关系;不用吃地沟油不用吸雾霾不用举拳宣誓等等,等等。我幸运于我的儿子飞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自食其力,简单、快乐、平静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星期三,我和丈夫再次商量之后,要接儿子飞回家。我想采取的措施是,我们不进他的卧室,他自己使用一个洗漱的卫生间。吃饭我们一家三个人也不一起吃,我把饭端到他的门口,放在一个小桌子上,他自己端进去吃。完全避免一家子人亲密接触。如果要带儿子去散步,我们就用一块塑料布挡住后座,尽量避免传染。
 
 
  当我们因为所以一大堆告诉儿子我们的想法,儿子却说:“我想我还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和你们分开,或许对我们都比较好。现在我们镇,你们居住的镇子都有感染病例,谁也不知道谁会被感染。”
  “那好!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我们只是希望你要特别小心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带菌者,所以要远离每一个人。你唯一要出去的理由就是去锻炼身体,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不做。”
 
   我们没有劝说儿子飞回来,因为他已经快二十四岁了,在农村都已经是娶了媳妇当了父亲的一家之主,是成年人了。我们不能总是替他思考、替他决定 ,未来的路还很长,还会遇到其他困难和抉择,他得学会自己判断处境,自己做出一个相对合理、相对稳妥的决定。我们的年纪逐渐老了,不可能陪伴他一辈子。
 
   “那这样吧,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给你送吃的,还有日用品,你写一个单子,看看需要什么 ,我们给你买好,给你送去。你也提前把脏衣服、脏被单、脏浴巾等等收拾到一起,我们拿回来给你洗,免得你到公共洗衣房去洗。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再给你送食物和衣服。帮助你安全地度过这段时间。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写一个所需要的东西的单子给你们。”
 
   现在的家庭孩子少,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独子宝贝,我们向来是十足的“孝子”,就是孝敬儿子。我拿着购物单,开车来到附近的STOP SHOP,在门口用超市提供的消毒液擦赶紧购物车柄,开始按照购物单挑选,有些东西儿子并没有写,我也自作主张放进购物车。有一种需要是当妈觉得你需要。收银处不但加护了有机玻璃,并要求顾客和收银员保持距离,顾客和顾客之间保持距离。我看人们都比较自觉,站得远远的等前一位顾客交款。面带口罩的顾客依然不多,但是很多人都戴着一次性手套防护自己。
 
   我给儿子购买的东西有:
 
   肉蛋类:肉丸子、火鸡肉、火腿肉。(都是熟肉,拿到就能吃。)鸡蛋。
 
    果汁奶制品类:苹果汁、牛奶、草莓酸奶、蓝莓酸奶,奶酪。
   (儿子喜欢吃奶酪,我打死也吃不习惯。)
 
   蔬菜水果类: 洋葱、芥兰、蘑菇、番茄、青椒、菠菜、生菜。苹果、葡萄、香蕉、橘子、橙子。  (一定要保证儿子这一段时间的维他命摄入。)
 
   主食早餐零食类:牛角包、蓝莓面包、方便面一箱、土豆片两包。
 
  调味品: 食用油、酱油、沙拉酱。
  消毒卫生用品类:口罩十个、一次性手套一盒,消毒纸巾,409清洁剂、洗碗精等等。
 
   我又准备了一套被子、枕套、单子、浴巾装了一大塑料袋。对了,我们家的另外一个“孝子”,也就是我的丈夫把家里储存的四箱矿泉水奇迹般的都塞进了后备箱。一时半刻,一辆丰田小汽车让我们装得满满当当,像搬家一样。临出门的时候,我又多拿了三双一次性手套,等一下搬东西每个人一双。
 
    由三号公路从波士顿南边往波士顿开,高速公路上显然车辆比平时少了很多,因为州长前不久再次警告除非必要服务行业,建议其他人都呆在家里。路过的MACYS也关闭了,这是美国最大的服装联锁店,真不知道他们的损失怎么计算。麦当劳、肯塔鸡可以外卖,没有堂吃,估计营业额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不一会儿,就路过波士顿南站,这里是波士顿南来北往的交通中转枢纽,有地铁、火车、汽车,但是这几天完全停止了来往纽约的公共巴士,不得出入。其中一家是我非常喜欢、多次乘坐的LUCKY STAR祥龙 巴士,是华人经营的,从波士顿唐人街到纽约唐人街,来回才需要五十美元,周末六十美元。网上更是有特价票,才五美元一张,我从来没有去抢购过,第一是不太会操作,第二是觉得实在是不好意思占这样的便宜,更愿意付合理的价格。但是相同路程的灰狗单程就要五十美元,贵出一倍,火车票就更昂贵了。这家巴士公司最早的时候才单程十元,这些年慢慢涨价了一点点。中国人做生意把利润降到最低,只挣一点辛苦钱、流汗钱,就是这样的钱也被中国病毒害得挣不成了。二十多辆巴士停运,那些司机、售票员、管理人员一下子就失业了。没有了收入,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南站的对面就是波士顿中国城,人家都说中国城是寸土寸金,开什么生意都能够挣钱。饭店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家,超市十几家,还有路过就闻着香味扑鼻的烧腊店、糕饼店。很多年以来,我们每年都要来中国城几次,选一家餐厅吃饭,再购买肉菜,最后望着色泽红亮油汪汪的琵琶鸭酱油鸡,忘记了减肥,也带回来一只半只,还带一盒糕饼当未来一个星期的早餐,有蛋塔有油条。这两年中国城还开了一家西安美食和刘一手火锅,更是吸引了麻省各个大学的留学生,不管身在何处,这胃口永远是爱国没商量……。可是自年初以来,中国城的生意一落千丈,因为病毒的侵入,没有人敢去吃饭购物。我的一位朋友的妹妹前不久开家庭派对,唐人街一家餐厅居然给她一半价钱的优惠,炒一对姜葱龙虾只要十四元九毛九,怎不知道老板还有什么利润可言?开糕饼店的,有买一送一,图个人气。有些小店挣不出房费人工,只有关门歇业。几家开游行卖机票的公司,每天接到的电话都是退赔已经购买的机票和旅游订单……往日里旅游团不断、留学生来来往往的唐人街如今门可罗雀,一片寂静,犹如死城。
 
  “我说,等一下,我们帮儿子把东西拿上楼,我们就不进他的房间了,让他自己去收拾。我们也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离他太近。”
 
   以往,我们每次来看望儿子飞,会和他一起去购物,一起去一家中国自助餐吃午饭,才十三块九毛五一位,有海鲜、肉类、蔬菜、米饭、面条、汤,还包括水果和冰激凌,每次把我们一家都吃得肚满腰圆。然后我们回去附近的公园散布,看看湖水里的野鸭 ,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回到儿子的公寓,我总是不停的唠叨儿子的窝囊,一边给帮助他清洁锅灶、碗池、帮他拖地、清洁卫生间。我对儿子说:“飞,你没有结婚前,妈妈还管你,以后你结婚了,我就不管了。你的家是你和你的妻子的,我就靠边站了。”话是这么说,不知道到时候我又贱骨头般的去儿子家当保姆当清洁工。
 
   可是,因为病毒的侵入,我们不敢靠近儿子,不敢拥抱他,不敢亲吻他。不敢走进他乱七八糟的小天地,不敢……。我们必须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携带病菌者,或者认为儿子是潜在的携带病菌者,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好,更是对他好。病毒不长眼不认人,让我们人人自危。
 
   不想,儿子已经早早在楼下等待我们,脚底下是两包让我们带回来要洗的衣服和被单。
 
  “飞,你今天上课吗?”
  “上,半个小时之后就上,我先搬东西。”
  “我们给你搬上去,但我们不进你的屋子。”
  “NO!NO!你们把东西放在这里,我自己一个人搬,我不要你们搬,不想你们万一感染,你们还是不上去为好。”
 
  儿子飞压根不想让我们进楼,完全把我们“拒之门外”。但在这个非常时期,不能不说是比较理智和“英明”的决定。我们也就没有多说,把吃的用的十多个带子从汽车上提到公寓门口。
 
  “妈妈给你带了米饭,芦笋红椒炒肉,你记得吃啊!记得出门戴口罩,用消毒纸巾清洁手机和电脑键盘, 千万要小心,我们对你没有其他任何要求。”
 
  “你们也一样,安全第一。虽然学校说要到五月份回校上课,但是要看情况而定。”
 
    见了面,却不能拥抱我的儿子,不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我还恋恋不舍不想走。我走近了几步,伸出我的胳膊肘,对儿子说:“既然不能拥抱,就碰碰胳膊肘吧。”儿子和我碰碰胳膊肘,和他爸爸碰碰胳膊肘。 这是病毒时期人们相互打招呼的一大发明。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回到家,我收到好朋友发来的最新信息:
  从明天开始(28-03-2020),不要离开家去买东西,甚至面包,因为最坏的时候开始了,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已经到了,病毒感染已经出现,所以呆在家里不同任何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最后,不要接受任何人的探访,即使来自于同一个家庭,特别强调宿舍内住客不得相互串门,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我们现时出于感染的最高阶段!
 
  我亲爱的儿子飞,我最爱的孩子,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战争,面临着一场灾难。截至今天,美国已经有两千多人死于这场病毒,多少个家庭失去了至爱亲人,十几万人得到感染,命在旦夕,那些医生护士警察还工作在第一线,包括我们的总统七十岁的老头川普。孩子,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还可以呆在屋子里。不要害怕,不要紧张,不要担忧,我们一定会安全度过。爸爸妈妈会一直陪伴着你,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们每天彼此见不到面,但是爸爸妈妈时时刻刻都想念着你,牵挂着你。你会感觉到,我们和你在一起,彼此温暖、彼此鼓励、彼此慰藉。
 
  我的儿子飞,最后让妈妈拥抱你,亲吻你,对你说一句:“I love you!”
  我的孩子,你是这个世界上妈妈最最最爱的人!
 
   在这场苦难中,我唯一能做的,是为每一个人祈祷!祈求上帝的怜悯和爱!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依娃:给儿子运送物资 
 

李英之:惠新西街维权聚餐会新年文告

 
(征求意见稿)
 
这里的惠新西街维权聚餐会是指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在北京朝阳区惠新西街上的不固定的餐馆里进行的维权人士的聚餐会。具体地点是:北京十号线地铁在惠新西街南站下车出地铁后沿东西向大街(故城东路)东行百米至十字路口,在此十字路口西北角有醒目的太熟悉家常菜餐馆,参与者一般在此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小广场(太熟悉南侧)聚集等待,然后再找餐馆聚餐谈事。
 
此地的聚会,已整整两年了,参与者大多是维权人士,关心国是者和在京的各地访民
 
当然这种聚会早已被警方关注,有时他们会来干预,比如指令聚餐餐馆不让聚会者用餐,等等。但是两年来,警方从未强行驱散过这一定期聚会,也没有因为聚会抓过人。只有一次相关的例外:去年10月末的聚会上,参与聚会的马新立在餐后执意要在餐馆门外拉声援香港的横幅(上书:把香港还给香港人民),结果当夜警方把参加聚会的马新立、陈兆志、贾希平(山西)和泉健虎等人抓走并刑拘,关押了30多天才释放。
 
有鉴于此,经常参会的多人都建议聚会就是聚会,不要再搞拉横幅等与聚会无关之事,以免再抓人,以免此聚会被禁止,以保持此聚会能坚持下去并发展壮大。
 
两年了,惠新西街的维权聚餐会已成为了一个品牌。能坚持,不容易。
 
新年伊始,为使此聚会继续保持而不致中断,并求得发扬光大;且使得警方没有理由能依法压制此聚会,我们依法聚餐会的公民权利能得到保障,我等呼吁:将惠新西街聚餐会这一品牌的核心价值定位为捍卫人权与法治,坚守和平与正义。绝不鼓吹暴力(正当防卫除外),鼓吹打倒推翻,聚会的一切言行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支持这一基本价值的人士,请勿参加此聚会。)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我们在今年将合法地公开推广这一聚会,(既往这一聚会并无召集人,只口口相传),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积极推动我国社会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新年伊始,我们考虑对此聚会做如下改变:
 
●考虑在惠新西街固定聚会餐厅。
●考虑首先在聚会者中间将聚会前聚集等待的那个西北角小广场命名为民权广场;将惠新西街命名为北京维权街。
●考虑邀请知名法律人士与官员主讲司法制度改革、信访等问题,达成与有关部门的一种沟通。
●考虑在聚会中设立访民专题(呼格吉勒图父母不就是访民吗?),为访民的冤案的平反做些工作。
●考虑支持在全国多地拓展惠新西街维权聚餐会这个品牌。等等
我们希望光大这聚餐会,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做出更多贡献,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公民参与进来!
 
李英之:惠新西街维权聚餐会新年文告 
 
聚会参与者李英之起草
 
2015年1月30日
 
(注:本文是首次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