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的身份、民间的角度、人道与法律的基点和建设性的理性行为来关注、争取和维护公民的权利,
为培育公民意识和建设人道开放公正的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而持续努力。

闵良臣:九九八十一难,一难都不能少(短章三则)

 闵良臣:九九八十一难,一难都不能少(短章三则)
 
华夏癫狂十次才可能有一回正常
 
从这几年到这几天,总有些现象促使老闵头大脑不肯闲着,用句不少爱管闲事的网民都喜欢自嘲的话:挣的是农民工的钱,操的是总理的心。
 
在想什么呢?在想,一说相由心生,二说存在决定意识。都没错。难怪这个民族会有《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一难都不能少,少了“观世音”也会让你补上。观世音是谁呀,这么牛逼,就是那个我们谁都看不见的上帝啊!
这还不算。从历史上看,战乱啦,割据啦,还有什么几国鼎立啦,包括“农民起义”,也不知乱了多少次,才好不容易有一回所谓的“大治”。
 
弄个统治权不容易,你就好好搞吧,他不。政权一到手,好不了几天,就开始折腾,然后就是江河日下,最后又来一回“循环往复”。
 
这七十年,中国人最解气的是什么时候,打倒“四人帮”后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也就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去掉短时间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八十年代那十年,即从一九七八年到八八年。这十年虽然还有这还有那,可怜的华夏民族就像本人一再啰嗦的,天天青菜萝卜,吃个豆腐就是过年一样,那十年已经让人民感到很不错了,难怪后来有人公开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三十年啊,又“解放”一次,不知算不算“否定之否定”。只知道七年多前在网上读到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博士文章,说中国人把一九七八年称作改革开放,可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不就是这样吗?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啊。不过请注意,这里的“解放前”是褒义。
 
关键是从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国家折腾乃至癫狂多少次啊,而哪一次不是让很多人胆战心惊,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期间有那么两年时间,竟然饿死几千万无辜百姓!最后是被称作“浩劫”的文革,连老帅都难理解: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
 
然而,就像现在到处墙上都是“核心价值观”,即到处都是“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可你到大街上吆喝试试,立即就有人要带你走,说你是“寻衅滋事”。
 
而对待文革也是这个怂样子。他们可以说文革是“浩劫”,可你在文章中举出实例批判文革,就又犯了忌。真不知这是一个什么鸟国家。于是大家都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天天吃饭干活,干活吃饭。然后就是跟着他们喊,他们说有国才有家,你就说有国才有家——谁说有家才有国,谁就是“寻衅滋事”。这个十一长假期间也不知把多少人给弄到局子里去了,其实那些人什么错也没有,就是对大操大办一个“生日”表达自己的不满。
 
想一想,这不是太正常了吗?就算是生他养他的亲娘热老子说的或做的不对,做孩子的也可以批评几句啊,凭什么对一个“生日”就不能“说三道四”。难道你是法西斯啊!难道你不是爹娘生的养的啊!难道你不是吃饭长大的啊!
 
好了不说了。刚才看到微信上有网友转来两段话,抄在下面,给这则短论结尾。
 
一段是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在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时讲的:
 
“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症’,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
 
另一段,显然是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一篇文章中摘录的:
 
“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资先生把那些官员想得太好了,他们哪能想到这些。他们天天想的就是自己的乌纱帽什么时候别保不住,至于别的一切,都是“管他娘的”了。
 
2019.10.8下午
 
最终等待人类的是失败
 
尽管有不少中国人总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也还是承认“道路是曲折的”,也就是说走了很多“弯弯曲曲”的路,才走上一条较平坦一点的道。
即使如此,在本人看来,已经要算乐观了。人类史一定会证明,“前途”在若干年的“光明”之后,最终一定还会走向黑暗,而只有黑暗才是最终的“前途”。
中国一部分人最喜欢说的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特别当要歌颂或感恩什么人什么组织时。
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历史真相也告诉我们,凡说从胜利走向胜利,都是骗子的谎言。
哪怕仅有的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也证明了人类是从一个又一个失败走向一个胜利;然后从这个胜利又走向一个又一个失败,之后可能再走向一个胜利。
为什么说可能呢,就是往往只有一个又一个失败还很难说就能走向一个胜利,这里用一个又一个失败,只是一种象征性说法,人类往往要经过多个失败后才能走向一个胜利。
人类如果一开始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用某党说法,早就实现那什么主义了。
胜利即正确。可我们知道,就像2+2=4一样,正确只有一个,正确之外都是错误,这也是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犯错误而不容易正确的缘故。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些大路中一定只有一条作为首选。
犯错误也可理解成失败,这也就证明了胜利比失败要难得多。
人类犯多少次错误,也就有多少次失败。它们几乎是相等的。
在人类史中人可以有无数次胜利,当然这些胜利都是用失败换来的,而且是用比无数次胜利要多得多的失败才能换来。
最可怕的不是几次几十次或几百几千次失败才能换回一次胜利,而是当人类在失败—胜利—失败—胜利这样无数次循环往复后,很可能只要一次失败,就毁灭掉前面所有胜利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让人类从头再来。
科学家现已形成一个共识,不允许研究识别和攻击人类的机器人。
否则,人类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机器人消灭。
即使如此,本人也还是相信,将来一天,人类一定会犯一个大错误,这个错误不是获得什么大的胜利,而是导致灭顶之灾,即使不会让人类灭绝,也要让人类倒退几百几千年。
不管人类取得多少次胜利,只一次因重大失误而导致所犯下的错误,就足以抵销先前所有的胜利。而人类最终迎接的也一定不是胜利而是失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管人类胜利多少次,都仿佛是在等那最后一次失败的到来。这大约是定数。
对人类而言,要说定律,这才是最可怕的定律。
要说劫数,这才是人类最难脱逃的劫数。
如果非要打个比喻:就像独裁专制,不管赢多少次,都是在等那最后一次的输。
相反,独裁专制的对立面,不管输多少次,也都是在等那最后一次的赢。
对独裁专制而言,输一次,就彻底完蛋。而对于独裁专制的对立面来说,赢一次就够了。
这当然是比喻,而所有的比喻又都是蹩脚的,不必太介意。
 
2018年7月22日清晨
 
支持香港恢复正常
 
人最高贵的品质是善良,最让人不齿的是忘恩负义。对有权力享受言论自由的人和媒体,不论在什么地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们的胡说八道和造谣诬蔑。
你骂废青也好你骂港独也罢,你都没有勇气站出来反对这样一个事实:
香港七百四十万民众,99.999%的都是正常人,更不是什么暴徒。
他们只想过正常的生活,他们也一定只想看到一个正常的香港。
很难相信他们天天想的就是上街就是游行,就是现在这样一种无序。
 
闵良臣:九九八十一难,一难都不能少(短章三则) 
 
他们比近在咫尺的大陆民众包括相对开放的深圳,要更懂人类文明;又因为更懂,因此也就不放弃追求。昨天见到一幅图画,上面几行文字,说得真好:
 
 
那些自由的鸟,
见过天空,
让他们重新回笼子里,
他们情愿流血牺牲。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知道为什么一直坚持自己想要的。
他们知道,有些已经得到的东西不能失去,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
因为他们一次次看到过先例,他们害怕。
有些人,还有大陆媒体,都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否则,判断失误,只会添乱。
那么,什么是香港人想过的正常生活呢?那就是至少要恢复到像两个多月以前那样。
尽管那时他们也感觉到有这不如意那不顺心,但也还是努力生活着,工作着。
我们不能说两个多月前的香港不正常。
既如此,就应想办法恢复到两个多月前。
冤有头债有主,现在香港的无序是谁造成的,就应由谁担责;是因什么造成的,就要把那“什么”解决了。绝大多数香港人不会不懂道理,也不会胡乱诉求。因此,手上有权力的人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然后排除干扰,去满足香港民众的合理诉求。
早上一开手机,就看到公众号一篇短文:《谢谢香港》。于是花三分钟读完。感到说得真好。在这里不仅要感谢作者,也要感谢公众号编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大陆很多人还是明事理的,知道特别在这个时候,更不能忘恩负义,更要谢谢香港,支持香港,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尽快恢复正常,让香港民众尽快过上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
最后还想啰嗦的是,完全赞成《谢谢香港》一文中的一个观点,即针对大陆有些人说这边如何一直厚待香港,供应水供应电供应这供应那,而香港却不知好歹不领好意,反而要闹这闹那,于是,自认为有恩于港的就视港人为白眼狼。对此,作者说她“知道所谓的供应这供应那都是正常的生意往来,无所谓恩不恩的”。
也就是说,大陆确实供应香港这供应香港那,但都不是白送。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省政府对香港同胞食用水存在的严重困难十分关心。经中央批准,为了支援香港,广东省投资3900万,调集1万多人奋战11个月让东江倒流83公里,送去源头活水,保障香港工商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香港媒体对此也做了报道:
 
“港府每年花费24亿港元,向大陆购买30亿立方淡水,以解本港缺水之忧。”
 
供应这供应那,不假;但都是花钱买的,也不假。我们不能不尊重事实。
 
2019.8.15晨
 

沈九乡:吾之愚民观

沈九乡:吾之愚民观
 
       说明:《吾之愚民观》初稿写出后,有朋友认为长了些,可否分成两篇。我考虑文章有自身的结构,若分成两篇,得伤筋动骨。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将其中引证和评述孟子“民贵君轻” 的部分抽出另做,这样就有《我看“民贵君轻”》这篇文章的出笼。 而《吾之愚民观》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它与《我看“民贵君轻”》可算作姊妹篇。
 
     另外,“氿乡孤舟”是我的网名,从本篇起,我就改用另一笔名:沈九乡。
       
下面是正文:
                                一
 
       愚民,顾名思义,愚昧或愚蠢之民。愚昧或愚蠢到何种程度,才叫“愚民”呢?依我之见,不懂得常识就可被归入“愚民”之列。若我的这个说法还算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就须再问:哪些属于常识范畴的东西呢?
 
       下面打几个比方:
 
       1、“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应该说,战国末期的秦汉之际就有此种认知,是非常超前的。顺此推理,作为“天下人之天下”中的一员,我们老百姓照理应该有一份对天下公共事务和公权力发表看法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份权利,那一定是被某些人或某个集团剥夺了的,我们应当将之争取回来。这也是我们回归正常社会(即民主社会,下同)所必须作出的努力之一。
        2、“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此处的“民心”,如何解读?依照现今的普世价值观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谓的“民心”,应该是能够表达自由意志和正当诉求的“公民之心”,而不是“被代表”的 “愚民之心”。罗国齐奥塞斯库同志曾高唱“三个自信”,其中一个叫“人民自信”;伊国萨达姆先生临刑前也曾高呼“人民万岁”;别的独裁者也总是“人民”不离口。他们嘴上的“民心”,是“公民之心”还是“愚民之心”?想必应该是后者吧。既然如此,在齐同志和萨先生所主导的非正常社会(即专制社会,下同)里,“民心”的“顺”和“逆”真的能决定朝政的“兴”和“废”吗?你老百姓的想法和意愿真的能够影响其决策和朝政之走向吗?照我看,那一般是不可能的,你甚至连表达的自由都没有。他的“江山”他作主,“民心”算个什么东东啊?所谓的“民心”,不过是专制统治者强调自身正当性的一种体面的说辞而已。
        3、“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王安石)朝廷与百姓之间,究竟谁供养谁?这个问题本来十分清楚,可长久以来却总是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譬如一度甚嚣尘上的“砸锅论”,以及“没有国哪来家?” “离了朝廷你什么都不是”等,当属此类玩意。这确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就连千年以前的王安石都明白的道理,及至让我们这些文明时代的后人来回答时,反倒变得不明不白,乃至完全给弄颠倒了。
       4、古谚云:“民愚愚一个,官愚愚一方。”这当然是人治社会(非正常社会)的特征,这样的社会甚至可极而言之:君愚愚一国。就是说,不论官愚还是君愚,他们的弱智和昏庸都会将一方或一国民众的群体智商拉低到跟他们同等档次乃至更低的地步。原因就在于“人治”这东西,是以朝廷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行为、好恶、认知,而不是以法律、正义和人类良知为标准的。你的智商和见识若超过他们,那你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或别的什么不可测的风险,这样就使得你不能不装傻以保全自身。与人治对应的法治(正常社会)正好相反,若出现“官愚”或“君愚”,一是很难拉低民众的智商,二是很快就会被民众撸掉。
       5、唐太宗云:“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假如朝廷(朕即朝廷)自己为自己立法,又自己监督自己来“以法行政”,那这样的“立法”和“行政”,若用现今的普世价值来衡量,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呢?依照人性的一般规律,人们是不可能自愿制订出不利于自己的规矩和法律的。正是洞穿了人性的这个弱点,才有“立法权”、 “国民制宪”以及“立法”与 “司法”、“行政”相分离等理论的提出和付诸实施。即是说,这样才算得上“天下之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本来也不难理解,可它却偏偏引起法学专家们打上了笔墨官司,以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甚至还有专家冒出“宪法(天下之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参见张雪忠《再论国民制宪》)这种令人错愕的归责言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
 
       上面这些其实都是正常社会的常识,一般民众都应该懂得,它们实际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的应知应会和先决条件的一部分。你若不懂得这些常识,那你就可能被视作“愚民”。同时也可以推知,你所处的外部环境很可能就属于非正常社会。我一向认为,在非正常社会“被代表”的人民里边,愚民的占比通常不会低于90%。换言之,绝大多数国民都搞不清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二
 
       造成此种不堪状况的因素里边,民众自身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但主要还是外部环境型塑出来的。所谓外部环境,通常是指制度、文化、习俗、教育、宣传、信息、互动等等。这样的外部环境,在非正常社会通常由权力来主导,民众只是被动接受而已。我们一般所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其实并非群众不愿接触真相,而是被刻意屏蔽了真相。就是说,那么多的“愚民”,不是他们情愿做“愚民”,而是外部环境在蓄意扭曲事实,使得一般民众见不到真相,从而不由自主地被塑造成蠢笨而又蒙昧无知的所谓“愚民”。
 
       我始终认为,民众并非天生愚蠢或愚昧,而是“被愚蠢”或“被愚昧”。是外部环境故意疲民、弱民、贫民、辱民、奴民所致。这当然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持之有据、有案可稽的。
 
       我们首先来看“牧民”这么一种说法。《辞源》“牧民”:“治民。以牧人养畜,比喻人君之治民,故曰牧民。管子有牧民篇。”《辞海》“牧民”:“治民。古时把官吏治民比做牧人牧养牲畜。《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 《汉语大字典》“牧”:“统治,主管。《国语》: ‘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新唐书》:‘陛下以孝安宗庙,以仁牧黎庶。’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所逐者皆观察使,奉朝命以牧军民 ……’ ”从这些记载来看,哪怕直到清代,在朝廷眼里老百姓其实都是与牲畜无异。治理他们,就跟牧人放牧时看管牲畜一样,让它们吃饱喝足就成,哪里需要考虑他们的思想、情感、诉求和尊严呢?因此,“牧民”就是管理整治牲畜之民。此种状态下,“民” 除了越来越“愚” ,还能怎样?
 
       我们再来看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如何教导大家的。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统治者只需让民众跟着自己走,依照自己说的去做就可以了,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或这样做。无疑,孔老先生不是在主张“开启民智”,而是相反,要让民众成为“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役畜和糊涂虫。他这种说法跟“牧民”的主张有什么区别?没有啊。照他那样做,想必只会塑造出更多无知无识的愚昧、愚蠢之民。
 
       另一位道家鼻祖老子也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一些后人无论怎么为其辩解,仅凭字面上理解,我们也很难不认为老子与孔子的愚民思想几乎如出一辙。再如“小国寡民”、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也无不透着自我封闭和愚弄民众的陈腐气息。
 
 
       古代圣贤管子、孔子、老子都这么主张,朝廷的统治者不受其影响又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些朝廷统治者不仅一直遵照执行,而且在具体操作中越发地变本加厉,比如商鞅。
 
       一句话,无论管子式的,还是孔子式的,或是老子式的,抑或商鞅式的,民众几乎都不是由于“自愚”;而是由于“被愚”,也即外部环境在故意愚弄和忽悠他们,这才导致他们成为“愚民” 的。
 
                               三
 
       遗憾的是,如今骂愚民几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一骂愚民,除了可以显示自己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之外;还能够因了这一骂,自己就可以一下成为精英或清醒者,于是也就跟这帮不争气的愚民撇清了关系。更有甚者,一些人还言之凿凿地宣称:有什么样的国民(愚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言外之意,朝廷(如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政府)的无良,都是国民呵护和放纵的结果。
 
       我承认,自己有时也免不了骂上一二句愚民。它或许主要是因为自己确实跟他们讲不到一块,这些人实在是不可理喻而叫人来气。但我与这些时尚者不同在于:我骂,但不怪怨。就是说,我骂,是表达事实和真相,一些人的确愚昧;我不怪怨,是表明自己清楚他们愚昧的根由。与那些断言“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的时尚者相反,我倒是更倾向于认为,“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即是说,愚民不是他们自作自受和心甘情愿充当的,而是被以朝廷为始作俑者的外部环境蓄意打造出来的。
 
       依照情理,民众与朝廷应该是互相塑造、互为因果的。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影响力并不对等。或许,在正常社会,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说是大致对等的;而且一般来讲也是良性的、相辅相成的、相得益彰的。然而在非正常社会就不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影响通常只能是单向的,而且大多是恶性的而非良性的。你说,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等专制朝廷,如前所述的“民心”之类能影响他们吗?当然不能。倒是他们自己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他们的国民只能乖乖听命,谁不服从谁就倒霉。他们进行洗脑、愚弄、欺骗,让你乖乖接受经由他们定制的宣传样本和教育材料,一般民众谁敢说一个“不”字啊?
 
       因此在非正常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是朝廷而非民众。试想,民众连说话权都没有,获取信息也只有朝廷铺设的单向管道,下情上达的通道全部被堵死,民众的意志和诉求如何可能影响朝廷呢?所以,在非正常社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是十足的伪命题。与“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的国民”相比,我宁愿接受后者,也决不认同前者。因为唯朝廷才有权和广泛的资源及暴力机器迫使民众就范,民众对朝廷则无此能力。“民心”这东西在统治者眼里几乎一钱不值,那种认为“民心”能够影响统治者施政方向的善良愿望,几近痴人说梦,至少非正常社会是如此。
 
       当然话要说回来,“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也非全无道理。假如将之拿到正常社会去验证,大概就顺理成章、屡试不爽了。只是那些时尚者所指显然并非如此,他们要抱怨和谩骂的,肯定不是那些正常社会的民众(公民),而恰恰是非正常社会的民众(愚民)。故也难怪如我这样的笨伯对此要感到莫名其妙了。
 
                               四
 
       前一阵,网上有个帖子是这样讲的:
 
       鲁迅一生上骂朝廷少,下骂愚民多。胡适一生只注重培养学生,基本不骂愚民。鲁迅、梁启超、马一浮都喜欢骂愚民和发动群众觉醒;但实际上,历史上每次愚民闹翻身、改朝换代,都是一次作恶的升级版。任何一种思想要能发得动民众,则这种思想必定带有宗教和迷信二种成分。愚民不迷信于此必迷信于彼,因为他们懒于思考。因此在愚民那里,永远没有谈思想的语境。胡适知道强行展开思想话语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因为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不要剥夺它。清中叶以后的一系列灾难,都与盲目发动民众觉醒有关。胡适只培养学生和知识分子,只在他们中传播思想,可惜胡适只有一个。知识分子有一种素质,叫做不骂愚民。
 
       鲁迅先生“上骂朝廷少”,我当然不赞成;但“下骂愚民多”,我倒是不完全反对,因为他骂的也确是实情。据称,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是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也因此成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论者的一个有力佐证。可我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愚民是不幸的,但他们如何敢抗争呢?他们再怎么豁出去,也斗不过朝廷啊。加之民众一盘散沙,各有各的小算盘,又不允许抱团取暖;与有组织的朝廷比,抗争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再者说,抗争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那就是抗争者要有所觉悟;或者换一种说法,至少要对自己所处的任人宰割的境地有所认识。如果对自己的愚民地位安之若素、处之泰然,甚或甘之如饴,他们还怎么去抗争啊?
 
       就说我自己吧,尽管自己已不算愚民,但要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会任性去抗争;而是要瞻前顾后,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当行则行,不当行则止。何以如此?力不逮也。斗不过人家,做无谓的牺牲干吗?自己尚且如此,何况一般民众?
 
       非正常社会的朝廷,最有效的法宝,除了制造谎言愚弄民众,就是制造恐惧恫吓民众。面对恐惧,没有人会不退缩。它是人性使然,哪怕动物也不例外。所以民众“不争”,时也勢也,命也运也,当属情有可原。对他们的“不争”,我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谴责,尽管自己也免不了偶尔骂几句“愚民”。
 
       我倒是认为,在非正常社会,抗争主要是精英的事,比如知识者和清醒者传播常识和道理,就是抗争的方式之一。如果精英不去抗争,只想掉转头来骂几句民众“愚昧”、“不争气”就算完事,那这个社会真是堕落到底了。
 
       至于胡适先生“不骂愚民”,也不去做无谓的唤醒和发动,似乎把普通民众完全看作是局外人或尚未开化的弱智者,懒得去做徒劳无益的启蒙,看起来虽也不无道理;但他的“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却也不无可议之处。
       在非正常社会,唤醒和发动民众(愚民)是否必须,确实值得商榷。一是因为成本太高,收效甚微;二是被“唤醒”和“发动”起来的这些人,也很难不成为破坏力极强的暴民。但因此而认定“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则又像是一种偏见和歧视,它难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和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愚民思想的嫌疑。
 
       要知,如前所述,愚民并非天生愚昧或愚蠢,也主要不是自愚和自甘堕落;而是由于外部环境封闭以及被愚弄所致。一旦外部环境改变,信息不再封闭,且没人再愚弄他们,那他们将很快得到救赎,并渐渐脱离蒙昧状态而变得清醒和理智,至少一些应知应会的常识不会再搞不清楚。这种时候,你还能坚持“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之说吗?
 
       而若是在正常社会,胡适先生这个说法就更难站住脚。正常社会,信息开放而透明,思想自由,权利平等,能够选择和批评“朝廷”,民众从小就接受公民教育和普世价值的熏陶,很少有人会不懂得常识,也几乎不存在“愚民”一说。在那里,大众的公民素质甚高,没有人需要知识精英去唤醒和发动。“朝廷”管理国家,主要是向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保护其应有的权利。他们一般不可能产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等的混蛋想法,更不可能以“牧民”来蔑视和驾驭民众。相反,民众倒是有权监督“朝廷”的一举一动和质疑精英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胡适先生“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的说法,只能是针对非正常社会里的老百姓而言,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加诸正常社会里的公民,弄不好就可能成为侮辱民众智商的一项罪过而遭到起诉。
 
                                五
 
       照我看,关键还在外部环境。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非如此,何以同是地球上的芸芸众生,正常社会里的人,几乎不存在愚民;而偏偏非正常社会里的人,90%是愚民呢?这90%的愚民是如何产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们的遗传基因本来就如此?抑或干脆如法学专家所称“宪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又一个“上不骂朝廷,下只骂愚民”),亦即“我们人民”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看来都不是。淮橘为枳,水土异也。民众之愚实际是非正常社会里的朝廷蓄意型塑出来的;为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并进而轻而易举地攫取和掠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如果不去刻意塑造他们的愚蠢,任由他们自由获取信息和知识,那他们不都变成刁民和钉子户了吗?这样多难治理啊,咱获取财富多有障碍啊。故此才要“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陈寅恪先生也说:“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下愚”乃“上诈”者故意制造出来的,意在让民众永远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这样才更有利于统治和攫取。
 
       然而,假如我们给民众换一种外部环境,让他们摆脱非正常社会的这方水土,把他们迁移至正常社会的水土上去生活和劳作,又将如何?恐怕他们整日介朝思暮想着硬要做愚民都难以如愿吧。再说,正常社会里的“朝廷”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方便啊。
 
       所以说,并非“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而是他们碰巧投错了胎,一不小心降生在对他们不利的外部环境里。由于非正常社会这方水土养不了人,才导致他们本来该有的福利(权利)被剥夺了,而本来不该有的福利(愚昧、愚蠢),却强加到了他们头上。因此,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种“懒于思考”的“福利”,而是正常社会这方水土的外部环境。
 
       假如你还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就有理由认为,“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朝廷”,“宪法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人民太愚昧、太狭隘自私、太懦弱’ ”等诸如此类的观点,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断言民众天生弱智和蠢笨,他们只配被奴役和敲骨吸髓。你们这些精英分子倘果真坚持此论,那我就要说,它只能表明你们还不十分懂得常识,某种意义上讲,你们其实首先就未能完全摆脱“愚民”状态。“懒于思考是民众应有的福利”这顶帽子,戴在你们自己头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2019. 08. 04.初稿
                                   2019. 10. 16.修改
 

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跟进报导(九)

 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跟进报导(九)
我卧室的小桌上摆放着我和哥哥、妹妹儿时的合影,墙上挂着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我会不时在这些照片前驻留,追忆那曾经美好、纯洁的亲情——她早已被共产党的邪恶吞噬殆尽。这些照片让我身处亲人反目的黑暗,同黑暗拉开距离,回望那温馨的蓝天白云。如此,让我保持善良的人性;如此,让我坚守住与邪恶抗争的信念绝不后退。
 
 
10月14日是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后简称:张诉案)的又一次开庭日。一共有三位朋友和一位外国记者前往观看。其中一位朋友事前认真查看了西城区法院开庭信息的公示牌,同6月25日第一次审理一样,张诉案不在其内。
美西时间10月13日6:44PM——北京时间10月14日上午9点44分,张诉案开庭14分钟后,收到其中一位朋友的电邮:
 
“原被告、律师无一人出现。你未向法庭申报,我们进不去。”
 
北京时间10点46分,朋友们离开西城法院,从近旁的一家咖啡店给我打来电话,叙述了他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一位朋友是第一次去,早早地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另一位朋友是第二次去,轻车熟路,9点过后上到18法庭的楼层,见走廊里同6月25日开庭一样,从13法庭起用栅栏拦着,但是一侧开启,里面一高一矮两个法警散漫地站着,不似第一次见到的那般凶神恶煞。这位朋友径直地从开口处走了进去,法警态度和蔼地迎过来问她是否在出庭名单内,听说不是,告知她不能入内。将近9点30,这位朋友再次进入栅栏,看到18法庭上方的灯亮了,显示:“第十八法庭庭审中”,就问守在走廊里的法警:“能进去旁听吗?”矮个的有些不耐烦了,高个的还算客气:“法官没让你进,你就不能进。”朋友只好又退到栅栏外等候。
 
9点30分整,一位书记员模样的人从18法庭门内出来,向站在栅栏外的人们呼叫两遍:“范苗到了吗?范茂到了吗?李南央到了吗?”见无人应声,转身进了门内。
 
这时第三位朋友也到了。大约9点50,18法庭正对面的法厅,有法警押着位戴手铐脚镣的人进去,约10分钟后又押了出来;其他几个厅也都有进有出,就是18厅毫无动静。大家一起等到10点10分。确信自9点起,无人进入18法庭,便下楼离去。在法院大门外见到因为没带护照被拦下的外国记者正与西城法院自称是新闻官的一个女孩子交谈,便也加入了谈话。
 
新闻官: 案件已开庭,由于当事人以保护隐私为理由要求不公开审理,所以不允许旁听。
朋友: 是否即使有被告授权也不能进去听。
新闻官: 是的。
记者: 如果原告要求不公开审理,被告要求公开审理,法官怎么决定?
新闻官: 只要一方要求不公开,就不公开。
朋友: 书记员出来叫名字,是不是意味着被叫到名字的一方不在庭内?
新闻官: 是的。
朋友: 那么没有叫原告的名字,是否意味着原告或者代理律师已经在开庭之前先行入内了呢?
新闻官: 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
朋友: 被告没出庭,法官会如何裁决呢?
新闻官: 法官可以缺席审判。
朋友: 那原告没有出庭呢?
新闻官: 通常会按撤诉处理,不过这个案子如何处理需向法官询问。如果被告想知道案件进展情况的话,请你们转告她直接问法院。
 
我后来询问记者,她是如何见到那位新闻官的?记者告诉我,因为她忘记带护照,进法院时尝试以外国记者证作为身份证件,警察就把新闻官请出来了。这位新闻官态度非常好,说既然你是外国记者,就由我这个部门接待、协助和协调你的工作。但是周旋了半天,也没有获得进入法院的许可。不过这位新闻官一直耐心地陪着她聊天,等到进入法院之内的三位朋友出来之后,又态度和蔼地回答了以上的那些问题。
 
10月14日开庭当日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这个案子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完了还是没完?我既然认为西城法院对此案根本不具管辖权,当然不会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联系了我的顾问律师,并请北京的朋友向一位颇有权威的名律师咨询。
 
李南央: 请你帮我分析一下:第一次(6月25日)我收到传票,我哥也有传票,但是没有叫我们的名字,只有张玉珍和胡佛的律师进去了,是否不是正式开庭,只是聆听情况?第二次(7月25日)我没有收到传票,大概只是请胡佛律师补充全代理文件?这一次是正式开庭?所以叫了三个人的名字。我收到传票,我哥也应该收到传票,但多叫了我妹妹的名字,看来她也收到传票了?但是无人出庭,西城的案子真的就不了了之了?
 
顾问律师 原告(代理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按撤诉处理。应该就是不了了之了。
律师 如果原告确未到庭,有正当理由可以延期审理,如无,合议庭合议按撤诉处理。
李南央: 请问被告会得到通知吗?
律师 不一定,通常我们会电话书记员问结果。
李南央: 哦。如果不问,多长时间没有法院任何文件就算撤诉了?
律师 这个没有明确规定,通常不应超过一审的审限是6个月。
李南央: 六个月内如果原告死了是否可以确定算是销案了?
名律师: 如果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不继续诉讼。
 
至此,我想先踏踏实实地干自己的事儿吧。等中领馆再次送来张玉珍或者她的养儿、养女继承养母遗志继续诉讼的“司法文书”,或者我再开脑洞也想不出的什么“司法文书”来了再说吧。那时我会接着跟进。今天就先同大家说一声:这出闹剧暂时停演,且听下回分解。
 
李南央
2019年10月18日于旧金山湾区
 

闵良臣: 孟子的“民”不是“人”

 闵良臣: 孟子的“民”不是“人”
 
从“形而下”来说,自己原本就一“游民”,尽管腾挪空间有限。近几年有了微信,又游走于微信,认识不少“微友”,包括一些写作高手。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乃至方家们不说,仅就我们这些普通网友而言,把文章当学术来做,且极为认真者,当推网名“氿乡孤舟”的沈先生。这位沈先生在微信中跟我说他的身份就是当地银行一小职员,过几年将退休。
 
开始没注意。总觉得,网络嘛,到这儿来的,都是像我这种写些不入流的东西,直到后来他在微信中发一篇几千字散文给我,虽粗粗浏览,也能感觉到作者写作能力很强。
 
说话转眼到了今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位沈先生又推出他完全堪称学术文章的《我看“民贵君轻”》。全文分上下篇——大概才做出一半,作者就希望读者能早点读到,因此读者这边读着,作者在那边做着下一半。
 
《我看“民贵君轻”》全文13000多字,自然要称长文。整篇文章就是围绕孟子的“民贵君轻”来论,事实上批判了孟子之后一些自以为也站在“民”的立场者一直对孟子这四个字的歌颂赞美,认为孟子虽没讲民主,但他讲了“民本”,而民本是民主的前提,民本离民主很近。甚至连周有光先生也认为“中国有民本思想”,而证据便是孟子的“民贵君轻”,因此,“民贵君轻”是“儒家的民本信条……加以引申就能为现代民主制度服务”(见周有光《如何弘扬华夏文化》)。好在周有光先生毕竟是清醒的,在《华夏文化的光环》一文中又强调:“中国有民本思想,但是民本思想不等于民主制度。”
 
可《我看“民贵君轻”》的作者通过坚实而可信的论证告诉你: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没有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民本思想”,孟子更是从来没有站到过今天意义上的“民”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维护“民”的利益。孟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君主,为了贵族。
 
在孟子时代:民不是人。因此孟子的思想里也不可能把民看作人,更不说看作“现代人”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看字面,就会欺骗自己,美化孟子。正如作者在微信中所言:“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民贵君轻’所迷惑,而失去了见识和良知。”而这种情形,大概在孟子身后,已持续了两千三百年!后世称他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很遗憾,“教育”出的竟是这样一个国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又过去近二十年,才有一位自称“银行小职员”的沈先生持论批驳,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作者对“民不是人”,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大量考证,从而证明,孟子的“民贵君轻”中的“贵”,不是后世乃至今天所说的“贵”;这四个字中的“轻”,也不是后世乃至今天所说的“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不一定会去读沈先生原文,因此本人不能不在这篇短文中引一点,一为自己行文方便,二也顺便宣传沈先生的质疑精神。
 
他文章开篇就说:“要考察‘民贵君轻’,我们先得来看看‘民’在上古时期表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民”一开始就指奴隶。古代奴隶主对比较驯服的战俘刺瞎左眼强迫劳动使之成为奴隶,这种被刺瞎了左眼的奴隶便称为“民”。紧接着作者仍继续考证——容这里省略,有兴趣者可读沈先生原文。总之,民的“本义指奴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就像朝鲜人民,与美国的人民,与欧盟的人民,与日本的人民,含义绝不相同。
 
文章中还说:“古代‘民’是有别于‘人’的。”“从奴隶之民(盲民)到草民、野民、流民、饥民等,再逐渐演化,最后泛指老百姓。这个‘老百姓’有别于君主、群臣百官、士大夫和人,一般也可称作庶民、黎民、黎庶等。”作者这里原本已说得很清楚了,大概担心有人仍不认可,遂又举《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也就是说,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或者说天地间最尊贵的是人,一如当年“伟大领袖”所讲:“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然而,由于民不是人,因此,作者指出:“只有君主、群臣百官和士大夫以上身份的尊贵者才可被定义为‘人’。‘民’不算‘人’,它与‘奴’、‘盲’、‘氓’、‘甿’、‘萌’等,都是一种对平民百姓的贱称或蔑称。‘民’虽有‘人’形,但实际和牲畜无异。野民与野兽杂处,草民与杂草为伴,流民疲于奔命,奴隶还要戴上镣铐耕作……他们实际就是力畜或曰役畜,是畜类和兽类中的一种。”
 
既然“民”不是“人”,统治者也就不可能以对“人”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民”。打个有些天天养尊处优的中国人未必认可的比喻,就像我在这里说“中国人”,可要知道,中国人的待遇颇不相同,有退休的中国人每月可领丰厚的退休金,而另外一些退休的中国人所领到的退休金只是前者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样是中国人,且也已到“退休年龄”的乡下农民,前几年只能领到区区几元钱,后来听说有所增加,然而“增加”到今天,也还是只能领到88元钱,还不够买稍高档一点的一包香烟钱。为什么会如此,正是缘于中国退休制度所决定。地球人都知道,即使搞了“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也还是没有“退休”一说,这样一来,中国农民也就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到老死方休!可见,从孟子时代算起,又是两千三百多年过去,所谓的“民贵”,不过如此矣。
 
承认孟子时代“民不是人”,那么,为什么孟子又强调“民贵君轻”呢?设想一下,如果孟子所讲真是后来及至今日我们认为的这种意思,那么,孟子也确实太伟大了,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知道“代表人民的利益”。可如果孟子当真“代表人民的利益”,君主,还有贵族们,能饶了他吗?现在的好官为什么少,为什么做不下去,就因为你要做好官,就不要去做官,不然,那些坏官一定让你做不成,这一点,连“最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也不能不承认。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和贵族知道孟子所说的“民贵”是什么意思,也知道孟子所说的“君轻”又是什么意思。否则,一定等不到明朝朱元璋下手,早在孟子时代就将他那些文字毁了。
 
可见,孟子始终代表的都是——也只能是君主和贵族的利益。
 
什么意思?作者沈先生因按学术文章来做,故有很多考证——包括举《红楼梦》中十分生动的例子:送赋税的人因年成不好送得稍晚了些,到了贾府就心里打鼓,在那里长跪不起,等着主子数落——而我这里写“读后感”,不必按照作者那种方式来做,只要敷衍成篇就行,否则,一些不喜欢长文的读者不肯浏览下去。
 
孟子“民贵君轻”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了这些贱民,那么,君王的税赋从哪里来?而没有了税赋,国家还怎么运转,拿什么保卫领土,或者拿什么保卫统治阶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谁来统治都需要有民为他们辛勤劳作,为他们创造财富;而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贱民们始终牢记的是:谁来统治,他们都是贱民——贱民们不敢有别的奢望。
 
君主是万民景仰的“最贵”的人,那些贱民与君主自然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贱民”,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没有他们创造的财富,卫不卫统治者的领地且不说,君主的“尊贵”又从何而来?君主的尊贵没有了,他还能像先前那样“君临天下”吗?至于贵族,道理与君主相同:没有贱民为他们服务,贵族也就不成其为贵族。所以说,事实上,孟子说“民贵君轻”,还应该包括贵族,同样可以说成“民贵贵族轻”。
 
这让本人联想到在读鲁迅时,他提到在他死后几十年一直被一些人称之为“农民起义领袖”其实是个杀人狂的张献忠。鲁迅说他知道张献忠喜欢杀人,也确实杀了不少人。可他一直不明白张献忠为什么要那么杀人。直到后来一天,鲁迅在一本书中看到说,张献忠那么杀人,是发泄。发泄什么呢?他气不该皇帝让李自成抢先一步得到。于是能想到的就是杀人,张献忠的想法:谁当皇帝都需要百姓,我把百姓都杀了,看你这皇帝还怎么坐。
 
张献忠是否读过孟子不得而知,就算读过,估计也不会像沈先生和本人现在这样理解,但人在有些方面又确实可以无师自通。孟子十分清楚,没有贱民,什么君主,什么贵族,统统都要“喝西北风”。而张献忠虽然绝不会有孟子那样深的思想,但他明白一个最基本常识:坐皇帝需要人即需要贱民,没有大量的贱民,这皇帝你就坐不成。
 
你说君主和贵族不懂这些吗?应该也懂,只是他们的认识很模糊,至少没有孟子这么“清醒”。所以经孟子一强调,君主和贵族可能要打一个激灵:是啊,原来怎么就没认识到呢——如果没有了贱民,我们也就“重”不起来了。
做为“银行小职员”的沈先生,本职工作自然不是搞学术,但他却有胡适所说的那种敢于质疑的精神,而且一反两千三百年认识。别看质疑的“民贵君轻”只有四个字,胡适在《庐山游记》要结尾处说得明明白白:“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同等的考虑价值。……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这种质疑精神,是一个读书人最可宝贵的理念。没有这种精神理念,书读得再多,再有知识,也只是个书厨,对人类文明进步不会起什么作用。
 
末了,还想啰嗦的是,作者比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比单本辞书都要解释得更令人信服。作者毫无疑义地推翻了儒家有“民本思想”,或者说,儒家的“民本思想”,绝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本思想。这一点,连大知识分子周有光先生也犯了“糊涂”。
 
孟子确实强调了“民贵”,但绝非后世所解释的“民贵”。孟子根本就没有站到过民的立场上说话,他的出发点都是替当时的统治者、替贵族们着想。难怪王小波非常不喜欢孟子,而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难能可贵。
 
闵良臣: 孟子的“民”不是“人” 
 
先前不明白王小波为何不喜欢孟子,你看孟先生“民贵君轻”那几句说的多好啊。直到这一次读了《我看“民贵君轻”》,又联系到王小波那篇知名度较高的杂文《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才算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疑惑。王小波在文章中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
 
其实,孟子也不过是继承了“圣人”的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因此,把鲁迅评价孔子的话放到孟子身上,虽不能说毫无违碍,也差不到那里去。
 
那么鲁迅是如何评价孔先生的呢?《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虽也表扬了孔子一句:“孔丘先生是伟大的,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紧接着就说他“但可惜太聪明了,……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肚皮里的反对来。”
 
鲁迅与胡适一样,对孔子和儒家总体上都持批判态度,因此认为:“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在《老调子已经唱完》里鲁迅又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可见,孔孟所创造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早该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出历史舞台,更不能还要所谓继承、发扬光大。尤其一想到那么多大知识分子对两千三百多年前孟子的“民贵君轻”四个字都没能正确解读,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我们怎么还能希望用“孔孟之道”来“教化”现在的中国人,甚至以“儒家文化”而自豪,强调我们有“文化自信”呢?
 
2019年10月上旬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下)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下)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下)
 
 
 
八、“理素箋、字字有玄機,情難察”
 
《落叶集》的“题/序”,该是后来加的,是一次性加的。
我用“题/序”一说,是指三十六首诗,没有统一的“序”。那是未“读进去”前,一旦“读进去”,会发现三十六个标题“言之有序”,构成一段盐溶于水的叙事——简直是“暗序”。难怪《残萤集》有则小诗:“杜牧说‘苦心为诗,为求高绝’,高绝而又不露斧痕,那才是真正的高绝。”难怪陈墨下乡后,写诗怀念诗友,提及“理素箋、字字有玄機,情難察”。
何谓“調軫弦待伯牙匣”?就是布下八卦阵,等后人踏勘。
三十六个标题,单独看跳跃、随意,像《诗经》或杜甫“漫与”:
《一九六四年》、《底》、 《葉子》、《老師》、《逝世》、《他》、《孑然一身》、《無父母》、《無兄弟》、《無妻兒》、《只有我》、《這個》、《學生》、《數月》、《未及》、《謀面》、《見他》、《住房》、《已》、《易主》、《一問》、《方知》、《月前》、《已走》、《政府》、《將其》、《火化》、《無》、《骨灰》、《無墓》、《與》、《世》、《訣絶》、《得》、《真》、《乾凈》。
联起来就豁然开朗。使得一卷奇诗,变成一部心史。而且使得珠宝,变成一座楼台。像美学家所指出:“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高尔泰《文盲的悲哀——〈寻找家园〉译事琐记》)简明言之,《落叶集》的美在于“二重奏”:有诗,有序。是祭文,亦哭诗。似《七哀诗》,亦《广陵散》。完全可以说是,李充《吊嵇中散》、颜延之《祭屈原文》、欧阳修《祭石曼卿文》……的当代版。也是李商隐式具有政治批判性的哭诗:“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
这才是一座,“用文字所造的纪念碑”。文体研究家吴承学写:
《诗经》虽似有题而实是无题, 它们不是创作者自拟的题目, 而是编选者为了便于称引或区别而为之另加上的某个识别符号, 因此《诗经》的标题有很大的随意性, 它与诗歌本身的内容、宗旨之间几乎都无必然联系,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诗题”条说:“三百篇之诗人, 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
杜甫诗歌制题, 代表了一种新的风气, 杜诗制题风格大致有精制与漫与两种。前者是承六朝而来, 后者却颇有复古之风……如《老病》、《早起》、《有叹》、《向夕》、《舟中》、《村夜》、《吹笛》、《壮游》、《朝雨》、《晚晴》、《所思》、《又雪》、《九日》、《大雪》、《小至》、《中夜》、《垂白》、《不寐》、《恨别》、《可惜》、《可叹》等, 有些诗题简至不可再简了。如《月》、《夜》、《火》、《云》、《闷》、《晴》、《晚》《园》、《愁》、《琪》、《鸡》、《归》。这类短题往往随意性很强, 有的甚至随意摘取篇首二字为题……真可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拟题方式明显受到《诗经》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无题诗,杜诗这种拟题反映出唐代的一种追求古朴浑沌之气的复古主义审美倾向。                   
                      (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年05期)
《落叶集》的“题/序”,表面漫与,实则精制。其功能如上文揭示:
中国古代的诗序有其独特的艺术功能, 诗序可以弥补了抒情短诗的某种缺陷, 它扩大诗歌的背景, 增大其艺术涵量, 增加了诗歌的历史感。优秀的诗序与诗歌,宛如珠联璧合, 不可或缺。而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 诗序详实的叙事, 交代写作背景和意图, 有益于诗人在诗中集中笔墨来抒情言志(中国古诗以抒情为主),使诗歌兼叙事与抒情于一身, 同时又保持凝炼、含蓄之美。这其实是文体上的一种创造。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诗人已经十分重视诗歌的价值, 既然文章是“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题与诗序的制作, 正表明当时诗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诗歌有一种自觉的传播与传世的意识,诗题诗序正是诗人进行自我阐释的努力,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读者的了解、接受和欣赏。
……中国古诗多以抒情为主, 而诗题与诗序可兼叙事之功能, 可补诗歌本文的不足。古诗题经过从先有诗后有题向先有题后有诗的重大发展, 这在诗歌艺术发展史上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 古人甚至认为是古今诗歌演变的一大关键。……庞恺《诗义固说》卷下: “射有的则决拾有准,军有旗则步伐不乱,赋诗命题,即射之的,军之旗也。”这样在艺术上的效果是比较集中和规范, 不至于漫无边际。
的确是一种,“追求古朴浑沌之气的复古主义”。但也是“带着锁链跳舞”,或“吞吞吐吐的东西”。还要指出的是,在“時顯時藏”、“若即若離”的苦心经营之外,另有一种恣意追求潦草如書……的落拓不羁、粗服乱头之美。且看《住房》一诗:
命潦落
人潦倒
房潦草

潦草如書
昇華為
一種境界

但你說
潦草是極少數人的文字
昇華就是寂寞

當昇華不足以安慰命運
你寧願在原地上
痛哭
“命潦落、人潦倒、房潦草”,固然是命运遭际,也是随便你了。是“遍泛江湖,尋觅終身自由不缺”的文人率性,根本上是对“歌聲一色/秦風造就了車同軌”的厌恶、反对。
它不是孤立的。且看收入《乌夜啼》,写于1965年4月的《無妨》:
枯藤無妨
老樹無妨
糾緾得彼此斷斷續續
如鴉噪山林,時顯時藏 

小橋無妨
流水無妨
相交得彼此若即若離
如農家炊煙,似存似亡 

古道無妨
西風無妨
化合得彼此難解難分
如瘦馬旅途,且徬且徨 

西下無妨
斷腸無妨
碰巧得彼此不明不白
如落魄天涯,亦輕亦狂 
何妨说起初,有了“漫与”式标题?至于“理素箋”,是后来的事?
多少年以后,陈墨谈“诗”与“文”两种不同的文体:
写诗犹如放屁。诗人的情绪或心理被某种事物所搅动,被控制,不能自己,非借诗来发泄之抒缓之。故抒情是诗的本等。写诗既然是为自己降压,基本跟他人及他人的好恶无关(周泽雄说写诗应“目中无人”,正确),正如放屁,基本跟他人及他人的好恶无关一样。既然是因骚动而降压,所以,发神经、抽筋、梦呓、呼天抢地、装神弄鬼、哎哟妈妈、颠三倒四、胡说八道、呻吟哈欠、鼻浓口水……怎么说都行,都是写诗的题中之义,唯忌“明明白白,老老实实”。祥林嫂若会写诗,大约她不会很快疯掉;她若不把说事当抒情,大约也不会很快失了听众。明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              
(《我的“抒情散文”观——读周泽雄〈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
不管“诗醉文醒”、“诗虚而文实”,还是“序事得之史公,沉痛得之少陵”(陈田),都说明作为“两驾马车”的它们,各有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发生。从历史上看,一般“‘序’体产生于整理编辑文献的过程中,从传说中孔子整理而作《序卦传》等到西汉刘向校理群书而作‘叙录’,标志‘序’的确立。”(吴振华:《“序”体溯源及先唐诗序的流变历程》,《学术月刊》2008年1月号)走着“郊寒岛瘦”路线的人,理应更是如此?
推断这些“题/序”生产过程,应该跟二李一姜的“一姜”一样?有学者指出:
历代都有人特别欣赏他的词小序。实际上,他的小序不像是填词当时所写的,如《摸鱼儿》小序云:“他日野处见之,甚为予击节也。”夏承焘笺曰:“此序末两句后来所增。”类似情况也见于《满江红》、《暗香》、《凄凉犯》、《翠楼吟》各阕,诸序都说到本词享誉如何如何,明显属于成词若干年后所补加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手定词集时一次性的“后来所增”,所以文风才如此统一。比如,这些小序基本上都精确记载了具体年份。王国维之所以说“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就是看出他表面上“漫写”(《凄凉犯》)或“漫与”(《齐天乐》),其实作品都经过长时间的谋划,并且看得很重,自珍到“旧时曾作梅花赋,研墨于今亦自香”(《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之九)的程度。所以他才会亲手编订词集,增补序文,一一交代作意、作法,特别是在音乐方面的讲究,生怕人家不知道。
(江弱水《姜夔的热中与自恋》,《读书》2010年10期)
当然此处,王国维的话显得偏颇。而古诗词鉴赏家叶嘉莹,在谈到词史上周邦彦和“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时,就要公正、中肯一些:
在中国词史上,周邦彦是一个“结北开南”的人物。结北开南的转变,差别在哪里呢?就在于以前的作者大多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而周邦彦是以“思力为词”的。
但我说周邦彦用思力来写词,并不是说他有思想性、有哲理性,是说当他写词的时候用了安排勾勒的手段。他不像李后主内心有了感动就脱口而出,而是用思索来安排的。这句话怎么说?怎么写?他不是用直接的感动来写的,这是另外的一种写法。写《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就因为他一直不认识这一种的写作方法,所以他一直不能真正欣赏周邦彦的词,也就更不能欣赏受周邦彦影响的南宋的姜白石、吴文英、王沂孙这一类词人的词了。……王国维正是因为没有找到这条路,所以他一直不会欣赏南宋这一类词人的词。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第十二讲 辛弃疾)
话扯远了。我想说的是,《落叶集》中诗与序,好像也属于不同的“写法”。诗大体是以直接的传达、直接的感发来写作的,“题/序”则是用思力安排的。而且“暗序”形式,本身不无“游戏”性质。暗想一个人能够“游戏”,该在痛定思痛、拉开一定距离之后吧?
我甚至猜想,或者《无父母》一诗,竟是出于需要“先有题而后有诗”的……
话已说清了,但我还想说。围绕“题/序”说到姜夔,其实还不够。
《落叶集》中“题/序”,如果要探源的话,起码还有陶潜,起码还有《诗小序》。陶潜对陈墨的影响用不着多说了,《诗经》倒是可以申说一下。
1970年陈墨在乡下时,曾写长篇论文《諷喻是比興的第一義》云:
……《毛詩》由兩部份組成:一部份是詩本身,另一部份是《詩•小序》和《傳》。《詩•小序》標在每首詩前,其任務是“以史證詩”,用史事點明該詩所諷喻的對象。《傳》注釋字面,在原詩固有譬喻的地方特别標出“興也”或“比也”兩字。所以讀《毛詩》不讀《詩•小序》,只讀詩本身和《傳》,無論如何都不明《詩》的“本義”與“本指”的。
还要特别指出,《落叶集》之“序”,有庾信《哀江南赋》的影子。
2014年10月,陈墨撰文回顾,还在1974年就写了一篇“讀書筆記”:
我記得大約1961年我就讀過庾信的這篇《哀江南賦序》,覺得寫得相當好,雖然很多地方還不是很懂。(從哪裏讀到的,却記不起來了。)1963年至1965年,我買了《古代散文選》(62年人民教育版),其中有庾信的《哀江南賦》,只可惜只收了全賦的一小段;《歷代文選》(62年中國青年版),其中就有庾信的這篇《哀江南賦序》;《古代漢語》(王力主編,63年中華書局版)也收有《哀江南賦序》;《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62年中華書局版),也收有《哀江南賦序》。各家注釋雖有不同,但大同小異。於是偏愛《歷代文選》,再苦再累再忙,也盡量做到每年必通讀一遍。所以庾信這篇《哀江南賦序》,熟得不能再熟。
(陈墨《讀抄庾信〈哀江南賦序〉》,2014年10月5日“墨按”)
且看“哀江南”:“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还有“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云云……再看“哀叶子”:
思念/一枚未及日戳的郵票/八分書/前朝容忍後朝/飛白/如桃葉渡江心不動的船/回來撕咬着回去。                                                       (《未及》)
     文字/總不純粹/留下代代/易主的痕跡/現在差不多/面目全非/中山裝/代替長衫與對門襟/頂替“禮義廉耻”的/有“階級鬥爭”……                   (《易主》)
尤其《政府》一诗,“无政府主义”地写:
“背心無領無袖
無政府主義者的
標記
與血汗為伍
我愛
蔣介石背心
洗過臉的水
搓一把
擰乾
就可穿在身上
濕濕的
凉快
一會兒就乾了
有苦力可做
没有什麽可抱怨的
……”
   
读到这样的诗,大有时空陡转,“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且看庾信写:“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再看陈墨“讀書筆記”旁批:
無論桓譚也好,杜預也好,“平生未誤”之典型也[尤其杜預,武能平定東吳,文能注解《左傳》,千古一人]。而庾信,自視其才學不在桓、杜之下,則“命運誤我多矣”!武不能保身全家,文不能暢所欲言,不得不表裏不一,騙人騙己,為此臭皮囊,活得一點尊嚴都没有!怎談得上甚麽成就?——右派們讀至此不掉淚者,其心基本已被惡魔所换[或“麻而木之”],你們可有“哀文”?可敢“埋於深山”而“傳之後代”乎?)
——尤其最后两句,让人目瞪口呆:尖锐的问句,真是1974年写的?!
 
九、“如這錦江,錦已走、江並未走”
 
葉子被風吹落/又被風卷走了     (《残萤集》)
不必擔心/太陽已走/不必擔心/歲月已走/暮鼓已走  晨鐘已走/都不要紧  蠶馬/蛻去第一層皮/飛翔的夢並未走/如這錦江/錦已走/江並未走                      (《已走》)
钟嵘《诗品·序》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对于弃儿陈墨而言,“诗歌拯救诗人”。现在的他,像极了曼德施塔姆:“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剥夺不了我蠕动的双唇”,“是的,我会躺在地下蠕动双唇”。理解他的布罗茨基解释:“要知道所有的创作实质上就是自己的祈祷。所有的创作都指向全能的耳朵。艺术的实质本身就在这一点上,这是无条件的。诗歌如果不是祈祷,也是用与祷词同样的机制来运行的。”没有谁能阻挡,人向上帝说话。哪怕你绝望: 
圖騰/比耶穌早一步/復活/人類在回頭路上/紛紛擧起了屠刀/血流成河
(《一步之遙》,1965年6月)
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程一身译)进一步写:“身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疯狂地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事实,他注定要沉沦被消灭。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切斯拉夫·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上海文化》2011年05期)我想说,一辈子都“是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从来没有上场的资格”的陈墨,似乎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又像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的诺曼·马内阿,有人给他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第3页)
对于陈墨来说,文字亦是奇迹。现在看他1966年10月所写《趁着》一诗:
我必須把我從文字中喚醒/趁着因果的微雨洒透了清明節 
收入《灯花集》,写于1965年6月的《奔亂的脚步》:
為了美/傳輸帶不會停下/但人心可能暫停/空谷脚音般地/玩味自己的心跳/——如果山埡那邉/還没有及时吹來/裹挾着雨雪的/寒風 
《残萤集》中许多小诗,令人爱不释手:
爱之天性/如輕燕吻波時之敏捷
我該慶幸:/在任何牢籠裏/總會有新鲜空氣吹來
當社會變得愈來愈無趣/有趣的文字可以拯救靈魂
詩句飛翔時固美/但當它跌落最終竟能/死裏逃生一飛衝天時/更美
雨冲擊着荒原上的一棵小樹/我理解/這是上帝對它的愛
芳心之培育/有待春風吹進心坎/一輪月、一枝柳/或一聲洞簫/雖寒而不酸/那是蒼凉/不是苦力/穿着滿是補丁的衣衫
用筆/刳木為舟/用舟/橫渡蒼海/遍泛五湖
詩的故鄉的濤聲/在眼花繚亂中/漸漸清晰起來
 
窩裏稻草暖身/夢中文字暖心     
     《落叶集》有些诗,本身透露“怀念与诗思”:
懷念毋須孵化/石碓起起落落……像我的詩思/潛入春夜/我與你的盃中不空/惆悵漸濃
(《得》)
于是有了《落叶集》。于是有了《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于是有了陈墨的半个世纪。
以后发生的故事,很像1940年的阿赫玛托娃:“你没了,对这哀痛和崇高的生命,/四周鸦雀无声,/唯有我的声音,像一支短笛,/在你寂静的追思会上响起。”一种“迷了路,该怎么办?”的自问,却又自答:“你还没有死,你并不孤单”。以后发生的故事,很像1910年时,才十九岁的曼德尔施塔姆:
           从凶险和泥泞的沼泽中
           我悄悄长大,像芦苇般沙沙有声,
           既迷恋,懒散,又温情地
           呼吸着被禁止的生命。

           我叶片低垂,谁也不会发现,
           暂时栖身在冰冷和泥泞里,
           只有短促的秋天
           用低声的问候向我致意。
以后发生的故事,用陈墨的自我书写,则——“暮宿蒼梧,朝游蓬島,朗吟飛過洞庭邉/循規蹈矩,戰戰競競,泡菜撈出艷陽天……出入無踪,往來不定,半是瘋狂半是癲/白天苦力,晚又失眠,荒漠甘泉早已乾”。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同样写:
我们大多数人既非诗人也非史家,但我们仍会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亲近叙述这项活动,因为人有回忆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叙述中,这些事件把我们自身同他人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经常迸发“诗意”。从最宽泛的词义上讲,“诗意”是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可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它喷涌而出。……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  
此后的半个世纪,陈墨以其《落叶集》和不同时间对“叶子老师”的不断书写,使“叶子老师”在叙述的世界中活得比肉体凡胎更长久:“上帝不会让落叶返枝  正如美才能让  在污浊的急流中的灵魂  上岸”。与此同时,他又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人生艺术化”:“叶子告诉我:/把人生凝练成一句诗/够我一辈子努力”。
一个唯美主义者,语言的炼金术士。我们时代的“炼石补天”者:
……我差不多是把汉语语言的纯洁当作“天”,而把“封建传统文化”、“极权统治的霸语话权”以及“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等视为“天的破洞”。虽然,这“破洞”仍以熵速在迅速扩大着。
我的文学,就是我的“炼石补天”。           
  (《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一 补天》)
      
     一个窮處陋巷,“想用這塊石頭,砸開混沌的存在之域”的亡命之徒:
……《紅樓夢》結尾,寳玉離家出走,不知其終。後人瞎猜,有說進了佛門,有説隨了道士。我說,他哪也没去,窮處陋巷,簞食瓢飲,寫他的《石頭記》。想用這塊石頭,砸開混沌的存在之域。  
                                                         (《關於“身心”》)
说到底,一个追梦人:“若不幸与我同时,当了黑五类的待业青年/跟我一样,一定把那坠落的黄叶梦绕魂牵!”(《叶子老师教我象征主义诗歌》)一个“有文死更香, 无文生亦腥”(孟郊)的信守者。说到底是,一个毕生的“美学青年”。像古人说“自然成啸傲,不是学沉潜”(陆龟蒙),也像纪德称:“我倾向于相信自己有一种使命,一种神秘的生命。”
的确有一种,“时日曷丧”的劲头。其《导师-禁书-文学险途》一文写:
……他无情地打碎了我的一个梦 (作家梦),却精心构筑起我的另一个梦:这个梦让我义无返顾地爱上文学,爱上诗歌;这个梦让我终身对平庸的泥沼怀着深刻的敌意与戒心;这个梦让我奋斗向上,刻苦学习,却与生存无关,甚而相悖;这个梦让我的人生得以充实,却教我痛苦不已,因为它既无彼岸,又让我看到太多人世间的残酷与肮脏;而且还让我别无选择,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
        
 与《落叶集》同一主题,大概略晚的古体诗词《雨淋鈴•懷葉師》云:
雲遮明月。
望羌笛處,隠隱落葉。
清光染上殘柳,漁舟唱晚,聲聲烏鵲。
也許從來無果,隱士總碧血。
想過去,陶潛辭官,也把躬耕寫髙節。 

而今我仍籠中鱉。
孤零零、扎扎爭爭轍。
白天苦力揮汗,青燈下、與前賢約。
遍泛江湖,尋觅終身自由不缺。
直到那石爛海枯,誓如恩師潔。
九九《魂断台北》一书中,讲述了一则他“犯上”的故事:
    陈墨,是我的师友,他和我一样,都出身“黑五类”。
1965年,我初中毕业。在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对全体社青(待业青年)训话的大会上,陈墨君大胆的表现,令我印象颇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街道办事处,是管理你们的地方,到办事处不要老是伸手要工作,要知道,你们中间各种人都有,要接受监督,改造思想,只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才可能安排、考虑他的工作,有些人调皮捣蛋,不参加政治学习,对现实不满,简直是害群之马……”刘主任说着话眼光死劲地盯向陈墨,几十上百个待业社青中,不少眼光也一齐投向他,只见他哗地一声站起来大声道:“我们不是牛马!”说罢转身而去。敢公开地顶撞办事处主任,等于是提前摔掉自己的饭碗。全体社青,无不惊愕。
 这句当时属完全“犯上”的话,使我对他肃然起敬,这句话出口也使得他好多年没有被分配过工作。                                
罗清和《方脑壳传奇》第十七回“报旧仇痛打水二娃  递情书又成假老练”云:
  正在这时,过来一位全身着黑,二十多岁的书生,招呼老九道:“九九,这个水二娃是我邻居的侄娃子,他虽是毛贼,却有点义气,现已改过自新,你就放他一马好了。”接着他又回头对水二娃道:“今天的事情对你算是教训,常言道,一个鸡蛋吃不饱,贼名却要背到老。你今后要走正路,勿再作奸犯科。”水二娃见来人替他讲情,慌忙拱手称谢,拖头鼠窜而去。
 来者姓邱名墨砚,也出生在锦江河畔。为人刚直,好文,素有锦江才子之称,十几岁便同毛月梦诗文唱和,的确才高学厚,为人景仰。……水二娃走后,老九指着邱墨砚同大家相互作了介绍。罗汉见他全身着黑,联想毛月梦经常提到的绰号“黑乌鸦”的诗人,听说他便是邱墨砚,连忙点头称道久仰。
《方脑壳传奇》(续集)第一回“孙九路锦江惊旧事 陈罗汉恬淡忆往昔”交代:
  
孙九路同陈罗汉在锦江河畔背着手走了一段路,突然问陈罗汉知不知道,丘墨砚为什么全身着黑的原因?问完见陈罗汉没有回答,主动解释说:“墨砚兄之所以全身着黑,是在无声抗议,抗议这个社会没有光明。墨砚兄说,旧社会,成都有个叫刘诗亮的才子,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别人问他这是干啥?刘才子说没光明,看不见,墨砚兄就是在学那人。”接下来,孙九路情不自禁轻声唱道:
“星星月亮那样暗淡,江涛仿佛为我吟叹,我凝望呀凝望着天边,几时才有晨曦的光烂……”孙九路唱完,解释说:“这歌词也是墨砚兄写的,内容表达了他对光明的向往。”
——书中“孙九路”,就是九九。化名的“邱墨砚”,正是陈墨。
王尔德精辟讲:“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传奇。你永远不该摧毁传奇。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对一个人的真实相貌略有了解。”毫无疑问,不该摧毁传奇。而叙述在宇宙时空中,也有它自己的位置。
话该说清了,又猛然想到——为什么是陈墨,一个“引车卖浆者”?
一方面是人们抱怨:“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学术与思想,恐怕称不上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时而虚假繁荣,一哄而起,时而万马齐喑,遍野寒蝉,由此造成士人内心之畸型残破,大概只有起龚自珍于地下,重写一篇《病梅馆记》,方能描述。”(朱学勤:《我们连“愧对顾准”都不敢说》)这是确凿无疑的。可在另一方面,“黑衣人走過板橋”……
看来陈墨想过很多次。一次是1998年,读孙静轩长诗《告别二十世纪》后写:
 
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粗话”,即“粗人”常挂在嘴边的那种“日妈倒娘”的脏话或流活。不过现在时代进步了,“粗人”概念有了质变:过去引车卖浆所谓干“粗活”下体力的最底层人民,近五十年却充塞了不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被历次运动清洗出共产党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大量的右派和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而坐轿子的则多系泥巴脚杆,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筐。所以,以社会地位之上下来划分人群文明程度、文化水准的“粗细”,显然不再准确,也行之不通。
(《粗话——孙静轩长诗〈告别二十世纪〉读后》)
一次是1987年笔记,2015年初改《關於八僊——道家標榜的理想的八種生存狀态》一文中,专门有“成都散僊”一节: 
六十年代初,人民挨餓,國家困難,很多冒進的國營企業紛紛“下馬”(倒閉),大量人員堆積在底層“待業”(找活路)。於是有了一個新名詞,曰“社閑”(“社會閑散勞動力”之簡稱,其實就是“失業者”)。葉子老師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其他社閑尚屬“主人翁”,而他是“專政對象”(黑五類),雖同樣賣苦力,肩挑背磨,政治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向來並不把“主流”當回事的成都苦力們,却不買官方的帳,而將自己這個“渾身解數,用以刨食”的群落,自稱為“散眼子”或“散僊”。散者,散漫無歸之謂也。
“散僊”們的活法與審美,天然地接近道家,而對主流的“冠冕堂皇”,嗤之以鼻。——這種底層文化,也許由來已久(幾千年),也許天府之國生存不難,依賴君國社稷較少,獨立本能,得以天造地設水到而渠成。  
我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中成長的。
再一次是2006年6月,回顾自己的“胡适阅读史”时写:自己读胡适,同绝大多数国人不同步。记得文革到了武斗时期,全民已疯狂,有些地区毁村灭城,人成千成万地死。“而我则在枪炮声中直接进入二、三十年代,象当时的读者一样,读着胡适”:
……因我是社会最低层靠卖气力营生的“闲民”(官方叫“社闲”或“社青”,即那种做建筑工地担抬挖气力活临时普工而无正式单位者),所以可以游离于整个社会风尚、运动、政治之外,充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不读那全民必读的烂书和社论,而去读胡适。
我是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从来没有上场的资格,命中注定人生苍白、终身庸碌。是胡适他们的五·四新文化改变了我,重铸了我,让我和另外一个我分裂开来。
(陈墨《我读胡适——为冉云飞网上“我读胡适”征文而作》)
此段文字,可圈可点。“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可以游离于整个社会风尚、运动、政治之外,充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不读那全民必读的烂书和社论,而去读自己想读的……一系列“可以”什么意思?老实说,需要细想一下。就像高尔泰《寻找家园》中有篇《面壁记》,“身份自觉”地写:“这些洞窟壁画,以前都曾看过。但是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待罪之身,手持箕扫,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
——面对“待罪之身”,需要细想一下。不同的身份,怎么一样呢?就像文革“造反”大潮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保皇派)怎么能一样呢?哪怕同为造反派,代表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底层群体利益的“红造总”,与那些国营企业尤其是军工大厂的“工人阶级”又怎么一样呢?……当然这是,社会史的眼光。很高兴地看到,在文革研究领域,有了“社会史视野下‘文化大革命’研究”(如董国强)。还有已故的杨小凯先生,早已注意到文革造反中“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网上浏览中,注意到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一文,也发人所未发。他说参加过文革的大知识分子,很难看到深刻的思想;“那时许多异端—先行者,往往属于边缘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单枪匹马”:
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贬意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除去反抗歧视,争取现实利益以外,市民的另一特征就是他们基本上游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以外。政治运动都在单位内进行,市民阶层就是没受过或很少受过传统的政治教育的那部分人,他们习惯以常人的立场观察文化大革命。这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时,常常站在被压迫被损害的一方面。
一位原中央文革的记者说:“在干部队伍中,往往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反而较早地接受了‘左’的思想。”(张云勋:《贵州夺权前后–一个记者三到贵州所了解的片断情况》,搜狐博客,2010)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左”的思想,尽管很“左”,但终归是思想。有思想和无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他把自己的思考,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这不是偶然的现象。站在无组织、散漫、被人所轻视的市民背后的是多元化的社会;而其面对的则是党和国家,是僵硬的斯大林体制,是国家对社会的吞噬。所以这一对立,实际上是社会PK国家。”——看到这样的论断,我又一次“如受电然”。无独有偶的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类似发现:“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无独有偶的是,讨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时,北岛有类似眼光。其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讲:
《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我的确想到:表面上看铁板一块的“大一统”社会,或许在“国家”之外仍有“社会”的空间?由于他们肉身和头脑未被“单位化”、“组织化”,由于“他们基本上游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以外”,而使“礼失求诸野”的古话在今天有了新的意义?虽然从传播角度讲,肯定处于占位的不利……的确想到这个方面,想到“大地和尘世因素”。就研究路径讲,是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争之实是,近年来研究范式发生转换,革命的“合法性”与新文学的“先进性”受到挑战,“对‘多元共生格局’的强调意味着已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整全的历史叙述框架来替代过去革命史衍生出来的现代论述。”(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我要强调的是,“地下文学”的研究中,尤需此种眼光或自觉。若用陈墨的话,即是“成都散僊PK单位体制”……细思之,此种社会史的视角,与理论上“深处的美学”是重叠的。王尔德《自深深处》云: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不止于此,关于悲怆,还有一个严酷的、非同一般的现实。我说过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而同我一起呆在这不幸的地方的每一个不幸的人,无不象征着生活的真谛。因为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就是这个。”他的话,我们中国人容易听懂。自古以来发愤著述(司马迁)、“文穷益工”(韩愈)、“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等等……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是我想到,对“中国当代地下文学”的开掘来说,它或者具有更特殊的指导意义?
汉娜·阿伦特如是讲:“通常,一个时代在那些最少受它影响,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不幸的人身上打下它最清晰的烙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如是写: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头脑的自由 ——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尾声、魂兮可以归来
 
“誰能看得見你喲/黑暗深處的躬耕者?”(《蚯蚓》)
——目前难说。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墨表达“独白的无奈和无奈的独白”:
  ……几十年来,我为了创造“奇特的自由”,吐“思”作茧,自我放逐自我封闭。这无疑是一种变态,——孤独的虫对“自由”的创造性变态。或许,这也正是庄子“蝴蝶梦”的全部内涵。每当我的心中生出对人类“可悯”悲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正用我美丽的翅膀飞向苍穹。--也许,我根本飞不出这“城堡”,也许,我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夜悄然死去。但我毕竟飞过了。我自信我已超越了屈原,超越了东坡和张岱,超越了余光中和张爱玲,超越了所有失语的人和把艺术用于 “功利”目的的人。
  然而,我的眼中仍有一滴清泪,因为我仍然孤独,而且我清楚自己并非真正的旁观者。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所表述的,还是一个文化政治或传播学的道理。
2012年11月20日“陈墨之博”,在《桃花扇》、《暗香》、《解語花》题下按语:
所謂“集”,又不能見天,不過抄在活頁記事本上,滿足心理上一種虛無飄渺的虚榮罷了。然而,我們這夥熱愛詩歌的“黑五類狗仔子”,却全靠這點虚榮,才活了出來,最終也才稍微活出了個人樣。
但是怎么说呢?“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这一问很重要。
2000年8月,陈墨《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三 理水》一文揭发:一方面,当代政治“以人民的名义”用文字狱、吃掉了一大批文人;另一方面,这政治的紧箍咒如此这般地就异化掉所有不再敢发任何杂音的苟活文人。于是,在“红海洋”、“红歌潮”的背后,是万马齐喑与噤若寒蝉:
……如此,我的文学也许才算得上是纯粹我个人的:蚂蚁告诉大象,你可以踩死我,但我不服!纵然十三亿蚂蚁都服了,我!也!不!服!
因此,我也许在纯“不服”的写作中,才能找到点点自由和小小乐趣;才能证明自己有血有肉的存在。而不是他们十三亿中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既可忽略不记,又可随便代表。
“犹有野夫肝胆在,空山相对暗吞声”——这一点很重要。用汉娜•阿伦特的话: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作者序”,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
经过半个世纪的蛰伏,决心从洞中爬出来——没人多少人围观、打量?不要紧!
 已经是一项奇迹,一项了不起的胜利。了不起的苏俄女性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讲:“文章有很多种丢失的可能,比得到保护的可能性更多。……得到保存的所有东西,都是奇迹显现的结果。”“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保住了这些诗。如今诗不会再丢了,应该把这视为一种成功。”针对一时的不被认可,她不在意地讲:“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64页)
诗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在我们过去的时代,曾有“但是洛阳城里客, 家传一本杏殇诗”的传奇。可更多的,是“前辈有谁同此恨,雪庵和尚读《离骚》”(方文)的默默接受。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出现“……这也算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的怪事一桩”,说怪也不怪。它本身印证着《河滿子 •双十节》(在博客上登出时,改题《河滿子•國慶》)之真实不虚:
吟斷求索之句,未見啓明之星。……五柳難隔風雨,孤心今夜苔生。
只有尽其在我、安之若素。美学家高尔泰讲:“如果一个人面对古代的东西,比如原始洞窟岩画、埃及法老陵墓或者希腊神庙,只能看到它们的考古价值,看不到那些个里面至今活着的审美精神,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人文。如果一个人读了释迦牟尼、柏拉图、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说是‘至今已觉不新鲜’,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历史。”(高尔泰《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写:“对科学和学术来说,时间的流逝是废弃旧物的缘由……艺术和文学作品则不然。如果它们在自己的时代就不算上乘作品,那么它们就会湮没,在大多数情况下,永远不为人知。但也有例外,有些作品一开始被任命错误地评判,任其湮没,后来却被重新发掘,成为被人们大量承袭的积存中的一部分。”(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生活与写作环境跟我们比较接近的索尔仁尼琴,这位曾经的“深水鱼”在诺奖受奖演说中一再致意:
……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其实中国文学也不曾停止过,哪怕在外界看来似乎是一片荒原……2005年6月,我们的朋友王怡在第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做题为《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的发言,提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而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 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他指的是陈墨。请看自订《陈墨小传》:
 
陈墨,字砚冰,成都人。父姓何,母姓陈,故本名有二,乳名阳生,绰名乌鸦,另有笔名秋小叶、一丁、何必、何苦、野放等,一度曾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写下以上文字,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如此这般,是“隐微写作”上升为“身体写作”,或者说两者合一。用陈墨话讲,当身、心无法统一时,只有“人格分裂”一途。用某高僧的诗,即是“但能触处回光照,莫被尘劳困主公”——“主公者,精神的自我也。因此这禅机等于说——用自强的种种不自由,换来陈墨的点点自由。”(《清言小品》)“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的媚俗观——野性的证明》)
陈墨及其诗友的半个世纪,恰如赫尔岑描述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意识一旦觉醒,人就会带着厌恶的心情看到他周围的丑恶现实”:
要从这阴暗的时代中吸取空气,必须具备另一种气质;必须从小就习惯于这种连续不断的、狂吹猛打的寒风;必须对无法解决的疑问,对苦难重重的现实,对本身的软弱,对每日的屈辱,能安然处之;必须从初离襁褓的岁月起,就具备隐藏一切激情的习惯,不仅能把它埋在心底,不使消失,而且相反,能使潜伏心头的一切在无言的愤怒中日趋成熟。必须善于为了爱而恨,为了人道而憎恶;必须拥有无限的自豪感,能够在脚镣手铐的束缚中,把头高高抬起。
                      (《赫尔岑论俄国文学》,项星耀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3期)
我花了很多时间,论证《落叶集》写作时间。不是单纯搞考证,不是单为一本诗集,也不是单为陈墨个人。而是想以这种方式,向已逝的叶子老师,向跟他一样的人,“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想以这种方式,为中国的地下文学招魂。想以这种方式,为陈墨和他的诗友,为跟他们一样的写作者,“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王怡)。我想尽自己的学者本分,为故国招魂。
2014年8月8日,前年10月去世的民间思想家、文革研究者周伦佐,估计我从德国旅游回来后,发来邮件说:
陈墨当然值得研究和评论。不仅人好,诗作也极其难得。在那个绝对专制主义年代的同龄人中,能够写出这种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思模式和表达方式之作品者,极其罕见。
能够一生与诗相伴是幸运的,无论诗歌是否在名利层面给作者带来成功。
当然而今眼目下,《我早期的六个诗集》就算“见天”了,又能怎么样?包括我花力气写文章,能有什么效果?内心是怀疑的。“野草自緑,不望發現”(《讀钱雜記 二十二、關於“隠士”》),这是陈墨自我打气的话。我能东施效颦吗?写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为“解码”,本来就是想“广而告之”……但是的确,无“考古惊天下”的自信。怎么办呢?也只有尽其在我。再说,毕竟研读历史的人,多少有一点历史眼光。尤其是冷静下来,想到阿伦特的提醒——“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时,就忍不住想:还要怎么样?够幸运的了!
你够幸运了:人完好,作品留下来……的确该对照,多少人琴尽亡。像前面提到的曾缄《双雷引》,所“哀”的琴家裴铁侠夫妇……“嵇康毕命尚弹琴,向秀何心听邻笛。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想那了不起的岁月,焚琴煮鹤不稀奇。比如聂绀弩,据说1965年初,有过焚诗的举动。曾经的政法工作者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写: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 年第 2期)
再如高尔泰《天空地白》披露,文革初烧了些“命根子“: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恩害怕,趁她不在,把我那些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
那个年头的故事,真如一位学者感慨:“那个年代, 想写诗而不把自己写成反革命, 恐怕不是容易事。”(赵毅衡:《人生何必为一把葱——〈陈敬容诗文集〉序》,《书城》2008年11期)因此,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儿子回忆:“文字的东西最要不得”,“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周启博:《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尽管如此,因人而异。如汉娜·阿伦特揭示,“尽管这一时代夺去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生命并决定了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仍然有极少数人几乎不受它的影响和控制。”爱德华•希尔斯则提醒,甚至诗人、作家不同的性情,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自由国家中,传统不是统一不变和强制性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并且影响着作家的成功机会,影响着他们选择的模式。在极权社会里,对出版的控制更为集中,“作家协会”或“作家学院”坚持文学的正统性,这就限制了作家在最适宜于他们的传统之中写作的自由。对那些在政治和宗教观点上与协会或学院官员不相一致的作家,这类限制显得最为明显。这些限制在性格强硬的作家身上则失去了效力。协会或学会虽然可以阻止在本国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且阻止他们以写作为生,但它们却不能完全阻止作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文学创作的传统如此之强大,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如此之广泛,以至伟大作品永远会保持其魅力,并引导具有坚强个性的人去从事文学创作。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陈墨值得庆幸。正如其为老友邓垦保存下自己的《琴声》所写按语:
这篇散文写于47年前,那时我19岁。诗友雪梦很喜欢,留住了它。我的早期习作,写作年代皆标为20年代,想以此避祸禳灾耳。然而,纵如此小心,班房虽未坐成,诗稿文稿却因而焚毁遗失了不少!这篇《琴声》,不是雪梦偏爱,早就尸骨无存灰飞烟灭了。既然天不灭它,就让它飘向远方吧!
 “言语没有死亡的地方,未来才能得救。”(《牛犊顶橡树》)——这是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的话。“想到布罗茨基,我想提出他的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这是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中的话。在艰难的岁月中,陈墨一再告诉自己:“我大漢民族的語言是《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及五四新文學的語言”,這語言如水,好像流逝了,不再回來了,但過了一段時期,依舊活活潑潑地流着。那次第,像其古体诗词《沁園春·夢中家》所展示:
杏雨剛定,又起槐煙,陋巷籬笆。得頑雲怪虹,菡風穀雨,月肥星瘦,野草閑花。九折羊腸,千盤鳥跡,老樹旁邉是我家。溪聲改,有漢唐鼓點,兩晉鳴蛙。
——也或许只是,个人的幸运?但我觉得,像这锦江,“锦已走,江未走”。
 
用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序中的话:
 
……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
 
应该如是想,文章甘沦落。无论作为蚁民,还是爱诗的人,想要心灵的呼吸,不算什么“奢求”吧?抱定“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陈寅恪)宗旨,也不算什么“高标”吧?更不用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小丑嘲笑着,用密码和隐喻躲避着,保护着人性。”(马内阿)——本来就是心照不宣、何必拆穿的事。更不用说,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荆天棘地犹青史,誓死鲁连不帝秦”(邵燕祥)的故事,鼓舞着“匹夫不可夺志”的后人负重前行。
 
拈出“弱德之美”的古诗词鉴赏家叶嘉莹,细读《伯夷列传》时写:
 
可是有人就说了:一个人死也死了,苦难也受了,不管是《春秋》赞扬他还是《史记》赞扬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错,“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朽之名对本人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或者世界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文化,它们之所以有光明,就是因为有这些为了正义的持守而受苦难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物。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为后人留下了黑暗之中的一线光明。所以,用文字把这些人记录下来,使他们的名字不朽,不仅仅是为了还他们本人一个公平,更重要的是给后人以激励和希望。
 
(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在我看来,《落叶集》、《我早期的六个诗集》的意义就在这里。我想提高声音,说它们像四百年前顾炎武《井中心史歌》:“著书一卷称心史,万古此心心此理。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像一百年前梁启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此书一日在天壤, 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像五、六十年前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惟此是安流。”又像邵燕祥题词《牟宜之诗》:“百年沧海故迟迟,剩有焚馀一卷诗。”
最后,抄一段陈墨谈论“陶潜现象”的话,来结束本文:
 
现在,时代不同了,陶潜的“志”和“情”已失去现实意义,他的人格力量很难在现代找到共鸣。我们的时代,腐蚀性更强,生活充满着危机,在传统文化的泥石流里、在人格大裂变的运动中,当我们的生活不再“淡泊与宁静”时,我们的人品就再也“清高”不起来了。但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只要“真”,我想后人一定会欣赏我们带有疤痕的人品,并享玩我们略带苦涩的文字。
—-但愿那时的人们,不再有我们的命运。
                                          (陈墨:《“陶”话——小议“陶潜现象”》)
 
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初稿
2018年3月3日星期六    二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三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四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4月12日星期四   定稿于家中
 

刘晓波:爸爸带来的花衣裳–给小脚丫

刘晓波:爸爸带来的花衣裳--给小脚丫
 
 
过年了
爸爸从海那边
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
给你带来一件漂亮的花衣裳
   
   
过年了
妈妈在海这边
在社会主义的红色土地
给你准备了难咽的忆苦饭
   
  
勉强咽下野菜粥的你
只等着穿上花衣裳
可妈妈把花衣裳收进箱子
又给你和哥哥上政治课
   
   
你沉默,你诅咒,你流泪
整夜的哭泣也打动不了妈妈
嗓子哑了,泪干了,心死了
妈妈依然努力工作依然积极进步
   
   
你不知道外公的死
在妈妈心中留下了什么
你只是猜想这个问题
是妈妈的冷酷所在
   
若干年后,又是过年
你偷偷打开那只老箱子
浓重的樟脑味穿透灵魂
那件花衣裳躺在箱底
   
   
依然崭新的是你童年的梦
永远疼痛的是你成年的心
你想拿出花衣裳给妈妈看
但你不敢触碰妈妈的伤口
   
   
亲爱的妈妈一定知道
无论她后来给你买过多少漂亮的衣裳
但就是用全世界的珍宝交换
你也不愿出让那件花衣裳
   
1996.12.7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反蒙面法抗争持续

香港抗议者星期六凌晨凌晨出发登上狮子山,在山顶竖立起一座四米高的自由民主女神像。
女神像手持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雨伞,身穿防护装备及戴上头盔,脚踏催泪烟雾,向前迈进的形像显示抗议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港人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坚定意志。
这座雕像由香港一群热心的艺术创作者及志愿人士通过公众筹款的方式所建成。从构思到完成作品,只花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抗议人士周日(10月13日)在网上发起“18区开花”行动,表达对一周前开始实施的《禁蒙面法》的不满。下午,各区大型商场集结了不少蒙面示威者,包括沙田、大埔、荃湾、屯门、太古等地。示威者一开始在室内唱示威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和呼喊“香港人反抗”等口号。但是不久后,开始有人移师马路上堵路,以及破坏被指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商店。
香港颁布禁蒙面法后首场获警方批准的“反送中”集会获得香港民众积极响应,组办者称,至少有13万人参加晚间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集会。法新社称,数万港民参与集会旨在敦促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参与集会的市民挤爆周边道路,形成壮观灯海。警方说最高峰时有25200人。
▲美国之音(VOA)10月13日报道:抗议者在香港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反蒙面法抗争持续
 
香港抗议者星期天(10/13)在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图片为制作团队提供。
 
华盛顿 —香港抗议者星期六凌晨凌晨出发登上狮子山,在山顶竖立起一座四米高的自由民主女神像。
女神像手持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和雨伞,身穿防护装备及戴上头盔,脚踏催泪烟雾,向前迈进的形像显示抗议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港人对追求民主自由的坚定意志。
这座雕像由香港一群热心的艺术创作者及志愿人士通过公众筹款的方式所建成。从构思到完成作品,只花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制作团队说,他们以女性作为神像的性别设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一方面是标志着港人生活在暴政下的力量悬殊之下,同时,也是为了展示香港人不畏逆境、坚韧不拔的意志。
该团队在星期天的新闻稿中还说,以狮子山山头作为女神的最后容身之所是因为狮子山是香港人引以为骄傲的“香港精神”或其核心价值的发源地。
在另一方面,星期天继续有大批蒙面示威者在大埔、青衣、沙田等多处地区举行抗议,警方施放催泪烟驱散抗议者,有几十人被逮捕。
▲德国之声(DW)10月13日报道:“民主女神”被推倒泼漆 示威者盼美法案助攻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周末造访香港,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呼吁示威者考虑暴力手段可能带来的后果,强调如果警民暴力冲突持续升级,这恐怕会使整个运动的发展转向一个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方向。
(德国之声中文网)周一 (10月14日) 接近中午时刻,推特上传出“香港民主女神”塑像遭不明人士泼红漆并推倒损毁的消息。
数十名抗议者在周六夜间,冒雨将名为“香港民主女神”(Lady Liberty HK) 的塑像摸黑搬运到位于九龙半岛、海拔近500米的狮子山上,让其在破晓时分现身。
塑像展现的是一位女性示威者,一手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旗,一手拿伞,带着头盔。该像自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首次现身后,多次以快闪方式现身在不同的集会上。
林郑与美议员过招
在克鲁兹向媒体透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取消两人的会面后,林郑月娥周日 (10月13日) 晚间透过发言人发布声明,表示克鲁兹称香港示威者过去5个月来进行非暴力示威的说法简直“ 莫名其妙”,她也重申,媒体报导已清楚显示反政府示威者过去几个月在香港多次进行暴力且蓄意破坏的行为。 声明写道:“虽然我们尊重外国政治人物的言论自由,但我们相信言论应该建立在事实上。 ”
而克鲁兹周六会晤了香港示威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他们持续以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诉求外,也呼吁示威者必须自己评估暴力手段所带来的后果。 他说:“中国政府希望香港示威渐趋暴力,因为这样他们便能将示威者的行为定义成恐怖行动,而非支持民主的示威者试图捍卫人权。 ”
美国会望大比数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美国国会预计本周开始审议两个与香港示威相关的法案,包含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 相关日程显示美国国会最快周三 (10月16日) 能针对法案进行表决。 《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主要让美国政府有权制裁打压香港人权的官员,而《保护香港法案》则是禁止美国出口非致命人群控制武器到香港。
克鲁兹周六 (10月12日) 表示,他预计美国国会会以大打数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可能签署该法案。 该法案不但获得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 的公开支持,共和党与民主党不少议员也陆续公开表示美国应该针对香港的议题采取行动。
周一 (10月14日) 晚上,香港中环将举行一场大型集会,呼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该活动已取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也成为香港实施《禁蒙面法》后第一个获批准的公众集会。 据了解,美国参议员克鲁兹与霍利 (Josh Hawley)可能在该集会发言。
周日抗争遍地开花
香港抗议人士周日(10月13日)在网上发起“18区开花”行动,表达对一周前开始实施的《禁蒙面法》的不满。下午,各区大型商场集结了不少蒙面示威者,包括沙田、大埔、荃湾、屯门、太古等地。示威者一开始在室内唱示威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和呼喊“香港人反抗”等口号。但是不久后,开始有人移师马路上堵路,以及破坏被指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商店。
下午在观塘港铁站,一名黑衣人行近一名防暴警员,用利器刺向他的脖子。事发时现场有大量记者,综合片段所见,该名黑衣人没有戴口罩,并随即被警员制服拘捕。受伤警员的脖子流血但仍然清醒,地上有少量血迹。警方表示在现场拘捕两人,该警员本来是奉命到观塘站处理刑事毁坏案。有报导指事发之前,数名黑衣示威者尝试拉起已关闭的观塘站铁闸。
而在沙田,有警员举起真枪指着正在堵路的示威者,他没有开枪,随后上警车离开。有人向沙田港铁站轨道投掷杂物。港铁关闭多个车站。部分示威者在大埔向警员放蟑螂和蜘蛛。入夜后,一群示威者向旺角警署连续投掷多枚汽油弹,警署外的水马和路面起火,警方称汽油弹总数有二十多枚。
另外警方的声明表示,一辆警车行经弥敦道(旺角)时,警车附近突然传出爆炸声。明报报导,怀疑爆炸的位置是在一个花槽,现场遗下疑似手机和电池残骸,不过警方暂未提供更多详情。
36人受伤 医生被捕
警方13日采取快速抓捕策略,较少出现与示威者对峙的场面。警方至少在包括荃湾、沙田和屯门在内的三个区使用了催泪弹,也曾经在未展示警告旗帜的情况下发射弹药。
由下午到晚上,全港各区有多人被拘捕,其中一人是将军澳医院的医生。网上片段显示,他在事发前戴着口罩拍摄现场情况,暂未确定被捕原因,将军澳医院有医护人员发起在周一(10月14日)静坐以示声援。
“私了”的情况也继续在街头上演。在将军澳,有怀疑持不同政见的男子与示威者争执,后来被袭击头破血流。截至晚上十一时,医院管理局公布总共有36人受伤送院,当中3人情况严重。
港府在深夜发表声明,称“对蒙面暴徒再次在全港多区施暴施袭表示极度愤慨”。声明指出,暴徒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安宁,必须予以强烈谴责。政府发言人指出,暴徒明显针对袭击警员,对警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行为令人发指,警方定必全力追究。当局呼吁参与和平示威的市民与暴徒划清界线,维护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
周六开始的香港“银发族”在警察总署前48小时静坐行动周日继续。这些较为年长的市民此次行动旨在表明对年轻示威者,特别是对被警方拘捕者的声援支持。静坐将持续到周一下午。
▲美国之音(VOA)10月13日报道:香港银发族警总静坐抗议 全港周日继续遍地开花抗争
香港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4个多月,获得各阶层市民的支持,包括银发族。这些银发族此前除举行游行外,10月12日下午发起在湾仔警察总部静坐48小时的行动,抗议他们认为的警方的暴力执法。同时,网友发起星期天在全港18区商场的“罢鹫”的罢买行动以及“逢周日十八区集合”等活动。
香港几十位银发族周六下午2点开始在警察总部外静坐48小时,声援年轻人的抗争,抗议他们认为的警方暴力执法、滥暴和滥捕,并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活动由于未预计有超过30人参与,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从下午开始便有超过5、60人在警总外的天桥下聚集。警方曾提醒银发族或会被检控,不过,许多银发族表示,已经做好被拘捕的准备。在香港,30人以下的集会不需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到晚上8点以后,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记者观察现场至少有1、200人。现场有搭起的帐篷,还有很多热心市民送来的食品和饮水,包括面包、饼干等。天桥底一角成为小社区,义务急救员在场,也有市民折纸鹤为年轻人及银发族送上祝福。
香港少数公开支持反送中艺人之一的歌手Tommy阮民安晚8点半后特意赶来现场为银发族送上物资,受到热烈欢迎。阮民安在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看到不同年龄层的港人都支持反送中很受鼓舞,希望这些公公婆婆能够安好。
他说:“这些公公婆婆在这边支持这个运动,有一个静坐活动48小时。我觉得很难得,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大。看到我们这个运动从年纪很小的,到年纪很大的,每个人都支持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就买一些饮料,就支持一下,就希望公公婆婆都安好。”
到了晚上有网民发起“紧急呼吁”,指现场出现“过多”物资,呼吁市民不要再带物资到场。
在静坐现场有一位年轻的义工,记者询问后得知,她是陪伴妈妈来参加静坐,也做点照顾其他人的事情。张小姐谈到港府可能未来继续推动紧急法时表示,尽管她个人很担忧,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阻止她和许多的香港人上街表达诉求和权利。
她说:“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大程度限制我们的自由了。所以,我们就要每个星期、每一天、每一晚都要出来,告诉它(政府)我们是不会害怕的。我们还是有我们要出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诉求的权利。它(紧急法)是不合理的,会害怕的,但是我们还会出来。”
此外,在周日,有网民发起下午在全港18区多个商场聚集,其中在大埔超级城有过百名市民聚集,不断高叫“香港人反抗”等口号,又合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很多人戴着口罩,一些人坐下地上摺纸鹤,商场内大部分商店继续营业。
在港岛中产和中上产阶层集中的太古城中心,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中庭,大部分人穿上黑衣并戴口罩,呼喊口号,合唱《愿荣光归香港》。另外,在将军澳的Popcorn,沙田新城市广场也有大批市民聚集。
在荃湾,一些抗议者下午2时过后用水马和铁马等物品架设路障,并将杂物放在垃圾桶内燃烧。约5分钟后大批防暴警察赶到,并喝斥示威者,示威者随即向不同方向逃去。警员在附近巡逻,并追捕示威者。
同时,有示威者在屯门时代广场呼喊口号,指骂警员,约有20名防暴警到场,部分示威者退回商场继续集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4日报道:香港禁蒙面后首场反送中集会 组办者称超过13万人参加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反蒙面法抗争持续
 
香港禁蒙面后首场反送中集会。 路透社。
 
香港颁布禁蒙面法后首场获警方批准的“反送中”集会获得香港民众积极响应,组办者称,至少有13万人参加晚间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集会。法新社称,数万港民参与集会旨在敦促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参与集会的市民挤爆周边道路,形成壮观灯海。警方说最高峰时有25200人。
《中央社》综合港媒报导,周一晚7时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是实施禁蒙面法后,首度获港警批准的“反送中”集会,但警方也新增条件,要求集会人士不可以蒙面。
晚上7时开始,遮打花园已被参与者挤爆。主办单位在台上提醒,禁止蒙面规例适用于合法集会,除非有合理辩解理由,否则戴口罩有法律风险。但许多参加者仍戴上口罩,对禁蒙面法表达抗议,台下群众高喊“蒙面无罪,立法无理”的口号。
集会发言人表示,今晚要展示香港对争取自由的决心,特区政府一直拒听香港人的声音,这是蒙面法后第一个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要展示“和理非”的声音,促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香港人要让世界知道在压力之下,不会放弃自由,不会惧怕政府。
直播影片显示,集会开始后,不断涌入的人潮挤爆了周边道路,造成交通中断。参加集会的港人纷纷举起手机亮灯,高喊口号并数度合唱“愿荣光归香港”,许多人挥舞着美国国旗,气氛热烈。
晚间8时50分,大会宣布集会人数超过13万人,并表示由于外围游行人数不断移动,因而无法估计。
不过集会在晚上9时10分结束后,周边开始不平静,港铁香港站附近有黑衣蒙面人士以铁栏及雪糕筒设置路障,有人损毁附近的闭路电视镜头,干诺道中也有人设路障,现场交通受阻。大批防暴警察在香港站戒备及作出驱散行动,现场消息指警方一度施放胡椒喷雾。警方在香港站附近制服至少一名男子。
美国联邦众议院下周将审议“香港人权民主法案”,法案将限制被指打压香港人权的官员、人士入境美国,甚至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香港政府对集会人士诉求表示遗憾,重申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港府并指,自回归以来,香港人权自由受《基本法》等法律充分保障。
▲德国之声(DW)10月13日墙外文摘:香港已经走到独裁前夜?
有评论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启用尘封五十二年的《紧急法》,是走向独裁的前奏。中国也愈发明显地成为了一个奥威尔式国家,还把数字枷锁输出到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者那里。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例外状态”是独裁的前奏》,作者林庭瑶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决定援引1922年港英时期的《紧急法》,绕过香港立法会审议制订《禁蒙面法》。港府摆明已启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的治理模式。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曾诠释“例外状态”此一概念:在某些时刻,主权者会将主权置于宪法之上,以不受法律限制的措施治理国家,让公民的生命权被弃置于法律之外。阿冈本指出,例外状态在现代国家体制已成为常态规则,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变体,经常诉诸例外状态来维持秩序。
文章认为,港府启用尘封五十二年的《紧急法》,如同打开潘朵拉的盒子。日后只要特首获得行政会议同意即可迳行立法,但行政会议却是在特首领导下集体负责。未来特首可恣意用《紧急法》封锁网路、出版发行、取消区议会选举,乃至于对港人拘留、没收财产、限制出入境。港府此举无疑是对“依法治国”的反讽,也是走向独裁的前奏。
中共欺凌外企增加港人抗暴的助力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林郑是在批评中共暴政吗?》,作者李平说,中国近年频频封杀所谓支持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的明星、品牌,一有他们不满的言论,就官民齐动员一起围剿,逼他们跪低。中共尚未出声,暴雪已主动跪低,可见,中共近年的欺凌已让恐惧的乌云笼罩世界,连NBA、电竞也不能幸免。林郑大言不惭地宣称,推出反蒙面法是针对一些未成年人士。这何异于摆明威胁年轻人?何异于中共以大国威胁外企?
作者认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发展到争取双真普选的民主运动,再发展到抗暴之战,已牵动全世界,除了美欧政府、议员、媒体之外,越来越多知名人士、知名公司卷入其中,或主动撑香港,或被迫表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共越是战狼上身,对境外明星、品牌打压越变本加厉,必然引发越激烈的反弹,引致外国政府、议会的介入,成为港人抗暴的助力。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面对一个想结束中华民国这“朝代”的习近平》,作者李濠仲说,中共近年对截断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非常积极,如今在时机上的选择,早没有“中共打压台湾成民进党选票提款机”的传统顾虑,包括接连取走索罗门、吉里巴斯,除让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抗衡更加台面化外,习近平也确实是在20大前,正一步步对“解决台湾问题拿出成绩”,以此对个人当初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有所交代。他想做的绝对还更多。
文章说,断交只是习近平彻底清除中华民国这“朝代”的一项具体做法,国际上的动作还多的是,你不在乎,他倒是很满意自己近年压缩台湾的多项成果。中共不理会两岸间诸多平行时空的现实,台湾自己把面对中共的打击分层切割看待,然后一票人以为可以处在自我划定的保护区里,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昧于现实。
中国对人类自由构成关乎存亡的威胁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与中国做生意,不能以卑躬屈膝为代价》,作者Farhad Manjoo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也可以说是最残暴的极权国家。它剥夺了近14亿公民的基本人权。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愈发明显地成为了一个奥威尔式国家;它不仅更严厉地打压本国公民,而且还把数字枷锁输出到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者那里。但不同于东德、朝鲜或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这些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流氓国家,美国和欧洲的立法者、西方媒体和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很少正视中国的真实面目,它在日益对世界各地的人类自由构成关乎存亡的威胁。
有一派观点认为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敌人。把中国当作敌人只会破坏西方民主国家的长期目标。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与中国更大程度的经济和技术融合,对中国以外的所有人构成的威胁。它忽视了中国要求其合作伙伴做出的更大让步。它忽视了中国政权长寿的最重要的新因素:技术提供的诱人效率,让它对本国人口的控制达到了全新的水平。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港周日再爆警民冲突 美参议员促避免暴力莫损挺港人法案通过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狮子山上竖起自由民主女神像,反蒙面法抗争持续
 
香港警方10月6日下午4點左右在警察總部施放多次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攝影: 美國之音湯惠芸)
 
香港 —香港持续了4个多月反送中抗争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继续上演街头警民冲突。有网民号召民众10月13号周日在十八区的商场发起反修例集会。不过,示威者最后在多处上街聚集抗议,遭警方武力驱散,包括施放催泪弹,制服并拘捕多人。同时,美国重量级参议员克鲁兹到港访问,表达支持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但呼吁港人避免暴力,以确保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
香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星期一表示,他早前在与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会面时,对方称预料《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将通过众议院,但在参议院则存在不稳定因素,因商界方面有阻力。克鲁兹呼吁不要升级街头暴力,以避免有人以暴力画面抹黑对香港的支持,阻碍法案通过。
郭荣铿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鲁兹参议员希望香港前线抗争者能够避免街头暴力升级,不希望有人利用街头暴力来阻碍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通过。
他说:“主要的克鲁兹参议员说,这个法案将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参议院不明朗。我们知道有来自商界的阻力,可能不希望法案通过。他们可能会游说一些参议员反对法案。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有风险会有阻力。所以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克鲁兹参议员呼吁香港人避免暴力,避免走向暴力之路,因为这会让我们失去国际支持,失去我们值得赢得的国际支持。所以他呼吁我们保持冷静,坚守道德高地。我是赞同的。我们不应该走向暴力之路。所以,这是来自克鲁兹参议员的信息。”
郭荣铿表示,克鲁兹还提及,如果法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相信美国总统特朗普会签署,因特朗普希望连任的话,需要共和党支持,而共和党正是支持法案通过。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上周抵港了解示威状况。他周日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政论节目“面向全国”Face the Nation)访问时,被问到香港的示威是否如总统特朗普所言“已趋缓和”,克鲁兹表示实情是相反,示威正全力持续。克鲁兹表示,支持香港人符合美国的利益。克鲁兹称自己身穿全黑衣服,与示威者同行。
此外,网友星期天号召在香港18区的主要商场聚集,继续反修例抗争。在荃湾、大埔、沙田、旺角、屯门、葵芳、太古城、将军澳等商场,都有大批穿黑衣的市民聚集,呼喊反修例口号,并合唱示威者所称的香港之歌《愿荣光归香港》。
随后,许多示威者在很多地点涌向街头,有的地方被设置路障,警方则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到多区武力驱散。到夜晚,警民之间的冲突趋向激烈,有人向旺角警署投掷约20多枚汽油弹等。警方在沙田、屯门等地发射催泪弹,在其他地方使用胡椒喷剂或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在沙田,有人从高处向一辆警车投掷汽油弹,车身着火。
此外,香港Now新闻台星期一发表声明,对有该台新闻车车长凌晨在旺角警署附近取采访车时,怀疑中布袋弹受伤倒地,但仍被警员按在地上绑上索带,押返警署扣查的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并对车长在负伤情况下于警署内仍遭暴力对待,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武力。声明促请警方执法必须克制,并彻查事件。
Now新闻台引述车长称,他在警署内遭暴力对待,身上最少有9处明显伤痕,包括额头、两边手肘、手掌。他在警署被扣留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往医院治疗右下颚骨裂,要留院接受手术。
声明说,车长的部分伤势是在警署内造成,有数名警员将他带往楼梯,有人将他的面按在墙上,又用警棍打他的头、手及脚,期间他已多次向警员表明为Now新闻台员工。
Now新闻台说,事发凌晨1点左右,车长中弹倒地后,该台摄影师曾上前表明他为同事,但被多名防暴警员驱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4日报道:反蒙面法第二周:警察滥捕旁观市民 示威者袭警手段趋烈
在美国国会审议《香港民主人权法案》和香港特首宣读施政报告前的星期日,香港警方在应对反对《禁止蒙面规例》的抗争行动时,拘捕和使用武力的门坎明显降低,包括在旁拍摄或指责警方滥捕的市民同被拘捕、以手枪指吓批评警方行动的市民、用布袋弹射击前往取车的传媒司机,以致据义工机构估计,警方昨天可能拘捕逾百人;与此同时,示威者的反抗行动亦有升级,当中,旺角警署外围被掷超过20枚汽油弹,更有人以剃刀刺伤警员颈部。
昨(13日)天是香港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后第二个星期天,网民发起在十八区遍地开花式的快闪抗争行动,以示对新例的不满,结果在多区发生警民冲突,造成多人受伤,医院管理局公布,在昨日的示威及警民冲突中,共有73人受伤,分送14间医院治理。由于香港一向是把伤者送往当地分区医院治理,故此,由医院涉及的数目可见伤者受伤地方分布甚广。而直至今晨,年龄介乎14至73岁之间的伤者中,有6人伤者情况严重,32人伤势稳定。
综合传媒现场所见,警方在应对抗争行动时,滥用武力和拘捕的情况明显增加,最明显的是NOW新闻台的司机今天凌晨手持记者反光衣步往旺角警署外取采访车时,后脑位置怀疑被警方的布袋弹射伤,扑跌在地,随即被多名防暴警员包围及反绑双手。该台摄影师当时已上前表明被绑者为同事,但反被警员驱赶,而司机则被押入警署内,两小时后,警方才确认司机有合理原因在现场,将他释放。司机现仍留院治理。,感觉晕眩,前额撞地下受伤,右下巴位置骨裂,需留院治理。NOW新闻台今早发表声明,对事件极度遗憾,并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武力。
而在较早时,三名警员在大埔把一名没有反抗的年青人压在地上时,仍用棍打向他,又以「非法集结」为由,要求围观拍摄或指骂警员的市民离开;在将军澳一个商场内,警方突然冲入拘捕一名身穿白色街坊装的男子,一名在场戴有医用口罩的灰衣男子用手机拍摄,并质问警员,但反遭警方压在地上予以拘捕,将军澳医院其后证明该口罩男是该院医生;当防暴警员带走被捕人士时,被现场逾百名市民指骂,要求警察放人,被警员以市民正在「非法集结」为由,要求市民离开,数名防暴警一直举起长枪瞄准平台上的市民,其后开车离开时,突然下车向街坊喷射胡椒喷剂;在旺角,警员在驱散堵路的示威者时,截停一名戴普通口罩的长者查问,当便衣警员欲拉下其口罩时,双方发生拉扯,长者被多名军装警员压在地上制服段带走。
有接近义务法律支持热线服务的消息人士向《苹果日报》透露,昨日全日接获逾百个求助电话,估计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逾百名市民和示威者。
旺角警署被投逾20枚汽油弹 官媒谴责割伤警颈
与此同时,市民的反抗行动亦有升级,有示威者在多区纵火、堵路、破坏公共财物、商店及香港铁路站,并向警员及警车施袭。其中,在观塘地铁站,有人从后用剃刀刺伤一名撤离得较后的警员的颈部,经治理后证实,伤口约3至4厘米长,目前情况稳定;另外,沙田有警车被汽油弹击中着火,而将军澳则有疑似假扮示威者的便衣警员被市民揭发身分后打至血流披面;最激烈的,是示威者主要目标之一的旺角警署,晚上九时许有多名示威者向警署外的「水马」投掷汽油弹,数量超过20枚,警署门外一度火光熊熊,冒出大量浓烟。
警方表示,昨晚入夜后,大批「暴徒」在旺角弥敦道一带破坏设施,又伤人纵火,完全漠视法纪,根本是「暴动」的行为。
《人民日报》今日更发表文章,谴责「暴徒」行径,指以利器直接划割警员颈部,分明是要置警员于死地,如果不严厉谴责,从严惩处,必将「进一步助长暴力分子的嚣张气焰,给香港社会的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文章又指,自8月30日有警员被黑衣人砍伤后,袭警的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此次又险些将警员割喉,形容暴力分子越来越丧失了「最基本的理性和人性」。文章认为,暴力分子袭警不是为了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是为了他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实施暴力」,实现「揽炒」,提醒港人要保持清醒,又指如果香港警察无法正常履职,最终受损的将是香港。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香港民主人士:我们需要美国支持
香港 —香港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要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呼声很高,特别是抗议示威民众多次敦促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香港民主对于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10月14日宣布参加香港观塘区议会选举的香港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表示,美国的支持很重要。他说:“香港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国际支持,包括美国。因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影响着香港的抗争运动。”
香港著名歌手、社运人士何韵诗13日在纽约一个撑香港集会上呼吁美国人民给自己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写信,支持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通过。她表示:“ 香港的抗争不仅仅是为了香港,而是为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而战。我们希望你们和香港一起,加入反共反集权的抗争。”
美国政界,特别是国会许多两党参众议员都对香港市民争取自由民主运动表达强烈支持。而美国也常常被北京指责是反送中运动的“幕后黑手”。
美国前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不久前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指责美国是幕后黑手毫无道理。他说:“我们似乎被困在当中,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向香港人所做的解释是美国的黑手在操纵局势,并且造成了目前的危机。这完全违背了事实。”
不过卜睿哲也提醒人们要寻求“温和”的解决办法:“我们做的任何事如果显得我们似乎站在抗议者一边,那么只会有助于证实中国宣传所说的我们在试图推动颜色革命。我们可能会处于国家安全或价值观决定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这么做……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佳的方式是鼓励那些希望达成温和解决方式的人要思考什么是好的结局,鼓励那些对温和解决办法有抵触但没有断然决绝的人要重新加以审视;或者帮助建立香港现在急需的相互信任。”
美国国会目前在讨论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受到香港亲中建制派人士的反对。香港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兼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我认为它很有可能会通过,因为这完全是政治手段,一直以来都有年度报告,而今后报告的措辞将会加强,确保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认证。至于是否会实施制裁,这将取决于行政部门,国务院、商务部和其他部门。我认为他们足够成熟,了解到如果他们取消对香港的不同待遇,将会牵涉到美国的重大利益。这不只是贸易和经济利益,还包括了在安全和执法事务上的长期合作。”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叶刘淑仪本人可能会成为被制裁对象,对此她表示:“我可能在名单上。我是行政会议成员。但我一点都不担心。如果不给我签证,那我就不去美国,我在美国没有可以冻结的资产,而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服务这个城市是最重要的。”
香港民众14日晚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敦促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有报道说,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可能会出席集会。对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取消与克鲁兹议员会面,宣布参选区议会选举的香港电台主持人谭得志说:“中国和习近平是林郑月娥的老板,这就是为什么她拒绝与美国国会议员见面,我们早就明白这一点。但这对香港不利。 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要与中国合作,也要与美国合作,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与大国打交道,我觉得现在香港政府不懂得如何与两个大国周旋。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只会听习近平的话。”
另外一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也来到香港视察情况,他在推特上登出一段在香港立法会录制的视频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与香港站在一起。他还承诺要在国会努力推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通过。
香港民众14日晚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他们高呼“通过法案,拯救香港”的口号,促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4日报道:传统左派学校也反禁蒙面法 逾百人雨中组人链声援及抗议
《禁止蒙面规例》实施后,有学生戴口罩回校以示抗议,但教育署则发信学校禁止,引起争议,但原属传统左派学校的汉华中学,其学生也不满反蒙面法。一名学生上周因戴口罩回校被禁及要求约见家长后,有校友发起抗议行动,于今早在校外组成人链,有逾一百人参与。他们在雨中高叫反修例的口号,其后和平散去,而学生则返回校内上课。
早上约7时,一批汉华中学的学生及旧生冒雨在校门外筑成人链,当中大部分人戴着口罩,他们高呼「没有暴徒,只有暴政」、「五大要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又高唱反修例歌曲,以表达要求。
学生代表朗读宣言,批评校方打压学生的表达自由,对此感到可耻。代表其后向校方递上请愿信,但老师拒绝代收,学生其后将信件放在学校闸门。
有前来声援的校友表明,既不满校方以白色恐怖打压学生,亦藉此表达对港府实施禁蒙面法的不满。
据网民在网上发起人链活动的通知指出,上周有学生戴口罩回汉华时,被校方要求实时除下口罩及见家长进行训话,原因是「不希望把政治带回校园」。
汉华中学创立于1945年,学校校训为「汉粹国菁」,寓意努力培养学生对汉族和母校的归属感,承传和发扬中华文化精粹,坚持爱国、勇当国之精英的信念。汉华与香岛中学、培侨中学和旺角劳工子弟学校是香港回归前的传统左派学校,而劳校现已改名为传知中学。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中国官媒严批美国参议员访港,香港人权民主法通过参议院仍有变数
香港 —两位美国参议员访问香港,并表示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这引发了中国官媒的批评。
共和党籍的德州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在参加完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之后,访问香港。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支持香港人捍卫民主自由,符合美国利益。克鲁兹并身穿黑色衣服,表示与香港示威者站在一起。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密苏里州的霍利(Josh Hawley)则在星期天晚上亲自到旺角,除了目击香港警察与民众之间的追逐,也与示威者、记者以及一般民众交流。
霍利参议员星期一上午在推特上,发表了在香港立法会外录制的视频:“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 ,所有自由的人民都与你们站在一起。有时候这让我意识到一个城市的命运会决定一代人的挑战。 50年前是柏林,今天是香港。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在关注着你们的奋斗,你们为争取基本自由的斗争。全世界自由的人民与你们站在一起,因此我们都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香港人。我想说这是我的荣幸能够支持美国国会的,并且期待着努力推动通过这项法案,在你们为权利与自由奋斗时与你们站在一起。愿上帝保佑你们”
霍利星期一也会晤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克鲁兹参议员说,原定要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但港府先是要求完全保密,之后更取消会面。在星期一宣布参选观塘蓝田区议员的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得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批评说:“林郑月娥拒绝与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会面,因为她和香港政府只听北京和习近平的话。”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社论严厉批评说,克鲁兹的表态只是掩护他公开支持暴力示威,更成为周日局势最突出的破坏性因素之一,让气焰衰减的示威者产生新的幻觉,批评他“亲临香港赤膊上阵”,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环球时报更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包括克鲁兹等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应该被禁止入境香港。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本星期三全院审议《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该法案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已表示将该法案纳入优先考量;民主党目前控制众议院。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会见了访问香港的克鲁兹参议员。他表示《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要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仍有不确定因素。
美国之音记者海彦访问郭荣铿,他讲述了与克鲁兹参议员会面的内容:“主要的,克鲁兹参议员说,这个法案将在众议院通过,但是参议院不明朗。我们知道有来自商界的阻力,可能不希望法案通过。他们可能会游说一些参议员反对法案。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有风险会有阻力。所以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克鲁兹参议员呼吁香港人避免暴力,避免走向暴力之路,因为这会让我们失去国际支持,失去我们值得赢得的国际支持。所以他呼吁我们保持冷静,坚守道德高地。我是赞同的。我们不应该走向暴力之路。所以,这是来自克鲁兹参议员的信息。”
目前美国国会参议院由共和党掌控,共和党有53席,民主党有45席,另有两席为无党派。香港众志正在发起众筹,希望展开国际游说行动,不但要推动《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特朗普总统要签署,更希望美国行政当局能确切执行。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香港警方称暴力已达“威胁生命”程度
华盛顿 —香港警方星期一(10月14日)表示,星期天香港的示威活动中有一枚自制的遥控爆炸性装置被引爆,意图“杀害或伤害”警察。已经进入第5个月的香港反政府示威出现了暴力日益升级现象。
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柄强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这枚装置距离警车不到两公尺。警方有理由相信这枚炸弹的目的是针对警察。这起事件没有传出伤亡。
邓柄强说,这是6月香港开始示威抗争以来首次在示威活动中有人使用爆炸性装置。今年夏天开始的抗争行动从最初的反逃犯条例,不断扩大到反政府,反警和反中的运动
香港警务处爆炸品处理课警司李展超指出,这枚装置配有高性能炸药,星期天晚上这枚装置在繁忙的九龙地区引爆时发出巨响。他还说,使用这种爆炸装置标志着反政府示威的暴力升级,他还把使用这个爆炸装置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联系在一起。
星期天香港的和平集会演变成示威者以快闪抗争方式,在购物商场和街头与警方交手。
旺角警署被投掷20枚汽油弹。一些示威者破坏商店和地铁站,示威者在许多地区纵火,堵路。香港政府星期天在官网上发布消息指出,当天下午5 点半左右,有警员奉命到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案件时被暴徒以利器从后割颈,警员颈部受伤流血,送医院时警员清醒,警方即时在现场拘捕了两个人。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美国参议员称香港正在变成警察城市
美国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星期一(10月14日)对香港的现状提出严重警告,说香港的制度正在面临威胁,香港正在滑向一个警察极权城市。
这个周末,香港再度发生了抗议活动,警察在全城范围对抗议者进行抓捕。
今年39岁的霍利是美国国会最年轻的参议员。他在香港逗留两天,星期天晚上在旺角亲眼目睹了那里发生的抗议活动。之后他还会见了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
霍利在推特上播出的一段视频上说,“有时候一个城市的命运就体现了一代人面临的挑战,五十年前是柏林,今天是香港。正因为如此,他说,世界各地的自由的人民都在关注香港,关注你们为自己基本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抗争和战斗。全世界人民都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都是香港人!”
19个星期以来,香港抗议者为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呼吁建立警察问责制而进行的游行示威持续不断。港府和北京都拒绝妥协,因此目前还不到抗议活动会结束的任何迹象。
预计,星期一晚上香港商业区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要求美国国会通过大幅度改变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关系。
美国众议院最早会在本周就《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进行讨论。该议案要求对香港的特别贸易地位每年进行一次审查。议案还可能会制裁某些中国官员。
霍利也是这个议案的支持者之一。
法新社说,预计星期一晚上的集会规模会比较庞大的原因是,这次集会是最近几个星期来获得警方批准的极少了集会之一。
霍利周一对媒体表示,“这里的情况很紧急”。他说,“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 police state) 的危险,香港的代议制政府处于危险之中,一国两制模式处于危险之中。”
习近平星期天在尼泊尔访问期间发出警告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霍利称习近平的这个话是“暴力言论”,这就是他认为美国和欧洲盟友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原因。
▲美国之音(VOA)10月14日报道:香港民众集会呼吁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香港 —香港民众10月14日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集会,呼吁美国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参加这次“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集气大会”的人数远超预期,组织者估计有十几万人,记者所见7点半左右遮打花园已挤得水泄不通,人群聚集到了遮打花园周边的好几个街区。
很多人举着美国国旗,高呼“通过法案,光复香港”,以及 “解散警队,刻不容缓”,“香港人,反抗”等口号。
一位示威者说:“现在全世界是时候要作出反应了,因为这不仅是为香港,而且是为了全世界而战,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战斗。这正是美国代表的价值。”
许多示威者戴着口罩或面具,虽然这次集会是禁蒙面法后第一个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但按照禁蒙面法,这些戴口罩或蒙面的示威者有可能被逮捕。
在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星期一表示对集会人士促请美国国会通过涉港草案表示遗憾。香港政府的发言人说,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本星期三在院会审议《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美国之音(VOA)10月15日报道:三成被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为不满18岁青年
香港 —根据香港政府的数据,近三分之一被警察逮捕的香港支持民主示威者为年龄在18岁以下的年轻人。香港特区政府领导人呼吁家长和老师制止他们的孩子参与可能会毁掉他们未来的非法活动。
香港的民主运动主要由年轻人组成,他们希望保护自己所享有的自治和公民自由,不被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大陆政府越来越严重的侵蚀和压制。
许多高中生也加入了香港的示威活动。示威抗议活动在过去四个月扰乱了香港的运作。
一位高中生说:“未来属于我们,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未来,是下一代的未来,也是香港人民的未来,如果我们不奋斗,就没有人为之奋斗。”
自6月以来,已有750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因参与反政府示威或相关非法活动而被捕。在2000多名被捕者中,青少年占了近三分之一。
许多年轻的活动人士的被捕是因为采取激进策略,希望以此迫使政府同意他们民主改革诉求。
但最近也有一些人因为在抗议活动中戴面罩掩盖身份、从而违反了最近实施的《禁蒙面法》而被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禁止戴面罩特别是希望能对未成年人起到震慑作用……当局敦促家长和老师让孩子远离非法活动。
一些学生说,他们的父母支持他们参加民主游行,但告诫他们不要从事暴力活动。
一名学生说:“他们虽然支持,但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站在前线,和平抗议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港府还要求香港学校举报任何戴面罩参加反政府示威的学生
上周,成千上万的香港人不顾《禁蒙面法》继续上街游行示威。民主活动人士表示,他们不会被压制言论自由的执法行动所吓倒。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15日报道:示威首现自制炸弹 警称似恐袭 评论吁双方克制 惟警让休班警配更多武器
香港六七暴动期间出现的「土制菠萝(炸弹)」,再次出现。在刚过去的星期日(13日),旺角晚上曾传出爆炸声响,警方表示,爆炸品属遥控自制炸弹,所用炸药与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类同,目标相信是针对警员,亦不排除再有其他用途,但暂时毋须提高香港受恐怖袭击的风险级别,维持在「中等」。人权观察呼吁警方和示威者都要克制,勿走上暴力不断升级的不归路。
不过,爆炸事件过后,警方决定,向曾受训练的休班警员加配胡椒喷剂,以便有需要时使用。警员过往在下班后,须缴交所有配备,包括警棍、警枪,但在反修例运动中被指滥用武力的警员,早前已有逾万休班警员获配备警棍,现时再加配胡椒喷剂。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前成员郑承隆认为,这对休班警员和身边的人均有压力,是不健康的做法,再加上不必要地申请禁令,禁止市民走近警察宿舍,警方的手法似在制造白危恐怖,促政府认真响应市民的五大要求。
警方昨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前晚8时许,旺角弥敦道与快富街交界的花槽位置发生爆炸,与警车不足两米,而防暴警察则在10米至15米距离外清理路障。爆炸品处理课警司李展超指出,爆炸装置为RCIED(Radio-Controlled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遥控土制炸弹」,靠手提电话遥控,形容所用的战术及自制炸药「与世界各地恐怖袭击事件雷同」,爆炸的威力和方向是无差别的,认为行凶者是「意图杀死及严重伤害现场警务人员」。
城市大学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郑利明凭警方图片推断,该炸弹的遥控范围在10米以上,估计引爆炸弹者当时身在现场。他又说,涉事的炸弹爆炸威力有限,因为炸药分量不多,但若改用威力大的炸药,后果将不堪想象。
出席同一记者会的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形容,示威者近日袭击警员、纵火、破坏商店等行为愈趋激烈,认为他们「不是示威者,而是暴徒、罪犯」,如同黑社会的行为般「卑劣」,警方将全力缉凶。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早亦表示,蒙面暴徒暴力程度不断升级,警方会尽力追究,又呼吁市民支持警队执法,否则「暴徒」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民权观察成员王浩贤表示,警方及港府采取高压方式清场,无助解决问题,而部分示威者的暴力或源于对警方滥暴的不忿,认为要透过对话化解矛盾,他呼吁示威者及警方均要保持克制,如任何一方出现伤亡,将一发不可收拾,忧虑香港会重蹈北爱尔兰长期警民冲突的覆辙。
香港在1967年暴动期间,曾受「土制菠萝(炸弹)」之害,亦是当时港人支持当局以紧急法对付身为左派的示威者的主因。据了解,当时的「土制菠萝」以感应方式发动,以水银发动开关,当有人碰到炸弹时,水银会震动,触及开关,炸药被点燃而爆炸。
另外,警方公布,在10月11日至13日的行动中,共拘捕201人,年龄介乎13至62岁,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刑事毁坏等罪名;而涉嫌用利器刺伤警员颈部的疑犯,是一名19岁中学六年级学生,他被控「意图谋杀」。据传媒报道,他行事前已写下遗书。
▲德国之声(DW)10月15日报道:香港暴力持续 林郑:《施政报告》聚焦民生议题
港府祭出《反蒙面法》后,已经维持4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并未就此和缓。外界关注香港特首会在《施政报告》中会提出什么说法和对策。她强调会优先处理土地和住房措施。这种方式能治标治本吗?
林郑表示,《施政报告》也将透过“附篇”回顾她自2017年上任后的工作进度、香港现今面对的挑战,以及往后工作的新措施。
(德国之声中文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周二(10月15日)表示,本周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侧重于土地和住房措施。她在记者会上说,民生问题是她的政府最重要的优先处理事项。
有关《禁蒙面法》生效将近两周,仍然有不少市民在街上戴口罩,林郑指出,当初介绍法例时不期望法例一生效,市民便会完全遵守,但仍见阻吓作用,重申法例是特别针对未成年人士。
有报道指出,港府研究再次引用《紧急法》或《公安条例》第40条,让特首可借命令授权警务处处长委任愿意担任特务警察的人为“特务警察”。林郑回应,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已是非常困难决定。除非有强烈的理据,不然不会以“增加人手”为由这么做。
“选举如期进行”
有关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林郑重申,四年一度的区议会选举会如期举行。而选管会也会作出相应的部署,如何确保这场选举能够顺利进行。
有记者提到,《南华早报》引述欧盟内部文件指,林郑与欧盟驻香港及澳门大使卡诺 (Carmen Cano)会面谈及香港时,曾说希望选举如期举行。
林郑表示,泄漏风气严重,但确认上周见过卡诺。但对两人交谈内容不愿多说。至于记者提问说,建制派忧虑区议会选举不公,可能施予港府压力。她则说压力并非来自建制派,而是激进市民和极端暴力。
她强调许多锁定建制派议员服务处的破坏事件为即将进行的区议会选举蒙上阴影。她也认为针对政治立场议员的袭击,可能有政治??目的。
“政府会考虑一切手段止暴制乱”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谴责蒙面“暴徒”,说他们过去几周变本加厉破坏商店、纵火,以至袭击市民,更在运作中的港铁站内定掷汽油弹。
她表示相关暴力导致警员受伤,要大家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她也强调“某些外国政客”认为这些是争取人权自由和平的示威是罔顾事实。
▲德国之声(DW)10月15日报道:港民再游行 声援美国香港人权法案
美国国会两院审议《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前夕,许多香港民众周一在中环参加集会,敦促美国尽快通过相关法案。本周三,港首林政月娥将发表《施政报告》,她已率先“放风”,公布了一些惠民措施。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一(10月14日),有不少港民走上街头,在中环遮打花园参加“香港人权法造势大会”,声援美国国会预计本周审议的与香港示威相关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两个法案。
根据香港电台报道,一些示威者身穿黑衣,也有人戴上口罩,现场有抗议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等口号,亦有人举着美国国旗挥动。
《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主要让美国政府有权制裁打压香港人权的官员,而《保护香港法案》则是禁止美国出口非致命人群控制武器到香港。美国参议院克鲁兹周六 (10月12日) 表示,他预计美国国会会以大打数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可能签署该法案。
惊现自制炸弹
美联社报道,港警本周一表示,发现有人制造遥控爆炸装置。“联合早报”援引香港爆炸品处理课警司李展超表示,该枚自制炸弹置放于弥敦道与快富街交界花槽,当时有防暴警员到场清理路障时,在警车不足两米距离发生爆炸及传出巨响。
根据“香港01”报道,香港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指出,这是警方首次发现土制炸弹,针对的是警员。
此外,林政月娥将在本周三发表《施政报告》,讲述政府未来一年的施政重点,这也引起外界关注。“香港01”指出,建制派人士纷纷为政府出谋献策,以民生政策缓解政治纷争。林郑月娥为 “施政报告”“放风”时,表明将会“派钱”纾解民困,包括出巨资帮助旧楼业主维修楼宇,电梯和加强消防设备等等。根据中国媒体新浪新闻报道,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已经透露,新《施政报告》将是一份“不一样、不因循、不守旧”,以改善民生为主轴的施政报告,以新思维及政治勇气,致力处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及矛盾。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中)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中)
 
四、“诗史互证”的一九六四
 
     物证、人证都没有,只有另辟蹊径。
     据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示:在明显的外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外在的证据必须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如从同时代一些相关的事件中找到暗示,或从别的可查考日期的事件中引出的线索等都是这类内在的证据。但这种能补充说明外在证据的内在证据,只能确定该作品与那些外在事件有关的部分的写作日期。”(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63 页)当然他们指的,是“假如我们一定要考证那些没有写明著作日期的手抄本的系年问题”而言。对《我早期的六个诗集》而言,情况还不一样。起码我所拿的稿本上,很多诗是“写明著作日期”的。
    所以我的工作,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有”的基础上,进行审核、落实。
“由文本里的内在证据来补充”,其实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本证或内证的方法。这是顾炎武指出的——“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音论》)当然实际工作中,经常本证、旁证交叉进行。对我而言,就是在“诗自相证”的时候,适时引进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方法。不敢绝对说,它畅通无阻。而是说,要看什么作品、要看什么作者。对于带有“见证”性质的写作,我以为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对于带有“写吧,记忆”自觉的写作者,能够“诗史互证”地谈论。
我们古代有“感物说”、“缘事”说,也有“心不孤起,仗境方生”(吴乔)的谈论。其实至今也说不上过时。就像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思忖——“即使那些保持了内心自由的人,所思考的也仅仅是强行塞到我们跟前的眼下。思想被俘虏了。某种程度上,思想总是为其时代所俘虏,但时代本身又扩大或限制思想的广度,而我们的时代把思想限制到了可怜的极限。”
无独有偶的是,陈墨表达过类似意思。曾在读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时反思:
現代人寫詩,無論如何都不及古人空靈,難免粘滯。意象空靈,意蘊才能寬泛。就我目前的心境而論,恐無一首現代詩能觸到點上。因為我們生存的條件,精神的荆叢,前所未有,空前絕後。
——我以为这些话,对于认识其《落叶集》,也是有效的。一般来说,很多悼亡诗立意上具有超时代、超时空的性质。因为死亡不分中外古今。只是死亡又是个体的,只是《落叶集》这个集子,确实有“纪念碑”、或做见证的冲动。就像第一首第一句:
這是一個/没有希望的年代/……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
还有更触目惊心的《無墓》:
抬望眼/仰天長嘯:/這兒本就是一座/大墓/我們都是活死人/走着的肉/行着的尸/相互還嚷着腐臭的/語言   陷害/在尸群中公開進行/……
——这些诗句有“时代烙印”吗?还有下面的《真》,能以“诗”说“史”吗:
驚蟄聲中/千山萬水充軍跋涉/迷惘寧願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小雪大雪之間/你黯然墜落
我以为不好沾滞。但是如谨慎地讲:用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考察、判断其写作年代甚至年头……应该是可取的?我甚至想说,如果运用恰当,不仅能以史证诗,或者还能“补史之阙”?就像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写:“代宗朝时,(杜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 年版)
刚接触此诗集,曾想当然认定:“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云云,当然是写“文革”,只能是指“文革”。那时的我,其实对“文革”,只有脸谱化、符号化的认识。只是与陈墨访谈后,经过阅读与思考,越来越认定,“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根本无关文革“动乱”,而是文革爆发之前,“黑云压城城欲摧”社会氛围的写照。
《落叶集》让我看到:史不言一九六四,“黑五类”已活不下去——先看“史”:
1964年6月,京剧《红灯记》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0月某日公演,引来如潮好评。11月某日,毛泽东在刘少奇邓小平陪同下再次观看(此前曾在周恩来邓小平陪同下观看)。除了《红灯记》,还有《东方红》。官史至今洋洋自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第一部歌舞史诗巨片,为国庆15周年献礼,由周总理担任总导演,3500名艺术家集体创作出的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经典”:
1964年10月2日,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有3500多名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的大型歌舞《东方红》拉开帷幕。周恩来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十四场,场场爆满,掌声如潮。毛泽东也在10月6日观看了演出,并在观看当中多次鼓掌向演员致意。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编创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恩来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除了《东方红》,还有《红色娘子军》,“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更有早些时候,1963年1月《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发出号召:“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一九六四,味道究竟如何?要看站在哪个角度。假如你是将要被扫除的“害人虫”呢?假如是那样,滋味并不好:
蜀犬吠日/因為那時/天上/有九個太陽/吳牛喘月/因為那時/石頭/都被烤裂/於是眼中的形象/被昏昏噩噩的思維/扭曲
時間不會生根/地下流行/嘔吐綜合症/紅十字插到哪裏/思想的佛爾馬林/熏得人想死
思想的石女/拒絶懷春/語言發酵/却越蒸越硬/雄鷄也左聲左氣/連篇累牘/不動腦筋/明明是沼澤/却被唤做星星
為了乾凈/不惜將世間的病菌/殺盡/八卦爐却傳出/悟空的鼾聲/烏托邦/在底片上曝了光/洗不出照片/臆語總是没有句號/瘋狂地在/印刷體中繁殖/漫無國境
人心髙速旋轉/苟延殘喘得地老天荒/打字機/滴滴答答地咳/醫生的潦草/讓心跳驟停/叢叢荆棘/點綴房前屋後/鷄鳴聲有些扭曲/東坡夢遊/天上   地下/到處黑沉沉/甚麽都没有
上面诗句,我边抄边想:如果那时被“人赃俱获”,会怎么样?!……就继续抄:
我們向陽/幾乎淪為天數/同那觅食的蟻群一樣
小數點左移/黑色淪為負數/死亡之門洞開/生變成死的學生
鐐銬的細胞/在瘋狂地裂變/與延伸/看不到這/噩夢的盡頭
父親在雷鋒塔下/母親流放到西伯利亞……
一部半个世纪前,政治贱民的哀歌。相当时过境迁,才能“蓦然回首”:
在阶级斗争肆虐中华大地的年代,城乡青年倍受其难。其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烈度最深的,莫过于“阶级路线”造成的伤害。几千万城乡青年,因家庭出身“有玷”(所谓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侮辱乃至摧残。直至今日,对于这段历史悲剧,披露它的真相仍有相当难度。官方文献,往往将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即便偶有记载,也是轻描淡写或几笔带过。……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曾经的北大学生,据说很早就写诗的周国平回首“四清运动”:
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
他们说的,无论是否真切,毕竟不能等同于——“贱民能否发言”。
贱民怎配发言?!马大胡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定义:“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批判的武器比不上武器的批判。武器的批判到了东方斩钉截铁:“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造反”大潮起来后,遇罗克写《出身论》: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他为他的揭案而起,付出了生命代价。所以再多不满,都得埋地下。多少年后高尔泰发问:“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高尔泰:《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其实只是当时,血腥污泥深处,抖抖嗦嗦的《落叶集》在“少陵野老吞声哭”:
皇族/必得充分地奉承/但月前/應該屬於/奴隸的我們/我們披着頭髮/在郊外祭祀祖先/長歌當哭
天安門太對稱/一劈兩截/火花四濺/化着流星/可釘上蒼穹/只有我的背叛……
抄着这些诗,一切阐释都多余——简直是噩梦:
儺祀已走/面具世界恢宏/鏗鏘話語一統/水面飄着暗喻/哪裏才是意義的萍踪?/吴剛不停地/砍桂/搗藥的玉兔/瞌睡得蒙蒙董董/舞蹈旋轉的/嫦娥/停不下來/傳說取悦於傳說
  
——这不是跟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吗?全国人民都深情:“我失骄杨君失柳……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躲在暗处的人却含沙射影:“傳說取悦於傳說”——一个传说是嫦娥、吴刚,一个传说指乌托邦……双重解构。先看“史”:公元1963年,毛泽东70岁寿诞来临之际隆重推出《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再看“诗”,《残萤集》中另一则:
聽人家說/太陽是沉默的老人/他並不驕傲/“驕陽”只是誤傳
再看《落叶集》中,一系列“对话关系”:
程式化/喂不肥一頭/思考的豬/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美人魚和美女蛇/都入了臉譜系列/七星瓢蟲/髙興得拍手/病到一定程度/寫日記/成了新的賭博/——將其當作/一頭會思考的豬
——容我向历史“破案或揭发”吧:这黑五类狗崽子,竟将伟大中国的“学雷锋运动”,攻击为“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更说什么“寫日記成了新的賭博”……有人或许分辨:“雷锋”不是“雷峰”,此“雷锋”非彼“雷峰塔”……我会赞同说,是的,《无父母》一诗中,“父亲在雷鋒塔下”云云,说明诗作者系错别字大王。或者无心插柳,可是怎么说?就像几十年之后,曾当过文化部长的某著名小说家耍贫嘴:
学雷锋时我常常想起“雷峰”,这种汉字的谐音可真够叫人分心的。再有就是,一旦有机会, 我真想写一部《白蛇传》题材的叙事长诗。
(王蒙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林彪题词所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时过境迁后,今天可指出:
 
……在六十年代的反修防修斗争中,不仅需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而且更需要有千千万万的“个人崇拜者”。《雷锋之歌》的独到贡献就是大大宣扬了对崇拜者的崇拜。领袖在雷锋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偶像, 而这位偶像崇拜者的雷锋又成为了大众心中的偶像, 通过他, 把一系列反修防修的精神打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的心灵之中。                      
                           (董健《论反修防修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03期)
我关心的只是,探求“今典”,窥探“互文”关系,有助于确定《落叶集》的写作时间。再查《將其》一诗,不是跟《雷锋之歌》过不去,他过不去的还有郭沫若先生:
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毛主席《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有句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昆仑)裁为三截”。我读了《雷锋日记摘抄》,感觉着雷锋同志就像这样一把宝剑。
      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
      他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年,
      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坎里,
      他的声音永远在空中回旋。 

      “我是大海中的一珠水,
      我要无保留地为人民贡献。
      党要我入地,我就入地,
      党要我上天,我就上天。 

      “我自己实在是非常平凡,
      有人说我是猪,我也心甘情愿,
      我是牧猪儿出身的人,
      对于猪倒有十分的好感。”
 
(《中国青年》1963年5、6期)
且看怎么互文:一个说“雷锋,一把劈断昆仑的宝剑”,一个说“雷鋒塔是柄去勢的刀”……此即话语旅行。话语旅行的表现还有:郭沫若“劈断昆仑”,说明是引用毛主席《念奴娇•昆仑》。根据目前考证,《念奴娇•昆仑》托词写于1935年10月“长征”途中,发表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最豪迈是后几句:“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据作者自注:“还东国”原作“留中国”,1963年版改“还东国”。现在看《落叶集》中,什么伴随“长夜之饮”:   
只有我的背叛 
可釘上蒼穹
殘螢死在草叢
打碎的夜光盃
語言重新膠合
盛着热血   依然
作長夜之飲

天安門太對稱
一劈兩截
火花四濺
化着流星
可釘上蒼穹
只有我的背叛
——难怪到了后来,写出《天安门》。九九《魂断台北》写:
陈墨君有一个别号“黑乌鸦”。当年,他一年四季服装漆黑,里里外外,衬衣、鞋子、甚至袜子,买不到黑色的就自己染成。黑色意味着什么,真是不言而喻!如果在“文革”中他有工作单位,都凭这装束,完全可以百分之百打成反革命。然而黑色,却是他的风格: 
……我的感觉是,陈墨君衣黑裤黑,也许,连思想都是黑色的。不然,后来1976年他怎么能写出震撼人心的长诗《垮了,天安门》?(见《野草》1979.4.第二期)     
肯定是后话了。记得1995年元月,“梅、周百年纪念”活动之际,陈墨写《戏话——并非玩笑》一文,说宁愿变蛇、变鱼,躲开这矫情、虚伪之徒横行无忌的人间:
……我辈“牛鬼蛇神”及“黑五类”,在“正统”的淫威下,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活得象条狗时,痛定思痛,宁可终身备受“脱鳞”之罪,也要变人!虽然“法海铛”依然法力无边,光芒万丈,而且愈来愈“刺目”;虽然“雷峰塔”依然屹立,而且愈来愈“崇高”!
怎能忘一九六四?《东方红》中的朗诵声,依稀在《落叶集》中回响:
黑暗的旧中国,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灾难深重的人民哪,你身上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你一次又一次的呼喊,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可是啊,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
 
五、“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
 
其实《落叶集》中,“以时事入诗 ”(胡震亨)的印记还多:
等級化的圖案/勾引着性慾/赤橙黄緑青藍紫/淪為后宫/月牙泉漸漸乾涸/左擺  右擺/椰樹林群情亢奮/從赤道划來的獨木舟/擱淺?
当然指1964年推出的《红色娘子军》中,“左擺  右擺”的妖娆镜头。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禁欲主义的年代,“大腿满台跑”给青春期男孩多少刺激。以至于多少年后,诗人耿耿于怀着当年,“我个人还有性压抑的忧伤”。
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5年5月的《葉子老師教我象徵主義詩歌》之八云:
縱被狗咬,你也要功成八百、行滿三千
窮街娃讀禁書,夢中都不敢調戲牡丹
漫說是用飛劍斬了為非作歹的黃龍
自宫的念頭都把我折磨得形隻影單
写于1967年5月的《自宫》一诗,同样感叹“當想到解脱,解脱却被鎖定/我跋涉在荆棘遍地的山”。可想而知,当年眼瞪着“赤橙黄緑青藍紫/淪為后宫”……会有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其实我在,事后诸葛亮地轻描淡写……据福柯提示,“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云:“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他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总之,“没有比权力的实施更加物质的、生理的和肉体的了”。此为身体的政治。显而易见,“羡慕嫉妒恨”的诗人,已经有见于此种身体的政治。前面引用过“藝術與性慾/幾乎同時漲滿全身……”,以及“自宫的念頭都把我折磨得形隻影單”,可他并不头昏脑胀:
驚蟄聲中/千山萬水充軍跋涉/迷惘寧願相信/二十八宿中没有/北斗星
——固然荆棘遍地,也要见招拆招,恶攻《东方红》中《抬头望见北斗星》。
仇恨不能聞鷄起舞/饑餓更不能/叫化鷄/叫化出一輪紅日/把婚姻烤成乾貓魚/不鮮   徒有其腥
——对于“仇恨”的解构,让人想到“收租院”,大喇叭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让人想到《红灯记》,李铁梅唱“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至于“叫化鷄/叫化出一輪紅日/把婚姻烤成乾貓魚”,讽刺意味很明显。
相信我長大後/會跟你一模一樣
——透露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孤苦无依,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和《红灯记》“革命还有后来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接班人之歌”……之互文。
好不好说,还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意志较量?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且看“史”:
“……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这是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然后就有1964年6月,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讲话——“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再看“文”:《红灯记》,“学雷锋”,社教运动,“文艺整风”,《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叙说:“文革”前夕,在青少年中涌动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潜流。下面这首朗诵诗曾一度在校园中广泛演出和传抄,它表现了新一代要崛起的意志:
                
     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革命的红旗谁来接/亲爱的党啊/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子孙啊/革命本性永不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老一辈的血……把未来的世界啊/交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接班人之歌》(徐荣衔、钱初承)1964 
杨健评说: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不是考虑如何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巨人”,而是从政治功利出发,培养他们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左倾思潮,以便利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冒进政策的需要。“它在提倡社会道德纯洁化的同时,还提倡个人迷信,从而造就了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一代青年。……新生代被包围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从震耳欲聋的时代宣传中,分辨出微弱的抵抗之声。”(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54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现在来看,甚嚣尘上的鼓噪背后,清醒的抵抗是有的。只是被埋没。
“诗史互证”的考察足以让人认定:“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的尘埃落定后,“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誓语自深深处传来。
相信我長大後/會跟你一模一樣
关于这个,该多写一点。布罗茨基提示,“只有当批评家同时在心理和语言这两个层面上展开工作时,文学批评才可能是合理的。”(《文明的儿子》)我想遵循他的指引,换一个角度,从诗歌写作主体及其心理特征的角度,推断《落叶集》的“心理年轮”。
且看《一問》:
一問/杜鹃花便謝了/遠山含雪/不再是炊煙的/背景/草兒依舊青青/銹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奮
我心沉沉/因為一問/滿是補丁的衣服/太小/雁陣飛過時/願我在夢中/不曾聽到它們/匆匆的聲音
葉落了/你走了/可是靈魂的/一次遷徙?/我寧願在等待裏/變得蒼老/任它紅霞滿天/鳥語花香/我的遷徙跚跚來遲
再看《與》:
你說/……/我想/於是親情/成為亞宗教/關係不變/毋需智力/分裂親情的“學説”/鞋成了荆冠/脚有什麽智慧?/我在/概念與概念之間/開始失眠……
还有《他》:
心中一經有了/上帝/世界傾刻間/便淪為了/他/……/最後一聲嘆息/像流星/我睁開沉重的/眼……
这些细节与心理,过了半个世纪,就跟昨天一样。《落叶集》这些诗,该是“一問/杜鹃花便謝了”时写的。“草兒依舊青青/銹了一年的犂/有了亢奮”,当是刹那间的震动与唤醒。今天或许觉得,感情过于强烈,其实正好说明,“悲歌可以当泣”。要是拖上几年,大概会写不出来。所以我以为《落叶集》,是先哭出来,再沉淀、在推敲、再结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陆机)
——何况深爱的人。何况自己的恩师。更何从小是“弃儿”,他对他亦师亦父。
更何况是,一个人竟然从世上不翼而飞!从十五岁起,就“变得沉默寡言,落落寡合,郁郁寡欢”的陈墨,借用鲁迅的描摹,正所谓“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叶子老师走了?傾刻间世界沦陷。
“相信我长大后,会跟你一模一样”,是当时的心理,也是自知“未长大”的人自然的口吻。诗人1945年底出生,1964年11月刚19岁,一旦发现“在我眼中,你就是我的父親”猛然不见,在不敢相信、悲愤欲绝之际,产生“我长大后”怎么样的联想很自然。“长大”一词自然流露了“刚刚开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若是过上三、四年,比如在1968、1969年,当诗人二十二、三岁时用此口吻,基本没有可能。
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还要提及的是, “长大”一词具有“三年困难时期”的时代烙印。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方知“等我长大了要……”云云,是那年代的洗脑神曲: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物质匮乏,少年宫合唱组即编排了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提起这个话题的是合唱组的老学员周正彪,他一说到这儿,一同受访的伙伴们便哼唱起来。罢了,几位学员无不感慨,“唱完这首歌,等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这些人就真的都去当农民了。
(于淑娟:《少年宫里的旧时光:社会主义的儿童殿堂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长大”一语有点“这个”。联系前引“感覺如同踏浪而去……將你的花心藕骨”,还有下面《这个》,含混而真切地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茫然、无定:
淅淅瀝瀝的這個/像瘋瘋傻傻的少女/走失了/在深夜的長街/她被許多眼晴/窺視着   企圖着/……
天狼星在西北/你握着的只是/黄卷青燈/這個還是耳鬢廝磨/竊竊私語/走不出/淅淅瀝瀝
這個/一旦沸沸騰騰/也許是災難/也許是甦生/像她被許多眼晴/窺視着   企圖着/可能被蹂躏/可能被救贖/……
起初读《这个》,让我费思量。肯定是淅淅沥沥了,成都的冬春会下雨。而且经常是,晚上润物细无声地来。肯定是失眠,一个黄卷伴青燈的少年,“走不出淅淅瀝瀝”。后来我又觉得,或许是“香草美人”的路数?甚至不排除,有《红色娘子军》中孤女吴琼华的影子。
诗歌当然是跳跃的。只是解读,得一步一步来。
就让我说明,如何此处的“她”,与“大腿满台跑”的芭蕾有联系,在此基础上,“吴琼华/洪常青”的关系,转换成了现实生活中“我/叶子老师”的镜像?
一篇女性主义视角的文章指出,“革命样板戏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在地主、土匪的欺凌压迫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救世主的出现”:
……女性成为苦难、压迫、剥削的承受者,成为“苦大仇深”的原型(如吴清华、喜儿、常宝),她们的个人痛苦只有在遇到代表正义与拯救的男性(洪常青、大春、杨子荣)时才上升为阶级和民族苦难,具有救赎的价值。可见这些样板戏中为数不多的受难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依然延续着传统男权文化中“支配与被支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女性的独立意识与价值完全遮蔽在“高、大、全”的男性英雄之下,对她们的受难与伤口的展示,更多地是为了衬托和突出男性英雄的高大和完美,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男女两性模式的恪守。
(盛晓玲:《时代、政治与男权文化的合谋——女性主义批评下的“革命样板戏”》,《四川戏剧》2013年05期)
《落叶集》的确有,“未及”的哀怨:
未及彎曲的仇恨/傷到自己的正直/和頭上三尺的眼睛/漣瀲是你的哀怨麽?
哀怨是“未及”(无论心理,还是生理)的表征。但是也有对于养育的感念:
我吃窗臺上的面包/長大   成人/不在西伯利亞/這兒/是你的窗臺
更有辗转反侧后,幸遇“常青指路”的胸有成竹:
於是你把月前/最動人的故事/講給我聽/從此/我的月前/有了人生最美的色彩/最真的祈禱/和最善的梵音
因為我   因為我/終於有了歸屬/像稚嫩的翅膀/追趕着前面/“人”字形的雁陣
     此处还有写,“稚嫩的翅膀”。此后就更多,告别哀伤的沉稳:“八卦爐却傳出/悟空的鼾聲”;“向秀不在曠野/叮叮噹噹/他錘打着一塊/紅紅的鐵”;“歷史已走/魚腸劍在中途折斷/黑衣人/走過板橋/清嘯一聲/雪花在葉間紛落……”,可能无须乎解读?
但还是想援引一点,从成长角度解读鲁迅《铸剑》的文字:
十六岁失父之后鲁迅即步入了成人社会
眉间尺的突变残留了鲁迅对于自己成长过程中那种突然面对全新而且艰难境遇的黑色记忆。
与眉间尺通过母亲的讲述获悉杀父之仇的成人仪式相比,鲁迅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这个强大仇敌的存在与威胁。
十六岁这个临界点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对比无论对于眉间尺还是对于作者来说都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铸剑》增益的开头也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眉间尺优柔的性格决定了他无法独自完成复仇使命,黑衣人的出场成为叙事逻辑上的必然;……      
(王海燕《鲁迅〈铸剑〉的精神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
     这里涉及的心理突变,我以为跟《落叶集》一致。几乎可以说,诗中“黑衣人”后面,有个未出场的眉间尺——其实《未及》,有所暗示。最好还是倾听一下,很多年后的2000年9月,陈墨故事新编“茶铺派文学理论”时,关于“黑衣人”的放言高论:
    
人生,倘若不甘于为生存而平庸,就得有一个令生命得以光华的目标。眉间尺生而就是复仇的,而黑衣人则像是荒原上一条伤痕累累的狼。然而他的报仇与其说是所受伤害过深,毋宁说是追求一种解脱。——他必须用这完美的形式来告别生命,告别这令他无限困惑的人世,而仅仅留下一曲复仇的千古绝唱。
……须知黑衣人乃鲁迅极力刻画的“复仇天使”呀!他非侠非盗,非巫非仙;不是职业杀手,更不是变态鹰犬;他只是一个叛逆的“另类”,一个彻头彻尾、愤世嫉俗的唯美主义者。
鲁迅在后来将《眉间尺》更名为《铸剑》,已透露出此篇深刻的立意。因为此篇小说并未叙述眉间尺父亲铸剑的过程。所以我以为鲁迅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铸剑的其实是黑衣人。……于是,我清楚:作为一个现代愤世嫉俗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在这个极权加后现代的社会里,除了无法逃避“人我所加的伤”而外,还得忍受在人群中不期而至的孤独感。而孤独又几乎让我“憎恶了我自己”。    
(《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五 铸剑》)
当然是“后话”。现在言归正传:我以为《落叶集》中《老師》:“生命上下求索/找尋着意義/正如語言左衝右突/遍體鳞傷/當她重新上路/這才是詩!”……这些诗句跟收入《灯花集》中,标明写于1965年3月的《草鞋》形成“姊妹”关系:
草鞋蘇醒在昨天
刀耕火種的希望
與風雨結伴
跌落在歷史的深淵 

磨損的筆穿上草鞋
為了重新上路
走進鳥語
重拾春天
 
——都有“重新上路”,写作时间该近?当然“走進鳥語/重拾春天”的心情,跟《落叶集》基调有所不同。一个是单篇,一个是巨制,后者当然是“交响”。总觉得“重新上路”,暗示《落叶集》主体部分已“竣工”?再看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思想的嫩芽長在歷史的空隙
反思只是想從這顛簸的鹿車上下來
再次品嚐無路可走時隱痛的潮汐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翠碧
杜鵑鳥不累,不如歸去芳心太急
懺悔的木魚能敲出一天雲霞?
超脱的翅膀不會讓你在山頂兀立 

湘妃竹也許在每個月夜淅淅瀝瀝
斑斑點點的哀怨,浩浩渺渺的空寂
製箋的碓依舊晨晨昏昏起起落落
不眠的只是她求白時汲水的木屐 

看山是山,看水依然還是水滴
空山只是哭窮途翻白眼的阮籍
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
我終於知道《廣陵散》何以又名《何必》 
 
 毫无疑问此时,《落叶集》早已完成。大声讲“看山是山,看水依然还是水滴”,以及“吾猶昔人,然而並非昔人也”,毫无疑问是宣告,某些重大事件或转变已发生。分开来说,如果我理解不错,则“叶子之死”是陈墨之成人礼。《落叶集》是献诗,是十九岁青年带着豁出去的心理,以文字铸造的《廣陵散》。而《空山》的“自我叙述”,落脚到“何必”。
就是说,大拒绝。包括“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憶”。
 
六、“想當初、枇杷樓下,好詩齊發”
 
没有理由认为,《落叶集》系文革中写的。其中找不到,文革的时代印记。
不论现在的人,对文革怎么评价,起码就事实来说,迄今所知“三年文革”大起大落的剧情,跟《落叶集》所展示“這是一個完全喑寂的世界”、“這兒本就是一座大墓”……不吻合。《學生》一诗中,“小數點左移/黑色淪為負數”,及《未及》一诗中,“在户口簿上的消息/如重重疊疊的咒語”,在在表明“森严壁垒”,而非打破秩序的“史无前例”。
收入《灯花集》,标明写于1965年2月,也就是文革之前的《门》写:
階與階之間/有無數森嚴壁壘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門/它既是原始的自然的火與水/也是四大金剛們的法器/以及他們怒睜的警惕的/眼睛 
历史地讲,“階與階之間森嚴壁壘”,防範意識深入人心,是文革爆发之前的常态。文革爆发初,也就是“刘邓路线”时更是,似乎变本加厉,但也有所不同。至于1966年底“群众发动起来”后,“阶级斗争”为“路线斗争”所取代,就大分裂、大改组、大动荡甚至大内战了……诗集《落叶集》中内容,基本与这些无涉。
当然可以,多说一点。据刘国凯讲,“文革前和文革初,那出身等级歧视和政治等级歧视是何等沉重地压在我们这类青少年的肉体和心灵上。没有在那段岁月里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红色恐怖运动”中,“黑五类”鸡鸭一样被打死,甚至鸡鸭不如——
……1966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他们被党中央宣布做错了事,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之至,他们无可奈何地对群众认错,接受群众的批判。看到这些情况,我深为惊讶,也从中体会到原来群众心中隐藏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刘国凯:《基层文革泥泞路》)
据武宜三回忆,没有广大群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积怨,文革一定搞不起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武宜三《我与文化大革命》)
当然“大乱”不到三年。随后“清阶”、“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甚至大张旗鼓“备战”……那是后话了。关于文革起来后的回忆,邓垦、陈墨的记忆跟上述一致。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云:1966年8月,“文革”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打、砸、抢、烧“破四旧”……到了12月中旬,各地“造反大軍”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对象,一般平民百姓从人人自危中找到揚眉吐气的机会。陈墨“文革经验”亦是。当我这篇文章初稿写毕,浏览2018年1月13日“陈墨之博”时,邂逅《我的“文革”經驗》一文:
我的經驗是:文革初期,打人、鬥人、整人的都是紅衛兵(髙幹子女紅二代即北京“聯動”及各地“土聯動”),待到造反派革命组織纷纷成立,鬥爭方向指向了“資產階級當權派”後,被壓抑十多年的仇恨如火山爆發,易幟以來唯一 一次民打官、民鬥官、民整官“有仇報仇,有冤報冤”的暴力复仇運動就在全國漫延起來。但時間很短,死人也不多。
……一句話,毛指引的“革命形勢”既然己由“階級鬥爭”轉為“路綫鬥爭”後,正是地、富、反、壞、右們在夾縫中天賜了喘息之機。
……所以,我覺得“文革”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在“當權派”從上到下全部垮台時,作為一個黑五類狗崽的我,好像每天都活得很幻想,很機會主義,甚至很逍遙很亢奮。
 
——这是一个“文革余孽”幻想“失去的天堂”么?显然不是。从哪个方面,都说不到那儿去。有意思的是,高尔泰《寻找家园》中有篇《牛棚志异》,也说到类似“有趣的事儿”,“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不管“宏观叙事”,怎样翻云覆雨。可个人经验和心理,包含着更真实的信息。仅从这个角度,我想也可以得出,“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的结论。再看陈墨在1992年时,所写《關於“工於謀人,拙於衛己”》一文的叙说:
我有一朋友,是孤兒,在民政局下屬之孤兒院長大。初中畢業後,在民政局下屬之“假肢厰”當學工。未及半年,竟被其厰長以“現行反革命罪”送去勞教七年。此事純系冤案。……文革初,他約了我們幾個朋友帮他回假肢厰“造反”,闖入厰長家,從床上將其提起,本欲一番“暴打”,以解七年牢獄之仇,無奈全家老小七八口跪於我們面前,言說:“前幾天已被本厰造反派將另一好腿打斷,若再打,必死無疑矣”(假肢厂領導全系殘廢軍人)。我們只有作罷。站在朋友角度,此人爛用職權,草菅人命,實屬可恨,該打;但他本是殘廢之軀(少一腿),而今非但手無寸鐵,且卧病在床,可憐得很,下手打他,於心何忍!於是,文革初造反派“滅絶人性”的鬥“走資派”行為,既有它的符合倫理的正當性(有壓迫就有反抗,有仇報仇,有冤報冤),也有它“無法無天”“群盲群氓”的反動性(反人性、反文明、反法制、反理性)。只不過這行為是假“保衛毛革命路綫”而生,毛之號召,即為授權。故一夜之間,原有“權力”,全數癱瘓,紅衛兵和造反派才可能“說鬥那個,就鬥那個;說整死誰,就整死誰”。  
九九《魂断台北》一书,也讲述了一则“阶级报复”的花絮:
办事处主任长期对我的歧视,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早已不满,于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和生产组几个小伙子把几个头头揪了出来,趁机在那主任的背上狠狠地挥了几拳,出口恶气,心中默念:给老子欺压百姓,整人害人!不安排老子的工作!
殊不知这幼稚真切的露面和几个拳头,让我失掉了工作:咋“四类分子”的娃娃都造反了,是不是阶级报复?!台下群众七嘴八舌,谣言四起。……
《魂断台北》一书中,更是津津有味地讲述“跟着陈墨偷书”的趣事。不仅偷书,还要贩书,真是“一个千載難逢的找書的好機會”。陈墨《书话——偶然得之》陶然写:
     到了“武斗”期间,造反派们只顾“消灭对方”,对文化的革命稍松。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如同野草般自然滋生出来了。先头还只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诡诡秘秘,像黑市买卖票证;到后来干脆摆起了地摊,把所有“封资修”禁书都冠冕堂皇地摆将出来,且公然高声讨价还价。全盛时整整一条百多米长的街道被书摊人流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场面壮观闹热。……当然,也有过几次被强拉回现实的时候:造反兵团猛地开来两车“武装”,街两头一堵,逐个搜身,将缴获之各种书籍在街心堆一座小山,放火一烧,完事。只有个别不甘于损失且“不依礼不依教”,不识时务的家伙,被“武装”们的皮带抽得满街乱滚。
  然而,纵然如此,“黑书市”断断续续还是维持了两年之久,直到 “清阶”运动,当局大量抓人,风声鹤唳,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这明目张胆“不革命”的文化现象,才告销声匿迹。
无疑,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的“黑书市”成为成都文革史中一道与其时代色彩反差极强的风景。而且据我所知,在全国大城市中,这“风景”绝无而仅有。
——“对文化的革命稍松”,就是陈墨们的“黄金时代”。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一文,更以“忽如一夜春風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述那时候的逍遥自在:
1967年5月,……我像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東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現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東郊租一间住房。
……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顿時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臥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現实。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臥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現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技术“培训”,休息時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現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風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的确“时空大错位”。难怪后来诗人罗鹤,以“野草桃源”概括。据说当时,“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
当時,“发配”到会東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時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輝,“发配”到喜德的張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陽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楊楓、冯里、万一、樵夫、兰成、乐加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時,为了混淆視听,大家还乱七八糟地取了各种笔名。    (邓垦《〈空山诗选〉始末》)
真是好日子,“吃着火锅唱着歌”。有陈墨《满江紅•詩友》为证:
夜竹秋風,薛濤井、蛙聲互答。
想當初、枇杷樓下,好詩齊發。
隔葉川鳴香草夢,調軫弦待伯牙匣。
理素箋、字字有玄機,情難察。
——看他们兴高采烈,作为读史的人,“好像时空大错位……以为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文革”。不过定神想:有什么不可思议?宏大叙事是一回事,个人生活是另一回事。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与“主旋律”不一致,何况“主旋律”也时常变的。
看着他们“蛙聲互答”、“好詩齊發”,让我想到戈蒂埃《珐琅与玉雕》序诗所写:
不管那狂风暴雨敲打我禁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与雕玉。
我的看法是,作为“哀苦之辞”的《落叶集》,不会是这时候写的。
当然还要,做更细辨认。当然还要,把陈墨的写作拉通来考察。拉通考察的话,《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中,有标明为文革期间写的。如1966年底《草堂独游》,1967年《山寺》、《自宫》、《简约》,1968年《零碎的愛》、《薛濤井畔》、《人跡板橋霜》。还有深受邓垦推重的《独白·我要把憂愁忘掉》——“我以为是陈墨迄今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诗,却有着小说的份量,优美反覆的吟咏中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如再扩大范围,还有1969年初《超聲波》、《無人在聽》,1971年3月《記住而已》、《也許不難》……
上述作品时间跨度大,风格也不尽相同。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跟他写于文革之前,可以叫“前期的前期”的作品,有着可辨的不同——既跟时代有关,也跟自身有关。
如《人跡板橋霜》(68年12月)结尾:
我只是這白夜的黑煙?/飄蕩就乾脆消亡罷/這世上太多並不認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認真的機關
——“並不認真的死”,或与文革武斗有关?当然我的解读,只是一种可能。去掉“武斗”的背景读此诗,我以为也是完全可以的。本来么,“這世上太多並不認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認真的機關”,人们本来很容易把更重大的事置之脑后。今年元月,王怡发来一首《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第一段写:
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
人们随随便便地去火葬场
不讲究,不化妆。随随便便地
就把亲人的身体倒掉
——讲述的也是,漫不经心的死。所以“诗史互证”,只是一种路径。
再看收入《灯花集》的《超聲波》(1969.1):
因為你叫蝠/黃色的熱望/便以醜為美/並登堂入室/在皇王的卧榻之側/放心入睡 
工具交媾/夕陽宣稱永遠不落/蝠在烈焰中/涅槃為美麗的/向日葵/超音速地繁殖/只有一瞬/山河頓時變色                      
还有收入《灯花集》的《無人在聽》(1969.2),“诗、史”纠缠形成“复调”: 
烈日孵化出/階級的家譜/小紅書燃盡/硝煙成灰/這一頁翻不動/撕不下 只好/就地掩埋/雜亂無章/露胳膊露腿的/埋與被埋者/都不敢呻吟 
白天比夜更泥濘/子時 華西壩/老協和大學的鐘樓/仍舊準時敲了/十二下/但無人在聽  
外部世界是一回事,个人生命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地讲,陈墨写于“文革”中的作品,颇有一些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我爱”的意志强烈。如《草堂獨遊》(1966.11):“我爱寂寞,寂寞的黃昏/蜻蜓的翅兒帶着透明的水聲”;《山寺》(1967.4):“我愛山寺的黃昏和清晨/我爱林下是淚様的苔痕”;《零碎的愛》(1968.10):“我愛——/順着採珠女圓滑的胸脯/流淌着的那甜的/不,分明是咸的海水/我更愛——……”;《獨白》:“我愛我寧靜的傷悲/在雨中看菊花悄然地憔悴”。此外,还有《在你家门外》(1968.5)、《她要远去》(1968.10)、《潇湘馆》(1969.10)、《惠的风》(1969.12),《黛玉》(1970.9)、《无法拒绝》(1970.12)、《难免无奈》(1971.1)……
好不好说这些“情诗”,构成一个“有情世界”:
是天邉有顆小星向着我矇矓的笑/這苦澀的日子才有甜蜜的心跳
用不着细看,跟《落叶集》不同。据刘国凯描述:“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基层文革泥泞路》)考虑到“史”的情况,对照陈墨此时的“诗”,诸如《独白》之二“我愛我寧靜的傷悲”,之四“我終於慘然地微笑”,之六“我唤來的只是個凄然的春天?”之五“我要在我的秋天裏沉默”……会发现跟《落叶集》,还是很不一样。借用臧克家早期的诗句,则《落叶集》完全是“深闺无眠的心,将把这/做成诗意的幽韵?/不,这是生命的叫喊,/一声一口血,喊碎了这夜心。”(1934年《生命的叫喊》)《落叶集》是“生命的叫喊”。
那么六、七十年之交陈墨的诗呢?且看写于1971年3月的《記住而已》:
記得一朶小白花從墻頭探出/記得荒凉的髙坡上有間破茅屋/當生命只是而已的時候,請記住/精衛鳥永遠都在中途 
記得一片冰心最宜裝在玉壺/記得雪中的芭蕉長得特别緑/當存在的風想穿過而已時,請記住/陰陽鱼永遠都在相互追逐 
記得沙漠中不會有飛瀑/記得槐樹下總少不了蚍蜉/當而已的塵埃拂去又來時,請記住/秦時月永遠都填不滿希望的空谷 
記得榮國府的石獅子總是在哭/記得美夢邉的黃粱總也煮不熟/當智慧企圖超越而已時,請記住/飲江鼠永遠都不過僅僅滿腹 
   再看同一时间的《也許不難》: 
月光清淡,似水流年/青銅器把該堅守的守堅/夕陽盲鼓,故事飄散/喚不醒無處賒酒的詩僊
還未賒到的酒在詩中飄散/白雲蒼狗,斧柯已爛/散不開的故事已長滿緑斑/松下殘局,鏖戰正酣 
十年一覺,蘆葦折斷/禪房中的臘梅開得空幻/篆香燃盡,輪迴懶轉/海風吹漲等待的雲帆 
還在海上的筏原地打轉/萬刼如雨,百夢千幻/金剛經的苦澀懸在眉間/一念死寂,也許不難 
  这些诗很落寞。如“白雲蒼狗,斧柯已爛”、“十年一覺,蘆葦折斷”、“一念死寂,也許不難”……但再落寞再消沉,跟《落叶集》都还不一样。“當生命只是而已的時候,請記住/精衛鳥永遠都在中途”,你可以说跟《落叶集》中“而海上的精衛/來去無痕”(《骨灰》)形成互文,也就是呼应。或者在重复吧,不过我觉得,《記住而已》更有底气。“記得雪中的芭蕉長得特别緑”一句,已经把来龙去脉都说清了。
——结论是:《落叶集》的写作,不会与之同时,不会在“文革”中。
 
七、“新月”是父,“現代”是母
  
但是,犹有分说:
说《落叶集》1964年底创作可以,未必马上完成吧?说1968年“重新統一”誊鈔是真的,说誊鈔过程中没有修改、没有调整,不一定吧?如果允许借用一个“版本”的概念,则我以为,假如确实有个完成了的1964、1964年“版”的话,我们永远见不到了;现在见到的,只是1968、1969年“修订版”。
下面两节,属于我的看见。不一定是事实,不指望“确认”。
据我了解,陈墨是那种“郊寒岛瘦”路线,推崇“三年得两句,撚断数根须”的唯美主义者。因此之故,《落叶集》三十六篇,可能有个反复推敲的过程。试举一例:《火化》中“朋友不由分說/把我的文字塞進/灶烘  火化”的“今典”,发生在什么时候?
陈墨1997年5月《“天才”话——怀念诗友白水》一文回忆:
那时,因我的几个文学好朋友都离开了成都(邓垦去荥经当道班工,徐坯去会东当炊事员,明辉去云南修路),唯有寡言的张基又住在城北,而叶子老师又离开了人世。所以我同季康常在一起,唱外国歌,读外国小说,“绞得很粘”。
询问了他的老友,可以确定的是:邓垦去荥经为1965年3月,徐坯去会东为1965年5月,则“朋友不由分說”大概率发生在1965年5月后。此事既然入诗,说明那时还在写作中——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诗集主体工程已“竣工”,这一桩“今典”是1968、1969年修订时加进去的。再看另一个,在我看来是更重要的“修订”——《无父母》一诗:
“新月”是父
“現代”是母
父親在雷鋒塔下
母親流放到西伯利亞

超載的雪花
紛落
迷失在這兒
這兒的每條江
都叫
“延河”
此诗出现《落叶集》中,让我眼前一亮。作为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人,知道从五十年代初起,新月、现代诗派就被视为“革命文学的反对派”。1957年高教部审定《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直指“新月派和现代派是革命诗歌发展中的两股逆流”。直到“新时期”开始后好几年的1983年8月,才有唐弢撰写文章,提出从文学角度分析,“新月派”也有些好东西,值得肯定;对“现代”派本身也要有分析(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然而我现在看到的是一本六十年代的诗集,六十年代的地下诗集中有此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放言无忌”……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要慢慢读,一步一步确认,“诳语盘空时代暗有蛙声醒堤……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一步一步确认,那“登髙何必,埋名江湖,野草蒼蒼”的诗江湖就在这儿。既然是茫茫苍苍的江湖,就未必轻易以哪条江、哪条河自居——据我所知,以“野草派”为“锦江派”,是后来加入的无慧,在2000年后提出来的(《草堂三咏及其它》)……可是显然,它知道自己的命运、遭际,也知道自己所为何来。从“史”的眼光看,此一“寻根”非同小可。毕竟过来的人都知道,“延河”意味着什么——早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所作《新的人民的文艺》(发表于《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创刊号)工作报告中,提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从此,一条名叫“延河”的地方河上升为全国的“母亲河”。现在研究人员辨认,那是“党的文学”: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学观念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 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我认为,在意识形态话语层面, 无论是“工农兵”还是更为抽象的“人民群众”,只是让“党的文艺”或“党的文学”观得以合法性存在的一种修辞策略而已。    
(袁盛勇:《“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03期)
官方也没讲,不让别河流。过来的人知道,究竟咋回事。《残萤集》小诗写:
命中注定既是看客/那就看古代的百花/外國的百花/因為這兒的“齊放”/太假
还有《葉子老師教我象徵主義詩歌》之四,《凡情常理之顛覆(採和)》一诗云:
百花齊放,在你的竹籃而不是人間,
天真爛漫,一切苦難都不能掩埋你的光鮮。
你的笑容就是最美的醇酒啊,
但飲你的人又總在邊沿的邊邊。

你已經百多歲了,却童顏憨憨,
你的鋤頭閃光,却敵不過銹鐮彎彎。
你打着一隻共和的赤脚,
另一隻却穿著朝廷的權閹。

哦,原来你就是政清人和的標桿,
一頂理想主義遊戲的桂冠。
可惜花兒各自依自己的季節開放,
空把那花蝴蝶望眼欲穿。
 现在的问题是:远在文革之前的1964年,年轻的“苦力诗人”陈墨就有了“新月是父、現代是母”的认识吗?——不是不相信,只是觉得“兹事甚大”,有必要弄个水落石出。
陈墨写于“鸡年隆冬”,就是1993年的《野草诗选》序云:
1963年初冬,通过学友徐坯的介绍,认识了七中才子邓垦(时以雪梦为其笔名)。……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徐志摩、戴望舒等的作品;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学写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8年冬,我开始着手编《中国新诗大概选》,于1969年夏编成《1918一1928第一分册》。在此期间,深感在新诗的历史上,创立”派别”的重要;尤其是当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而相互影响,使之爱好与创作出现同一趋向时。为了固化这种相互影响,为了使探索成为凝聚力,也为了让我梦寐以求的“派别”得以在形式上成为可能,所以,1971年,在我的鼓动下,梦兄着手将诗友们的诗作编了一本《空山诗选》。
对照邓垦《〈空山诗选〉始末》回忆,此“同一趋向”几乎呼之欲出:
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東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天黄昏。那天,我和陈墨从上午抄写到下午,黄昏時约出去散散步。我俩沿府青路的法国梧桐林荫道漫步到刃具厂,又从刃具厂漫步到40信箱。夕陽西下,我俩一路上边走边谈“新月派”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現代派”的成就等等。
不仅如此,还有《落叶集》等“见天”后,陈墨《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一文中之谈论:  
……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年代,我對象徵主義詩的偏愛並未影響到我身邉的詩友們。我要樹“詩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傳統的“新格律詩”。而這方面,我和我的詩友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從來不跟我身邉的詩友們探討象徵主義詩歌,這方面跟他們交流不起來;“偏爱”得有點孤獨,也有點缺乏自信。
尝试言之:此一“诗派”之“同一趋向”,乃“新月派+現代派”。
因此怀疑,《无父母》一诗,非1964年或1965年所写。陈墨那时的写作,是冰心译泰戈尔式(据徐坯讲,曾笔名“佩戈尔”)。《落叶集》的文体、语言,又有陳敬容所譯波德萊爾的神韵。而且现有《落叶集》中,除了《无父母》一诗外,也基本上没有“新月是父、現代是母”的表现……面对此“所指”与“能指”的不一致,又该怎么解释?
一个人的性格和语言,会保守过他不同时期的“观点”。《落叶集》时期的语言,是读了1957年《译文》七月号后,“邯鄲學步式的盲目模仿”。据研究“陈译”的学者讲:
从她的创作和翻译实践来看,她对“形式”的理解与戴望舒迥异。她重视“形式”的目的是反对诗歌“散文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但不意味着对格律诗情有独钟。相反,她敢于突破形式的限制,把《恶之花》译成了自由诗。……陈译不但没有保留原诗的押韵模式,而且没有设置明显的韵脚。但陈敬容自小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古典诗歌熏陶,对韵律和节奏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感觉,这在她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宽泛的平仄和有意无意的韵脚,使她的作品始终具有一种似有若无的音乐感。
(杨玉平《从“形式”到“质地”——对〈恶之花〉翻译的思考》,《法国研究》2014年03期)
看来《落叶集》的语体,其来有自。
再看陈墨的心性及趣味,有他下乡后,写给邓垦的《解语花•记梦兄小诗》为证:
巖壑未醒,松風又瘦,四野碧無情。色衰香凝。恰如是,月夜環佩歸魂。路通紅塵,聽秋聲,翻作泥濘。拭冷淚,目送飛鴻,一意獨孤行。    休怪平生耕耘,有歸去來辭,澤畔行吟。樂道安貧。春未老,青山無語向人。竹籬柴門。風雨過,柳暗花明。且前往,窮山深際,寒星似鬼燐。
如拉通来看,从《落叶集》和《灯花集》、《残萤集》中一些“早期更早”的诗作中,看不出多少“新月派”的表现。上一节引了他文革中作品,如未收入《乌夜啼》,而是归入《灯花集》的《超聲波》、《無人在聽》等,也还是有着我们熟悉的“陈译波德莱尔”灵光乍现、浑然天成之妙。或可说,这是其“在流派之外”的“本色”?……我能否因而推断,《无父母》所表达的,表面上是“我”的,其实是“我们”的主张——就是其中有,诗友们在高音喇叭吼叫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读诗、品诗、論诗、抄诗、选诗、写诗”的影子?
从认知角度分析:“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摸索中,一个人说出“××是父,××是母”这种“认宗”的话,几乎不可能——如我们回到1964年底“现场”,面对“叶落了/你走了”,会更多“吾父何在”的迷茫、或眉间尺式的哀伤,怎会有如此坚定、从容、有主见?——即使有,我想那更多是做人的、而非诗学的,两者不是一回事。要有明确的诗学主张,若脱离“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時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視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而仅靠对“超載的雪花紛落”的逆反,恐怕做不到吧?综合考虑,我以为《无父母》像是1968年、1969年的。
再一次要说,诗人从根本上讲,是“文明的孩子”。从“互文”的角度讲,我以为“無父母”不可能是事实,而有着民国時期周作人译波德莱尔《外方人》的影子:
外方人

   告诉我,你谜样的人,你最爱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么?
   “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
   那么你的朋友呢?
    “你用这一个字,直到现在,在我是无意义。”
   你的祖国呢?
  “我不知道它所在的纬度。”
   那么美呢?
  “我很愿爱她,那不死的女神——!”
   黄金呢?
  “我憎恨他如你们憎恨你们的神。”
   那么,奇异的游子,你爱什么呢?
    “我爱那云,——那过去的云,——那边,那神异的云。”  
                                          ——摘自《陀螺》(1925年新潮社)
 
再看另一“意象”——1964年的陈墨,是“紧张惊警”的,噩夢看不到盡頭:
嫌苦難的滋味/不濃   死心塌地地/懷疑女人的智商/生理和心理/在康橋永别/你拒絶接受/這個充滿慾望的世界                                     (《乾凈》)
那时的叶子和他,拒绝接受整个世界。而非徐志摩一般,仅“作别西天的云彩”。即使用了“康桥”意象,与之搭配的却是“永别”。永别与再别,岂可同日而语?然后进一步讲,长歌当哭的《落叶集》时期,他可能不心仪徐志摩,也送不出“月下雷峰塔影”: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支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当然现在是“黄金时代”。在“巴不得人不吃不屙不睡”的恶补中,关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该读的他都读了。他会带着新的眼光、新的认识修改、完善旧作。可是基础性的东西,就不可能动摇。见到徐志摩“雷峰塔影”,他也不会有动于衷——无须多申说吧?
还有一个例子,好像也能表明,现有《落叶集》有1968、1969的印记:
鞭痕結痂/燦若桃花/這段歳月到此為止/音符凝固在夜空/卦者的羊角/瞬間落地/生命更為抽象/向秀不在曠野/叮叮噹噹/他錘打着一塊/紅紅的鐵               (《逝世》)
——明写向秀,实写嵇康。而且完全属于,“创造性的背离”。如此成熟的“构思”,能让我确信是1964年,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所写?何况多年以后,其《正话与反话》写:
    文革武斗期间,我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结识了书友冯里(后来成为诗友之一)。1968年某天,他突然给我一本196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说:“里面有一篇陈翔鹤的中篇小说 《广陵散》,写得相当好,相当感人,你看看!”  
   这篇写嵇康的小说我是边流泪,边想,边看完的。在我的阅读历史上,这篇历史小说是最“刻骨铭心”心的。可以说它改变我的人生——我从此十分崇拜嵇康,他成为我心灵的“人格偶像”。并且发誓要把嵇康他们“竹林七贤”的故事写一个长篇小说。说来也许无人能信,我1970年之所以毅然下乡,其中就有想在政治干扰相对较小的偏远的农村创作我的《广陵散》这条缘故。
(《正话与反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再正反》)
此话有分量:“从此十分崇拜嵇康”。那么此前呢?该知道嵇康,晓得《广陵散》。因为收入《乌夜啼》,标明写于1966年2月的《空山》一诗意味深长——“终于知道《广陵散》何以又名《何必》”(当然也有可能:此语也有1968年“修订”的痕迹)……尽管如此,读陈翔鹤“刻骨铭心”,是不可忽视的。但凡懂点中国文化的人,其实无须多说。“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再回头看《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不妨说,六十年代的陈翔鹤不仅在写陶渊明和嵇康而且也在写他自己。”(郭冰茹:《陈翔鹤小说论》,《文学评论》2007年01期)。
但凡了解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演进过程,就晓得陈翔鹤《广陵散》等,是六十年代初“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在一个文学体制极其严厉,文学环境高度一体化的年代里,这种独特的个人声音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是特立独行的精神和人格的折射, 是对体制铁幕的反动。”(朱美禄《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喜欢某种情调的人,会对小说中涉及的“商音”产生兴趣,领会“其特点正在于表达那种肃杀哀怨、悲痛惨切的情调!”(陈翔鹤《广陵散》);内心有块垒的人,更容易对《陶渊明写〈挽歌〉》中的话产生共鸣:
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总觉得,《落叶集》中——比如《乾凈》一诗,有这些议论的影子。
 

倪金芳寻衅滋事案一审辩护词

倪金芳寻衅滋事案一审辩护词
 
被告人倪金芳被控寻衅滋事罪,由苏州市姑苏区法院审理。倪金芳和辩护人程海依法共同形成以下辩护意见,请予采纳。
 
落款2018年10月8日的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起诉书[姑检诉刑诉(2018)871号]指控:2012年底以来,被告人倪金芳因房屋拆迁问题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与戈觉平(另案处理)等人接触后,深受其抱团取暖等言论,与其他访民相互勾连,形成团伙,并成为骨干成员之一。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蓄意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并在网路上恶意炒作,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其参与的具体实施如下:
 
1、2013年12月3日,苏州市虎丘区发生一起因拆迁单只二人死亡的故意伤害案件。案件发生后,被告人等人手戈觉平纠集,解决接受戈觉平的分工安排,实施拉横幅、喊口号、参与现场签名、捐款等一系列行为恶意炒作此案。2015年2月,本案的苏州市虎丘区法院、苏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倪金芳根据戈觉平的统一安排,为外地访民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解决配合戈觉平和外地访民在法院门口非法聚集,干扰该案的正常审理,造成地铁口被迫关闭等严重后果。
 
2、2013年12月20日,律师刘某某在常熟市看守所会见一名嫌疑人时,因违规拍摄视频经看守所纠正拒不删除,看守所决定暂缓退还律师证。倪金芳虽与此事件无利害关系,仍伙同他人共计20余人在常熟市看守所没看非法聚集,举标语、喊口号、拨打报警电话、唱国际歌,直至看守所被迫归还刘某某的律师证,持续时间近两小时,严重扰乱了现场秩序。
证据有被告人的笔录、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现场视频及截图照片,倪金芳及相关人员的微博、微信等电子数据。
 
辩方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应当宣判被告人倪金芳无罪。相反,办案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罪,是真正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办案程序大规模违法,应当依法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事实和理由如下:
 
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
 
可见,寻衅滋事是无事生非、临时找理由闹事,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的违法行为。
 
公诉书指控倪金芳的犯罪行为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追诉范围,是公民依法行使言论自由权、监督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一、被告人参与范木根案旁听和声援,是合法民事行为,不构成犯罪。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和维护开发商利益,不惜牺牲少数公民合法权益,政府涉足的违法拆迁事件不断发生,几年前有人做了不完全统计,因暴力拆房导致的死亡人数就达上百人,拆迁纠纷更是不可胜数,拆迁访民成为长期上访人员主体。
 
根据网络公布的案情,2013年范木根是因为在苏州市家门口受到十几个人逼迁签合同、其妻顾盼珍被逼迁人员打断胳膊,在家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危险时,用刀捅死逼迁的2人,属于无限防卫,依法应当不负法律责任。范木根案经媒体报道,社会影响巨大。
 
刑诉法规定像范木根这样的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允许旁听,旁听具有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和社会监督司法公正两大功能。全国拆迁访民高度关注此案是否能够公正处理,因为该案处理结果和他们的拆迁补偿利益如何实现密切相关。全国有数百拆迁访民赶来苏州旁听和声援,被告人倪金芳和所谓的同案其他被告人戈觉平等七八人,都是苏州本地的拆迁访民,尽地主之谊接待外地认识的拆迁访民,参与旁听、声援,在情理之中。应该是由于苏州市虎丘区法院害怕旁听者的社会监督,违法不允许旁听,拟旁听的拆迁访民只能在法院外面等待庭审结束,自己拉拉横幅、喊喊口号,这是无奈之举,是正当合法的。如果法院都让这些人进去旁听,还会有法院外面人群的“非法聚集”吗?
 
宪法规定,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权。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在露天进行集会、游行、示威法需要向公安机关申请,获得许可方可进行。法律设立许可的目的是为了疏导交通、保障安全、保障该项权利的充分实现,同时尽量减少对其他正常社会活动的影响,不能由公安机关任意地许可或不许可。全国的公安机关几乎是一律不许可公民提出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破坏了法律的正确实施,导致鲜有人申请,因为申请了也是白申请。同案被告戈觉平等人2010、2011年期间曾因拆迁维权向苏州市公安局申请过示威游行,但该局违法不予许可,无奈才出现以后的拉横幅、举牌、喊口号等维权行动。苏州市公安局无理不予许可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违法阻碍了公民此项权利实现,公民在法院外面以拉横幅、举牌等方式直接行使此项宪法权利,属于法律上的自力救济,不构成违法或犯罪。
 
集会游行示威是国际通行做法,是公民意愿直接强烈表达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引起社会对所表达意愿的高度关注、促进相关矛盾和纠纷的尽快解决,是缓解社会矛盾有效途径。公安机关不许可公民的申请,实际是在压制意愿表达、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是践踏宪法法律的违法行为。因为严重损害公民的重大利益,按照最高检察院侵权渎职案件的立案标准,相关责任人构成玩忽职守犯罪,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未向公安机关申请、或申请后不许可,自行进行的集会、示威、游行,警察驱散后不离开情节严重的,才构成违法需要处罚。包括多个被告人在内的拆迁访民,在范木根案审理时在法院外面的“集会、示威“,没有警察来驱散,也没有人被处罚,说明公安机关也认为自己不许可申请没理,也认为被告人没有违法犯罪。
 
二、法律规定抗辩双方的诉讼权平等,公检法人员讯问嫌疑人可以录音录像,律师会见应当有同等权利,如为保障律师的此项权利,全国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北京等地的司法局和公安局曾联合下文,规定律师会见时被会见人同意的,可以录音录像。常熟市看守所要删除刘卫国律师会见时录像没有法律依据,扣押他本人和律师证更是违法,因为律师证上注明,只有法律规定或司法行政机关才可以扣押律师证,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权扣押。
 
同上理,公民去声援是合法的民事行为,不构成犯罪。看守所也觉得自己理亏,所以有人在看守所外面声援后的2小时就被迫停止违法行为释放了刘律师归还律师证。此事没有移交给公安机关或相关的司法行政机关处理,也佐证看守所承认自己的做法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看守所未报案,警察未到场驱散声援人群,证明被告人等声援人员未违法犯罪。现场声援的人员打110报警和12345,要求解救刘律师,警察不来,反过来证明常熟市公安局对于公民的报警,拒绝履行警察法规定的救助职责,是严重的行政不作为。
 
三、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有监督权。在网上发布有关信息、谴责违法,是公民合法行使言论自由权、监督权,不构成违法、不可能是犯罪。
 
四、起诉书把被告人一系列合法的民事行为违法拔高到犯罪高度,不合逻辑、违反常识,并对被告人人格进行贬损和诽谤。
 
1、把正常的网络传播说成“恶意炒作”的犯罪行为。炒作是新闻媒体发明的新型的传播模式,指利用各种媒体和创新方式反复报道,以引起公众和特定群体的充分关注,主要如对娱乐明星绯闻和大事的连续新闻报道等。炒作后来也经常被应用到公众关注的案件上,以引起社会监督和有权机关的关注,促使尽快得到公正处理。如内蒙呼格案、聂树斌案、佘祥林冤假杀人案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炒作原来是媒体的专利,公众无法参与,但近十年来博客、微博、微信等私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公众提供了炒作的机会,也大大促进了炒作案件的公正处理。故公民“炒作”案件是正常的民事行为,是有利于司法公正的。至于在炒作中可能发生的诽谤、名誉侵权等“恶意炒作”的违法行为,被侵权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权。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炒作某些地方党和政府的负面新闻,如暴力违法拆、截访等,是对公权力社会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应当得到宽容和支持,不应当予以打击,否则就是掩盖和纵容公权腐败。2007年,因为以反复降价赔偿的方式违法逼迁,苏州的癌症病人马雪明杀死入户殴打家人逼迁人员2人、重伤1人,被判死刑。因为当时舆论炒作不够,知道的人很少,导致2013年范木根事件再次发生。苏州因此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因为违法拆迁发生两起重大杀人事件、最终导致5人死亡的城市,使城市形象大幅贬损。其实杀人和被杀的都是违法拆房的受害者。如果马雪明拆迁血案当时就被充分炒作,人人知晓,应该不会再有后来的范木根事件发生。
 
2、对政府和社会不满。政府行为分为合法和违法两大类。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有批评和监督的权,为此专门制定了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行政诉讼法法、行政复议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政府败诉的案件。公民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不满并采取法律维权行动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政府违法,还不予许公民不满,实在是太荒唐的说法。公民只会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不满,不会对其合法行为不满,因为后者合法且符合他的利益。起诉书把公民对政府违法行为的不满扩大到对政府的所有行为不满,进而把对政府不满“升华”到违法犯罪的动机的高度,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3、抱团取暖,相互关联、形成团伙。公民维权过程中相互联络、交流、帮助、支持,是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用勾连、团伙这样的字样,是对他们的侮辱。
 
4、在公共场所非法聚集滋事。被告人等都是拆迁的被害人,财产利益严重受损,长期维权无果,但一直未停止维权。大家一起声援同样是被违法拆迁的范木根,怎能是没事找事或滋事?何为非法聚集?怎么非法了?纯粹是主观归罪、恶意诽谤。
 
五、办案程序大规模违法,应当纠正,并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犯罪责任。
 
1、立案(决定书)违法,立案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事实和证据,凭空立案,全国没有看到戈觉平……等人这种立案决定书,倪金芳名字不是“等人”,没有倪金芳的立案决定书。
2、常熟市公安局管辖违法,苏州市公安局立案后指定其直属分局管辖,没有指定常熟市公安局管辖的文书。
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倪金芳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怡花园1幢406有自己的固定住所,本案又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依法应当在自己的住所监视居住。
4、传唤(证)违法。因为倪金芳明显没有犯罪事实,应当在先行进行立案调查。
5、传讯违法。倪金芳没有犯罪事实。被羁押(看守所)和实际羁押(指定居所监居)直接讯问即可,完全无必要制作传讯通知书,多此一举。
6、开出传唤证1份、传讯通知书80份。这么一个小小的不是案子的案子竟然讯问这么多次,国内罕见,笔录记载的内容数十次地重复,办案水平极其低劣,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是一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
7、传讯通知内容虚假,传讯地点写的是“常熟市公安局办案分中心”,实际地点是该假日酒店的206房间(笔录有记载)。
8、传讯通知书应当给被通知人倪金芳的,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结束后全部违法予以没收,目的是消灭违法办案的有关证据。
9、以违法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使被告人倪金芳等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不得采信。
10、刑诉法和最高检察院规定,指定监居场所应当由检察院检查验收,由公安警察执行看管。指定监居倪金芳的场所是一家商业性的假日酒店,工商目录上没有有此营业范围,不可能通过检察院的检查验收;由保安看管倪金芳等被告人和证人也违法。
 2016年11月8日,常熟市公安局以申请人涉嫌扰乱法庭秩序罪,决定对申请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居住的场所是常熟市沙家浜网络神卡通假日酒店208房间。2017年4月28日解除监视居住,期间171天。在此期间,常熟市公安局的警察对申请人都在居住处讯问,由穿“特勤”字样的保安人员24小时分班看守。睡觉晚上17点至凌晨1时被捣醒不让再睡;吃饭是馒头蘸盐,三餐如此,连续40天;后来改成馒头加三根短榨菜丝,当时感觉到是美味,馋得甚至咬到舌头出血肿大;洗澡、洗头只能用冷水;冬天门窗打开,在零下8度都如此;穿单衣单裤,给脏臭的棉衣没法穿;喝水控制,高兴就给喝,不高兴就没有。倪金芳多次绝食抗议迫害和虐待。因为长期虐待,导致倪金芳每天嘴唇掉一层皮,连续15天便秘无大便,引发痔疮、尿频,原来近120斤,后来只有不到90斤,肋骨看得清清楚楚,两腿像麻杆一样,十指肌肉萎缩,瘦的变形,头发长和野人一样,精神恍惚,内心十分恐惧,怕他们搞死倪金芳,活摘器官。倪金芳被虐待后的悲惨状态的录像,警察给崔祥方,来威胁他提供证词。倪金芳家里请的律师他们不让会见倪金芳,逼迫倪金芳写了一份不要律师的声明。他们的目的就是造成倪金芳的极度恐惧,然后就配合他们做笔录,后来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笔录,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还被扣上、抹黑政府、推翻政府的大帽子。做笔录的是苏州市公安局和吴中分局的警察吴镇平、潘晓明、唐健、许䶮(yan),苏州市公安局木渎派出所的阙敏、,他们没有给倪金芳看过警察证。倪金芳的全部笔录在监居过程中对倪金芳长期虐待、刑讯逼供后所做,是以非法方式收集,内容虚假,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11、在美国侦查取证,应当请求美国司法机关协助调取和移交,中方没有直接的取证权。因为控方没有提举美国司法机关提供相关电子文书检查记录证据的证明,被告人等远程勘验工作记录取证,是侦查人员擅自从博讯、维权网、民生观察网、新唐人电视台、推特、美国之音、权利运动等美国网站在美国本土的电脑存储器上违法窃取,侵犯美国等国家主权,侵犯中国公民在美国本土内的言论自由权,以触犯美国法律的违法犯罪方式收集的证据。这些以非法方法、犯罪方式获取的证据竟然出现案卷中,匪夷所思,依法应当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2、既然检察机关认为倪金芳和其他被告人戈觉平、王琬平、徐春玲、邢介忠、王明贤、周金丹、朱雪英、陆国英等是团伙犯罪,他们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就应当同一案审理,却故意拆分成每人一案,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和纳税人的钱财,严重违法。检察院的分案起诉的错误,法院可以通过并案审理来纠正,但法院任然将错就错分案审理。检察院和法院目的如出一辙,应该一是故意不让数个被告人当庭对质查清案情,二是怕影响大引发社会关注和监督,说明明知这是错案,以利于错判。只有心理极度阴暗虚弱,强权的司法机关才会这么做,否则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舍近求远分案处理。
13、刑诉法规定被告人有权委托1-2名辩护人,辩护人可以是律师、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亲友等。倪金芳委托程海,以自己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亲友的身份担任一审辩护,依法递交了单位推荐函、委托书等。审判长张捷收取辩护手续材料后,无理不予接纳,说我说了算,我说不行就不行,蛮横地剥夺倪金芳自由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和辩护人程海的辩护权。不仅如此,张捷还违法给倪金芳介绍辩护律师。张捷的行为损害了倪金芳和程海的重大诉讼权利,按照刑法和最高检察院侵权渎职案件的立案标准,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张捷阻止程海参与辩护的目的,应该是害怕揭示本案是一起冤假错案,控告包括他在内的办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14、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构成徇私枉法罪。最高检也侵权渎职罪立案标准也规定:“1、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应当按照徇私枉法罪予以立案。本案的办案人员明知没有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仍然以追究倪金芳刑事责任为目的的立案、侦查活动,已经涉嫌徇私枉法罪,应当追责。
涉嫌徇私枉法罪的人员有:
1、侦查人员(苏州市和常熟市的警察)47人以上:(白)向旭东、乔昌英、苏隽;王男毅、唐健、许䶮(yan)、邵建惠、吴镇平、潘晓明、阙敏;赵云、田?朱红民、蒋?周青;孙蕾、黄兰、费?陈玮;周诚、谭茗海、刘凡、田青、谢龙飞、闫子民;赵鹏;曹春峰、郭午强;韩旺;陈天龙、陈晓晖、张昊、王兵;张伟;周文才、曲泓霖;孙蕾、曹泓川;李峰;毛立兵、陈天龙等;决定对多名被告人立案、移送审查起诉的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和常熟市公安局法制部门和负责人以及局长分管副局长4-6人。
2、检察人员4人以上:苏州市姑苏区检察院公诉人孙娟,决定起诉的该该院公诉科负责人以及检察长和分管副检察长;常熟市检察院对指定监居的法律监督检察人员。
3、如果判决倪金芳有罪,审判长张捷、审判人员          ,书记员         (司法工作人员,本罪的适格人员);如果是审判委员会决定有罪,包括院长在内的审判委员会成员。
以上人员姓名如有误以实际为准,其中认为倪金芳无罪的除外。
 
三、结束语
 
有些公检法人员可能内心也认为倪金芳无罪,但迫于上级违法命令不得不执行,自称的理由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领导、公务员要执行上级的命令,否则要丢饭碗、被穿小鞋。但公务员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务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中共党章约定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宪法法律,违纪要处分,故以为只要听从上级的(错误)命令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没事、由上级承担责任或有上级庇护,这是自欺欺人。实际情况是,领导命令你违法,通常处理的主要违法行为人是你。警察、检察官、法官忠实于法律和忠实于党是一致的,凡是违法的都是反党的。但一些公职人员实际是把党的领导人或上司当作党,执行上级违法命令是共同违法也是共同反党。这些人实际信奉的是权力至上主义,根本不把法律和党章的要求当回事,不仅是权大于法、也是权大于党!但你手中的权力还是会受到制约的,最有力的制约就是守法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的法律和党纪的监督。你能保证你所有的上级都永远支持你违法违纪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2017年全国有近53万公职人员受到违法违纪处罚,其中有大量的公检法人员,很多是听从上级违法命令受到处罚。当你的上级成为违法犯罪的周永康、薄熙来一类被追究法律责任时,你将会被如何处理?办案人员可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那么多人违法不会追究到自己,法不治众嘛。当然,以后追究所有违法办理本案全体公检法人员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而追究一部分人是必然的。你能保证那时自己不在被追责之列、不会不幸地当作替罪羊?如果不愿意被追责也不能保证自己不被追责,只有不参与或依法办理本案,别无选择。
 
本案是一起明显的错案或假案,应当立即停止。公安部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出台了错案终身追究制度,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仍强行追究倪金芳的刑事责任,认为他有罪的公检法人员是自己在犯罪,最终会被追究法律责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的法治进程将会予以证明。
 
           被告人:  倪金芳
           辩护人:  程海
                               
2019年10月15日
 

氿乡孤舟:我看“民贵君轻”

 
     要考察“民贵君轻”,我们先得来看看“民”在上古时期表示什么意思。
 
       “民”一开始指奴隶。古代奴隶主对比较驯服的战俘刺瞎左眼强迫劳动使之成为奴隶,这种被刺瞎了左眼的奴隶便称为“民”。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周代彝器)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周人初以敌囚为民时,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 “民”即“氓”(见下),“氓”左边之“亡”与“盲”上部之“亡” 都有逃亡之意,指战俘或奴隶不堪忍受虐待和残害,想方设法逃脱羁押。可见“民”(氓)与“盲”关系密切,提到“民”(奴隶),自然联想到“盲”。梁启超亦谓:“民之本义为奴虏……因其冥昧(盲),亦为之民。”《古代汉语字典》“民”:“【字源】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像用锥刺眼的形状。本义指奴隶。”
 
       再来看《说文》:“民,众萌也。” “萌”本义是小草的芽,故有“萌芽”一说,引申为草民、草根。“萌”又通 “氓”(meng),从“亡”,乃“逃亡”、“流亡”、“迁徙”之意。《说文》:“氓,民也。从民,亡声,读若盲。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民从亡会意。”高诱注:“野民曰氓。”《汉语大字典》“氓”:“野民。周朝指居住在鄙野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孟子·公孙丑上》:“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氓”就是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漂泊无着、疲于奔命,所谓野民、流民、游民、饥民是也。(可参见《辞源》和《汉语大词典》)。
 
       从奴隶之民(盲、氓)到草民、野民、流民、饥民等,再逐渐演化,最后泛指老百姓。这个“老百姓”区别于君主、群臣百官、士大夫等,一般也可称作庶民、黎民、小民、贱民等。同时,古代“民”也有别于“人”。《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只有君主、群臣百官和士大夫以上身份的尊贵者才可被定义为“人”。“民”不算“人”,它与“奴”、“盲”、“氓”、“甿”、 “萌”等,都是一种对平民百姓的贱称或蔑称。“民”虽有“人”形,但实际和牲畜无异。野民与野兽杂处,草民与杂草为伴,流民疲于奔命,奴隶还要戴上镣铐耕作……他们实际就是力畜或曰役畜,是畜类和兽类中的一种。质言之,“民”不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物,就如耕牛、羊群等属于地主的私有财物一样。
 
       所谓“牧民”,就是要像看管牲畜一样治理“民”。而“牧民”之官则径称“民牧”,即“民”的 “牧养人”,如“冀州牧”、 “益州牧”、“荆州牧”等官职即源于此。就连专制君主都爱自称“民牧”,即管理牲畜的总头目。
       “人”与“民”连用,合称“人民”,乃是晚近西风东渐以后的事。
                                二
       “民”处于这样一种狗彘不如、盲人瞎马的状态,如何会被心血来潮称作 “民贵”呢?这确实有点不好理解。谓予不信,请看孟子是怎么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他的这个话现在一般可简作“民贵君轻”。
 
       我们先来看几则经典解读:
       1、孟子的政治思想想。认为民心向背为国家政权安危所系(民为贵),国君要把本身利害放在这一前提下来考虑(君为轻)。 (《辞海》)
       2、在政治关系中,民心民意决定政治的安危存亡,它提醒统治者关注民众的愿望。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君权神授说崩溃,君权逐渐失去政治神学支持,从而使实际政治关系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向背为国家政权安危所系。要得民心,就要让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养生送老而无憾。民贵君轻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
       3、仁政学说的核心,渊源于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在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问题上,民心最重要,而社稷为次,君主为轻。强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护劳动力,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前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心”向背的历史作用。(《哲学大辞典》)
 
       认为“民贵君轻”来源于儒家的“民本”思想,那是没有疑问的。《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出处。意思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它出于西周周公的“敬德保民”说,到春秋时期又发展为“重民” 思想。总而言之,统治者一定要“重民”、“保民”:“王者以民为天”;“为天下者不慢其民”;“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食为本”;“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其腹,腹饱而身毙”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见,民众之所以成为一国之“本”,是因为他们乃统治者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宋欧阳修说:“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特在于得民与不得民之间耳。” 明倪谦也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以古之大臣,以安社稷为心者,无不以安民为务。”说得明白一点,没有老百姓或老百姓活不下去,你这个统治者当下去还有啥味道?
 
       这里我们可以引证《红楼梦》里乌进孝给贾府孝敬年货的清单以及他与贾珍的一段对话作为说明:
 
氿乡孤舟:我看“民贵君轻”
 
       贾珍便命带进他来。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他起来,笑说:“你还硬朗。” 乌进孝笑回:“托爷的福,还能走得动。”……贾珍道:“你走了几日?”乌进孝道:“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难走的很,耽搁了几日。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因日子有限了,怕爷心焦,可不赶着来了。”贾珍道:“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乌进孝忙进前了两步,回道: “回老爷,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起,接接连连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日。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贾珍皱眉道:“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人别过年了!”……
 
       我们看了这个货单和主仆间的对话,多少能够明白,古代统治者何以生发出“民本”思想了。乌进孝等农民确实可称是贾府之“本”,但这个“本”在贾府的主子面前毕竟还只是“奴”;见到主子还必须长跪不起,低三下四,拍马奉承,一口一个爷,哪怕贾珍比自己的年纪小了许多。
 
       无疑,主子(统治者)是要“重民”、 “保民”的,不然主子哪来挥霍和享受啊?假如不重视这个“本”,没了“本”为统治者创造财富,那么统治者养尊处优、衣食住行玩以及其它生活来源和荣耀,到哪里去获得?就是保卫江山社稷、开拓疆土的兵源都可能征招不到啊。所以即便仅从这点出发,统治者也没有不重视这个“本”的道理。
 
       一言以蔽之,“重民”、“保民”等“民本”思想的提出,实际并非真的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和爱护他们,而是最终要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地位和利益。人养猪不是因为爱,而是要吃它身上的肉。你都成了人家刀板上待宰的猪或羔羊,你还晕晕乎乎相信自己是“贵重”的,而宰你的人(统治者)倒是“轻微”得不值一提吗?此时的你真会觉得猪在刀板上的嚎叫会打动宰杀者,使他们发善心放了你吗?或者,类比而言之,你真会相信连“人”都不是的“奴隶之民”的所谓“民心民意”,能让专制统治者感念你的好处而对你手下留情吗?这里必须千万注意:“民心民意”之有用无用,不在于你是否表达、能否表达和表达的呼声有多高;而在于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听与不听,听到什么程度,全是他说了算而不是你“民”说了算。要不,你可以去问问乌进孝会怎么回答。
 
       说白了,“民本”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和奴役关系。因此从这点上讲,专制统治者才是真正的“本”,而作为“手段”和奴役对象的“民”,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末”而已——给猪好饲料吃,把猪养得肥肥壮壮,为的是多杀肉;而不是让你真成为“本”,一直供养你,让你幸福和有尊严地活下去,延年益寿,人民万岁。
 
        “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护劳动力,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是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前提。”也就《哲学大辞典》上的这一句,算是真正击中了要害,其余的那些“经典解读”似乎都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上面我们大致解读了“民本”思想的出处和实质,差不多已经明白它其实就是统治者以劳苦大众创造财富作为自身维持统治地位的前提(手段)来考量的,并非真把“民”当作国家的“根本”来推重。既如此,那孟子撇开“民本”而另创新说,提出“民贵君轻”,又是所为何来呢?他老人家真的认为一贯被称作奴民、草民、野民、贱民、饿民的劳苦大众,会比江山社稷和君主更“贵重” 吗?如果是,那为了体现劳苦大众的 “贵重”,孟子又提出了哪些改善民生和尊重民意的具体主张呢?
 
       诚然,孟子也骂君主,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甚至还宣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民贼)。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些似乎可当作“君轻”的证据。然而,针对“民贵”的劳苦大众,他最终又提出过哪些改进他们生存状况的具体办法呢?翻遍《孟子》,除了一些高大上、伟光正的口号式大话以外,似乎找不到一点可资后世借鉴的建言献策和制度安排。
 
       如此,他的“民贵君轻”之说与“民本”思想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对“民本”的继承?还是对“民本”的超越?如果仅仅是继承,那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实际仍停留在“民本”的层面,仅换种说法而已。倘是超越,那它超越在何处?它是否已抛弃了作为手段的“民本”,而代之以目的的“民贵”?兑现这一步的具体措施又在哪里?
       我们不妨再来看几则有关“民贵君轻”的评述:
 
       1、孟子曰,民贵君轻,岁之饥穰,百姓之命系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宋·陆九渊)
       2、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黄宗羲)
       3、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的民贵君轻。拿一个铺子打譬,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的。(梁启超)
       4、一时风气实趋向于贵君而贱民。孟子乃力排众议,正告天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不仅以人民为政治之目的,亦且以之为主体。此其为说固非六国时代一般人士所能喻,即孔子亦未尝雅言以明之也。盖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说略含轻民之意……孟子始暗示君民之对立,而申明民主君仆、民体国用之旨。(萧公权)
       5、孟子民贵君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可也。(张君励)
       6、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的影响,直到一九一一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其中虽然有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但中国自古以来主张的“革命权利”在民众中间拥有更大的影响。(冯友兰)
       7、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可以说是民主思想。(张岱年)
       8、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茅于轼)
       9、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地神和谷神,后用来代指国家。百姓最为重要,国家为次,君主为轻。【例】古人尚且强调民贵君轻,我们更应该懂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新华语典》)
       10、“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它是对春秋战国以来重民思想的总结……到近代,孟子民本思想成为先进人士,引入西方民主学说的思想酵母。(《政治学辞典》)
 
       从上面这些论述来看,历代对孟子的“民贵君轻”,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的甚至干脆称其为“民主”的先驱或先声。当然,它如果真蕴含了“民主”的成分,那称它是对“民本”的超越也不为过。问题是,它究竟有没有“民主”的成分在内?
 
       依照比较流行的说法,“民主”是指民众享有参与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并对其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与“专制”相对。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民主”的:一种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代议制来行使权力的政体。在直接民主中,公众直接参与政府事务。现今大部分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这种观念大多源自启蒙运动时代,以及美国独立及法国革命时期所兴起的思想和制度。今天所谓“民主”就是指普选、竞选公职、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等。
 
       简言之,“民主”就是“主权在民”的意思,即一个国家的公共事务和公权力的授受,它的决定权应该在全体国民手里。民主首先是一种权利,然后才是一种制度。我们平常所讲的“民权”,其中一部分就是指民众参与政治、管理国事、投票选举等的民主权利。
 
       那么,孟子的“民贵”是什么呢?依照一般理解,“民贵”应是“民重”之意,就是说,民众十分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在民、国、君三者之间,民众最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了民众,没有了他们创造财富,那无论国家还是国君,都将不复存在,即便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民众再怎么重要,哪怕宣称比国家和国君都重要,若没有“民权”,那这种“重要”,又有什么价值?说到底他们不过是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或手段而已。换言之,缺乏“民权” 的“民贵”,就是一句空话。这种时候,“民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标。你想让统治者成为民众之仆,可能吗?世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孟子的“民贵”,绝不包含“民权”之意,它与“民主”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春秋战国时代,连“人”都算不上的奴民、草民、野民、流民、饿民、贱民,会有权参与国事吗?他们有选票吗?他们有能力和机会对统治者说不吗?他们活得有自由和尊严吗?《孟子》里会找到类似可操作的具体主张和制度安排吗?当然不会。既然如此,孟子的“民贵君轻”,怎么可能有“民主”的成分在内呢?又怎么可能是“民主”的先声呢?又怎么可能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目的而被孜孜以求呢?
 
       “民贵君轻”,说到底还是一种作为统治手段的“民本”,而“民本”的实质,如前所述不过是“民轻”、“民贱”、“民末”而已。“民贵君轻”之所以被推崇,也只是因为它打扮得更漂亮,也更动人,自然也就更具迷惑性罢了。
 
                                     
                                
 
        我们知道,与“民贵”对应的是“君轻”。“轻”可以理解为“轻微”、“轻视”、 “轻忽”、“轻贱”等,总之就是不重要、不起眼、不入流、不足道的。从排序上看,民众最重要,位列第一,国家第二,君主仅列小三。
 
       有论者认为,民众的重要程度都超过了国家和君主,他们怎么还只是工具或手段呢?如果民众是工具或手段,那谁是目的?国家?君主?如果是,那它们何以只能处在第二第三的位置?
 
       我想,假如民众真是目的,比如 “民权”得到尊重并通过一定的契约形式来加以确认和规范,同时在执行上落到实处;那么国家、君主成为工具或手段而为民众这个目的服务,或许多少有点可信。只是它要通过排序来宣示,则又颇可怀疑。排序就是排座次,就是注重等级,这与“民主”的要义不相符合。
 
       我们已晓得,没有“民权”的“民贵”,民众的福祉是不可能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的而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你的调子唱得哪怕再高,也不能表明它真就成为目的或真的很重要。既然孟子时代不可能有“民权意识”,那除此之外你还能用什么来证明“民贵君轻”不是假大空,而是实实在在的爱民、利民、惠民、重民、尊民呢?至少在《孟子》里我们还找不到这样的根据;就是在数千年的专制史里边,我们同样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证。既然如此,“民贵君轻”一二三的排序,如何能有说服力?如何可以当作金科玉律来顶礼膜拜?
 
 
       孟子之师孔子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尽管我对孔老夫子的话有很多不赞同,但这两句我始终坚信不疑。 “民”,贵还是不贵,“君”,轻还是不轻,不在于嘴上功夫,而在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嘴上喊“民贵”,现实里却“民不聊生”、“民生凋敝”或“民怨沸腾”;嘴上称“君轻”,现实里却君临天下、唯我独尊或定于一尊。这样,如何能让人相信你唱的高调?
 
       第一、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即统治者“轻如鸿毛”,却要负责经国大业,带领“国之重器”的劳苦大众奔小康?而被带领的“国之重器”的劳苦大众,竟也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被“轻如鸿毛”的统治者任意支配、任加宰割?我相信历史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先例。历史事实只能是这样的:“轻如鸿毛”的劳苦大众,被“国之重器”的统治者任意践踏和盘剥,以致像牲畜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不是这样,何以这个“民”,都是被刺瞎了眼的奴隶和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的草民、野民、流民、饥民等构成的呢?
 
       我们先来看孟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民贵君轻”是否可能?如果可能,为何还要保留“民”这个贱称?又何来“牧民”一说?又如何会有“民不堪命”、“民坠涂炭”、“苛政猛于虎”等惨象发生?就连孟子自己都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甚至,在如此惨象下商鞅等统治者还要变本加厉,进一步提出“驭民”、“愚民”、 “疲民”、“贫民”、“弱民”、“辱民”等邪惡的治民之策!理论和实际如此格格不入,孟子居然好意思提出“民贵君轻”,它会是真诚的吗?
 
       孟子之后呢,是否出现过“民贵君轻”?少时读《三国》,对董卓的“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印象深刻。他要迁都,洛阳往长安道上狂奔,小民百姓扶老携幼,哭爹喊娘。董卓嫌行进速度太慢,恐被敌方追杀,便下令砍掉一些百姓,除去尾巴。有左右劝谏,董卓大怒,说了上面这句话。真不明白他的“天下”指什么?为天下计,小民就是代价,就可滥杀?这还是被推崇备至的“民贵”吗?
 
       据记载,明代的朱元璋特别不喜欢《孟子》,当他读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时,随即龙颜大怒:好一个胆大孟轲,竟要臣子拿皇帝当贼寇和仇敌,那还了得!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尤其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论,更让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怒不可遏:民贵君轻,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以说,朱元璋对待《孟子》的态度代表了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想法。区别仅在于,前者暴跳如雷,后者隐而不发。
 
       至于当今社会, “民贵君轻”是否已成为现实?应当承认,如今倒是听到不少有关“人民至上”,“人民利益无小事”,“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利为民所谋,情为名所系,权为民所用”,以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力”这类政治正确的口号,似欲与“民贵君轻”试比高。但真实情况如何,大家应该有目共睹,无需我多饶舌,不说也罢。
 
       第二,“民贵君轻”,不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找不到根据,而且它也很难得到孟子在另一处所讲的“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观点的支持。
 
       “劳心”与“劳力”之说来自《左传》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 就是说,君子(大人)是“劳心者”,民众(小人)是“劳力者”;“劳心者”(大人)统治人,“劳力者”(小人)被人统治。一句话,君主和达官显贵这些“劳心者”,必然要统治草民百姓这些“劳力者”。
 
       你看,草民百姓再怎么“重要”(“民贵”),哪怕被抬上天,最终在地位和境遇上还只能是“劳力者”(“小人”),他们将一无例外被“不重要”(“君轻”)的“劳心者”(“大人”)来统治。君主哪怕再怎么“轻如鸿毛”,可毕竟是“劳心者”,他们照样是“人上人”。这就非常悖谬,排在第一重要位置“民贵”的“劳力者”,因其只是“小人”,故必须让排在末位“君轻”的“劳心者”(“大人”)来管理。这话听上去,怎么看都别扭,你能说它不自相矛盾吗?
       第三,问题还在于,孟子时代实际是推崇“君贵民轻”的,他宣称的“民贵君轻”其实是“本末倒置”的。“民”说到底是一种污名化的低贱身份,他们能“贵”到哪里去呢?然而孟子偏偏对严酷的现实视若无睹,为了“惊世骇俗”,竟来它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其道而行之地提出“民贵君轻”!姑且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单从逻辑上讲,也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将民众、国家、君主进行排序,认为三者的重要性依次是民、国、君。看起来好像也有一定道理,如国家居次席,就歪打正着,碰巧让他讲对了,至少理想状态应如此。但“君”与 “民”的轻重定位,就有点经不起推敲。哪怕仅从儒家“仁政”、 “德政”的角度看(不涉及“民权”),将与“民”与“君”截然对立也是不妥当的。它们其实应该是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
 
       “民”(“氓”、“萌”等)原本带有侮辱性、歧视性,他们不过是奴隶、野民、草民、贱民,甚至都不配称作 “人”,故才以“民”、 “氓”、“萌”等蔑称之。现在孟子既然要肯定“民”的第一重要性,并高喊“民贵君轻”,那你首先应该将“民”还原为“人”,是和统治者一样的“人”,而不是沿用“民”这个蔑称或分成“小人”和“大人”。“民”与“君”在“人” 的层面上应该平起平坐,达到统一。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用“民”这个贱称,决不肯还“民” 以 “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的地位。
 
       我认为,孟子若提出“人贵国轻”,一定要比“民贵君轻”强。以人为本,人是第一位的,国是第二位的;先有人后有国,国为人而立;离了人,国什么都不是。而“君”与“民”,应该不分轻重。“君”是人,“民”同样是人,他们在“人”的层面上不分贵贱和轻重。
 
       可能有人会说,孟子时代他还不可能有此认识。没错,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要问,他既然无此认识,又如何能提出“民贵君轻”呢?“民贵君轻” 难道不比“民君无轻重”更激进?你连 “民贵君轻”都敢提出,“民”与“君”不分轻重贵贱,大家都一样,你倒反而不敢提了吗?
 
       何况,“民贵君轻”根本就违背事实,它是从来都不可能出现的痴人说梦。“民君无轻重”虽然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但这个思想毕竟更符合人性。孟子不是坚信“人性善”吗?一视同仁才叫善;人分成高低贵贱,那叫恶。再说,人不分高低贵贱具有前瞻性,它最终可能实现;而“民贵君轻”则永远也不会成为现实。
 
       一方面宣称“民贵君轻”,另一方面“民”连“人”的尊严都没有,至多也只是“小人”,且无时无刻不被“君”骑在头上拉屎拉尿。这在逻辑上如何能自圆其说?更何况历史和现实都不支持这种说法,它压根就是假大空的“口惠而实不至”,仅能供那些好做白日梦的空想家聊以自慰罢了。
 
       我倒是觉得,从儒家“仁政”、“德政”及“民本”的角度上讲,“民贵君贵”,尊民而自尊,才是顺理成章的。就是说,只有尊重民意,努力保护民众利益的君主,才是真正可贵的。反之,不尊重民意,视民如草芥的君主,那就等于自轻自贱,它就应该“民轻君轻”,即轻视民众的君主一定被社会所轻视。
 
       也就是说,无论“民贵君贵”还是 “民轻君轻”,它们在逻辑上都是能够成立的,而在现实中也具有可行性和号召力。道理很简单,尊重民意的君主同样也能够得到民众的尊重和拥戴: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而“民贵君轻”,既不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也不具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而且逻辑上也不能自洽。君主会说,我这么尊重民意,爱重民众,并尽力维护民众的利益,最终还要被社会所轻,那不是好心无好报吗?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描述的这种情形才是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因此,无论从“仁政”、“德政”还是情理和逻辑上讲,“民贵君轻”都难以成立;因为它至少是违背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应该有的传统价值观。
 
       
                                五
 
       看来孟子的“民贵君轻”,无论其立论上的可靠性,还是逻辑和情理上的自洽性,抑或历史、现实等的可能性,都不足凭信。只是一点,“社稷次之”,尚有些道理。不过,那也只是理想社会才能达到,从古及今的历史里都还未曾出现过。孟子这么认为,也很难说一定就是真诚和具有超前意识的。因此,若除去这点不论,倘要再寻其它方面的价值,空空如也。
 
       或许历史上也只有暴君朱元璋这个老粗,真把《孟子》的“民贵君轻”当回事。其他统治者一般都不在意孟子的“臆说”,反正是忽悠人的,何必当真呢?也就是说,除了像朱元璋这样的弱智暴君外,更多养尊处优的统治者,更愿意把“民贵君轻”这样的忽悠术,拿来为我所用,以便进一步哄骗草民百姓,让他们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替自己卖命而毫无反抗之心。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悖论:
 
       一方面这个在当时就被证明完全经不起推敲和较真的假大空说法,居然始终被后世学者和空想家们奉若神明。而另一方面,在诸如此类“民本”或“民贵”思想受到不断推崇和追捧的同时,现实政治却变本加厉地走向专制和黑暗;从事劳作替统治者卖命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草民百姓的生存状况也越来越不堪乃至猪狗不如,以致历朝历代要不断爆发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所谓“农民起义”。
 
       让我十分不明白的是,这些有身份、有理想、爱思考的知识者何以对两者间越来越大的反差视而不见,却仍要情有独钟、一如既往地鼓吹“民贵君轻”的惊世骇俗、石破天惊呢?这样一种情结一直延续至今,以致还得到具有良知良能和现代文明意识的梁任公、萧公权、张君励、冯友兰、张岱年、茅于轼等知识分子的认可和肯定,甚至还在它身上发掘出了古已有之的民主先驱或先声,岂不怪哉!
 
       照我看,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专制君权有着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和抵触,以及对老百姓猪狗一般的生存状况的强烈不满。 “民贵君轻”就像是一种安慰剂,它可以用来擦拭自己身上的伤痕和抚慰心灵的痛楚。既然人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那么为了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用“民贵君轻”来麻痹和安慰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生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撑。
 
       孟子“民贵君轻”的说法尽管虚妄不实,但它毕竟触及到了“君贵民轻”这一中国社会的痼疾。就是说,如何来安抚民心,维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是任何有担当的政治家、思想者都不能回避的重大而又迫切的现实问题。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孟子“民贵君轻”的思路,很难说不是一种可以望梅止渴和聊以自慰的替代品,哪怕它不靠谱、不可行。因为你似乎还找不到比它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良方来否定它的这种“矫枉过正”。毕竟它对被视作天经地义的“君贵民轻”的颠覆,还是能给后世的思想者质疑和抗拒专制君权的合理性,提供一定程度的想象空间和某种理据。这或许是它历来受到推崇的原因所在吧。
 
       然而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我们说,“君贵民轻”固然不合理,但“民贵君轻”就一定比前者更合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其中赖以支撑的一项根本性规矩,就是等级制。所谓等级制就是专制制度下用某种等级来区别人们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排序。质言之,等级制无非是支持少数上层人物实施专制统治的一种层次分明的社会架构。在此种社会架构下,人须分成三六九等,以致“民”都不算“人”,它不过是底层身份者的贱称或蔑称;官还要分君臣上下、诸侯大夫、公侯伯子男,及至后来的九品中正制之类。等级之森严,为世界所仅见。而“君贵民轻”正是这种社会架构的一个缩影。
 
       可是,要想打破旧的等级制,显然不能依靠新的等级制来维系社会秩序。不管是“君贵民轻”还是“民贵君轻”,它们的底色都是等级制。而这恰恰是社会不合理、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根由。孟子“民贵君轻”的妄诞和失败正是在于用新的等级制来取代旧的等级制,它仍旧重复着专制王权政治反人性、反文明的这个胎里病。
 
       问题的诡谲还在于,旧的等级秩序的“君贵民轻”,至少在专制社会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维系它的根据;而新的等级秩序的“民贵君轻”,在专制政治下完全失去了支持它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可能,甚至妨碍社会正常运转,以致不能不靠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来忽悠民众。就是说,宣传口号是“民贵君轻”,而实际运作却是“君贵民轻”。这样就导致口号与实际之间的严重分裂。这似乎也开了后世形式主义、官样文章和表面文章的先河 ,“民贵君轻”成了不折不扣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
 
       这样,问题也跟着凸显出来:一种在专制社会能行得通的“君贵民轻”,突然要让一种在专制社会根本行不通的“民贵君轻”来取代,你说,它会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吗?照我看,不要说专制统治者本身(如董卓、朱元璋),就是“民”自己(如乌进孝)都不敢有此奢望,更不要说去努力、去抗争了。因为任何乌托邦的东西,只能停留于空想和做梦,是断不能拿来付诸实施的。
 
       有人会说,或许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皇權以后,“君贵民轻”从此失去了支持其生长的土壤,此时实现“民贵君轻”的理想大概就生逢其时、水到渠成了吧?
 
       对此,我们可以暂不讨论其理论上的合宜性和现实中的可能性。这里只举当年所谓土地革命的做法为例。当时为着狠斗地主资本家,打土豪分田地, “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曾大力宣扬报仇雪恨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苦大仇深的老百姓既然曾经被地主资本家当牛做马一样使唤,那如今解放了,曾经的地主资本家就得反过来也当牛做马;而且咱贫下中农还要在他们身上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此等反攻倒算、冤冤相报式的仇恨和反人性教育,真的能让老百姓获得尊严和幸福吗?真的是历史的进步吗?真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须走的一步吗?
 
       少数统治者奴役多数民众固然不对,但多数民众反过来用复仇的方式镇压少数曾经的统治者,就对吗?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对剥削阶级实行镇压和全面专政,给全社会带来了难以平复的创痛和对人类文明造成了难以修复的毁损。它不仅反人性、反文明,而且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摧毁和嘲弄。从人类应遵守的文明底线来看,不论是老百姓做牛做马还是地主资本家做牛做马,都是对人类尊严的突破和碾压,都是历史的倒退。
 
       这个例子也可以拿来证明从“君贵民轻”到“民贵君轻”这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的荒谬性。用新的等级制取代旧的等级制,用新的专制(专政)取代旧的专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确乎“伟光正”、“高大上”、“翻身得解放”,也确乎惊世骇俗、震古烁今;但它的实质却是从一种反动走向了另一种反动 ,最终只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民贵君轻”的提出,历朝历代也确乎很迷惑了一大批人。然而,理性告诉我们,这个说法是荒诞而又虚妄的。而且,即便作为一种人类未来的理想追求,它都不具有哪怕一丁点进步性和文明性。
 
       我们说,宋代钟相等提出“等贵贱”,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的一种超越。原因就在于“等贵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需要,而且它与后世提倡的“平等”观念也不谋而合。然而,“民贵君轻”却不是,它仍是在复制等级制。这就仿佛历代农民起义推翻专制皇朝,最终也不过是专制皇朝的翻版一样。甚至某种程度上看,后者还远远不如前者。
 
       表面看来,孟子好像是在强调“民之可贵”,似乎带有某种朦胧的“民主意识”,实际并非如此。“民主”和“平等”、“自由”是不能割裂的,追求“民主”,决不是追求“民贵”和“君轻”,而是追求“民权”(人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和“自由”。在“民权” (人权)这点上,“民”与“君”其实没有轻重之分;若分轻重,就与“民主”所涵盖的“平等”、“自由”之类相违背。
 
       孟子的“民贵君轻”是否代表一种终极的远景理想?即是说,虽然历史、现实和不久的将来,都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人类的终极理想也许能够达到“民贵君轻”,比如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也就是说,孟子有一种超前意识,他在二千几百年前已经意识和预测到人类在很遥远的未来,能够最终实现“民贵君轻”这一宏愿?
 
       看来也很悬。因为我们所知的人类理想状态就是“平等”和“自由”。“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美国独立宣言》)
 
       前面提到的张君励先生,他虽然认为“孟子民贵君轻之义,谓为世界民主论之先驱可也”;但他同时又在《我们为什么要有宪法》中指出:“人与人之平等,不论是皇帝是贵族是平民,他们既是人,就应该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就是人格之尊重。”
 
       哪怕到了如今二十一世纪的昌明时代,我们同样不能认同“民贵君轻”这一说法,而只能认同所有人(不管朝廷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在法律上、权利上、人格尊严上,一律平等,不存在高低贵贱的区别。民不比君轻,君也不比民轻;地主不比农民尊贵,农民也不比地主尊贵。
 
       有必要指出,“民”也不是绝对不可以“贵” ,但它的“贵”,仅是相对“国”而言,即前面所讲的“人贵国轻”(“社稷次之”)。“民”与“君”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它们只是统一体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民”再“贵”,“君”也不会“轻”;反之亦然。他们在公民的地位和尊严上都是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自主的。“君”来自于“民”,在位是“君”,离位是“民”。相对“民”而言,“君”是暂时的,而“民”是永远的。就是说,“民”是终其一生的身份,“君”不过是临时性的职业身份。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远景目标。
 
        因此,不论“君贵民轻”还是“民贵君轻”,只要存在“高低贵贱”和“地位轻重”,都是不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它们不合理、反平等、反自由、反人性、反文明。
 
       我们应该让“民”恢复“人”的尊严,不再停留在虚伪的“民本”或“民贵”,而应该回归“人本”和“人权”。“人本”和“民本”一字之差,相去甚远。“民本”只是统治者的手段,而“人本”则是“以人为本”,人是建立国家的目的,即“国为人而立”,也即“人贵国轻”,“离了人,国什么都不是”。同理,“民权”也不及“人权”来得全面和确当,因为“民”有奴隶、草民、野民、贱民之侮辱义,故必须让“民”回归“人”。在“人”的层面,所有社会个体,都不分高低贵贱。无论是“君”还是“民”,只要是“人”,他们在人格、尊严、权利和法律地位上,都一律平等。而若违背了平等底线,仍旧打算捍卫等级制、特权制、特供制、贵族制,哪怕此时已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最后获益的也必定只能是“君”和“权贵”,“民”终将被继续奴役。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假如认识不到这点,还要不断高调宣称“民贵君轻”这种新等级制的至高无上;那么我们“民”,就决不会做到“眼睛雪亮的”,而只能仍旧成为让统治者刺瞎了眼以实施强制劳动、毫无人的尊严和权利可言的奴隶或贱民。
 
                                 2019. 09. 02.初稿
                                 2019. 10. 15.修改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蔡楚注:此文第二部分,曾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季刊》。
 
 
 
在我国,最优秀的著作是不为当时人所知的。            (索尔仁尼琴)

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我们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没有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                           (高尔泰)
 
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惟此是安流。                 (陈寅恪)
缘起
这篇或一组文章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一拖就是几年。
 
起初是2014年春节刚过,浏览“陈墨之博”的过程中,看见《落叶集》及其他早期诗。看到最早是2013年4月12日,披载了《一九六四年》、《底 》两首,标题下面写:
墨按:《落葉集》是我一九六四年為紀念葉子老師而作的一本詩集,收詩三十六首,署名秋小葉。一九六八年,統一自畫了封面,將詩重新統一鈔在四眼活頁簿上。
再下面是封面。封面下面目录,依次为:
《一九六四年》、《底》、 《葉子》、《老師》、《逝世》、《他》、《孑然一身》、《無父母》、《無兄弟》、《無妻兒》、《只有我》、《這個》、《學生》、《數月》、《未及》、《謀面》、《見他》、《住房》、《已》、《易主》、《一問》、《方知》、《月前》、《已走》、《政府》、《將其》、《火化》、《無》、《骨灰》、《無墓》、《與》、《世》、《訣絶》、《得》、《真》、《乾凈》。
留意到在我来之前,零零碎碎的留言及答复。现将留言和答复,一并录在下面:
 
尴尬走一回  2013-04-23 21:44
这组《落叶集》在下还是初次拜读,开始有些疑惑,这么好的诗,咋就没读过呢?一看前言,竟然作于1964年,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了!
阿黑土    2013-04-24 10:17
谢谢尴尬兄夸奖!

尴尬走一回     2013-04-25 10:15
几十年间,优美的汉语言文字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林林总总的读物中,要么充满喧嚣、暴力、血腥;要么肮脏、下流、丑陋;要么宏大、空洞、八股。仍然坚守着“向美而生”的博主,注定是孤独的行者。即便有人同行,那也是寥若晨星的罢。
阿黑土    2013-04-25 10:51 
谢谢尴尬兄理解。

尴尬走一回  2013-05-04 21:07
願懷念如霜
貼在你的墳頭
與鷄聲為伴

唉,咋说呢
阿黑土    2013-05-05 07:20
葉子老師無墳,他的墳在我心裏。少年時在鄉間見過農民用棺材板搭在溪上當橋。於是“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意境定格,我便以為每塊板橋,都是先生的墳。
法國象徵主義詩中有所謂“個人象徵”者,“懷念如霜”之意正是仿學。
尴尬走一回  2013-05-05 09:23
所谓“个人象征”,原是作者本意。可我却以为,当语言表述直达人心时,就远远超越“个人”范畴了。这或许就是诗歌的魅力。
鄙人父亲也没有坟,读到这几行,禁不住潸然泪下。

九九怪名堂   2013-05-06 12:30
《落叶集》是1963年,也即是距今50年前所写!?无论境界、技巧、情思,真堪一流!
阿黑土      2013-05-07 02:10 
1964年底所作,明年整五十年。這也算現代中國詩歌史上的怪事一樁。

九九怪名堂        2013-05-06 22:03
墨兄的《落叶集》几十年从未示人,包括老友。我也只见过那一本本诗集的封面,这两天,我反复读,似乎读出奥妙——绝!反读、顺读味道出,不信可试。阿黑土           2013-05-07 01:09
九九兄:的確,這本《落葉集》從不示人。快五十年了,却拿出來公開。原因是:再不公開,可能將永埋地下了。雖然許多老友知我第一個筆名叫“秋小葉”,也知我的恩師叫“葉子”,但不知葉子老師教導我些甚麽,他的人品學問如何,皆不得而知。説實在的,他和我交往不過一年多,但對我的影響却是極其深遠的。朋友們從這集子中多少可以看出來。
抄录这些留言与对话,因为其中包含着重要的信息。诸如“这么好的诗,咋就没读过”,“几十年从未示人,包括老友”,以及“1964年底所作,明年整五十年。這也算現代中國詩歌史上的怪事一樁”,还有“懷念如霜”之为“個人象徵”……。我以为这些“夸奖”、“理解”与评论,构成接受美学上的“第一个读者”。用该派大家姚斯的话说:“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或译为‘阐明’)。”
 
至于我的读后感,当然更强烈——像梁启超“初读定庵文集,如受电然”。
 
毕竟是干这个的。深知“文学史家必须是个批评家,纵使他只想研究历史。”(参N.福斯特:《美国学者》)赞同“尴尬走一回”的判断:坚守“向美而生”的博主,注定是孤独的行者,“即便有人同行,那也是寥若晨星的罢”……只是更关心它“见天”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它会“在人们无心的漠视里被更深地埋葬”(高尔泰语)吗?于是2014年2月26日晚,主动打电话给陈墨,想要知道更多。随后打扰了他很多次。还数番访问他的诗友邓垦、徐坯、九九等,并与民间思想家、文革研究者周伦佐,以及中国现代诗编年史丛书《前朦胧诗全集》主编、诗人潇潇几次三番讲述我的“发现”,大家一齐来推敲此一“考古发现”的意义。
 
就有了2014年7月中旬,我为陈墨《我早期的六个诗集》所写短“序”,重点说了“《落叶集》的文学史意义”。只是时间仓促,许多话说不清。而且围绕《落叶集》等的考证、笺注、阐释,要做很多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纯历史问题——
 
它真是“1964年底所作”吗?
 
历史理论问题——作为未经“传播”的“未刊稿本”,对我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有什么意义?怎么发挥意义?作为一种“孔壁遗文”,它只具有文献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美学价值?
 
文化政治或政治历史问题——怎么会“從不示人”?怎么理解“這也算現代中國詩歌史上的怪事一樁”?以及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下,该怎样恰如其分地阐释,才能把它“擦亮”而不是令其继续“蒙尘”?……
 
工作得一步一步展开。本文想解答的,主要是“历史事实”问题。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陈墨夫妻 
 
一、“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先说一下,《落叶集》的见天,为什么让我“如受电然”?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期盼有所发现。就像一位新生代批评家所表达的:
我在开始重新阅读“文革”时期的所谓“地下文献”的时候,总有一种期待,期待着能有某种令人震惊的发现,就像我们现在重新发现斯大林时代的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以及更晚一些时候的索尔仁尼琴和“萨米兹达特”一样。许多“文革”史家似乎也有意地去努力发现(或发掘)那个时期的“异端”文献。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觉得我的期待基本上落空了。政治上的和哲学上的“异端”少得可怜,这且不说。文学上的“异端”除了一些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之外,基本上也不再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张闳:《戴面具的萨德》,《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0页)
他的结论我不敢苟同。“期待基本上落空”云云,还不是他的个人经验有限?作为曾经“查勘地下文学现场”的人,我就不那么看。像我那篇文章明明白白说——这次“田野调查”消除了我的许多问题,从此对“地下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再不怀疑。但是我那文章的结尾,也明明白白表示:静水流深啊水流深,我怕“潜在写作”并未真正结束,而且沉潜得更深。我担心时间久了,深水鱼会成化石。我担心时间久了,地下河会成内陆河:
就像成都诗人陈墨1964年写过的《蚯蚓》一诗:“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可“出来”见阳光谈何容易。再举个例子。人们说,“林昭在狱中写过不少的诗。那是用倒流的泪顺流的血写成的,至今还大约封闭在提篮桥监狱的档案里。”(林斤澜)可其实披露出来又如何?就拿林昭的血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来说,应该说大白于天下了,可我没见到,有哪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把它写进去了。只能感叹陈伟斯先生《林昭之死》文中发的感叹:“……林昭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交织血泪。尽管她有礼貌地呈现给这时代,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
(李亚东《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
——“但谁敢接受这些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的确是个问题。
可是与此同时,就看到有人抱怨。看到颇有建树的苏俄文学翻译家蓝英年谈论: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 后来都出版了,引起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就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大跃进’年代写出真实反映‘大跃进’的作品, 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蓝英年、李辉《关于苏联文学与中国的对话》)看到本行业卓有贡献的学者洪子诚发问:
……为什么在相似的社会环境里头,俄国会出现一还让读者喜爱,或者说价值很高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那么多的对人的境和精神处境探索的东西?而中国为什么不能?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 年版,126 页)
当然不能同意他们的“看见”。可能要话分两头:一方面,必须承认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情况有那么一点儿特殊。正像在民国年间鲁迅痛切陈词:“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他说的是实情。若用清人诗句,则“恸哭范滂犹有母, 飘零张俭已无家”(钮琇)、“可怜埋骨竟茫茫,四海五洲无寸土”(邢昉)……可是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无“硬汉”。如陶渊明《咏贫士》:“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文天祥《正气歌》:“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想说我们当代,也有“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的“坚卓者”:
——如前所述,林昭的狱中诗文是真的。“在诗坛上歌舞升平的颂歌和鼓吹斗争的战歌铺天盖地之际,在几乎所有诗人都加入到时代的大合唱队伍之际,在诗坛的边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地下),却仍然有另一种声音。……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中国诗歌史应该永远铭记的名字——林昭。她的自由之梦,她的反抗与挑战,她的独立人格和不屈的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的绝响。”(李新宇《被遮蔽的另一种声音——林昭的诗歌创作》)
——就在我们成都,就在五、六十年代,原川大中文系教授曾缄《双雷引》并序是真的。
据1965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大学社教工作团、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所编《曾缄反动诗选印》(当时列为“机密”)指控:土改时裴铁侠“抗拒土改,焚毁家藏唐代古琴大、小雷,夫妇服毒自杀。曾缄曾写长诗加以歌颂,并在部分具有反动思想的人当中流传,后曾缄畏罪撕毁。到了1962年,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下,曾缄又将仅记得的四句原诗,加以铺衍并写了序言而成此诗。”——“这首诗一度被批为毒草,作者生前亦讳莫如深,如《秦妇吟》秀才。时过境迁,读者应该站在诗的立场上,予以更通达的解读……至如‘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二语,则简直是作者的诗谶(曾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害至死)。”(周啸天:《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论曾缄歌行》)
——我的老师高尔泰先生,五十年代劳教时所写纸片是真的。他曾在八十年代中期,《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前言中透露:“……忍不住要偷偷地拿起笔来,在环绕在四周的厚墙上挖几个透气的小孔,以减轻一点窒息的痛苦。不被逼到这个地步,怎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美国后,更在回忆六四入狱经历的《铁窗百日》中提及——那“是我五十年代被劳动教养时偷偷地写下的记录。字极细小。……几十年来,我为隐藏这些记录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比写作它们还大。……没有这些纸片,我写不出《寻找家园》。”
关于这些“罪证”文字,他还在《寂寂三清宫》一文中“坦白交代”:
……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各种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时总要把房门从里面拴住。有时风吹门嘎嘎一响,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
——“这是真的吗?”或许有人要问。你可以不相信,那是你的判断。就像你可以不接受那“开在血泊里的玫瑰花”,那是你的文质彬彬。可是说到探究历史,就另一回事了。要真正探究和言说历史——无论美学史还是社会史、思想史、写作史,都必须出于公心。假如你不愿罔顾明显的史实,则哪怕再不情愿,恐怕也得玩味一下如此这般的判断:“他的美学一开始就是其命运的一叶孤帆,历史的风暴把它扫向了荒野,他几乎是以年轻的心和孤单之力平衡着整个文化语境中不对称的‘对话’。……”(胡继华《不该如此远去的背影——追思高尔泰及其美学时代》)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得以“现场勘察”为前提。
现在,“不对称的对话”又一次发生了。这一次,发生在一位才十九岁的诗人,与飞起来吃人的时代之间。这就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落叶集》,及其《我早期的六个诗集》。
     二十年前的1997年,诗人陈墨有过一篇《醉话》,说“人生须干一桩痛快事。 ……人有时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地非功利地为一时的‘豪情壮举’或‘快人心之事’,甚至仅仅追求‘不亦快哉’的美学境界而甘冒终身困厄、坐牢杀头的危险”:
   当满街都是“镇关西”和飞起来吃人的“老虎”时……人倘若活得太清醒白醒,对利和害太过权衡,虽然“适者生存”会活得好点,不过“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许更累。人们常说“棱角磨平始圆滑”,棱角便是人格,便是感性。所以圆滑的人是理性特强的人,因而圆滑的人为求身存是绝对不追求“清名”的——尤其是在浊世和乱世。因为追求“清名”无异于给人生自设障碍、自设陷讲。  
   暴政制造出大批圆滑的人,但它同时产生出嵇康和阮籍一类“清流”。当活得太累太累之时,我们暂时需要陶醉在我们狭小的背时倒灶的审美快感之中。哪怕那是顾影自怜,哪怕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株苍白的水仙。 
           (《醉话 ——读鲁迅〈醉话〉及老舍〈新年醉话〉,仿巴特〈有节制的醉〉兼答诗友及酒友》)
     《落叶集》和《我早期的六个诗集》,是这样一位不醉的醉鬼,在浊世和乱世追求“清名”、追求背时倒灶的“不亦快哉”的产物。至今已然半个世纪。它们没被发表,它们逃避发表,它们不适合发表。甚至我要说,即使它们在互联网上“见天”,即使我这篇考证和解读的文章出来,大概还是会被我们这个“一潭繁华的死水”排斥。因为它本身,是与我们这个活得太清醒白醒、对利和害太过权衡、“适者生存”的时代不兼容的。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时代,“体制城堡”下没用的“断瓦残砖”,像他2001年5月夫子自道:
据说,在斯大林时代,有经验的作家经常劝同行说:“能够的话,最好不要思考;万一思考,最好不要写出来;即便写了,最好不要发表!”
在“体制城堡”下,自然有许多没用的“断瓦残砖”。……体制决定了D文化。D文化注定了智识分子必须接受D的“思想改造”;一般民众与成长中的孩子,也注定必须接受D的“思想教育”。教育手段:除了政治运动不断外,就是垄断传媒,垄断出版,垄断教育。让舆论绝对统一。该手段虽变幻无穷,可两字概括:“洗脑”!
……——要证明他们对我的“洗脑”失败,我就必须做一回真人。 
(《被奴役并被异化着》)
现在,这些“断瓦残砖”在热闹非凡的互联网上探头探脑地露面了。它会得到人们青睐吗?大概难。作为教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我要难以免俗地想:它会被我的同事们,被“中国当代文学史”接纳吗?大概还是难。尽管如此,我想,作为春鸟秋虫自做声的结晶,它们不是为“史”而写的。就像前引《寂寂三清宫》的结尾:“这批文章,文革中全部失去。大都落到革命群众手里,成了我的罪证。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1993年鸡年隆冬,陈墨为《野草诗选》作序云:
外面的世界象一潭繁华的死水,若再添几片落红,已全然无意义。剩下的,唯有阿Q式的一点自我安慰而已。然而,我们的友谊,我们的人生,岂不正是靠这点自我安慰支撑着的么?
无论“历史”是什么,人们都在生活。无论“文学史”是什么,《落叶集》和陈墨都存在着……这就是《落叶集》的故事。这就是陈墨的意义。于无声处响惊雷。就像二十世纪苏俄相似的社会环境下,“文学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袒露:“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的确生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时代,诗歌读者越来越多,而诗作却在整个国家以抄本的形式传播。”也像“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在其回忆录《牛犊顶橡树》中吐槽: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这不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他还在《古拉格群岛》第五部中,以“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为题跟我们讲述:“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但是“反抗没有外露,没有给普遍堕落的时代涂上光彩,但是它的不可见的温暖的血管一直在跳动、跳动、跳动。”——这就是《我早期的六个诗集》的故事。这就是陈墨们的意义。只是我们的情况,似乎比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索尔仁尼琴们特殊。毕竟他们的社会,还有“萨米亚特”,那些“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而对于陈墨来说,只有“从未示人,包括老友”的稿本。我以为它比“萨米亚特”更能彰显出,“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景凯旋:《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书屋》2006年第10期)
 记住陈墨们“生不见叶,死不见根”的完全“非传播”状态。记住古今中外,“须知孔壁遗文在,岂逐秦燔烈焰销”(李复《残编》)的传奇。记住王国维对“地下之学问”的看重:“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 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记住鲁迅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不以为然:“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记住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的观察:“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的缘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38页)也记住我的朋友,《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主编老廖,2008年12月5日在一则群发邮件中所写:
……我希望引起写诗、写诗评的友人的注意,暂时装聋作哑可以,但我相信某一天,文学史会记录这一不同的声音。同时,记录下我们的盲从,我们的势利,我们的不知羞耻。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陈墨(左) 蔡楚(中)流沙河老师(右)
 
二、“地下文学的深水鱼”
 
其实写这篇文章,也曾有所迟疑。
毕竟是黑暗里的故事,也是揭发、暴露黑暗的故事。
《落叶集》是我所知道的五十年前中国,极其罕见的恸哭长夜之作。
为着一个人“暗暗的死”。鲁迅早就写: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写于深夜里》)问题是他写于黑暗之中。而《落叶集》的故事,发生在“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的时代,发生在“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绀弩)的“圣朝”。所以根本上就是反动的。所以必须“從不示人”。
薄薄一本诗集,收诗三十六首——究竟机缘巧合,还是苦心孤诣?你可以说是凑巧。但我们知道,诗人在根本上讲,是“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语)。根据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提示:“要知道,人们有着各自的神圣数字,比如三或是七,这并非偶然……数字也是文化,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一笔宝贵财富。”(《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311页)考虑到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中,三十六意味着什么……是的,我的确想到了《易经》第三十六卦:是的,“明夷”……
一个“明夷待访”的故事。难怪要深埋、要隐匿。在那“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高尔泰《寻找家园·自序》)的年代,写这些是什么行为?“在一个思想犯罪的国家里,一个作家,如果天良未泯,如果试图表达更大范围的真实,那么,写作本身就是制造罪证。”(廖亦武:《中国冤案录·被抄家者廖亦武》)难怪它要像“蚯蚓”:“谁能看得见你哟……谁能听得见你哟”。难怪它像阿赫玛托娃《安魂曲》,那“为受害者生命的哭泣,至今在我们祖国没人听到”(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被作协开除记——文学伦理随想》)。
问题是现在,二十一世纪了。诗歌打包上网了,诗人还张扬“黑色寫作”……我又迟疑什么呢?不知该怎么说。就抄录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作者序”的话:
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
诗歌是一回事,解读是另一回事。记得聂绀弩在1982年10月,给一位朋友信中说:“……尤其是诗,有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读?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话说得透彻。“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注它?何必考证?就举个例子,陈墨《残萤集》中一则小诗:
我的雨變着雲兒飛去
千里之外
在父親的戰塲
落下
“孤立绝缘”地看,本诗能有啥?可“时代背景”地说,要看什么时候写的?“知人论世”地讲,要看“父亲的战场”何谓?我当然知道,此诗半个世纪前写。我当然知道,诗人的“父亲”咋回事?——现在指出这些,已经没问题了。
1992年8月,陈墨有《关于“因名”》一文,回顾作为“黑狗仔”的命运:
   
……猶太人“因名而喪”,要怪希特勒既獨裁又變态。而我們呢?我們有什麽罪?身份被定為“地、富、反、壞、右”的父輩們有什麽罪?拿我父親來說,兩次身負重傷,兩次返赴抗日前綫。待國共戰爭爆發,已然退伍。雙手只沾滿日本鬼子之血,而無半點同胞之血,就該戴“歷史反革命”之帽?就該槍斃?五零年、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了幾百萬手無寸鐵的所謂“反民”,全系“因名而喪”。若父輩他們姓“國”該殺,我們既不姓“國”更不信“國”,他死時我才四歲,現在連他的様子都記不起了,我該有什麽様的“原罪”?我該先天喪失生存之資格?被打入另册,蜕變為額有黥印的“黑”奴? 
……離“二戰”勝利快五十年了,有人呼吁建“猶太人死難紀念碑”。我想,再過五十年,“黑五類死難紀念碑”也許有人呼吁罷?             
哪怕时过境迁,都能感到愤懑。就更能理解,《殘螢集》中另一则:
快天亮了
草兒都帶露水了
我的歌還不敢唱出口
只小聲哼哼
问题是今天,“我的歌還不敢唱出口/只小聲哼哼”吗?当然不是。只是有时候觉得,“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过去”(苏恒)。像诗人陈墨清醒的:“譬如眼下的‘二十二条茶规’,好象根本不存在,教你没法啃没法咬,唱赞歌吐口水比大指拇、中指拇统统无济于事;然而它确确实实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局限着人,压迫着人、摧毁着人,并且一丝一毫不为个人的意志或情感所改变。——你就拿它没辄了。”(《庄话与谐话——〈九九谐诗〉读后》)有时觉得我们历史,时常“鬼打墙”。就思忖自己,“休去倚危栏”。
那情景,像陈墨1964年12月所写《鋒利》一诗: 
割傷我的
不是歲月
是文化滯差所形成的
飛瀑

魚群與光斑
它們在相互追逐
但只有我偏偏覺得
斜陽刺眼
——至今仍是,“斜阳刺眼”……需要做点注释吗?
不安全状态下写作,难免种种加密。正如诺曼·马内阿揭示:“欺骗是日常生活中交际的社会惯例,甚至在创作的世界里也一样。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者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能躲开审查者。”(《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第76页)俄国符号学家尤·米·洛特曼指出:“所有具有符码作用的、引起意识轴上丰富联想的语码都结合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此处“斜阳”,就跟中国诗歌传统有关:
……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那落日的斜晖,常常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到了它的危亡衰乱时期的意思。因为中国古代常常把太阳—日当作君主朝廷的象征。这是有一个语码的作用的。所以,“凝眼对残晖”,……无论是“斜晖”,是“残晖”,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这个古典文学的传统中,是有语码的作用的。它暗示一个君主、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衰亡。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第三讲)
同书第十二讲“辛弃疾(下)”写:
他说:“休去倚危栏”,不要靠着那高楼危险的栏杆向外看,因为你一看所见的,是“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沉落的夕阳在烟霭蒙蒙的柳条之中向下沉落,这真是让人断肠。关于斜阳,我们在前一首《水龙吟》“系斜阳缆”时讲过,“太阳”一般代表君主与朝廷,“斜阳”正代表那些走向危险和衰败的朝廷和国家。所以他说:“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我的愁并不是要与玉环、飞燕一类的人争宠,我所优伤的是我们的国家会在你们这样作威作福之中落到什么样的下场。这才是我辛弃疾关心的事情。
所以我想到,“休去倚危栏”。
不一定会给《落叶集》作者带来麻烦,使他陷入如下真实的或想像的危险:
我害怕了,是的,真的害怕了。小说中,我用来隐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同出一辙的语句被“解密”了——噢,我害怕了。我有一种感觉,门会随时被撞开,这份报告足以让我成为阶下囚。我想象着我的档案出现在“真理档案室”里!   
(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第76页)
而是想到解读其诗,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最起码目前,恣意写文章会找不到发表的地方。
可我还是想,“破案或揭发什么的”。原因么,一是想到现在,毕竟跟五十年前不同,不是一天到晚大喇叭播放“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时候了。再说前面说了,不忍心看到好东西埋没。何况我也有文人的虚荣心,很想“不亦快哉”地显摆自己——怎么说呢?俄罗斯有句老话:“如果不是长长的喙,任何人在森林里也认不出啄木鸟。”我很想证明自己,是有着长长的喙的啄木鸟。或文学研究领域的福尔摩斯。何况还有接受美学护身,就是把责任揽过来说,“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我的解读跟他无关。
种种犹豫。但主要还是不能坐视,“不容青史尽成灰”:
比如说革命年代的象征主义问题。相对来讲,此问题这些年得到较多关注。比如“前朦胧诗”与波德莱尔的关系,包括为纪念《恶之花》初版百年,1957年7月《译文》杂志推出的波德莱尔专刊,得到越来越多解剖。“在波德莱尔影响下,‘前朦胧诗’的作者们个个是善于使用意象的象征主义诗人。”(杨玉平《波德莱尔与“前朦胧诗”写作》,《世界文学》2015年第6期)现在《落叶集》和《我早期的六个诗集》的见天,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
当“叶子老师逝世五十周年之际”,陈墨写就《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一文,为历史提供了更多细节:
一九六三年認識葉子老師後,我在舊書店買了一本日本本間久雄著,沈端先(夏衍)一九二八年翻譯的《歐洲近現代文藝思潮概論》(1937年版)。看不懂,就去請教葉子老師。於是引起葉子老師以上對我的教導。這本書裏,本間久雄將法國波德萊爾定位為“頽廢派”,將馬拉美、魏爾倫、藍波等詩人定為“象徵主義派”。 波德萊爾算象徵主義派的“鼻祖”。當時我既失學又失業,幹苦力謀生,前途一片渺茫,内心黑暗重重,既悲觀又憤懣,對“頽廢派”三字情有獨鍾。 
在葉子老師的指引下,終於在省圖書舘借到了一九五七年的《譯文》七月號雜誌,裏面有陳敬容譯波德萊爾《惡之花》的九首詩。算我生平第一次接觸波德萊爾的詩。
葉子老師還有另一個觀點:波德萊爾象徵主義的“諧契”理論,跟《詩經》時代的“興”相仿佛。遠古至今的民歌及古典詩詞中,皆有“興”的影子。而李商隱、李賀的詩,姜白石的詞,那種“隔霧看花”之美,與法國象徵主義詩歌有許多相似之處。於是在葉子老師的推荐下,認真地逐字逐句地讀了二李一姜的大部份作品(在舊書店買了夏承燾的《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中華書局1958年版)。於是在這種資源奇缺的情况下,完全出於一種一知半解、邯鄲學步式的盲目模仿,我創作了《落葉集》等象徵主義詩歌。
所以,我在2014年7月2日,给《前朦胧诗全集》主编、诗人潇潇的邮件中写:“我建议《前朦胧诗全集》,将《叶子老师教我象征主义诗歌》八首也收入。它不仅是诗也是诗论,是象征主义诗学在火红的六十年代‘地下运行’的铁证。本身具有史料意义。我想以后书写现代主义诗史,它是绕不过去的。”这不是全部发现。让人亮瞎眼的是,在那滚滚红尘变血海的时代,还有唯美主义的玛瑙埋在地深处。就从《落叶集》中随便抄一点吧:
當青石板長滿青苔/掩蓋了車轍/支亞支亞的聲音/響徹夢中/聽不懂落葉說/“向美而生!”                                         (《學生》)  
……含恨終身/將是我們的/必然命運/既已如此/何不——/向美而生!(《已》)
……如果實在活得/無趣/何不——/向美而生!   (《易主》)
还有《葉子老師教我象徵主義詩歌》组诗之六《混亂結構之超然(湘子)》:
我知你只是個吹笛的醉漢,
大爺韓愈的詩才是你的夢魘。
雪擁藍關,馬啊,何以不前?
你終於躲進了唯美的三清道觀。
 
——还有《向美坦白》:“你的光輝/照着這墳墓般陰沉的世界/你的聖潔/將引導我有補丁的靈魂/以後,仍要追逐你的光影/那怕一生就這樣飄零……”。实在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此前我们对“革命年代的唯美主义”所知不多,大体上不外乎是:
新中国成立之后至80年代之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文学一直处于现实主义文学一元独尊的封闭空间之中,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要结合的对象,命运稍好。其他文学包括唯美主义文学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           
  (张颖颖《源与流——唯美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01期)
以及另一本专门研究唯美主义在中国的专著宣称:
自194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转折,唯美主义写作日渐式微。尤其是建国后,文坛现实主义文学一元独尊,唯美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人们甚至到了谈美色变的地步。新时期以后,虽然文学逐渐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但随着时事变迁,唯美主义再没有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发展成为一股风起云涌的文艺思潮。
(赵鹏:《海上唯美风:上海唯美主义思潮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3月,第202页)
现在来看,如上认知,跟陈墨的不被发现有关。其六十年代《残萤集》小诗云:
苦力的我/何苦從興亡中/讀出凄美呢?/葉子說/何必不讀出呢?
上帝不会让落叶返枝  正如美才能让  在污浊的急流中的灵魂  上岸
古体诗词《好事近•師教》,更是提出“瘡痍覓唯美”的口号:
葉師與我早相約,瘡痍覓唯美。薛濤製箋提取,蕩蕩錦江水。
除了以上两样外,还有一样要指出,就是“頽廢派”。
不能不说,“革命年代的頽廢派”,是我们所知更少的领域。虽然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汇释》一书透析:“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这些概念、现象在历史上同出一源,是同一思潮在不同民族、不同阶段的变体;它们相互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倾向于分割开来、“就事论事”,遂使许多发现互不相通,造成认识上种种盲区。恰如一位学者检点:
中国诗人、批评家对颓废派与象征主义的关系,以及象征主义的颓废倾向是有所了解的,但在对“颓废”意义的阐释上,出现有意味的偏差和误读。……因为在中国文化和语境里,“颓废”绝对不是个褒义词, 它常跟“堕落”、“异端” 连在一起。对这个词的翻译可以看出接受者的微妙心态和文化价值取向。
(陈希:《颓废:一个中国现代诗学概念演变史》, 《学术研究》2014年02期)
正因如此,我想多花点笔墨。
如上所述,陈墨在半个世纪之后回顾“當時我既失學又失業,幹苦力謀生,前途一片渺茫,内心黑暗重重,既悲觀又憤懣,對‘頽廢派’三字情有獨鍾”……其实他早就不讳言这点。早在1964年10月,就在所编自己与邓垦的爱情诗合集《二十四橋明月夜》的“序”中写:
……料想就此明月之夜做萝的怕也不至於只有我罷!低級趣味之愛好者雖不甚多,然而……唉,夢君與我豈非明智地陶醉於“杜鹃”、“白雪”之殷紅而晶瑩的嫣然裏麽?可憐亦可悲哉!
在二十多年后的1988年,阅读蔡楚《我的忧伤》时又旧话重提:
《我的忧伤》几乎就是我们这一代——所谓垮掉的一代人的忧伤。当然,也包括了我;当然,并不包括了我所有的忧伤。因为,正如诗中所表现的,是社会压抑了我们,这种由压抑感派生出的普遍的病态的情绪,无疑是我们的通病,是所有忧伤中主要的。但我个人还有性压抑的忧伤(表现在诗中就是所谓爱的寂寞、爱的忧伤)。我从来就不讳言本人是“低级趣味之爱好者”(见64年春《二十四桥明月夜.序》)。不管怎么说,《我的忧伤》总表现了我们主要的忧伤。    (陈墨:《读蔡楚〈我的忧伤〉的断想》)
由《二十四橋明月夜》“序”中“近於不純的夢”,到直接点出“性压抑”……的确是一脉相承,但也与“革命化”的语境大不韪。那时的语境,如一位六十年代大学生回忆:
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早就处在性躁动中,可是对“男女关系”讳莫如深,由于知识的缺乏,我形成一种观念,认为恋爱是损害妇女的行为,结婚令妇女痛苦,女人厌恶两性关系。因此我相信毛泽东禁止人们谈恋爱,是正义的。毛泽东要求他的臣民做清教徒,我们都顺从了。那时我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虽然还不是神,却也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读了他的教导,我们自惭形秽,越发感佩他的伟大。                         (黑老猫:《六十年代大学回忆录》)
几十年的故事,就像王小波《红拂夜奔》讽刺:“……在我们这里,智慧被超越变成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得到提升。”——好像即使今天,“三俗”都是一个贬辞?直言不讳自己是“低级趣味之爱好者”,都会被视为“段子手”?当然变化很大,你甚至可以说,从革命禁欲的极端转向人欲横流的极端……尽管如此,也少有人像《黄金时代》的作者那样坦然、勇敢: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云: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另一位小说家陈希我,接着他说——“启蒙未必深刻,只要能解放;启蒙未必要高雅,只要可接受;启蒙肯定不精致,但粗砺而有力。莎士比亚许多戏剧也很低俗……某种意义上说,走私和盗版的黄色作品启蒙了中国。”(《看“黄”的年代》)。
与他们相仿佛,陈墨收入《灯花集》,标明写于1964年11月的《饑餓》云:
 
藝術與性慾
幾乎同時漲滿全身
饑腸轆轤
封條
既不讓我們說
也不讓我們吃
再餓得要死
也决不將此身屬人! 
 
从“史”的角度讲,对“食、色”的张扬上,陈墨比他们早几十年。更不用说,“再餓得要死/也决不將此身屬人”的“金鸡独立”了。《落叶集》中《月前》一诗更有:
月前/任青年野合/壓抑的本該/只有不識時務的/懷舊情結/我們富有的只剩泛濫青春
作为注诗的人,看见这些会惊呆。是的,那是《周礼》所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花儿与少年”。是《詩經·鄭風》中的《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可它是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的诗句吗?实在不可思议。不可能不刷新认知。
话都说到这儿,就“进一步揭发”吧:直言不讳“低级趣味之爱好者”,跟前引《鋒利》“偏偏覺得/斜陽刺眼”一样,是一种“蓄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必须“回到历史现场”,说明不是我“过度解读”:即是“低级趣味”一词,不管前人是否用过,在大陆中国的“知名度”,都跟毛主席有关。早在1939年12月,毛写《纪念白求恩》,号召人们“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然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纪念白求恩》与《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一起,位列“老三篇”。跟年轻诗人陈墨为《二十四橋明月夜》写“序”有关的是,正是那一年,也就是1964年1月、5月、7月,《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隆重出版,《毛主席语录》也即后来的“红宝书”中,就收入了如上铿锵有力、大义凛然的话……
考虑到“语境”,则陈墨之言行,不能不说“性质极其恶劣”。
不可忽视其性质。不可忽视其持久。如果说1964年的他,其“低级趣味”因“我們富有的只剩泛濫青春”而起,表现在“長髮妹啊/如果西風/把你的長髮吹散/我願變着一根紅綢/緊緊地/系住它”,“紅唇呀/染一染我/蒼白的臉罷”……上,则二十多年后旧话重提,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能够引用福柯《性史》中的话吗:
如果性受到压抑,即性遭到禁止、被剥夺了存在权与发言权,那么,谈论性受到压抑这种行为本身就近乎肆意违法。于是,谁谈论性,谁就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束缚,动摇了法律,就或多或少超前享有了未来的自由
现在要说到,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中国的地下文学,是否具有“对抗性”?
是的,“对抗性”。不想用别的词。我知道有的文学史家,对“拨乱反正”的历史叙述厌烦:“……我们就是把新诗过程,描述成‘东风’与‘西风’争斗的历史。到了 80 年代以后,新诗史又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被‘颠倒’了过来,有点变成‘西风’压倒了‘东风’了;……”(洪子诚:《回答六个问题》,《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年,100 页)更有学者明确反对这种“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
原先被称为“支流”与“逆流”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偏于闲适、幽默风格的作品,等等,又被置于主导(类似于“主流”)的地位;而“革命文学”则似乎被 90 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所遗忘,连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受到了怀疑,“革命”(与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专制”的同义语……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根本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仍旧是一方压抑另一方的等级叙述。”
(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300 页)
我的看法是,“等级叙述”是一回事,“实事求是”是另一回事。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暂时放下“价值判断”,探讨在事实上,“中国的地下文学是否具有‘对抗性’”的问题。而不是“史观”先行地抹杀某些明显的“史实”。
或者由于史料的限制,或者出于言说策略的考虑(借用鲁迅话:“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注意到有学者不喜欢“地下文学”一概念,尤其注意到他们所摆出的理由——“这倒不仅是‘地下’这个词含有强烈地反抗现实的意义,我不想把这个概念引进文学史,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潜在写作’的状况。我认为中国的‘潜在写作’中大部分作品与中国现实没有什么对抗性,有一部分作品是可以公开发表的,只是作家失去了发表的资格。”
与之联系的是,反对者进一步反对在历史叙述中“夸大了知识分子传统、民间立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因为在当代文学史上,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学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的知识分子传统和民间立场是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达体现出来的。否则不可能被出版。”(陈思和:《我对当代文学史的基本看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5期)
我相信历史是复杂的。我也相信不同的学者,只是从不同的位置摸“历史”这头大象。而且不同的命名,表明所见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我提供了确凿的事实后,一意说“没有什么对抗性”……如果不是史心不公,起码是立论是不严谨。
毫无疑问,陈墨很晚才揭橥的“黑色写作”是真实不虚的:
在回憶我同葉子老師的關係時,我曾寫道:“他打破了我的作家夢,却把我引上了一條‘文學險途’。”(見《何必集·書話》)所謂“文學險途”,就是“地下文學”;我名之曰“黑色寫作”,只是突出它跟“紅色寫作”的相對性和對抗性。故在一切紅色極權文字獄盛行的國家,“黑色寫作”的風險都很大,完全違背生物趨利避害之本能,隨時都可能引禍召災,殃及親朋。而且一旦從事“黑色寫作”,很難中途刹車,且無論命運如何黑暗,終將無怨無悔。因為這是我將成為人而不是狗的唯一選擇。
(陳墨《關於“黑色寫作”——〈我早期的六個詩集〉後記》)
下面我将顺藤摸瓜,牵扯出整整一段中国地下文学秘史。
在诗歌写作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清楚自己的处境:“我醒來,是烈日可怕的光熖/我記起,是斧痕的血跡未乾/我的頭受到封閉/我的脚受到覊跘”(《獨木橋》,1964年4月);“風是歌聲的軌道/歌聲一色/秦風造就了車同軌”(《殘螢集》);“獨憐孤星寒光暖,唯恨群魔笑面猙”(《感懷》);“这一片夕照中谁敢诅咒?/这一片沉闷里谁在哀求?”(《她要远去》,1968年12月)。他知道自己的“不合时宜”,自己的“不合法”:
命屬鷄/《禮記》管鷄為‘翰音’/這難道是我的宿命/——抗命?
我趕着我命運的破車/從你愛的窗下路過/却不敢唱起我/想唱的歌
既是“长夜之饮”,当然要“躲开人群”:
假如你是悲哀的/人前何必裝笑/假如我是堅强的/就躲開人群
因而勉励自己,满足于《吐“詩”的蠶兒》(1964年5月): 
要生出翱翔的翅膀/須堅忍孤獨、窒息與覊跘/不可受不住它給你的痛苦/而過早地把它咬殘! 
当然孤独:
星星點燃相思之情/江畔茅屋/孤獨的吟哦者/自己是自己的知音
我已经习惯:诗写好后无人叫好,只从心头掠过一阵窃喜。
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1964年12月《姿态》所表明: 
吃着對時飯
要吹五更笛
鳥不假甲於龜
魚不借脚於獸 

紅塵拒我棄我
鳞翼雖成而愈伏
野草閑花
長空孤雁
用詩思鑄就自己 
还有写于1966年10月的《只要》一诗:
只要東籬的菊
不要亂動
就没有篡改
江上清風 

只要西寺的鐘
不再破響
就没有抄襲
山間明月 

只要他的柴門
递得進一壺燒酒
就没有冒充
五柳先生 

只要河那邉
聽得到他的心跳
就没有浪費
無弦之琴 
——的确要“用詩思鑄就自己”,还不是 “冒充五柳先生”。
此处要多说一点。老实说古往今来,“冒充”者不少。所以新文学老人叶圣陶先生1971年作《论诗绝句十二首》,其二云“把杯便拟陶彭泽,居墅遽云王辋川;诗外生涯姑莫问,诗中人尽是高贤”,也非无的放矢。只是要及时指出:在“当代”很长时间,“冒充五柳先生”并不聪明、也不划算。一个确凿事实是,在伟大领袖《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呵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之后,当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会不一样……还用多说吗?更不用说,陈墨写此诗的1966年10月,伟大领袖已晋升“四个伟大”(1966年8月《人民日报》),当是时,还有人念叨“河那边……他的心跳”……老实说,注诗的人不知该怎么讲了。
这些诗必须隐匿。必须埋藏得很深。连同创作者,要“万人如海一身藏”:
 
陰冷大雪天,流水橋邉。野葦殘破總不堪。茅店鷄聲慵無力,一縷炊煙。 
從來不腰彎,混跡人間。苦力賣來果三餐。黄卷青燈終不誤,一樹梅妍。
(《浪淘沙•雪後》)

秋風黄葉濯錦江,夢裏現晴窗。影疏斜横枝一,心夜獨留芳。
燕勒遠,楚騒荒,蜀賦殤。登髙何必,埋名江湖,野草蒼蒼。 
                                                             (《訴衷情•自語》) 

離群南山脚下,眾香國裏,七賢林東。千里歸來,老了三徑黃松。戴一蓑,空披楚月;谢兩履,難躲秦風。獨夜中,半吹鐵笛,幾望李弓。   
                                             (《玉蝴蝶•重陽影裏》)

白帽青衣,懷瓊握蘭,洞庭美人難遇。拂塵且掃,劍上霜花月緒。囊一錢,南山買計;炊數米,紅葉煮意。縱然寒衣裹熱腸,也須柴門深深閉。   
邛竹撥開名利。忍將笠雨蓑煙,催得春去。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憶?木葉下,硯滿秋波,聊覓起,班筆在地。待孤星重到窗前,照余寫瘦句。
(《綺羅香·山居》) 

正如象徵主義“鼻祖”波德萊爾《恶之花》明示:

多少珍宝睡得死死,埋在黑暗和遗忘里,远离着铁镐和探针;
多少鲜花空自叹嗟,寄身于深深的寂寞,散发着隐蔽和温馨。    (《厄运》)

你们两个都是阴郁而又谨慎:
人啊,无人探过你的深渊之底;
海啊,无人知道你深藏的财富,
你们把秘密保守得如此小心。            (《人与海》)
也像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自白:
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而不是模特儿的肖像。模特儿仅仅是偶然因素。画家用油彩在画布上表现的并不是模特儿,应该说是画家自己。我不愿展出这幅像,是因为我担心它会泄露我自己灵魂的秘密。
……我现在变得喜欢秘密行事了。这大概是能够现使代生活在我们心目中变得神秘莫测的唯一办法。哪怕是最平常的事,只要你把它隐瞒起来,就显得饶有趣味。
应该指出的是,三十年代中国,诗人就这么认定过。比如1933年,戴望舒的挚友杜衡于《望舒草·序》中坦承:“……我们差不多把诗当做另外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我们可以说是偷偷地写着,秘不示人,三个人偶尔交换一看,也不愿对方当面高声朗诵,而且往往很吝惜地立刻就收回去。……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牠底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但是中国当代的“黑色写作”,跟历史上的“深处美学”又有不同。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不完全是美学方面原因,必须比一般象征主义,还要“把秘密保守得如此小心”。   
收入《乌夜啼》,写于1968年10月的《零碎的爱》意味深长:
 我爱——
   那藏着珍宝
   而又不让人们随便亲近的
   重山峻岭
我更爱——
   从来没有人打那儿走过
   埋着孤独、眼泪和梦想的
   少年的荒坟……
——我以为此处,“埋着孤独、眼泪和梦想的/少年的荒坟”,暗指《落叶集》。
过了几十年后,陈墨有《黑话与行话及土话》一文,说“诗歌,不讲究含蓄、不讲究趣味、不讲究美的语言配称为‘诗’么?……黑话的实用价值全在它能够如试金石般分清敌友,区别内外,以及内部信息‘不足为外人知’的加密性。”他说的是一般的诗,但也是夫子自道吧?就是说自己的诗,具有与政治迫害相关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语)性质。因而我的解读,难以避免地带有“索隐”色彩——但愿不会过度,不会被认为穿凿附会。
我以为陈墨的故事,像极了索尔仁尼琴。如《古拉格群岛》第五部第五章写:
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我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 
我就是这样写作的。冬天,在工间休息取暖的时候写。春天和夏天在林子里,坐在石头上写。趁着两次抬灰浆的间隙,我把纸片放在砖上用铅笔头(还得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偷偷写下上一次抬灰浆时想好的一两行诗。我像是生活在梦中。坐在食堂里吃那神圣的烂菜汤时,我常常确实“食而不知其味”;我听不见周围人的谈话,我总是在沿着自己诗句的山峰向上攀登,就像把一块块砖砌成墙一样砌造我的诗篇。人们搜查我,点名,报数,跟着队伍一起走向工地——而我却只看到我写的戏剧的场面、幕布的颜色、布景中的家具摆设、一排顶灯照在台上的光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的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晓中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只是,强健如索尔仁尼琴,也会有感到涨满的时候: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但他的处境也有一种经常性的损失:读者太少,特别是缺少文学鉴赏力很高的、挑剔的读者。地下作家完全是按照其它特征选定读者的:政治上可靠和能够守口如瓶。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很少同时兼有细致入微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批评,这种把写好的作品放在美学的空间地带进行冷静清醒的局部测量是非常必要的……
《牛犊顶橡树》坦承:败坏一个作家的是许多年不能够有读者……这样的缄默会带来纯洁,但同时也会带来无为:
……整整12年,我平静地写个不停。只是到了第13年时才战栗了。这是1960年的夏天。由于我写的许多东西完全没有出路,完全无人知晓,我有一种涨满感,构思和行动失去了轻松。在文学的地下状态我觉得空气太少了。
……我已经对保守秘密感到了厌倦,这比写作本身还让我伤脑筋。
应该适时指出,在文学的地下状态,陈墨蛰伏得更久。
因而1992年10月,诉说“地下文學”之“遺恨終篇”:
文人多遺憾。若說嵇康的遺憾是《廣陵散》已成絶響,曹雪芹的遺憾就是《石頭記》未能終篇。要說我們的遺憾,空前絶後,成此時代之大特色:就是每篇寫完,不能見天(發表),只能自我欣賞。若硬想見天,則必然遺憾終身,追悔没及。因為你在“標準化”言說時,自己却走失了。“地下文學”,除了遺恨外,還是遺恨;因遺恨而生,順遺恨而終。                        (《關於“遺恨終篇”》)
1994年10月笔记、1996年4月修改的《独话——独白的无奈和无奈的独白》(收郑义主编《不朽的流亡者》)一文,回顾“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忆”的自我安慰:
我是先天的孤独者,我爱孤独。我给我文革前的五个诗集自作的封面,就可略见我少年时即已有这本质变态的倾向——《二十四桥明月夜》:一弯新月跟红唇组成夜空中一个大问号,箫的侧影变成桥身,箫孔成了桥洞;《残萤集》:一个夜行者在荒原留下一串斑驳的足迹,有如暗夜里点点残萤;《落叶集》:一片孤独的落叶在夜风中挣扎;《乌夜啼》:一只孤独的乌鸦站在一弯残月上,正张大着嘴向着茫茫夜空号啼;《灯花集》:一只侧立的眼像一朵灯焰,在茫茫的夜中。……“自放江湖,中流何必相忆?”这句写于文革中的诗句,几乎成为我灵魂寻找家园孤苦而无助的自我安慰的壮胆曲。
2002年2月《我的“民间”观——读韩东〈民间立场——论民间〉》自我壮胆:
……只有在官方垄断了文学并独霸道义、价值资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产生对抗于官方价值体系的叛逆与异端。即:如官方文学是一种庙堂文学,叛异文学就应该是山野文学;如官方文学是一种粉饰文学,叛异文学就应该是疮痍文学;如官方文学是一种东方集体主义的党文学,叛异文学就应该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人道文学。
显然,对官方价值体系不认同的叛逆与异端,注定它既非官方性,又具非法性(非官方法),它也就务必受到官方的打压与杀戮。对此,中国人以“地下”一词形象生动地予以概括。因“地下”者,俗称“见不得阳光”者也,必为官方即权力所诛灭剿杀者也。如“地下黑工厂”、“地下俱乐部”、“地下天主教”、“地下夫妻”、“地下诊所”等等。
“生不见叶,死不见根”的地下文学完全两样。
 网虫鸣唱,似蛙似蝉,似蜂似蝶;不过自得其乐耳。并不在乎别人听到没听到,中意不中意。所以证明:魂兮可以归来。
在自己是“似蛙似蝉”。可是结合“语境”,不能否认“对抗性”吧?!
2007年2月,“写于城南人境笼”的《我的沟通观》一文,自诉“穴居”:
……我们深感沟通难,难于上青天的,不仅不是因语言阻隔的外国人、外族人或聋哑人,反而是身边最亲最亲的亲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所以我以为既然是偷生,穴居也有穴居的好处,岂不闻“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么?不过关键要“独处”,跟其他人居一穴,迟早要“心肺碰心肺”,闹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出来。生命已不多,何苦呢?尤其正处“抑郁症严重期”的我,孤独,无疑等同于自我救赎。
唯美主义有它不凡的秉性,那就是漠视沟通——“三年得两句,撚断数根须”,浪费生命么?老子情愿;看不惯么?那就离我远点。一个苦力,知识不多,文化不高,却“郊寒岛瘦”地写得出少有的美诗。
唯美主义不过只是我治病的一个偏方,等同于许多人在宗教中找到了照亮人生的光。——黑暗中,有些东西的确在发着光,并且温暖着接近她的人。
洞中又冷又黑。
的确,文学的地洞 “又冷又黑”。终于在《落叶集》五十年时,探出头来:
快五十年了,却拿出來公開。原因是:再不公開,可能將永埋地下了。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邓垦(左) 陈墨(中)李亚东(右)
 
三、“微言惟有故人知”
 
 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歌德)
《落叶集》的价值,当毋庸置疑了。不过问题在于,它是真的吗?
我不能虚无主义地什么都不信。起码作为朋友,我相信陈墨的话——“《落葉集》是我一九六四年為紀念葉子老師而作的一本詩集,收詩三十六首,署名秋小葉。一九六八年,統一自畫了封面,將詩重新統一鈔在四眼活頁簿上。”可是历史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必须像胡适所说,“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红楼梦〉考证》)
必须回答而今眼目下,学者对“地下诗歌”之“真实面貌”的质疑:
“地下”诗歌作品只是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才陆续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或在诗人自办的诗报、诗刊上)。因为这种特殊情况,当时诗歌活动和作品的“真实”面貌,在历史研究中始终是个问题。
……至少在当前,对写作时间和作品具体细节的认定,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对于读者和诗歌史叙述来说,问题的困难之处是,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以便对写作时间和修改情况做出可信的判断。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4月,第110-111 页,第124 页) 
这里牵扯的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必须回答质疑,提供足够的资料。为此,我做了多方努力。比如为“考辨本事”,明知《落叶集》中“叶子”,已经上升到了象征的高度,可既然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产物,也就干脆不避“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王夫之)的嘲笑,2014年5月到6月,大热的天气里,我一遍遍跑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和四川大学档案馆,还多方联系原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老人,企图打捞“叶子老师”在人世间的雪泥鸿爪……最后两手空空。就目前为止,关于“叶子”的材料,仅限《落叶集》和陈墨早期《砚冰集》、《乌夜啼》、《残萤集》中若干具有“互文”性质的诗词。
主要还是《落叶集》三十六首诗的标题,串联而成的简洁、凝重“叙事”:
一九六四年底,葉子老師逝世。他孑然一身,無父母、無兄弟、無妻兒,只有我這個學生。數月未及謀面見他,住房已易主,一問方知,月前已走。政府將其火化,無骨灰,無墓,與世决绝得真乾凈。  
——其实蛮挫败,但也没办法。心里清楚不是我一个人受挫那么简单。毕竟早就知道,“史实、材料的封闭和垄断,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在许多问题上仍是暧昧不明”(洪子诚);“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王尧)。何况也不是作为中国学者,会特别面临的困境。其实早在我之前,了不起的苏俄女性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就哀叹:“在我们这个时代,档案其实和诗歌爱好者一样不可靠。”“有谁愿意为了曼德施塔姆而到那些可怕的卷宗里去刨根问底呢?这位曼德施塔姆甚至连一本书都出不了……”
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时,也曾为类似的事情大伤脑筋:
是的,我没有搜集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旁证(可能谁也搜集不到。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也搜集不到证据,哪怕是一条孤证)。但是他既然能把人们冻死,把人们炸死,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烧死?是因为干这件事在技术上困难一些吗?请那些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的人读一读下面的材料吧……。
其实,还不是研究者“不相信活人的口述而宁愿相信印刷字母”。而是活人的口述也要经过考证。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抢救史料”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或者什么时候,我会写篇《寻找叶子》的经过。现在长话短说,两个月在文本之外“寻找叶子”的全部努力,被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句哀叹打了总结:“我仅仅知道:一个人,一位老者和受难者,他死在了一个地方。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447页)……何等的失落、不甘。
这种失落、不甘,好像野草诗人中九九兄最先遇到。他在其回忆录《魂断台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讲述了一旦“需要证明自己”时面临的尴尬:
他要我出示“法律证据”,我哪里有?“文革”中家被连抄三次,过去的东西统统烧成了灰。母亲被游街批斗,绑在派出所树上吊打,我被通缉,一家人躲的躲、藏的藏,四处流散,所剩下的“证据”,就只有那块众所周知的门牌号数了!
他哪里可能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任何可能在今天称为“证据”的东西,在当时就可以定为“复辟翻天”的罪证。                                         
(《魂断台北》第四章)
《魂断台北》一书中,更叙说了一则陈墨“丢失诗稿”的故事:
     记得,是夏天,推土机第一天干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没有人认领迁移的坟推平,我们第二天便在烈日的烘烤下,用锄头和十字镐捡平挖方。这是一个想起来有点令人恶心和恐惧的工作。……恰恰在那几天,我见到了陈墨。他神情沮丧而紧张,神经质地告诉我说,他费尽心血创作的那些诗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二十四桥明月夜》连同一些日记、信件全部失踪了。我曾零星读过陈墨的几本诗,当时,不懂诗,但从那些诗中却感觉到他充满对现实不满的呐喊和愤懑之情。我从他的神情中感到事态严重。他说:“我要去躲一段时间,恐怕公安局要来抓我……”我一怔:“你记清楚没有,放在哪个地方?再多找一下。”“九九,你晓得我的家中有继父,姊妹多,地方又小,这些东西是我多年来的心血情感结晶,丢了,是不可能再复还的。”他说着,不断地用眼睛偷视着身后:“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半夜我起来塞进那个不流水的干洞中的,为了防潮,我用牛皮纸加塑料布裹了又裹。没有了,我把那沟用竹杆捅过了,肯定是哪个公安局的搜去了……”“你该放在我家里嘛!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后悔道。“你还不怕你家没有抄过一百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反革命,到时你都脱不了手。我走了,到时再联络!”
陈墨在新南门府河边和我匆忙分了手。我木然注视着他瘦瘦的背影在夜色中惶惶消失……说实话,我当时只有16岁,仿佛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人仿佛成熟也老了许多,感到严酷的现实真像一把罩在我们头上的大黑伞。模模糊糊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生命的颜色与众不同。岁月像张网,我们像天然猎物。那段时间,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
——此事发生时间,好像也有分说。九九说是1965年夏,当他16岁时,“第一次被这接踵而来的心灵震颤弄得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按理说铭心刻骨,“第一次”的事不会记错。可是陈墨回忆,在文革武斗中,大概1968年。他说当时借住小学同学窝哥处。有次窝哥偷自行车被抓,派出所通知单位要抄家,有人跟陈墨透了风,就慌忙把东西藏到阴沟里,想风头过后再去取,最后不翼而飞——“好在抄的诗全都写成二十年代”。对于这桩事,邓垦讲述又有不同,他说在“清阶”期间,“他失窃的只是一部分诗稿。清理阶级队伍,闹得很凶……藏诗稿不在了,被邻居看见了。其中有小说《疮痍》。只是一部分……。”
能肯定的是,事情发生过。而且几十年间,陈墨将其“内容反动”的诗东藏西藏、乃至狡兔几窟也是家常便饭。再说从上书记叙看,那时《落叶集》未藏在九九家里。也就跟他本人半个世纪后在“陈墨之博”上的留言——“墨兄的《落叶集》几十年从未示人,包括老友。我也只见过那一本本诗集的封面”……说法一致。对照见天的《落叶集》,则回忆中陈墨“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打成反革命……”云云,实在没有夸张。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物证,亦无人证——既然一开始就讲,“从未示人”云云。
2014年5月14日,在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陈墨跟我说:
它的写作年代,肯定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因为1964年11月份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那天我去找叶子老师,发现叶子老师已经……他的房子都了换主人了。我才去问到派出所、问到办事处,都说此人死了,至于死亡的原因,在哪个医院住的,具体的死亡时间,骨灰在哪个地方……完全不得而知。因为那个时候,官方都是推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完全就“不晓得”,把我打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受到的刺激很大,连续几天我都跑这个事情,想要落实叶子老师究竟咋个……但是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是他死了,骨灰都没有存留。因为我后来问了一个这方面比较熟悉的人,他就说对待这种“孤人”……他又是个“右派”,也没有什么财产,啥子都没得,就由政府把他拖到火葬场去烧了,骨灰很可能就丢到垃圾里头去了。……这个对我的打击很大,在这个过后,我就开始写关于叶子老师的,纪念叶子老师的诗。我记得很清楚,我11月份过生日,肯定动手在11月份,我过生日是11月20号,那么肯定……最迟不过12月份,大约就开始动手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一腔的……哎呀,说不出来的、非常复杂的感情……因为我跟叶子老师虽然只交往了一年多,但是叶子老师确实是我的引路人。哎呀,这种感情,我简直没法说……只有倾诉在诗里头。我就写下了这些诗。但是过后的话,这些诗我从来不示人。
……到了68、69年的时候,因为我在搞了本《中国新诗大概选》,我当时对新诗基本上具有充分的认识了,悟出中国新诗的出路,必须呀把古典的美抓住,另一方面。还要像闻一多、戴望舒那样子……花了几个月时间搞它,在搞的过程中,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诗歌有个整理,于是……我特别画了些封面,这封面的纸都是很特殊的,都是一本老相册,那种黑色的纸,用白色的线条勾勒出来的……所以说这个诗集,它的创作年代肯定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但是没有啥证据。至于这个版本,就是69年版,就是我最早的稿子了,其他就没得了,没得比这个更早的了。
——要之,“你要认定是64年的,也可以。站在更认真的角度,至少都是68年、69年。”我都不好跟陈墨说: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认定”68年、69年,也还需要一些旁证……但也知道,他拿不出更多我所要的“证据”(除了安全原因外,1981年7月成都发洪水,住在河边的陈墨家进水,也让他永远地损失了很多)。就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手稿本《落叶集》扉页,题写着如下字:
谨将此集献给恩师
叶子先生!
秋小叶  
                                       1928年秋
 
据2005年3月,《关于前后持续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学沙龙》(日语杂志《蓝•BLUE》总第18、19期合刊号)提供的线索,陈墨早期诗编年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标“1926年”就是“1966年”,“1927年”就是“1967年”,“1928年”就是“1968年”……则《落叶集》手稿是1968年秋,即叶子老师去世4年时。细看2015年5月,陈墨给我的手稿本复印件,六个诗集钞在活页纸上,加了个右下方有“公私合营 上海文化纸品厂”凹字的封面、封底,里面又夹了几张彩印插图,其中有一张无疑是普希金画像,一张疑似《欧根·奥涅金》中的塔吉亚娜,推断其出品年代是六十年代前期或者更早,系五十年代中苏亲善时。另外抄写时,看上去较早的《砚冰集》头几页,用了有点漫漶的蓝墨水,别的则统一用了当时未必普遍的碳素墨水……介质能够参考,不能鉴定其“出生”。
倒是扉页上几句普希金《我爱过你》诗句,透露出确凿信息。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记载,那时陈墨尚有“《孤星集》(1969年献给恋人的诗,48首)”(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第23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诗友们也回忆,陈墨当年有《孤星集》。可现有六个集子中,不见它。为此2014年7月8日下午,专门询问陈墨。陈墨说1968年到1969年,几乎与抄6个集子同时,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最后感情破裂,到1969年就决定6个集子,“有些诗就决定不要了,有些比较好的保存在《砚冰集》、《乌夜啼》中。”
只是光凭这些,不能证明《落叶集》“是1964年底,到1965年初”所作。
似乎没有人证。比如交好以后不久,就合编过一本《二十四桥明月夜》,自云“自1963年11月通过徐坯结识陈墨以来,我俩就成了拴在中国新诗‘藤’上的两个‘苦瓜’(或傻瓜)”的老朋友邓垦,一开始听说我要了解《落叶集》,就肯定地说“写的过程中,我读得比较多。因为我们住在一起。”2014年5月25日中午,电话中说:
《落叶集》64年我就看到了,他就给我看过。我当时不以为然,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他早期的几个诗集,都比较幼稚。原因是自由体,而我偏重新月……所以评价不高,这是我的偏见。和我接触之后开始转向,开始写所谓的格律诗,就是新月派所提倡的。才出现《草堂独游》、《望江楼》、《薛涛井畔》这样一些所谓的格律诗。他在64年、65年这个阶段大量的自由体,比如《蚯蚓》、《春夜》、《嘶哑的叫喊》,都是他当年自由体的代表。可以说《落叶集》中这样的诗多。不觉得有多珍贵,这就是我们认识上的差距。
当天下午到邓垦家,听邓垦、徐坯后来还有杨枫回忆当年。当我翻开《落叶集》,询问一些诗句还有印象吗?邓垦又回忆不起什么,那么刺心的诗句。最后邓垦讲:
……至少这点可以肯定,他现在给你看的是68年的抄本。我们作为人证来说,能证明他64年在写这些东西,不能证明他有这个集子。但是至少能够证明他写——而且是这种风格、这种高度的。至少我可以证明,他1964年的诗达到了什么高度,其他诗可以证明这一点。作为旁证,还是能够说服一些人。如果我的抄本跟他的这些东西近似,几乎是一个人写的,能够做写作上的、风格上的、包括语言上的认定,那么应该是真实的。不光是《落叶集》,说不定64年还没有《落叶集》,他当初写的时候,没想到要用“落叶集”,是在一些诗写了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沉积,把它们收集一下,编成个集子,跟鲁迅一样,整了些乱七八糟的,《二心集》、《三言集》……乱七八糟的,都是总结、汇总。这些集子的命名必须是在若干年之后,专门做一个收集、归纳、命名。但不能因为它是那一年才汇集,就认定这集子是68年的。他口头上说,他64年就写这些诗,从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如果能够认定,他在64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度、这个深度,那么就可以认定,他这些话是真实的。不会有假。
我以为这些话,逻辑上能成立。问题是,非证据。而且陈墨坚持,“从未示人”说。如何那么好的朋友,几十年都不让看?2014年5月14日,针对我的诘问,陈墨答:
我以为主要是我的艺术观。我对《落叶集》使用的艺术手法并没有很大自信。《乌夜啼》更娴熟,这是我的艺术观。决定了我不会把不成熟的东西拿给人看。第二点是我的性格。像《落叶集》这样的诗歌,着重点完全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灵魂的引路人。对这份感情来说,艺术表现形式是次要的次要。我并不很看重它,而且我……没把它玩得很娴熟。这样不成熟的东西示人,一个是自取其辱,第二个,也许根本不会被人理解,甚至会根本不被理解这份心意,反而会亵渎了叶子老师。出于这两点原因,不愿拿给人看。再加上,我这个人骨子里非常孤傲……友谊再好也感觉是隔的,天然拉开了距离。
到最后,于前述《關於“黑色寫作”》一文中,“学理地”阐述这个问题:
在資源主要靠手抄本傳閲的年代,我對象徵主義詩的偏愛並未影響到我身邉的詩友們。我要樹“詩派”的野心,其重心只能偏於早期新月傳統的“新格律詩”。而這方面,我和我的詩友們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其成就最大。所以我從來不跟我身邉的詩友們探討象徵主義詩歌,這方面跟他們交流不起來;“偏爱”得有點孤獨,也有點缺乏自信。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朦朧詩創歷史地興旺發達時,我還在為一日三餐勞苦奔波,偶爾站在岸邉“觀戰”,並輕聲嘆息。没有人知道這些“輕聲嘆息”裏,其實還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沉重呢。
——毫无疑问,时间隔得久,记忆靠不住。所以任何人的一面之词,都还需要核实。只是在上述各执己见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讲述中,我倒有一种看见……怎么说呢?陈墨有诗友,能“见证”、甚至参与他的写作。比如早在1968年春节后二日,邓垦就以一篇《二十四桥明月夜》“后记”,为几年前江边同住时,对方“默默地寫,默默地想”留了真:
1964年元月,有臨工可作即往雙流。9月中旬返蓉。時硯冰君正漂泊萍跡,始能與我在我的江畔草屋同住一、二月,也方能有一段唱和之交。
 多愁善感的硯冰並不缺乏熱情和理智,這集子便是力證。雙流歸來,戀人已吹,這雙重打擊是怎樣有力地製伏著我。然而,失學否,失戀否,終歸算不得什麼,失業則簡直就是大事;當然還不至於餓死,但至少什麼“金榜題名”、“如意佳人”怕非給餓飛或者餓瘦不可的。故每每感到一切的多餘與無聊。硯冰君卻不然,整日整日地、默默地寫,默默地想——在破屋的小桌旁,在半殘的昏燈下……這集子則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件罷。
推算时间的话,“整日整日地、默默地寫,默默地想”,似乎正是叶子老师弃世前后?由于他“感到一切的多餘與無聊”,未能提供更多有助于今天考订的线索,只是按时间、按逻辑,则陈墨在写的《落叶集》(未必成集),或许也属于“其中小小的一件”?
关于邓垦与陈墨的唱和甚至“参与”,可抄录一段邓垦博客上的文字:
数日前,川师大李亚东老师来电话,求证陈墨在《我所遭遇到的几个放逐者》一文最后称《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是我的老友邓垦在1970年初我逃亡乡下时,为我写的一首送别诗”,与我所署写作日期“1967年秋”不符是怎么回事?我说此系陈墨记忆有误。1970年3月2日,陈墨与九九上山下乡,我只写了两首送别诗,一首是当天挥别后写的《送友人赴山中》,另一首是两天后写的《似水离愁》。《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是1967年我从雅安返蓉后,读到陈墨许多诗作有感写给陈墨的,其中上半阙四句意象分别是从陈墨四首诗中转化而来的。第一句“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在长空”,用的是陈墨诗《在你家门外》中“是寻一只飘零的失雁”的意象;第二句“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用的是陈墨诗《嘶哑的叫喊》中“象萤火仰望着月光而孕育着羞惭”的意象;第三句“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用的是陈墨诗《小夜曲》中“找寻我心上的姑娘,难道是无望的梦幻”的意象;第四句“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的暮钟”,用的是陈墨诗《山寺》中“我爱山寺的黄昏和清晨”的意象。这些诗,都是陈墨在1967年之前所作。若《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写于1970年陈墨下乡时,则此诗可供选择的意象绝不会只限于1967年以前(因为陈墨许多优秀的新诗产生在1968年以后);又,若写于陈墨下乡时,全诗理应包含离情别意等。
这不是“孤例”。还想提及或表彰,另外一段运斤成风的“高山流水”史。
我说的是白水,与“茶铺派”有一定距离的他,倒是跟陈墨有两次隔了四十五年,无论于诗于人都很珍贵的“互文”。第一次在1970年。陈墨《“天才”话——怀念诗友白水》云:“69年,他分配工作去了甘孜。……70年,我下乡到了盐源,并很快结了婚。我所有的朋友我都未写信告知此事,仅告诉了他。大约一个月后,我收到他一封超重很多的厚信和四十元汇款。(这可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呀!)厚信里除了一纸短函外,全是他的诗,约有三、四十首。其中有些是赠予我的,尤其是《赠砚冰》,情真境高,令人感动。”
——或许读过《零碎的爱》,《复砚冰信》写:
 
满纸的愁怨分明是激昂,
如哀筝弹出金石的铿锵。
谁能不抚膺愤然同歌,
卑贱的寒士正血涌满腔!

二十四年来落魄巴蜀,
何方不潜藏屈辱与悲凉?
云雨纵然是峨嵋最多情,
你也只空守住几天风光。

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
无须效刘伶在杯中颠狂。
裁取锦水做白幅万段,
一只恨笔写人间沧桑。

古长城并没有衰老于战火,
黄水的风波几曾颓丧。
若正在苍茫时又遭暮雨,
请劈剑听三尺古铜的暴响!
     
是年陈墨二十四岁。白水劝他“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无须效刘伶在杯中颠狂”。后一句应该典出鲁迅二十年代,为“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的杂文集《坟》所写的后记。但也可能是回应陈墨《八聲甘州·雨後》(《鸡鸣集》落款1970·8):
幾回江樓立寒,嘆訪濤村近,煙雨重重。料穿硯苦磨,相思寫更濃。且暫效,劉伶狂醉;枕華年,竹林臥清窮……
一晃就是半个世纪。2015年11月,当陈墨70岁时,已在美国退休的白水写了《迷魂——贺陈墨大寿》一诗,继续他的看见和劝勉:

          连番否卦,整部易书都乱套
          凌空劈来老陕朱砂掌
          案头陈墨四溅却无路可逃
          百香词谱格律摇晃
          掌风中有文脉抵死往南河一跳
          凄厉迷魂沾着些许墨浆
          然而并没有彼岸可以逍遥
          罗刹在,天地无处不罟网 

          墨滴托身蝌蚪聚于浅塘
          一堆小黑仔口含淋漓元气
          丝丝尾尾泛出国风泥香
          主流之外自己嘻戏
          游入荥河经河,到彝到东藏
          诳语盘空时代暗有蛙声醒堤
          歌,却不能鼓腹张扬
          闲狐兔在阴阳界巡弋 

          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
          诗情还如雪梦晶莹且缥缈
          举臂揽去,触境生霹雳
          轰得腕下平地走蛟
          堕落浮云有江河湖海兜底
          招回迷魂定需文字燃烧
          武松脱铐佛狸跋去
          泰卦来时乾坤轻轻颠倒 
                             
我以为这首诗,简直就是一部微型的地下文学秘史——“吞吐锦江已然半个世纪”。然后重申“不妨让月儿暂将你朦胧”的提醒,毕竟“罗刹在,天地无处不罟网”。……没有理由说,陈墨没有“知音”。只是吊诡的是,需要“人证”时,没有谁能“出庭作证”。
我倾向“从未示人”说。不能怪他“信不过朋友”。2010年10月,不厚于山城“唱红打黑”时,陈墨《读刘向〈新序〉闲批》深恶痛绝写:
……文革时,倡扬“大义灭亲”。不少红卫兵与父母“划清界线”,检举揭发父母的“反革命罪行”。更有甚者,在“批斗”父母时,不仅污言秽语凌辱亲人,还下狠手痛打父母。而这种禽兽不如之人,这三十年来,却鲜有认罪者与忏悔者。
其实何止“文革”。起码1949年起,“历次政治运动”如此。
宋永毅《1957的荣光与耻辱——〈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1957-)〉总导言》写:“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耻辱史,例如,1957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章诒和《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不请愿说:“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
几十年来发生的事,恰如《古拉格群岛》概括:“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朋友之间呢?患难之交呢?就抄九九《魂断台北》书中,“埋书—挖书—转移”的情节:
 也是一个半夜三更,当然只有我和老何两人,老何他拿起一把锄头使劲地在房子中间挖着,我举着油灯:“挖出来看一下,头回子偷书他分的尽是好书……”我有点替老何也替自己打抱不平。咚咚咚,松松的泥土已掏空见底,只有一个大坑和几截烂塑料布,哪有书!我把看到陈墨埋书的经过又复述了一遍给老何听。他眼睛眨了眨,吐了一口唾沫:“老子晓得,他怕你九九到公社告发检举,肯定转移了!”
 是的,陈墨的书确实转移了,神经兮兮的他怕“运动”临头。虽然我们是患难之交——阶级斗争时期,谁敢相信谁?那几箱子书藏到哪里去了?几十年后我也没有问过他,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藏几本书,我看问题不大,不过,我已确定,越是读书求知,越是接近犯罪。
 陈墨君是一个成熟得独特的人。
——陈墨的确是,成熟得独特。其《对话——旅湘笔记》(1989年2月)一文,忆及十五岁时“打胡乱说”,被同学告发:
当同学们在学完《岳阳楼记》后,难免要私下议论。我愤慨地说:“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是骗人的鬼话!那些高级人,吃高级,住高级,不管自家人民的死活,却把大米、面粉一火车一火车地运给古巴,运给越南,运给朝鲜,运给他妈的非洲黑人!”自然,我被其中一个同学告发了。曾老师把我找去(不是办公室而是家里),对我说:“你打胡乱说些什么话?你要是再大点,完全可以判你几年徒刑!至少也要被开除学籍!你一辈子就完了!……”后来我得知,曾老师并未将我的‘反动言论’往上汇报,她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落落寡合,郁郁寡欢,仿佛一下子就“懂事”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懂世”了。
无独有偶的是,自己的恩师叶子老师,因为同样原因被打成“右派”:
63年夏,我偶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本名叶超,但除政府方面的人其它人都叫他叶子,当然我也特别喜欢这样叫他,我觉得这称呼响亮亲切,还有点儿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味道)。……他跟我讲他的身世:他川大毕业留校任教才两年,就碰到“反右运动”。他的老师张默生因同情流沙河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被打成右派;他又因同情张默生说了几句良心话 (私下里对其内人)复被打成右派。并且被扫地出门,变成落到最底层靠体力谋生的社闲。新婚妻子也跟他 “划清界线”离了婚,嫁给了同时留校的另一位同学。
因而《落叶集》最后一首,拒斥“這個充滿告密的世界”:
惡意原地打轉/離心力讓沉默/化為堅硬的壳/不向人群/多說一個字/你拒絶接受/這個充滿告密的世界
“不向人群,多說一個字”,既写叶子老师,也是学生自勉。所以年轻的他,“自与他分手后,就结识了邓垦等一批臭味相投、年纪相仿的文学朋友”。只是经过洗礼,已能觉察人性的幽暗与社会的狰狞。再要好的朋友,他都知道限度——原因还用多说么?我们置身的环境,确如《古拉格群岛》揭示:“有可见的生活也有不可见的生活。到处都张着蛛网,我们走过时注意不到是怎样被它缠住的。”
在同一国度呆过的诗人布罗茨基,跟人讲述自己在人群中的疏离感:
与其说是与国家和体制关系紧张,不如说是与周围的人关系紧张。我刚才谈到了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感到自己是陌生人的问题……还是在列宁格勒的时候,我写完一首诗,然后在晚上走到浇铸大街上,我感到——甚至不仅仅是感到,而是确切地知道——我置身在一些与我很少共同之处的人们当中。因此,十五分钟之前我脑袋里所产生的东西,由于各种各样的东西却没有产生在他们的脑袋中,看来,将来也不会很快地产生。可是,这些人却都是我的同胞。       
                        (《布罗茨基谈话录》第291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
陈墨跟我解释,像《落叶集》这样的作品,完全为纪念一个人,“也许根本不会被人理解,甚至会根本不被理解这份心意,反而会亵渎了叶子老师。”其实不如直截了当说:《落叶集》这样的作品,“思想感情太敢暴露”(李明达语),所以不适合“示人”。
再看l996年6月,陈墨《庄话与谐话》一文有言:
三十年前,我就对九九说过:“何必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为缩短射程只有利于子弹。——当你不是射手的时候,必然就是靶子。”可是三十年后,九九老早就“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我还在自己的“愤慨”之中左冲右突,纠缠不休。
——很欣喜的是这段话,在《落叶集》中见到了。其《无兄弟》一诗云:
鬥爭哲學下:/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只有利於子彈/——當你不是鎗手/就一定是靶子
还必须扯出《落叶集》中,《火化》一诗第四节:
朋友不由分說/把我的文字塞進/灶烘   火化/鍋裏煮着香噴噴的/紅苕   吃得我/發了一身風丹/燦若桃花/奇癢難止
所涉两事,均与“朋友”有关。一是吃红苕引发“风瘅病”的故实,邓垦《初识陈墨》一文有清楚记载:
这夜初见陈墨,正应了“酒逢知己”之意,却少了“千杯”之味,于是端出一锅红苕稀饭和一碟老泡菜来款待二人。事后徐坯告诉我,陈墨“盛情难却”,吃得“风瘅病”复发,痛苦不已,横生一节“怪哉笑骂”。
另一件就严重了,不过跟诗题相关。为弄清“本事”,我问了作者,然后找邓垦、徐坯核实,问写的事他们是否听说过?由于涉及的人已走,“本事”无从核实。只有听徐坯讲述,那时他跟邓垦已离开成都:
我们离开后,他还是时不时跟学甫啊、德基啊喝下茶。但是(我回来后)他跟我摆的,天啦,坐在一起硬是没话说,不晓得该说啥子。(邓垦点头)……假如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如果他……德基肯定是虚的(邓垦:“他们关系不到位”)那个时候不见得跟德基关系很好(邓垦:“他是65年12月才到喜德”)……一辈子都没听自强谈过这件事,德基也没说起过……毛哥推论可以成立:第一是关系不到位,第二个是,德基那个时候对这个未见得感兴趣(邓垦:“德基一辈子胆小”)……
我的看法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类似的事,一点儿都不奇怪。哪怕徐坯这样的“铁杆”朋友,忆及那时“他视我为‘知己’,常常把他心中对社会的分析,对人生的领悟向我吐露。每次都听得我胆颤心惊,血脉贲张,又觉其言之在理,真知独到。”(《陈墨的对子》)……怎么不会胆颤心惊呢?哪怕只是口头。现在涉及到“我的文字”,换个说法是寒气逼人的“白纸黑字”……所以怪不得朋友。当然换个角度,也能体会被“朋友不由分说”的受伤。
因此之故,《殘螢集》中一则小詩,倒是完全能理解了: 
友誼,以心换心/坦誠固然必要/理解更不可或缺/坦誠如舟/理解是水/水大水小舟快舟慢/一旦斷流必然棄舟
现在试着叙说一下,《落叶集》“秘不示人”的美学方面原因。
其《老師》一诗云:
蜀犬吠日/因為那時/天上/有九個太陽/吳牛喘月/因為那時/石頭/都被烤裂/於是眼中的形象/被昏昏噩噩的思維/扭曲/急欲出關的老子/只有用語言/流放語言/沼澤地/怎會有奔跑的鹿群?
还有《見他》:
走出函谷/需要勇氣/見他   更需要/黃沙襲來的黃昏/放棄不該放棄的脚印/脂肪太厚/沙漠折曡不出年輪/為他/放大針眼萬倍/讓緘默的駱駝/從中穿行/感覺如同踏浪而去/佛珠/只是一百零八個同心圓/被穿起的一串寂寞/不該/脚踏風火輪/哪怕是去見他/將你的花心藕骨/重新組裝/風沙撲面/弓腰牵牛的老子/喘得說不出一句話
这里的关键词,是“用語言流放語言”,就是自我放逐。鲁迅《出关》写得明白:
“不,”老子摆一摆手,“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对照历史上,当王安石感叹知音难觅,“微言惟有故人知”时,他还是属世的、乐观的。而当阮籍认清,“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时,那就迥然不同。当《落叶集》狂欢式写“见他”“如同踏浪而去”时,就透露了“走流沙”与“上朝廷”之歧途。其实也就反射出,自己与世界的冲突。正如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说自己丈夫——“曼德施塔姆写到,诗人面对的并不是亲近的人,而是遥远的读者”,“他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和当下的现实是不相容的……”。
曼德尔施塔姆《诗人与谁交谈?》一文“必然棄舟”地写:
……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尤其是“同辈中的朋友”而有的恐惧,顽强地纠缠着所有时代的诗人们。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
……诗人只与潜在交谈者相关联。……因此,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的、未知的接收者,写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只有真实性才能促生另一个真实性。
“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在陈墨身上体现得很突出:
他以“瓜娃”自许,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太“方”,锋芒太露,棱角太多,吃了不少亏;就是在朋友圈中,也得罪过不少人。就拿他跟雪梦的关系来说,他就几次三番言辞过激、行为偏颇,深深地伤害过雪梦(皆因把朋友的标准定得过高)。……其为人婞直,可见一斑。其“瓜娃”既属天之生就,虽时时常愧常悔,无奈那“毛病”总不见改。发展到后来,甚至提笔为文,公然表示对众文友“不思长进”、“学识浅陋”瞧之不起,大有绝尘而去之势。真是一竿竿扫倒了一朝人,也把与众友关系撑得老远,留一个孤“方”自嚼,慢慢消化。                                (徐坯《陈墨的对子》)
陈墨自己,则以“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時”孤“方”自嚼:
   其实我心中,一直把这首《送别》当作《自我放逐者之歌》。因为我们虽无他的气质秉赋能斩断红尘,但他在斩断前心绪的那种凄美徬徨,则是所有自我放逐者所共有的。我以为这凄美境界既包含了那么一点点《易水歌》的悲壮,也包含了那么一点点《采薇歌》的迂顽;既包含了那么一点点“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绵,也包含了那么一点点“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怅惘……不过,对于一个自我放逐者来说,凄美境界只是一种象征,它只能给你血淋淋的逃亡蒙上一层诗意而巳。  (《我所遭遇到的几个放逐者》)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内在的流亡者”。正如高尔泰《寻找家园》繁体版自序写: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使自己有一种在敌国做俘虏的感觉。“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开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经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又像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袒露:“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
毫无疑问,“这是一位隐士发出的声音,这隐士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何孤身一人,他也很珍重自己的孤立。”(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正如布罗茨基《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份悼词)》一文揭示:“一切落在纸上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爱情,也就只有记忆。记住什么,这便是在重新确立亲近关系。”可是另一方面,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东西。因为同样的原因,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回忆录里自问:
我们这样的人适合做证人吗?要知道,毁灭计划中也包括清除证人……
——因而写这篇文章,既有发现的喜悦,也有深深的悲哀。
 
李亚东:地下文学的“深水鱼”——《落叶集》考释 (上)
陈墨自画像 
 
(待续) 
 

余东海:中华特色的哲学

 余东海:中华特色的哲学
 
有一篇网文题为《十大最令人抑郁的专业》,看到列为第一的是哲学,不由得失笑。哲学者,智慧之学也,应该是助人启智升德开心导乐的。如果哲学家连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还奢谈什么智慧。另外,东海有个判断:最令人抑郁的职业是马官。大批马官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就是铁证。
 
有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博士曰:“在我认识的天才里,没有一个不是痛苦和绝望的,包括我自己。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乐观开心,好好地当一个平凡人。”把“天才”换成“蠢材”,这句话就能成立。那些痛苦绝望的知识分子,包括西方诸多草菅己命的哲学家,无非读书读傻了的蠢材。
 
因清贫而痛苦的人,必然无德;因思想而痛苦的人,必然无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才是真正的学术。如果思想学术让学习者不亦苦乎,那一定有问题,或不真,是伪学术;或不正,是邪思想。伪学邪思最容易障碍良知本心,危害精神健康。而儒佛道正好相反,有助于道德提升和智慧开发,
 
儒佛道不是哲学,胜于哲学。或者说是中华特色的哲学,尤其是儒学,无与伦比的人道智慧,是人类和人道最高级、最圆满的智慧,包括成德成圣的道德智慧和建设王道、实现大同的政治智慧。个体归儒,可以做最好的人,圣贤;天下归仁儒,可以建设最好的社会,大同。
 
儒佛道三家都是智慧学,然侧重点不同。佛道虽然对人道有所关心,但立足点非人道,属于出世法,可称为出世之智慧。于个体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于社会更不能建设王道礼制。唯立足于人道而上达天道的儒家,智慧最为中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道智慧,非佛道两家所能及也。
 
智慧有真伪正邪之别。伪智貌似智慧,其实愚蠢;邪智貌似聪明,其实邪恶。伪智邪智皆非智慧。西方一些所谓的哲学,其实是伪哲学,或伪或邪,让人愚昧化甚至邪恶化。真正的智慧又有高低之分。儒家智慧不仅真正,而且中正,大中至正,正确性、正义性、普适性至高无上。
关于佛教,太虚和尚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此言于佛教并不究竟。人格的核心是仁性,仁性的第一特征是健动,至诚无息,自强不息,而佛性的第一特征是涅槃空寂。成人是成仁,不是成佛。东海曰,仰止唯孔子,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仁成,是名真现实。这才是真实之理,究竟之言。
 
关于道家,道家学者、台湾林木乾先生发的一幅漫画:一个人站在谷底,人加谷等于俗;一个人站在山上,人加山等于仙。语曰: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然哉然哉,说得很好。格局太小正是世俗常态,希望儒门中一些人能够逐渐免俗,早日大起来。
 
儒道两家对格局的理解有所不同。道家侧重于超脱,认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故主张“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和光同尘,不追问是非对错。儒家则强调对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君子小人的明辨,主张择善固执、从善如流和过而改之,在大是大非上反对乡愿、和稀泥和折中主义。
 
至于西方的个人奋斗及竞争思想,虽与儒学不乏交集,但区别更大。西式的个人奋斗,旨在成名成家,把立业放在第一位;儒家的个人奋斗,强调道德挂帅,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德放在第一位。西方的竞争侧重于利益,儒家强调君子不争。争,也是文明之争,道义之争,为民为国为天下而争。
 
或问:你说西方邪说很多,为何西方文明度远高于中国?答:道理很简单,在西方,邪说仅流荡于学术界,影响有限;在中国,最邪的邪说却成了指导思想和第一学科,导出一系列恶政恶法和无数物质主义小人和极权主义恶人。所谓中国实非中国。数千年礼仪之邦,早已沦为盗贼纵横的野蛮之邦、邪恶之邦。
 
2019-10-12
余东海自集于南宁
 

李亚东:“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我读王怡的诗

李亚东:“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我读王怡的诗
 
想正本清源讲,王怡原本是诗人。
只是被忽略了。只是被淹没了。借用余世存说鲍勃·迪伦的话——“他的音乐成就使一般人忽略了他的诗歌和思想成就”,我想对王怡可以同样说。
说他是诗人,不仅指多种文类中,他其实写诗最早最看重,一个很明显但未必引起人思考的事实是,包括他的公共写作都包含着诗的气息流淌着诗的精神。老实说他“美得惊动了党中央”,固然由于其跌宕起伏的思想,也由于其摇曳生姿的行文。正像晓波先生为他作序时所言:“我喜欢王怡,……不仅因为‘无权者的独立思想’,更在于这样的思想洋溢着美的魅力”,“面对羞辱个人美感的粗俗政权,王怡写下了基于个人美感的文字,读这样的文字,我能感觉到他那种蔑视强权的发自内心的骄傲。”——或许晓波还没有读到他的诗?
就狭义的诗歌写作而言,王怡的“诗龄”算起来有二十四年了。据他自己说,“在我20岁到28岁之间,我与世俗生活的距离,几乎是依靠诗歌去调整的。……诗歌是我在卑微的私生活中赢取尊严的唯一方式。”从2001到2005年,他的确放下了诗笔。可是我们看到,大概从2006年8月妻子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开始吧,他就重新提起诗笔,就一发而不可收。数了数集中,仅2015年的诗就有一百几十首,其“创作热情”让人匝舌。想到他是个牧师,想到他花大量时间要牧会,像他一首诗披露的:“在礼拜一,就想念手擀面了/礼拜二和加尔文在一起/礼拜三查经,礼拜四剪头发/礼拜五上午有婚前辅导,晚上祷告/礼拜六一直在忙/到了礼拜天,世界就结束了”(《小史诗:礼拜天》)……这种情况下他竟然会写诗,而且写那么多,的确让人“友邦惊诧”。可是既然酱紫,肯定有其原委。
肯定有心理机制。就像他《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一诗表白:
 
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
花时间安息,也花时间死亡
将一瓶贵重的油,缓缓浇在心上
然后扇动双臂,摹仿飞翔
 
目前他的诗集,大家能看到的也就两个:《秋天的乌托邦(1994-2008)》、《大教堂:二十年诗选》(1994—2014)。我则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在6月1号“王怡诗歌朗诵会”之前,有幸先睹他已结集、未付印的2014、2015年诗选《神秘的哀悼者》,和未结集、未定名的《变老的时代》若干首诗为快。觉得以前自己,真的像古人说,“睫毛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了。细想从2002年那个下午,在百花潭公园门口“幸会”起,交往和阅读他都十几年了,怎么从没把他视为“诗人”?思来想去,或许跟在座的老廖光头太亮有关?可是老廖出去,也已五年了……思来想去,让人疏离的不是时空,而是语言。就像诗人王怡洞察:
“夏天落雪。秋收下雨/每个句子都格格不入”(《11月17日:箴言》)。
 
一、“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
 
王怡有自己的诗观。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做什么。1995年他还在大三时,就跟自己说:“很多语言都可以入殓了/我们脱帽致礼吧//我沉默不言/不是喜欢孤僻/是他们以我不习惯的方式说话”(《四个梦及其解析》)。对语言的沉沦不抱幻想。为了救拔自己,他在房间反复锤炼,“让语言颠倒众生/呈现出高于世俗的光辉//让一首诗浪子回头在语言炼金术的治下/我们这样赞美鹿:多么美好。一匹形而上的马”(《八月四日:菊花》)。能够看出他的反讽,也能够看出他的虔敬。1996年大四时坦承:“我之所以还能写诗/是因为勇敢的文字/出于怯弱的想像”(《献祭》)。过了几年又说:“从一个词转至另一个词/之间光线幽暗/我缺乏必要的勇敢”(《三月四日:隐喻》)但那时,他已经于无声处揭竿而起:
“现代诗之所以首先是一种命名,在于它已经和古典诗歌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不能从集体公社式的写作之中把作为个体的自己选拔出来,我们今天的写作就是无力为继的。我们的每一句诗就像风尘女子,我们的每一个词语都人尽可夫。就不过是构成一个语言的公有制帝国的螺丝钉。”(《命名、个人写作及现代诗》)
毫无疑问,他像爱命一样爱诗。因此绝不苟且:“没有诗歌的语言/是叫花子的语言/如果一个词语/有一年没有被写进一首诗里/就像一年没有洗过的碗/或没有擦拭过的镜片”(《词语(三首)》之二)可是越来越发现,为了生命和爱,必须成为“煽颠分子”。2013年他还在向语言致意:“一切变幻不居的事物中/唯有语言的确美好/所有关于人的真理都已死去/唯有语言的确美好”(《唯有语言的确美好》)。2014年又不忍:“汉语。在中国/是对生活的折磨“《汉语(另一则)》)。跟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一样,“他发现词语和生活一样辽阔/也和生活一样卑污……现在,他怀疑每一个词语/它们比这些年来经过他身边的女人/更加折磨他的心”(《饥饿的诗人》)。经受着捶打,他“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正所谓“一条黑道越到底”。他已经不像过去,像“一朵菊花在沉默中/坚持了不同的政见/和对于色彩的偏好”,受洗归主之后的他哀叹:“哦,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反复捶打岩石。/而语言捶打我们,直到这承受语言的族类,失去说话的勇气。”(《小史诗,或三一主日》),还有“语言是一种静默的文化,流泪的哑剧/我在其中,口贴尘埃,独坐无言”(《小先知》)……于无言时有圣言。就是《约翰福音》里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及《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宣告的: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他感叹:“多么难啊,保持对语言的忠诚/在忍不住呻吟和叹息的时候”(《小哀歌》)又问自己:为什么要追寻虚空中绽放的花呢?《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写:“谁说一块土地不会说话/一片山林不知道任何事/世上有穿堂风,和能言马/每样东西都是一个比喻/它们为此而造,为此而存在//但诗人是蹩脚的翻译家/在这方面,不如婴孩和吃奶的”。《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则交代,现实是一回事,坚守是另一回事。现实在左:
有人绝望地说,/“弹弓都禁止了,/砖头凭身份证购买,还会远吗”?
坚守在右:
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用来伤害和被伤害/用来祝福、咒诅和争战/现在,无人能夺走我的尊严/除非他夺走我的语言
其实现实与坚守是很难分开的。就像在语言的石缝中,爱更经常地发生。为了“沉默而高尚地生活/在语言的石缝,坚持爱”(《忏悔诗(之七)》,我们看到了下面这首,你尽管可以诬陷以“美学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诗,在我看来不啻迎风猎猎的宣言: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一个汉语,可以颠覆一个政权。
十四行呢,可以颠覆一千年。

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
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让领袖害怕一首诗。
一个比喻,是一枚核弹。
商女不知,满纸荒唐言,一把亡国泪。

在最糟糕的日子,也有巨大的涌浪袭来。
死亡,成了囚犯,被水羁押着。

有谁不是家属呢,谁不是未亡人?
在这个时代,你朗诵一首诗,涉嫌三、五个罪名。
你不朗诵,你就被他们朗诵。

在这个时代,瞎子呐呐自语。
神圣,神圣,神圣。他问聋子,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我想这首诗,解读是多余的。作为《上帝之城》迄今未读的读书人,我即使有心解读恐也力不从心。“神圣,神圣,神圣”究竟怎么回事,以及又是怎么涉嫌颠覆我们的世界的……我的确说不好。就只能避难就易地,从诗歌评论的角度,指出此诗道出的其实是常识。哪怕常识经常不被认可:“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一位诗人连起码的Logo都没有,怎好说自己是诗人?与此相关的是,我想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红口白牙的话,或者也适合王怡:
“谁要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写出值得称赞的东西,就得他自己成为一首真正的诗。”
 
二、“我的诗比尘埃更低”
 
想从他的早期诗歌说起。
觉得他的诗学,有点像布罗茨基。1987年他在诺奖典礼上讲:“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些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文学在对国家的态度上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没有跟王怡谈论,只是根据Logo,想到理应如此。只不过王怡自己,比较看重信主前后的不同。看他编《大教堂:二十年诗选》的目录,是以2001到2005为“中场:沉默”期,此前为“死亡”,此后为“重生”。其实还在他“重生”之后的诗尚未写出来的时候,还在2005年6月,就在诗论《作为救赎的诗歌史》中,“浪子回头”地决心:
“对我而言,诗歌的路是救赎的路。从哀歌开始,到赞美诗结束。”
“……我在哀歌之中,中断了我的诗歌史。我的诗比尘埃更低,但作为救赎的诗歌史,有没有机会从赞美诗重新开始?……”
此说是否得当?概括是否成立?我只能说一下后者。
应该说他起初的诗,走的是北岛(或许还有崔健等)路线:“那时我们诵读北岛的诗句/像一把刀子。那时我们多么骄傲”(《时代的初夜》);“所谓路是无从落脚的循环/语言是最没有贞操的”(《双城记》);“天国的门永远虚掩着/我们的眼横亘在半空/‘于天上望见深渊’/一只青鸟迎面飞来/在最接近的刹那骤然消失”(《结局》);“有多少灵魂在夤夜呼告/不甘心像树木。默默死亡”(《油菜地》);“红罂粟铺满我的足下/一切边缘之上/我梦见自己惊慌的面孔”(《一切边缘之上》)……一句话,拒绝虚假盼望。
只是那时北岛,还有英雄主义。问题在“一个时代倾注了我们的精血……对于物是人非的变迁/我们的一生,已经过于漫长”(《时代的初夜》),于是“我看见太阳菊花般升腾。绽放/并坠地/我看见血红的花瓣在远方摇晃”,虽然一直在想,“能使阳光生长的阳光是什么模样”(《刹那》),在想明白之前,的确“向着虚空/只伸出一根中指”(《玫瑰的火焰》)。迷途知返之前,的确自认“一个没有福分的人/像花粉。在时代的边涯/像花粉一样散播……像偶然的花粉/偶然的蝴蝶/偶然的上帝,将我们遗弃”(《上帝的花粉》)。
于是有自挽:“我相信远方有一个家/才来到路上/天堂消失了。所有路也消失/家在风中”(《挽歌》),于是有《遗言》:“我的脸庞如此生动/睡在冰凉的墓床”。于是有想像的长眠:“玫瑰花开的声音让我痛恨/恨自己不是那长眠地下的人”(《沉睡者》)。的确比尘埃更低,哪怕跟恋人在一起。看他为“蓉儿21岁生日”所写《纪念日》:“我们本来陌路。活在彼此的欲望之外/如野草生于大地。天空有飞鸟离去……”。再看给恋人22岁生日的献诗《故乡》:“那面床是唯一的故乡/我们反复躺下。又反复起来/如果。如果坟莹也能/反复的躺下/又反复的起来//用你的唇/爱抚我荒凉的脊背吧”……再誊录一首:
 
哀歌


很久不相信神话了
今晚。一个神话在我们耳畔悄悄发芽

今晚。梦见一个清瘦如柴的梦
美丽如夭亡的少女
如春日被人摘去的花

你不必说
你已化蝶
神指给我看了
凝固的海浪。安睡的鱼
和我指端
腾起的每一缕烟

很久不相信神话了
今晚。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
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

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
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
 
相信吗,写这诗时他刚念完大三。相信吗,应该是雅歌,写成了哀歌。相信吗,只因为“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就惬意“今晚的爱情像神话一样奇妙”。相信吗,诗中说“今晚的耳朵听不见哀歌”,标题成“哀歌”——你太会起题目了。你太享受“哀”了。真个是汉乐府所说“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怀忧?”,还是为赋新诗强说愁?
不知道。反正我想纠正说,这不是早期诗的全部。
 
三、“多奇特,哀歌的语言竟然是信心的影子”
 
若细心听,若公正说,就会承认“哀”的后面不尽哀。
承认是尘埃,未必当下是尘埃。既然一口神气还在。于是我看到,诗中有暗流:“灵魂的谷地。有一股暗流/在我体内自生自灭”(《真理》);有谛听:“发自内心的一次次坍塌/我们是唯一的谛听者”(《背叛(之二)》)有白日梦:“当在春熙路的人流中低首/我怀念妻子、诗歌和自由的生活/——只是和字可以省略”(《三月二十六日:糖酒交易会》);有内心生活:“面向一个纪念日/我举起双手/我就有权保持沉默”(《庆典》);有积蓄力量:“你们爱恋时。我要独身/面对欲望不动声色的积蓄/在你们阳萎的时代囤积居奇……”(《背叛》);有毅然决然:“我悄悄走离合唱的队列/到南门外的河边/起意为死难的人保持沉默”(《老南门的事》)……
显然这些,是初识王怡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后来办《宪政论衡》,题词“千年暗室,一灯即明”,何止非“比尘埃更低”,简直迹近骄狂。当他写《琥珀》:“在都市。我衣着褴褛的走过/是衣褐怀玉的异人/揣着一枚极温润的琥珀”。当他写《始祖鸟》:“每一块岩石梦想开口歌唱/每一只鸟都为相思而死/我们贴近月亮飞翔/倾听另一维的流水声。”这些诗何止无关尘埃,简直让人痴想:古云“哀兵必胜”,是否今天的真理?
若细心听,若公正说,就会发现“哀”的后面有信心。比如《无言的吻》:“最后的时刻临到了/没有生命的。永不要出世/还没有爱的/承受末日的惩诫吧/那扇门为我无畏的敞开”,最后两句有名堂。前面提到的《一切边缘之上》,一开始就宣告:“路是无谓的重复/大地上纵然阡陌交错/我们却往哪里逃逸……”已经山穷水尽,却又暗含希冀:
 
十字架上的血。流在大理石的殿堂
每一回月圆之夜
你们可曾细细倾听
天外传来渺不可闻的福音
 
当然时间还没到。或者可以说,上帝埋伏笔。用王怡的诗句:“在坚持中一个顺手写下的单词/凸出全部的隐喻”(《三月四日:隐喻》),和“我告诉自己:如果有一枝枪/挂在第一幕戏的墙上/最后就一定会响”(《三月五日:回忆录》),则时间一到果真是。所以我觉得,受洗归主是人,诗有诗的价值。何况再耐心看,有对天家的憧憬:“神曾应许。将每一颗泪揩去”(《故乡》);有对自我的驱策:“终其一生。我到底要将什么/高高地举过头顶”(《刀光剑影》)。有一语成谶:“被遗弃的金色种子/被遗弃的自由落体/在某天下班的途中/我像一株成熟的小麦,被神收割”(《像一粒小米》)。有斩钉截铁:“我们像一截树桩/像落入尘世的情种/一切神不在乎的,我们也不在乎”(《情种》)。甚至我要说,有未必明言的“分别为圣”:“我接过神的衣钵/之后再没有路了/我以血划界/之后是你们的时间”(《远去的河》)……当然时间没到,一切还未彰显。
时间还没到,可在预备中。我想特别指出,诗中仿的“圣言”:
有童贞女受孕:“我的裸体少女/在雨中受孕/你将母亲的乳汁/哺育伟大的幼婴”(《裸体少女》)。有耶稣传道镜头:“走在众生的前头/上帝的鞋子灌满了沙……避开城市/我们去郊外的湖泊洗礼”(《传道》)。有《创世记》:“你指点满园的牡丹告诉我/这一朵是善。那一朵是恶……/我们满含羞怯/分沾创世的荣耀”。有《恩宠》:“从上帝跟前/领走各自的那份恩宠/金星在我们头顶闪耀/另一种日子。充满蓝色的光。”有《梦想:第二个亚当》:“不设财产权的唯一疆土/去吧。那一片大好国度”。有《最后的晚餐》,有《牺牲》,有《复活》……毫无疑问,“我的诗比尘埃更低”是事实,却不是全部的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还有个如何评价的问题——哀歌就一定不好?
2005年,王怡在《作为救赎的诗歌史》一文中,“痛改前非”地讲“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虽然也补充“但伟大的哀歌也流露了对无限之物的景仰,铺叙了寻找属灵之家的艰辛。诗人在这一历程中的全部骄傲,和内心的脆弱。之间的张力就是哀歌最迷人的气质”,可给人的印象:一个是定性、是结论、是立场,另一个是变风、是变雅、是特许。两者何能同日而语。我的印象对吗?
注意到他的迟疑,注意到他的坚定。总之“今是而昨非”。不能不让我等还沉溺“昨非”当中的人困窘。为了减轻一点困窘,我想到翻腾、点赞一些相反的论述。如基督教作家杨腓力在《上帝的情书》一书中,在解析“竟被纳入正典”的《传道书》时如是写:“60年代受欢迎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有一种先见之明:他们检验人活在其中的幻象,并且披露其真相。就此而言,那些感觉到世界不协调而彷徨的人,比那些满足于世界的人更接近神。……”该书还引用基督徒辅导学家艾德伦(Dan Allender)的一段话:
 你会向谁发出最激烈、没有理性——意即懵懂不清、难以名状的怒气?你会向一个能解雇你、把你从宝贝职位上拉下来的人这么做吗?大概不会。你信不过他们;你不认为他们忍受得了你这么深的失望、困惑……吊诡的是,听得进你哀叹,甚或忍受得住你哀叹的人,却是你可以深信不疑的人……多奇特,哀歌的语言竟然是信心的影子。  
《传道书》如此,《耶利米哀歌》更是。学者埃里克·沃格林,在《希特勒与德国人》一书附录《德国大学与德国社会秩序:重新思考纳粹时代》一文中如是写:
哀叹本身不是回归,它只是看到了缺陷,因而是回归的开端。而且它也是一个行动,在这个行动中,语言洞见到自己作为现实表达的特性,因而恢复了语言的本质。
⋯⋯因此,语言作为苦难和欢乐的表达具有双重意义。哪怕是在狂喜之中,也可以听到人的叹息,因为他离神很远,因此有可能与神疏远。哪怕是在叹息之中,也可以仍然存在尊严,存在从疏离中得到拯救的盼望。
——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他有些言论,一直让我纳闷——后面还会讲。
 
四、世界向左 灵修向右(之一)
 
我读王怡的诗,时常感到疑惑:
如何“最公共的,成为最私人的/最私人的,成为最公共的”?
想不清原因,诗却在那里:早期许多诗,有“记念”意识。后来许多诗,有“诗史”趣味。两样东西当然不同,“记念”重私人,“诗史”重公共。可是又相通:“诗史”非集体主义,“记念”却像写编年。我只能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继续,也是前者的的扩充,可以认为是它的更新换代版本。
且看表现。前期的诗,多个人主义的“飞鸿踏雪泥”。如前引“写给蓉儿21岁生日”的诗,题目就是《纪念日》,虽然自嘲口吻:“一些刹那的碎屑罢了/若没有轮回。就无所谓回忆/思念终不能穿越躯壳/去唤醒不由自主的一粒沙”,毕竟敝帚自珍地写了。还不只这一首。细翻他的诗,诗后都有郑重日期。尤值《秋天的乌托邦》中,直接以日期为题的作品,有四、五十篇之多,的确很有意思。需要申说的是,虽然写为“纪念”,其实更像“记念”,《圣经》中一再出现的“记念”,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和《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记念”。显而易见,它们或不正式,却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经常性唤起。
再看受洗后,一系列“小诗史”:《小史诗:9月19日》,《小史诗:坐牢》,《小史诗:9月20日》,《小史诗:9月22日》,《小史诗:在中国》,《小史诗:在成都》,《小史诗:在香港》,《小史诗:死城》,《小史诗:死亡》,《小史诗:9月28日》,《小史诗:在佛山》,《小史诗:早餐》,《小史诗:预备日》,《小史诗:在台北》,《小史诗:辜鸿铭》,《小史诗:史蒂文斯》,《小史诗:在泰国》,《小史诗:礼拜天》,《小史诗,或三一主日》,《小史诗:在纽约》,《小史诗:在美国》,《小史诗:在普度》……其实还有很多,并没叫“小诗史”,若细看的话,跟叫“小诗史”的并没两样。有时候取标题,多少带有随机性。
它们写什么?就随便引一点。看《小史诗:在中国》之九:“让老僧隐遁山林吧/让儒者滔滔不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一头撞向生活”。史诗题目下,却是“诗言志”。《小史诗:9月22日》之二:“文革末期。政治犯李九莲/在狱中题诗:/‘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得到一声回响,/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的确是史笔,言人所未言。事实上的“小诗史”,如《读R.S.托马斯》:“人们会说起,那个时代/教堂的钟声/由那个党/一手操纵……人们会这样赞美上帝/看哪,即使/那个时代/爱还在。也有/不屈膝的人/和一些被法警/殴打的天使/上去下来”。诗后落款是:“20150622,给信耶稣的律师。”
——这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若说公共的,莫非是历史?或者为一种实在说不清的“历史”做补白?未必未来读史的人,会在意“人们会这样赞美上帝/看哪,即使/那个时代……”云云,老实说我是迟疑的。所以小诗史,还是心灵史。哪怕作者有“为历史做见证”的故意,说到底跟历史上老杜们一样,说到底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留情地讲,如同布罗茨基认定的:“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也像诗人王怡所呼应的:“只有非集体主义的诗歌,甚至非集体主义的语言,才可能从中诞生真正自由的批判性。但诗歌中的批判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拯救社会。”
可是若说个人主义的,又怎么认可这首,“为上帝做见证”的诗:
 
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


在这个冬天,我们靠一些词语取暖
花时间安息,也花时间死亡
将一瓶贵重的油,缓缓浇在心上
然后扇动双臂,摹仿飞翔

请注意,是扇动,不是煽动
因为在这个冬天,火苗已经熄了
你必须把上帝比作不义的法官
或令人心寒的父亲

才能带来我们亟需的刺激
因为在这个冬天,必须有一些词语
给我们持续的电击

我承认,这是残忍的
但这不是实验,而是抢救
并且是和春天约会的唯一方式
 
涉及到上帝,涉及到“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也是个人化的“诗言志”?
 
五、世界向左 灵修向右(之二)
 
我读王怡时,常感到吃力。
下面继续吃力。
上海学者和批评家张闳说,王怡的诗赓续了《诗篇》和智慧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以为看得很准。《诗篇》题目太大,后面会有涉及。这里仅就后者投影,勉力申说一下。
外部沦陷的世界,内心成了营盘。正如他早期诗所表露的:“语言是古典的教堂。思想是另一座/我们在透明的方格里/像长一对翅膀的雏鸡/四下扑打着/乐不思蜀的自由”(《真理》);“天下的鱼都能安然入睡/我非鱼。你们也不是我”(《说谎的夜》);“上帝继续着抛硬币的游戏/阳光或月色。生或死/请为我鼓盆而歌吧/我要从这个世界回去。回到另一个”(《黄昏》)……受洗归主后,他依然如此。或许更有力更犀利了。
我能走进去吗?让我坦率表白:有的喜欢,有的排斥,更多的茫然。喜欢的如:“罪是公开的秘密,在我身上/有茁壮的身体/在厨房哼着小调/哼着,哼着/想起了一生中难堪的事”(《信心》);“我给了乞丐两块钱/是为了避免/去看他的两只眼睛/我去了灾区一天/是为了避免/在那里住一辈子”(《敬畏(短诗八首)》之《施舍》);“上个世纪50年代/人人都在冒充天使/除了邮递员/护士,警察,厨师,和服务员/各行业的制服都是白色”。(《读书笔记:契科夫》之三)“成长意味着/把一些愿望留到以后去满足/去远方要带上鞋,钱包,和眼镜/去更远的远方,必须带上灵魂/和悔改的泪水”。(《神秘的哀悼者》之三)
排斥的有:“今天是原告。昨天是被告。/一个智慧的人,应当假定昨天是正确的。/今天。今天必须负起举证责任。”(《带着忧伤的思考》之四)——岂不是训人么?《对话练习(二)》之五:“智者说,/以恰当的方式背负行囊/你将变得轻松/你若信,胯下会出现一匹骏马。”——岂不是激将么?“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哲学家呢,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毒药……世界进入了无聊状态/凡有气息的,都爱自拍”(《默想十四首》之十)——岂不是站得太高么?哪怕口含天宪,本来就是读诗,谁会俯首帖耳?
 
更有灵修文学,让我如堕烟雾。
 
灵修文学与智慧文学,应该一个大类。或者一般所谓智慧文学,也包括了灵修文学在内吧。只是相对而言,“智慧文学”人们更好接受,“灵修文学”让人望而却步。若顾名思义,前者是跟人讲,后者是跟自己……当然这样讲太想当然。要是略严格地说,我所理解的灵修,就是《诗篇》头一首中“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灵修文学即是以诗歌形式,纪录自己的灵修过程。灵修文学是一种灵程札记。根据王怡的阐述:
“灵修意味着将一切复杂混乱的人性经验,包括创伤、痛苦、怀疑、否定,乃至一切病态,都完整地和个别地献给基督的一种生活方式”,“灵修是一个使知识受伤的过程。……大胆地,冒险地,和不顾情面的。因此,灵修总是笨拙的,和艰难的”(《关于灵修的默想》)。
这样一种写作,当然让我憷头。有的东西,能领会一点。像《小要理(组诗)第90问》所呈现:“默想。是一件喧哗的事/活在细节里/进入子弹时间/默想的人可以躲开子弹//默想的人/靠一句话生活/花落的声音,如打雷的声音/漫长的死亡/漫长的爱,和漫长的自由”……不能说完全不能领会。可更多的,就无从置喙。当我面对这些标题:
《晨祷》、《谢饭》、《思念》、《晚祭》、《默祷》、《默想(三则)》、《受难周》、《罗马书》、《夏日默想》、《天父世界(短歌集)》、《默想十四首》、《变老的时代》、《神秘的哀悼者》、《站在基督所站之地》、《听道:浪子的比喻》、《读书笔记:看透》、《9月11日:查经》、《11月17日:箴言》、《12月8日:圣灵》、《8月8日:晨更》、 《我不知道什么,除非我先存在》……
说真的,面对这些标题人就矮了几分。知道珠穆朗玛峰景色奇绝。
就转贴两节,让我抓瞎的灵程札记:
真正的胜利,酷似一场失败/真正的荣耀,显露在卑微和人的藐视中/真正的生命,在必死无疑的地方……真正的个人,是无限的群体/真正的群体,是无限的个人/真正的,那令人生畏的,神圣的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除非我先存在》)
在那里,灵修即政治/因为最公共的,成为最私人的/最私人的,成为最公共的……站在基督所站之地/有一种被称为殉道的权力/和被称为顺服的统治/在那里,对现存政权最大的批判/就是死于那个政权……                  (《站在基督所站之地》)
 
六、一个人的申命记
 
为了轻松点,进入“中国人的宗教——历史”领域。
只是一旦真正进入,发现历史跟灵修一样,不轻松。
谨罗列1995年至今,王怡写“六·四”的诗歌清单:
1995年5月,听崔健《最后一枪》写《结局》;
1996年“六四”七周年,写《6月4日:新长征的路上》、《6月4日:最柔荏的时分》、《6月4日:牺牲》;
1997年,写《六月四日:致受难者》、《六月四日:致流亡者》、《六月四日:致幸存者》;
2009年,写《6月4日:出埃及》、《6月4日:加低斯的旷野》、写《6月4日:复活》;
2012年“六四”23周年,“写给柴玲姊妹和王丹先生”《圣弗兰西斯和狼》;
2013年5月,写《这一代的怕和爱》;
2014年二十五周年,写《日历:第二十五年》、《流水:第二十五年》、《屠杀》、《广场》。6月5日被传唤回家后,写《罗马书》;
2015年6月4日,在派出所讯问室写《那日子》。次日写《他们会毁了更年轻的一代》、《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随后写《我想你,却不能说出你的名字》、《致青春》,以及读了六月诗集后,写《哦,你不要往东方去》。6月18日傍晚,写《我想你,却不能说出你的名字》。7月13日想念朋友,写《哎呀,我的朋友真多》;
刚过去的2017年这一天,写《小史诗:廿八年》……
我想以上系年,本身表明太多。联系2007年6月初,这位当年的中学生在《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纪念“六四”屠杀18周年》一文中所申说的:“……‘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我的确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则这些诗“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地守在那里,让原本认为“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的人,如果不是足够硬心足够无耻,会感到这个殿堂其实很难呆下去。
略微摘引一点。《六月四日:致流亡者》:“为什么令我心痛的总是记忆/一个在叙事诗中人淡如菊的自我/生命承天而降。空遁而去/我们书写或被书写/爱与被爱。屠杀或被屠杀/剥削或被剥削/人子是金字塔顶端的祭物”。《流水:第二十五年》之七:“二十五年来/生活充满了关键词/汉语都疲倦了/载不动/天安门的母亲”。《诗人不可能不想到政治》:“看哪,语言的乱伦者/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政治/而名声,名声从来都是政治的//出版,评论,朗诵,都发生在/一座巨大的,无人的广场/在那里,足够出生,足够死去//足够写,足够阅读,足够遗忘/看哪,有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有人用了漫长的一生”。
2015年9月《小哀歌》不是直接写“六·四”,我以为也能说明他不断书写的心理动机:“有限的事物,在一瞬间被记忆改变/但我需要反复诵念,避免遗忘……”。
 
小哀歌


有限的事物,在一瞬间被记忆改变
但我需要反复诵念,避免遗忘
多么难啊,保持对语言的忠诚
在忍不住呻吟和叹息的时候

主人啊,看见我在此刻看见的
写下我在此刻想写而无法写下的

你说,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
又如碱上倒醋。

那么我坐下,把琴挂在柳树上
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右手忘记技巧

我活着,仅活在你的语言中
我的唯一任务是背诵它们
直到你将仇人的婴孩,摔在磐石上
又将垂垂的老者引入天堂

                          20150929,晨更。
 
是的,这是一个人的《申命记》。就像杨腓力《上帝的情书》第三章所叙述:《申命记》内容可以用一个词总括:“要记住!”
摩西在《申命记》的讲词,树立了历史记忆的伟大传承,成为他的同胞——后来以犹太人为人知——珍惜至今的传承:“绝对不可忘记。”
……但是摩西知道,“记住”这般简单的动作,其实需要每天集中心思意念。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如果把王怡的“六·四”诗歌跟海内外同题诗进行比较(比如《哦,你不要往东方去》对廖亦武《大屠杀》,以及《诗人不可能不想到政治》对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等的互文),那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个人,更关注一位基督徒诗人的写作具有什么特点,包括同一位诗人在“重生”前后呈现出什么不同?特点和差异应该是有的。比如“重生”前倾心:“当队伍在街头被驱散/一个纪念日如期来临”(《六月四日:致幸存者》),则“重生”后瞩目“枪响之后/福音就进城了”(《6月4日:复活》)。
最能集中鲜明展现出这一点的,我以为是下面的《屠杀》:
 
屠杀

你在血泊中遇见我
野有蔓草
淹没了足踝
风马牛不相及
你却动了爱情

我搭在你的肩上
田园将芜
追兵如水
从破裂的金罐涌出
三轮车,平板车,自行车
人民的脚惊慌失措

有人将诗歌挂在腰上
有人在汉语中大病一场
有人一边哭泣,一边艰难地说
哈利路亚
 
当然关于后两句,可能会有异议。只是观点是观点,诗歌是诗歌。《屠杀》用并列的方式,分岔了几种不同情况,很克制地“一个六四,不同故事”。极赞赏这样戏剧化的处理。当然个人之见,不是每首诗同样好。而且我叫好,别人会批评。
 
七、《小史诗:二十八年》批评现场
 
或许这节多余,只是不愿舍弃。
今年6月5日,王怡在朋友圈发了《小史诗:二十八年》。随后我转。也是没想到,一位平时不怎么留言,我也不知他信耶稣的学长表示质疑。于是,我俩就在微信下方“评论”平台上,你来我往“小战”若干回合。至今想起来,还是有价值。就存真如下: 
 
小史诗: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前
她是他的小龙女
他是她的靖哥哥

二十八年后
他是她的流川枫
她是他的苍井空

二十八年来
有人在冬天,和奶奶晒太阳
有人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有人从妈妈抽屉,拿走二十块钱
有人去贝加尔湖,有人去了乌兰巴托

整整二十八年啊,主人
我们瘦了又胖,胖了又瘦
难过时哭,头发长了就剪
整整二十八年啊,主人
没有某个领袖,一直统治我们
也没有一块钱,始终揣在裤兜

每年我碰见一群人
他们说,还有多久,还有多久?
每年我碰见另一群人
他们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二十八年了
我不知道还有多久
但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不知能否赶上最后的晚餐
但我相信没有一天是被浪费的

整整二十八年了,主人
世界是我的集中营
我是世界的集中营
但到底谁会先消失呢
他们,还是我们?

整整二十八年了,主人
活着,活着
活着就是等你宣布答案

20170604,主日。
     
上面是王怡全诗。在我朋友圈,点赞者寥寥。
看到王怡微信后,留言的多兄弟姊妹——“我读出了感伤,更有喜乐。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在哪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在那儿”,等等。也看到网友徐静写:“我是基督徒。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总去纠结那件事。”作者回复:“你真好,有主赐的平安。可以怜悯那些不平安的人。”
下面是我的主场,学长(下称正方)、学弟(下称反方)之间斗嘴场景:
正方:一个心里揣着仇恨的牧羊人,能给他的羊群带来福音么?
反方:那么大的忧伤,你咋看成“仇恨”?
正方:我认为徐静说的好
反方:那就该同情约伯,而不是唱些高调
正方:从不唱高调,但不赞同念念不忘,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值得忧伤的太多了
反方:不觉得徐静唱高调?
正方:约伯受难乃是神要向人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对约伯不存在同情与否的问题,而是借此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
反方:我是说约伯的朋友,做得实在“不够朋友”
正方:看咋理解……没说要像约伯朋友那样,只是认为既已坚定对神的信念,则一切的善恶自有被审判的日子,我等只须紧随神的指引,潜心向善
反方:也要“与哀哭的同哀哭”
正方:作为牧羊人,固然要“与哀哭的同哀哭”,但恐怕更该做的是引领,
反方:哪怕当“流泪的先知”也没有问题啊
正方:呵呵,先知
反方:我是说耶利米还值得效法吧?
正方:当然值得效仿,但是,借着神的话语言说政见,怕就不是先知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英国清教徒的出走,是为前车之鉴
反方:朋友你不觉得,也是巨大的精神创伤?
正方:咀嚼创伤与传讲福音,孰轻孰重
反方:那诗人就只能“赞美”“颂赞”,而不能“哀歌”、忧伤(别说控诉了),《诗篇》也不是这样啊。 
《诗篇》中还有诅咒呢
正方:哀歌,忧伤,诅咒,乃是为了证言受造的软弱,需要神的大爱的抚慰,进而坚固对神的信念
反方:总之能表现吧?
正方:没说不能表现。回到最初的论题:牧羊人的责任,我认为应该是传讲福音、引领受造蒙受神恩,弃恶向善,进而传扬神之大爱,而非对创伤念兹在兹的咀嚼
反方:牧师也可以写诗啊
正方:呵呵,言为心声,诗言志耶。师兄,停止辩论
反方:牧师身份能否写诗?你得表态!
反方:你还是认为会角色冲突?
正方:咋是个敬虔主义者?
反方:“拒绝向上帝提出问题是一种虚假的敬虔,因为那样等于拒绝在试炼中操练我们的心思去解决这类问题。”
看了徐静的留言,让我想到种种
上面你攻我防,在6月4号次日。那时谁能知道,二十天后,有晓波肝癌晚期的噩耗发生。到了噩耗发生,此前“正、反”双方谁还能说出话来。悲哀磐石一般,使人艰于呼吸。最窒息的时候,看到彭强牧师发的微信圈:“荣耀中的失败,失败中的荣耀,若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将何等绝望。为刘先生和刘夫人代祷,愿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他们。”
他的寥寥数语,说出了我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话。
 
八、“且容我的爱和不爱一同生长”
 
现在开始,说你短板。记得北村说你,“饮苦水唱雅歌”,我们都不首肯。
一直在想,为何酱紫?为什么推崇赞美诗的人,唱不好雅歌?当然人各有禀赋,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可能我有点,在钻牛角尖。看到你作为批评家,高度评价苏小和《小雅歌》,也激赏“台湾民歌时代的音乐大师梁弘志……将福音与爱情完美结合,堪称当代汉语中的‘雅歌’”。作为教会牧师,布道时曾讲“华人教会,一般特别强调《雅歌》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轻易地跳过《雅歌》在字面上刻骨铭心的男女情爱……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也特别需要《雅歌》这卷书。”可是作为诗人,看到你写的雅歌不怎么像……怎么回事呢?
前面录了重生前,“比尘埃更低”的《哀歌》。明明是雅歌,被唱成哀歌。这还不是唯一的表现。另有一些“雅歌”作品,展现了爱的美丽也表达了爱的无力。像《初吻》:“吻你时我发现人类的无力/梦想上帝把你还原为我的肋骨”;《乞求》:“一枚圆月浮上夜空/犹如清水煮蛋/我们在宇宙的一个瞬间生活/手拉手。让血液流到指端……/等到清晨醒来/我们发现自己紧握自己的手/仿佛在梦里祈祷过什么”;《情种》:“我们像一截树桩/像落入尘世的情种/一切神不在乎的,我们也不在乎”……一首首看很感人,拉通了看很特别。感到你的特色,就是写作“不像雅歌的雅歌”——的确想不出,阅读过的谁跟你像?
看你受洗之后,也有“婚恋题材”:《感怀》、《婚姻》、《8月24日:婚姻场景》、《9月23日:月亮忘记了》、《婚礼:送给郄弟兄和邹姊妹》等。读这些诗,统统有“在世而不属世”的品质,易言之“爱者之意不在爱,而在上帝之道也”的拔高。像你以前写文章,吃牛肉面都是“保守主义”(记得刘晓波批评:“王怡自称吃牛肉面从不换地,但我也知道他看光碟的紧跟潮流,而且基本上是西方影片,总不能说前者是保守、后者是激进”)……就是既然信主了,就一切都可抛。读这些诗吧,初读觉得在“说教”,再读觉得“倒是特别,有美学价值”,三读的时候就“融会贯通”了,觉得有“道道”,或值得一说。
总结出来的几个特点:
一是可能跟诗人的牧师身份有关,赋诗时有“劝勉”或“提振”心理。看清也看穿婚恋的美好,想限制它的影响范围,引导人目光远大、做更有益的事:“任何东西,不能令人满意的/不值得我们屈尊”(《感怀》);“最浪漫的事/是和你读经、祷告/同领圣餐//因为一旦爱上你/世界就成了仇敌”(《婚礼:送给郄弟兄和邹姊妹》);“那时,我不属于世界/我的爱也不属于自己/然而,主人啊/那激荡人心的飞翔何时起航//那比婚姻更纯粹的婚姻/比天地更辽远的天地……”。要问雅歌为何不像?答曰它是智慧文学。
二是与此相关,也是我特别想要说的,在在表现出对“世俗爱情”之不信任,随时要筑起一道防火墙:“若没有清洁的言语/公义的判决/和正午的阳光//亲爱的女子啊/我们只是露水夫妻/我们所生的/还是私生子”(《6月12日:先知西番雅》);“爱情。是淫乱者的辩护词/婚姻。是死刑犯的上诉状//诗人说,我们热爱生活/其实我们热爱的是魔鬼”(《小要理(组诗)第19问》);“尤其是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看见单身的男女得着许多补偿/连婚姻的价值都在我心里下降了//逢人减寿,遇货添钱/这是肉体对肉体的体贴/这是贪婪者对贪婪者的礼数”(《小要理(组诗)第81问》)……整个一“批判现实主义”。
于是,《他在婚礼的颂赞中睡着了》:“他在别人的欢乐中睡着了/在自己的欢乐中惊醒/他终于发现有一种欢乐/比死亡更坚强/比新娘说出誓言还要紧张”。于是《失乐园(组诗)》发生了:“比死更可怕的/是走向死亡的时候/失去你。我的爱人/你决定了吗/执我之手,与我偕亡/谁能说这不是最浪漫的事……我不要无花果树的叶子/我的亚当,我要你/我剩下的只有你了”。要问为什么发生?因为夏娃的“爱情主义”。至于被逐之后的哀歌,似乎更是执迷不悟的表现……说真的,琢磨这些“剧情”,越琢磨越糊涂。
我在神学方面没有根基,就不反驳吧。表达的,是疑惑。
第三是若干首“准雅歌”,表现出“说爱就说死”的修辞。当然没有问题,《雅歌》上也有“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的话。“爱得要死”也是我们语言中的化石。爱到深时人无力,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所以有几首,我很喜欢的。比如《小要理(组诗)第82问》,开头惬意展示:“云怎样被风爱着/风怎么吹,云就怎么动//鱼怎样被水爱着/鱼在水里面,水也在鱼里面”,结尾却是“但你却为我落成雨/但你却为我走进坟墓”——不不,这首写的不似爱人之间,而是人对上帝的背叛——“你说往西,我就往东”。因而不是雅歌范畴。那就另举一首吧,是王怡诗中我最喜欢的之一:
 
小史诗:早餐

那个每天早上喂养我的女人
用鸡蛋哄我,用打折的外国牛奶饮我
和我牵手祷告,在那一瞬间
令我感到,唯一的缺憾就是
没有立刻在这样的早上死去
那个每天用粮食和语言喂养我的女人啊

只是今天早晨,吃着茄子饼,和药丸
主人啊,我忽然明白
你把这个女人给我,不是为今生
是为来世。不是全部
是一个开始
 
喜欢的原因,还用说么。柴米油盐,质朴有华。于子偕老,开启来世……那一瞬间的感到,“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立刻在这样的早上死去”,凡是深爱过的人我想都会共鸣?此诗有血有肉有骨,不说教也不苛刻。相比较而言吧,另外一首《用你所剩的一切去爱》就盛气凌人了,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了:“用你所剩的一切去爱/是的,一切。但你无法/将麦子和稗子分开/所以爱里总杂着三分虚假/又夹着七分惧怕……哦,亲爱的,请谅解我/且容我的爱和不爱一同生长” ……该怎么说呢?这样的诗句,正确得可怕。
是现代主义与智慧文学的结合体。它是哀歌吗?天知道。
我为什么苛刻,鸡蛋里挑骨头?理由好像,无足挂齿。我是读诗的,也是天路客。无论作为哪样,都有很多苦。现代主义不用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懂得的人概括“冷硬荒寒”……至于原因,我们都想了许多。期待生命更新,包括审美更新,意义不用说了。说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都变成新的”新的是什么意思?你都在基督里了,你都在劝勉,可是唱到“雅歌”就心苦?哦哦,不说了,太个人了。毕竟是牧师。可能这些诗,我该没看见。但是有些话,也还是想说。就绕着说,拿现成的事,前不久牺牲的晓波,他给刘霞的诗,那些诗的确狠……记得若干年前,老廖为晓波、刘霞的诗集写序时,说了些“煞风景”的话,我倒心有戚戚:
晓波处于两难之中,他习惯用一种殉道者的情感,一种极端的理想震撼自己的妻子,他写道:“把我也作为/你活下去的悲惨理由。”
……太沉重了,压得人喘不过气,刘霞说她只能选择这种爱,这种力不从心的活法。但愿晓波仅仅在诗中如此。
(廖亦武:《为刘晓波和刘霞而作》)
 
九、“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吗?
 
最后一个问题,质疑你的理论。
不是针对你的诗。事实上人的主张跟诗,往往两张皮的。
作为批评家的你,在《信仰与审美》、《作为救赎的诗歌史》等重量级文章中,在自我检点的时候,对“哀歌”多有定性和批评。《作为救赎的诗歌史》写:
“……只有两种诗歌,一种是哀歌,一种是赞美诗。后者是我不曾了解的。也是大多数汉语诗人不曾了解的。哀歌是无神论者的救赎,是挣扎在审美与信仰之间的救赎。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哀歌是我作为罪人的史记,作为忏悔者的口供。……因为生命在哀歌中没有前途。”
此说在后起的书简《信仰与审美》中得到完善:
“人类的诗歌史有两个极致,一个是哀歌,几乎最好的诗人写得最好的诗,都是哀歌。……另一个是赞美诗,在我看来,圣经中的《诗篇》和《雅歌》是神人合作的永不可逾越的人类诗歌的极点。而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则是圣经以后人间诗歌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次点。”
也看到齐宏伟兄,援用了你的说法:“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诗人会哀伤,于是就有了哀歌;因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诗人会赞美,于是就有了颂歌。只有两种诗歌:哀歌与颂歌……”(齐宏伟《信与诗》)这次细读,又发现一首《小要理(组诗)第47问》:“我有一首哀歌/但不急于发表//我想等到生命中的所有人/都聚齐了//我渴望用泪水打动他们/我想利用我的悲伤……直到有一天/人们举起我的尸首,说/这是诗人的血,为我们流的/这是诗人的肉,为我们舍的//之后/人们创作了大量哀歌/为了是记念我”——如果理解不差,则此论诗的诗,是深刻否定哀歌的,从根子上否定哀歌——毕竟《小要理》第47问,乃围绕“第一条诫禁止我们作什么?”答曰“第一条诫禁止我们弃绝真神,不敬拜他,不荣耀神,不以他为神,也不以他为我们的神,也禁止我们将那只当归给神的敬拜和荣耀给任何受造之物。”显然你进一步认为,哀歌是诗人的自我偶像化。
我能说太简化吗?我能说不惟简化,其实容易引起误导吗?
首先要说,个人决心“从哀歌开始,到赞美诗结束”,别人是无从置喙的。但你的话,的确不是个人“从牯岭到东京”那么简单,你想让它有理论价值。我干嘛不置疑?
第一条,“哀歌在本质上是渎神的”吗?当你下此断语的时候,想到《耶利米哀歌》了吗?或者将解释,《耶利米哀歌》不算典型的哀歌?那你怎么认知它?怎么认知《圣经》中类似的作品?前文已经提到,沃格林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谈论托玛斯·曼《浮士德博士》时说,那是一篇关于德国人精神状况的哀歌,“一篇《耶利米哀歌》意义上的挽歌。《耶利米哀歌》不只是对某个时期的暴行或者某种较轻的罪行的任意抱怨,而是对人及其远离神的哀叹。精神的缺陷是哀叹的对象,也是其唯一合法的对象,如果哀歌不流于平庸和反精神的话。”
这里描绘性的话,好像跟你差不多?所不同在,他肯定、你否定?
第二条,你极其推崇《诗篇》,只是也“单一化”了。推崇《诗篇》没有问题,据说归正神学“惟独诗篇”,我也不敢乱说什么。问题是你推崇的理由,以及对《诗篇》的认知。你说“赞美诗的极致是《旧约·诗篇》”,怎么觉得这话即使正确,也太“一言以蔽之”。真的不是以偏概全吗?当然你的“定性”,远看也没问题。只是近看一百五十首诗,怎么都觉得丰富。如果只是“赞美”,何需一百五十篇。它的确如加尔文所说:
我已惯于称它为“对灵魂每一细处的剖析”,我想没有不妥,因人所感知的情愫没有一个不在此呈现。圣灵在此已尽然参透生命中所有悲伤,忧愁,惧怕,疑惑,盼望,担心,混乱,简言之,所有搅动人心的纷繁情绪。圣经别的经卷包含了神吩咐其仆人向我们宣告的诫命。但诗篇叫我们看来,是先知自己向神说话,展现其最深处的念头和情感,呼唤,或更多是叫我们看他查验自己的细处,叫我们不被任何一个软弱所屈服,且众多缠绕我们的恶行,依旧被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还特别不避“软弱”地说:
这卷书叫我们知其长处,胜于其他——不仅为我们开通到神那里的通畅道路,也赐我们自由畅说我们的软弱,乃是我们羞于在人前承认的。
(加尔文《诗篇注释》序言)
如此看《诗篇》,不光加尔文。手头正好有杨腓力,他的《上帝的情书》(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5月)一书。该书有专章,是以“心灵点滴皆音符”为题谈论《诗篇》的。许多话润物细无声。他说《诗篇》有不同的形式:咒诅诗、哀悼诗、上行诗、感谢诗。罗列的是属灵札记的采样,犹如个人写给神的信。很多诗流露着“主啊,我信,但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的情怀。有些《诗篇》可以称作“对神愤怒”、“被神出卖”、“被神遗弃”,或是“对神失望”。尤其是咒诅诗等“问题诗篇”:
咒诅诗、赞美诗、悔罪诗特异地混在一起,不再像以前令我觉得那么刺眼。如今我反而为此称奇不已。希伯来诗人将日常生活的种种情绪,都带到神的面前,如此将神囊括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人不需要“穿得体面”或“装笑脸”去见神。我们可以将真相托付给神,而没有隐瞒。(p102)
在另一个地方,他意犹未尽写:
如今我认为,咒诅式诗篇是如何面对邪恶与不公的重要典范。我不应该压抑面对邪恶所生的惊恐与震怒。我也不应该自己来主持公道,而是应该把这些感受赤裸裸地呈现给神。一如《约伯记》、《耶利米书》、《哈巴谷书》清楚所示,神对我们的祷告内容到底合不合宜,极有包容力。他“受得了”我好不压抑的愤怒。我会发现,那些复仇的念头需要神来纠正——然而只有把这些感受带给神,才有纠正与医治的机会。(p119)
该书着实精彩。如第一章,“旧约值得费心读吗?”题目下,有感触地写:
……我在《诗篇》中看到混乱、困惑、怒火、绝望与哀痛这些情绪,是在我自己教会里从未见讨论的题目。我们飞快地就进入“更高”的属灵得胜境地。(p24)
我的确对你——或包括教会,有同样疑惑。你问自己也问人:“语言已经生疏了/同一张嘴,既说了咒诅的话/怎能再说赞美”(《11月17日:箴言》),我问“为什么不能呢?”上面引用了杨腓力,其实《诗篇》的存在本身,大于一切权威解读。
第三条,相对不那么重要,就是你在论述过程中,作为你所认定的“渎神哀歌”的对照,你大声武气说“赞美诗……是大多数汉语诗人不曾了解的”。关于这点,我只能少说。就世界范围讲,正如很权威的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10版)》一书所阐明:赞美诗通常用来指赞美上帝或表达宗教情感的歌曲,也有有关世俗乃至异教主题的“文学赞美诗”。如19世纪出现的詹姆斯·汤姆逊《四季颂歌》、济慈《阿波罗颂》、雪莱《阿波罗颂》《潘神颂》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赞美诗中的后三首,像原先许多希腊赞美诗一样,都是献给异教神明的。”就我们中国来说,起码从《诗经》时代起,一种“颂”的文体或传统就赫赫炎炎、甚嚣尘上了。我们感到难以摆脱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之类……正是它的当代表现。它的确是,“伪父临朝”。
可我们说的是文体、风格。涉及到生态和氛围,靠个正名岂能“搞定”。
 
尾声、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其实能够理解,你的义无返顾:
“那时我们喜爱黑暗,对忧伤/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贪恋”(《哦,那令人喜闻乐见的,死亡》),可现在,不想回去了。我也能理解,你的某种冷峻。面对“伤心过后/有人把爱另存一种格式……只是哭的人多/悔改的人少”(《低潮》)现实,我还不是恨自己不成钢。更何况昆德拉“第二滴泪”。你在文章中念兹在兹:有泪可流也许是良善的,“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似乎就对人性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却是更深的深渊……于是我做了一个祷告,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也拿走我内心的恨意。”(《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
“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我要表示尊重。虽然事实上,你也有忧伤,而且换一个时间,承认“我不能解除忧伤/我之所以祈祷,不是为此/但忧伤,哦,忧伤/具有惊人的价值”(《主人,现在我只剩下语言》)。虽然事实上,你也有哀歌。比如说了那些话之后,署名“小哀歌”的有两篇。更多的没有起名,其实有哀歌成分。即如前录“六·四”二十五周年时的《屠杀》一时,头三段凄惶的场景,不是《耶利米哀歌》开头又是什么?前录被质疑为“咀嚼创伤与传讲福音,孰轻孰重”的《小史诗:二十八年》,不是怀着巨大的忧伤又是什么?还有一首《小史诗:死城》,先两节写1624年大明将亡,苏州城十室九空,和1948年长春围城,市内饿殍载道,俨似人间地狱……这样的描绘,若不算哀歌就没有哀歌了。最后一节:“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奋力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倾覆//哀哉。哀哉。一时之间/她的灾殃一起到来……”,固然大城应该倾覆,所唱的难道不是“哀哉”?还有《小史诗(两则)》之《观音土》,以史家之笔记叙:“史载,1959年春/四川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开始进食观音土/食毕,有饱足/终究饿死无数……”,全诗的确没有一处“哀哉”,真的不是哀歌吗?按照你的分类,它难道是赞美?
当然不是每首,都写得成功。看到有的故事,明明是哀歌,结尾非要扭成赞美(如《11月13日:献给自焚的唐阿姨》),或许神学上能论证,作为一首诗,无论如何不好消化。你倒是飞快进入“更高”的属灵得胜境地了,可怜读者就要被凉拌了。相比较而言,我能接受6月26日,得知“博士病重,国祚将亡”,你向独一全能救主所做的哭祷:“主啊,今天你又给了我十斤黄连,使我口中苦,好叫我知道你十字架的苦。使我心中痛,好叫我知道你在客西马尼园的痛楚。人已不人,国将不国……”相比较而言,我能接受,而且喜欢2015年7月11日“预备日”那天,你“示弱”的《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最近太多事情,令人窒息
请让我软弱片时
在黑暗的房间禁闭片时
像那些被带走的朋友,在夜里
哦,和耶稣一样,在夜里
穿过变得野性的城市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等待欢乐,欢乐的袭击

但不要用咳嗽打断我
不要转换话题,只要几分钟
手机静音,快递也不要来敲门
我必须独自面对,灵的窒息
如果世界刚好在此时坍塌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离世
哦,愿这一切,仿佛无事发生
因为我难过得就像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容我不洗脸,不梳头
不肯出来见你

为了积蓄泪水的决堤
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吧
为了让光明更加刺眼
为了让我千百次地排练
你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2017年6月4日初稿
2017年6月12日二稿
2017年8月6日三稿
 

氿乡孤舟:回忆饥困难耐和担惊受怕的日子

 
 氿乡孤舟:回忆饥困难耐和担惊受怕的日子
 
 亡父生前和老母的合影照
 
   如今想来,我们家真正解决温饱和告别担惊受怕的日子,应该是从分田到户开始的。
 
                                      一     
 
     儿时最初有记忆的1960年代,家庭留给我的主要印象就是争吵;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那时放学回家,走到离家不远处,心里唯一担忧的,就是家里太平不太平。若太平,那自己就如释重负,一身轻松。若不太平,那这一晚就别想安稳,大气都不敢出,愁眉苦脸的,守在家里尽力防止事态升级。当然,家里这种不太平,主要发生在父母之间。
     父亲老实,本分,木讷,甚至可说没用;但性子急,脾气暴。祖母时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是:当心你家老子发脾气啊。这句话通常比较灵验,我们本来闹着,听到这句提醒就收敛了许多。有时要没来得及刹住,父亲就会铁青着脸跑过来朝我们几个虎来虎去,两眼凶光直盯得我们浑身发毛,不得不识趣地屏声敛气。要不然他还会来上一句:要我发脾气不?看我怎么紧你们的骨头!这一嗓子更管用,我们吓得作鸟兽散,躲得没影。
     父亲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光着脚,踏进家门,跺得地上通通作响。这既是显摆又是示威,意思是:老子整天在队里累死累活,你们在家倒清闲自在!你们可留点神,当心老子一不如意要光火!
  随后,父亲通通通跺到灶间,狠狠地拉动锅盖,见还是黑洞洞的锅底,便气不打一处来,哐的一声将锅盖很重地扣下去。你看看,还是冷锅冷灶!死家里负什么责任?!正好脚边有一张小板凳,便抬腿一脚,把小板凳踢得老远,砰的一下撞在前面的破木门上,随即多出一个凹痕。
    家里时常断顿,可有吃没吃,断不断粮,父亲不管,他只顾干活和吃饭。到了这顿要是没得到嘴,他就骂娘,踢东西。母亲时常抱怨,家里的凳子桌子篮子等家什用具为什么不经用,都是你家老子给踢坏的。
    讲起父亲的急暴性子,母亲曾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早先家里祭祖,还是祖父母操持;父亲通通通从田头回来,二话没说,坐上桌就饿狼似的划拉起饭来。祖父母赶忙制止都没来得及,气得两位老人直怪怨,数落父亲太不像话,桌上的饭菜是给老祖宗预备的,你怎么能抢先吃?这成什么体统?不作兴啊!
    这个家,其实母亲压力最大。母亲也不是不到队里干活,也去,也辛苦。但维持生计,比如揭不开锅了,要出去求爷爷告奶奶,借米下锅,就只能是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会去讲好话求人,他也不懂这个。人情世故,父亲可说一窍不通,他几乎从来不跟人交往和聊天。
    打个比方,那时队里或村上因大家都捆在大集体,利益紧密,又无其它出路,闹纠纷的事接连不断,几乎没一日不吵翻天,所以那时喝农药出人命的灾祸特别多。母亲就曾和队里一名妇女吵架,气得服了六六粉,所幸被发现得早,狠灌肥皂水,救下一命。每天发生这么多纠纷,总得有人去劝架或做说服工作。这种活父亲就不会,也没人找他评理或跟他扯上几句。这倒不是人家故意不把父亲当回事,而是父亲实在不是这块料。
    六七岁时我就曾见父亲犯过一次也许在别人不会犯的错。那次父亲为生产队里挑粪,把各家的粪便送往队里的粪池。那家的粪缸就在他们自家的屋后,父亲挑了一担那家的粪,径自从他家的屋里进出,然后送走。这一非常举动,正好被那家的女人撞见,女人十分恼火,骂作一团;称挑粪从家中进出,不作兴,不吉利,惹晦气,这么一个大男人连这点规矩都不晓得?她提出,必须由父亲买鞭炮亲自到她家门口鸣放,以驱除晦气,不然没完。父亲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买了鞭炮去放,花钱消灾。
    你说,惹出这种触霉头的事,母亲怎么会不跟父亲大吵大闹?家里本来花销就紧,这下还要买炮仗为别人去放,这冤大头做得也太亏了!因此也难怪母亲总是要埋怨父亲没用,不通人情,不懂道理,不会掌舵。父亲有时也嘴硬,直着脖子回道,我掌什么舵?我早就交班了,如今只吃饭、不管事,多栽花、少栽刺!
 
    话说回来,其实母亲也不是通情达理的主。她的脾气同样坏,同样不是省油的灯,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母亲爱骂,还破口,而且没完没了。与父亲争吵,从来不肯主动让步,越骂越来劲,就是骂到父亲不开口、生闷气或走开,都还不歇嘴。随后母亲就委屈得嚎啕大哭,蜷缩在灶窝里,边哭、边骂、边诉、边抹泪,总是感叹自己苦命,是个苦丫头,永世不得超生。祖母时常在背后叽咕,哪有蹲在灶窝里哭的?哭得灶神不安,家里还能太平?
    如果就此止步,也就罢了;要命的是,母亲接下来会几天不吃不喝,还照常下田干活,或一躺数天不起床。到了一定时候必须有人来劝,那样她才会强挨着吃上那么几口,然后蓬松着乱发起床,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不过这还是轻的,比这更严重的是,母亲还会寻死觅活,或离家出走。这真把我们几个孩子给害苦了。
    尤其每到过年,父母必有一吵,而且常常选在大年三十。母亲为过年忙这忙那,父亲不会谋划,只能听凭母亲吩咐。而到了大年三十,母亲要打理年夜饭和新年数日端上桌的菜,忙得不可开交。父亲因插不上手,就去家前屋后转悠或干脆焐被子。母亲见他这么逍遥自在,气就上来了。先是啰嗦唠叨,不见效,便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咒死咒活。父亲不堪忍受,只能走得远远的。
    等到下午三点多,看看太阳快要落山,马上要一家围桌吃年夜饭,母亲这才问起父亲死哪里去了,她大概怕有什么事吧。家里几个孩子就我心重,见不到父亲自然担心,就出去找。找来找去,最后在村前小河南面的一座河泥塘里见到了父亲。河泥塘是用来沤制淤泥以作种田肥料的,年底淤泥已清掉,但还有一些残留的稻草。父亲背靠圩埂,下半身躺在稻草上,眯缝着眼,紧绷着脸,望去阴沉灰暗。看样子像晒太阳,实际是满腹心事,不知哪里是个头。
    年底事多,加之穷愁寥落,弄不好就会擦枪走火。那回也是年底,家里好不容易宰了猪,把肉卖了,留下猪头,准备自制猪头糕。那天蒸完团子,把笼汤舀掉,在蒸锅里添上清水,然后将猪头搁锅里煨煮。蒸团子生火都用硬木柴,火旺,蒸得透。蒸完,灶膛里的底火还可发挥余热,煮开水或煨猪头都行。打理完这些,父母就睡了。
    第二天起来,掀开锅盖,糟了,猪头煨得烂熟,成了浆糊一般,根本没法压制猪头糕。母亲气得大哭。猪头糕是过年能够端上桌的主打菜,没了它,就凭青菜、黄豆芽、豆腐煮萝卜等几样素菜如何招待客人?这年还过不过?火是父亲烧的,母亲自然要把气撒在父亲身上。父亲也没法辩解,只能自认倒霉,走出走进唉声叹气。
    其实,这责任不能全怪父亲。蒸团子确实是父亲负责烧火,但后来煨猪头,只是利用灶膛里的底火,父亲并没有再添柴进去。问题的关键在于,穷家,过年第一次煨猪头,完全没经验,不知道灶膛里的底火这么厉害。母亲哭得很伤心,邻居都跑来劝慰,见了浆糊似的猪头汤,也陪着懊丧,齐说,要是半夜能爬起来看一下就好了。这就是经验,但父母初次弄这东西,哪里懂啊。
    大家欢天喜地过年,我们家一到过年就更加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可尽管如此,到了大年初一,父母还能强颜欢笑。他们甚至还会合谋坑人。那年头经常发生鸡瘟,我家一连死了好几只鸡。父母见别人家的鸡还在欢蹦乱跳,四处闲逛觅食,气就不顺,随之失去平衡,妒意顿生。于是将自家死鸡鸡肫里未能消化的宿食掏出来收好。等到大年初一清晨人家放过鞭炮后,父亲取了这些宿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到家,母亲问,碰见人没?父亲答,没。母亲再问,撒了没?父亲答,撒了。随后,两人就私底下观察别人家的鸡放出来,在鞭炮纸屑间划拉觅食。父母见了偷着乐。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们之间难得有的和谐气氛。
 
    父母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因为我的顽皮而导致。七八岁时的一个秋季,一日小姑带了女儿(我表妹,两岁)来看祖母。正好家里刚收获了几斤黄豆晒在竹匾里,竹匾就搁在门口场上。表妹趴在匾里抓黄豆玩,我在边上逗她。逗着逗着,我抓起黄豆往她的头上脸上一点一点洒落下去,她咯咯笑得更欢。突然她叫了起来,可能是一粒黄豆掉进了耳朵,她用小手去抠,越抠越往里钻,她吓得直哭。这下惊动了姑姑和祖母,她们很着急,问是谁干的。表妹用手指我,姑姑、祖母免不了要埋怨几句。后来只能送医院,医生用钳子把黄豆夹了出来,还付了几角钱。
    母亲爱面子,气性大,加上要花冤枉钱,自然要骂我打我。最后,又把怨气发泄在父亲身上,和父亲吵起来。父亲和小姑是兄妹,母亲觉得她不讲情面。这一吵便没个完,从傍晚四点左右一直吵到晚上八点之后。父亲实在受不了,便气冲冲地跑到隔壁祖母那边,说声:姆妈,我走了!撂下这句话,迅速回身朝屋子东边的路上奔去。
    祖母那边正好有一屋子人在聊天,听到父亲这个话不对,大家呼啦一下追出来拉住父亲,齐声说,这么晚了往哪儿去?有话好好讲。父亲猛的一阵性子上来,乱蹦乱跳,大叫,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蹦跳了几下,身子一软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大家围上前呼唤父亲的名字,但父亲死了一般,一动不动,全无声息。
    这下乱了。母亲在屋里听到外面闹嚷说父亲死过去了,立马抢奔出来,扒开围着的人,边叫着父亲边弯下身子对着父亲的嘴,猛吸几口。
    多年后我才明白母亲可能是要做人工呼吸。也不知母亲从哪里学来或听来的这个急招,种田人哪见过这架势?
    父亲醒来时讲的第一句话:“表弟啊!”这是回应边上那位在不断呼唤父亲叫哥的生产队会计。至于母亲,父亲故作视而不见,也没什么不正常。
    因为年幼不谙世事,后来我始终没搞明白父亲是被母亲做人工呼吸救过来的,还是自然而然醒过来的。我也不敢问,毕竟吵闹到这种地步,不是件可以挂在嘴边的光彩事。
 
                                       二       
 
    儿时除了父母争吵让我们几个孩子担惊受怕外,还有一件让我们特别害怕的事,就是父母“手脚不干净”,且积习难改。这里讲的“手脚不干净”,主要是指偷盗集体的粮草和人家的鸡鸭之类东西。
    前面已讲过,家里经常断顿。很多时候,我们家只能全天喝粥,烫得人满头是汗,鬼火直射。一次哥哥喝完粥,把碗一推就赌气出门了。父亲跑过来查看,见碗里还残留一点粥粒和米汤,便睁圆了怪眼骂起来。骂着骂着,就逼我把哥碗里的残渣舔干净。你说,每顿舔自己的碗那是理所当然的,可要舔别人的碗,这滋味如何受得了?我僵在那里,不动。父亲更加骂得凶,并喝叫,糟蹋粮食,要天打雷劈的!最后实在推托不过,我只能一咬牙一跺脚,闭上眼乱舔一起,末了差点吐出来。直到现在,想起那次为哥舔碗的感觉,都隐隐的有些恶心。
    为了填饱肚子,好去队里挣工分,有时只能拿一些难以下咽的杂粮如麦麸、糠饼、红花草等用来充饥。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些东西不光没营养,而且吃了也不舒服,伤身。偶尔吃一回尚无大碍,经常吃,人肯定受不了,何况要干重活。
    打小起,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东西里,有一种叫“超支户”的说法,特别难听;而我们家恰恰就被这顶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所谓 “超支户”,就是平时在生产队里干活所得收入,抵不过从队里分得粮草等物所需支出。成了“超支户”,所分粮草不仅会打上折扣或被扣留一部分,而且与“进钱户”相比,脸上总觉无光,生活压力加大。
    四个孩子一天大似一天,一家六张嘴,再加上赡养祖父母,粮食总是不够吃。那时我就常见母亲到了这顿没米下锅,只能一脸愁苦、垂头丧气地提了筲箕,拎着一杆秤,去外头借米。借到则已,借不到空手而还的一脸苦相,真不是人受的。母亲垂了一会泪,再每家每户盘算一遍,然后又出去。最后甚至要上五保户的门去讲好话。实在无法,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去求大队干部批借粮。
 
    白天队里干重活,填不饱肚子怎么挣工分?而挣不到工分,口粮就更紧巴。再说几个孩子都开始长身子,老是断顿怎么弄?父亲只管吃不管借,没东西下肚就发脾气,这担子全压在母亲身上。
    到了收成之时,除了把我们这些孩子赶下田拾稻穗、麦穗,母亲还想干的,就是筹划着晚间去田里偷。那些年我就经常见母亲趁黑从外面窸窸窣窣扛来稻把,从后门进,然后悄悄地抱进房里,再把前后门和窗户全部堵死。夜里,母亲不睡,拿一双筷子,将稻穗夹着,一点一点地勒下稻子,声音压得越低越好。夜深人静,母亲勒稻穗的“嗞嗞”声越发刺耳,一次次把我们的心提到嗓子眼。外面稍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像吓掉了魂似的,大气都不敢出。
    好在此时队里正要分口粮,母亲可趁机将这些勒下来的稻子掺入其中,去加工成米。
    母亲干这些,我们真是说不出的害怕,担心一旦被人撞见,那可不得了啊。我曾经数次劝母亲别这么干,太让人提心吊胆了。母亲也是一脸无奈,说,家里这么多张嘴,上顿不接下顿,怎么办?我说,我宁可每顿少吃一口,也不愿担惊受怕。母亲叹口气,说,别多嘴,快点去睡吧。
 
    除此而外,我们家还会弄死别人家的鸡鸭等来偷嘴,这跟拿鸡瘟宿食撒给四邻的鸡啄食有点“异曲同工”,反正就是损人利己。别人家的鸡鸭到了傍晚,时有误上我家鸡窝鸭窝的事,被发现后,父母就会将它们偷偷宰了煮熟,一家人躲起来大快朵颐。然后将剩下的骨头全部扔给猪嚼掉,鸡毛或鸭毛则藏起来。等到人家来找丢失的鸡鸭,父母连说没看见啊,还煞有介事地打开鸡窝鸭窝让人家来查看清点。
    一只兔子跑进了我家,被逮住,我要将它拿出去让别人家来认,但父母不许。我抓着兔子犹豫不决。此时正好邻居被我们称作姑婆的老妪跑进我家,从房门口探进头来,问有无兔子跑进来?我近乎本能地将雪白的兔子飞快地藏到身后。父母说,没见到兔子跑来啊。姑婆只好退出。这下,我想交还兔子也不能了。只是我始终放不下心来,不知道姑婆贸然闯进来,我那个飞快向身后藏白兔的动作,有没有引起她老人家的注意?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那年月可说十分普遍,父母肯定不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物质匮乏,加上集体分得的口粮大多不够吃,不偷又能怎样?虽说一旦被捉住或被揭露,所经受的批斗、游村和羞辱等会令自己颜面扫地,但温饱的需要还是逼得人不能不违背德性铤而走险。
 
    偶尔被揭露的事,也不是不会发生,比如那年母亲就遭遇过一回。说起来,其实不过是鸡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但母亲却因此而大出洋相,以致要上吊寻死。
    那时上面号召积肥造肥,队里让大家空下来捉狗屎、捉鸡屎(本地方言,指捡拾狗粪、鸡粪),过秤后倒入生产队仓库边的粪池内。那天下午约摸三点左右,正是队里下午休息半小时点饥的时段,我牵着母亲,在门前场上捉鸡屎。当走到附近的粪池边上时,母亲见粪池内一坨鸡屎甚为可观,有些心动,心动不如行动,便顺手用镰刀挑了一撮鸡屎,随后走开。
    哪知母亲这个顺手动作被几个小丫头瞧见。她们也就十来岁,在学校里大概都已加入红小兵,特别有对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她们分别从自己家里跑出来,当场指着母亲,揭发她偷了生产队粪池里的鸡屎。母亲不承认,辩解说,是粪池边上的,不是粪池里的。但几个初生牛犊斗志昂扬,越揭越凶,毫不退让,一口咬定母亲偷了鸡屎,大家都可以作证。很快围了一圈人,几个小丫头伶牙俐齿,母亲百口莫辩。我那时也就六七岁光景,她们的凶相和毫不留情,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心里。
    母亲气得支持不住,一下躺倒在床上不吃不喝,啜泣抹泪。我陪着母亲,不离左右。没多长时间,就见母亲脖子上缠着一条麻绳,绳子的另一端吊在床顶的横梁上。我少不更事,根本不明白何意,呆呆地看着母亲。母亲折腾了一阵,就让我去叫瞎奶奶来。瞎奶奶和祖母是妯娌,母亲是她的养女。我去把瞎奶奶叫来,母亲说自己没法见人了,还不如死了好,说着向瞎奶奶交代了一番托付后事的话。
    瞎奶奶大怒,骂母亲发痴,做呆事,就这点鸡屎,天塌了?几个细婊子就想要了你的命?放她娘的屁!我就三个不相信,她们有本事冲我来!丫头啊,你要想开点,四个孩子这么小,多可怜啊。别的不想,你要想想孩子!你啊,不是我说你,就这死脑筋! 瞎奶奶一边数落着,一边用手在母亲身上头上乱摸,终于摸到脖子上缠着的绳子。瞎奶奶从小失明,但凭着长久养成的习惯,还是把绳子解开,咕哝着拿走了。
    事态严重到如此地步,父亲是否知情?瞎奶奶会不会嘱咐父亲多多留心?会不会让他劝慰母亲?我太小,没人会跟我讲这些。懂事后我常想,就算父亲知道此事,可要让父亲开导母亲,他有这个本事吗?再说了,他们之间除了被强扭在一起组建家庭以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感情基础?就是亲情,都淡薄得如同陌路,更遑论其它。而更主要的,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饥饿穷愁面前,人性中的善早已逐渐萎缩,相反恶倒是越来越得到释放。这种时候,所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等人性中美好的感情还能奢望见到?
 
    可尽管如此,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又让我见证了父母间少有的同心协力。恰如古语所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父亲不会说话,不爱跟人交往,但他侍弄自留地还算得上一把好手。我们家曾经有块自留地在村子南面约四百米处,离氿边不远,那年栽种了葵花籽。谁料等到秋季将要收获时,仅一夜之间就被人把所有葵花盘割了个精光。葵花籽是父亲亲手打理的,见到即将到手的果实被人洗劫一空,那种愤怒和屈辱可想而知。
    父母把这事一嚷嚷,很快传遍全村。有人用手一指,说东南方向那个村子是贼窝,多半是那边的人偷的。随后又给父亲出主意,如何如何去察访。
    第二天父亲假扮成捉狗屎的,戴了只破凉帽,扛把锄头,另一头挑了只盛放狗屎的畚箕,很像那么回事的去了东南方向佯装捉狗屎。到了那个村子,没转悠多久便发现一姓钱的人家有异常。因为他家将竹匾悬在了半空,人在下面根本没法见到里边晒的是什么。如果是晒自家的东西,有什么必要悬那么高不让人看见呢?
    父亲悄悄去了这家的隔壁,打听情况。原来隔壁与钱家是冤家对头,自然乐意协助。随后父亲向隔壁借了一张凳子,轻手轻脚走过去,站上凳子伸手到竹匾里抓了一把,果然是黑乎乎的葵花籽。这种黑色葵花籽附近一带只有我家有,它是父亲从山里亲戚家引进的,这边人家栽种的都是白颜色的。父亲如获至宝,嘱咐隔壁别声张,随后一溜烟跑回家,邀了一帮人去闹事。
    父母、哥姐和我都去了,我们队里也去了几个小伙子。那个姓钱的也就二十五六岁,还未结婚,不过已经有了女友,父亲是个瘸子。他见我们来势汹汹,也不示弱,坚决否认竹匾里晒的葵花籽是偷来的。父母说,既然如此,你家的葵花籽栽种在哪块地上?能否带大家去看看?葵花杆、葵花盘又收拾到哪里去了?他回答不上来,只能胡说,天东地西,烧了,扔到氿里喂鱼了,你们管得着吗?他的话漏洞百出,父母岂能放过他?
    这么一闹腾,惊动了他们大队的书记(钱是隔壁大队的)。书记质问他,你经得起搜查吗?他答,能!书记又问,要是搜出脏证呢?他的嘴很硬,说,法办!书记把手一挥,搜!
    大队书记一声令下,父母、哥姐和我们队里的小伙子以及他们那边的几个人一齐上阵,很快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不但搜出另外藏在柜底的一袋葵花籽和埋在猪圈里的葵花盘,而且还搜出许多从别处偷来的各种木料等赃物。
    这下姓钱的低下了头,哑巴了。母亲走过去,骂着,并用手敲他的额头。哥哥更来劲,怒不可遏地抽了他几个耳光。有人提醒父母,你儿子年纪轻轻,不可胡来。哥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光景,打人耳光,确实过了。
    我那年大约十岁不到,只在边上看,不知帮衬。见到搜出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钱家被抄得一团糟,而姓钱的任由打骂都毫无反抗,我默然。这时还听说他女友正好也在,目睹这一幕,差不多萌生了退婚之意。此情此景,我多少有点不忍。事后,父亲逢人就描摹自己如何侦察敌情、如何去抄家的经过,我听了似乎也无多大兴味。
    很难说自己当时没有想到父母也曾有过与之相类似的“前科”。既然别人的偷窃不可原谅,要令其颜面扫地,甚至倾家荡产,那么自己呢?自己要是落到这步田地,又将如何?比如母亲为一撮鸡屎被揭都要寻死觅活,若是被整治得像姓钱的这么惨,又会是何种情状?不知道父母当时可曾反过来问问自己?
    尚是蒙童的我,还不明白世间的道理,也不懂得反思,更不懂得当时互斗互揭的社会环境和普遍的贫困会迫使人变得穷凶极恶,冷酷无情。正因此,见到姓钱的听凭自己家被别人抄得一片狼藉而羞惭无助、可怜巴巴、任人宰割的㞞样,小小年纪的我不自觉地生发恻隐之心,也许是出于年幼无知的人性本能,也许是出于母亲为“偷鸡屎”被揭发而生不如死的伤痛记忆。
    此事过去很久,我仍旧在想,面对姓钱的受到远超自己恶行的惩罚,我们家就是不要这点葵花籽,又算得了什么呢?
 
    由于生活拮据,差不多10岁以前父亲都不许我和妹妹夏天穿短裤,大热天赤条条的,见人就想躲。后来总算被允许夏天穿短裤,我才终于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从此成大人了,有尊严了。到11岁,即1974年,我就开始利用星期天和忙假暑假到队上混工分,以减轻家中口粮和超支压力。12岁下半年念初一,秋收放忙假时,我在生产队里学习割稻、锄田、种麦。一连十多天抓捏镰刀和铁耙柄,终于导致右手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指丫里生起了一个疔疮,父亲称之为“硌疔”,极疼,整个手都肿了起来。到公社卫生院,说不会治。随后打听到五十里外的一个地方的赤脚医生能开刀切除疔疮。这天,父亲准备明早出发,陪我去找那个赤脚医生。没汽车,只能步行。
    次日清晨起来,我就感觉家里气氛不对,母亲、哥姐他们神情紧张而又恐惧,还背着我嘀咕什么。不一会,在生产队当队长的堂叔(瞎奶奶的大儿子)忽然跑来悄声跟母亲叮嘱了几句。如此神秘,肯定出了事。终于,我还是从他们情不自禁漏出来的只言片语里猜到了几分,好像是说父亲夜里起来偷了集体的稻草,被队里巡夜的人发现了。我吓了一跳,顿觉浑身无力,又羞又愧,又气又恨。随后我注意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却一声不响,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多年来,父亲有个他自己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或“生存逻辑”,那就是:没有粮吃,还不是最难熬的;只有到了没有柴烧,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他对此的解释是:没了粮食,只要有柴草,还可以烧水喝,或烧别的什么来充饥;但要是没了柴草,就什么也烧不成了,有粮也白搭。这是他自己的总结,是否被普遍认可,不清楚,但至少父亲是坚信不疑的。
    所以,家里断粮,他除了发脾气摔碗或掼东西,始终不作为,因为这不是他管的事,他好像也不担忧。而要是一当发现家里柴草没了,他就急得要命,感觉苦日子真的要来了。平时,他会在家前屋后载插一点杨树枝什么的。这种树贱得很,容易成活,无需成本,若干年后就可修枝以作柴草。偷窃集体的稻草应该是另一种补充货源之途。这种事当然不是第一次干,但这次却遭遇不测,丑丢大了。
    可我始终没想明白,父亲第二天就要陪我去远路开刀,他怎么还有心思干这种事?
    去治病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越想越怕,情知这下队里干活的男男女女要议论得炸开了锅。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干活时脸往哪儿搁?假如这事再让大队干部知道了,又会怎么处理?也来抄家?被押上台揪斗?戴高帽子游村?要这样,我们一家还怎么见人?谁还把我们一家放在眼里?我简直不敢往下想,只恨父亲不争气。
    我发狠要问问父亲是怎么想的,不就几捆草吗,至于吗?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只能憋在肚子里,生闷气。一路上,我和父亲除了问路和在医生那里动手术讲了几句话,来回走一百多里,相互间竟连一声都没吭。
    回到家我觉得我们将接受世上最耻辱的惩罚,所以越是临近家门越是恐惧,不知这一天队里会闹出怎样一个结果来。母亲见我们回来,除问了一句开刀的事,随后就气呼呼的不再说话了。父亲则更像吃了哑药一般,甚至连大门边都不敢靠近。哥姐自然也不愿多说话,对夜里的事讳莫如深。家里的空气几乎令人窒息。
    这桩丑事后来大概是让堂叔给摆平了。他是队长,出面做了一些工作,跟几个队委会都打了招呼。是否请示过大队干部,我不清楚。好在我们家是贫农,上溯三代五代也都是老实人,确实是因为家里穷得没法才干这种事。再说父亲才偷了几捆稻草就被发现了,当即已将它们全数交还队里,性质还不算很严重。此事由堂叔拍胸脯包办下来,负责批评教育父亲,保证以后不再犯。
    即便如此,父亲这次“失手”,对我们家的打击也不可谓不大。自此父母在队里干活,许久都十分识相,老是规规矩矩的样子,尽量少说话,不去招惹是非,怕人揭短。尤其是父亲,往日那种从田里回来耀武扬威般的通通跺脚声消失了;家里的杂物一段时间里也不再被踢得东倒西歪;就是那则被大加渲染的、如何假扮成捉狗屎的去侦察敌情、如何把钱家搞了个落花流水的精彩段子,也无心再提起。
    只是与母亲当年“偷鸡屎”相比,父亲这次“偷稻草”多少还算幸运。它除了父亲的“认罪”态度好于母亲以及堂叔从中调停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母亲当年遭遇的是接受过仇恨教育、敢于斗争、毫无人性观念的革命小将,而这次父亲遇到的巡夜人毕竟是自己朝夕相伴、同甘共苦的父老兄弟。
    有时我也想,父亲本次“失手”和 “丢丑”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如同姓钱的遭受重挫后不能不夹紧尾巴一样,它多少可让父母的手脚从此变得干净一些,甚或断了念想。这样,我们过的这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也许就能见到尽头了。
 
                                       三      
 
    许多年以后,我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那种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假如仓廪不实、衣食不足,你要人家安分守己、恪守道德,如何可能呢?就算父母的小偷小摸都曾受到过责罚而丢人现眼,但在饥困难耐的境况下,谁又能保证不再故态复萌,旧病重犯?不要说父母抑或姓钱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在当年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不也学着去偷人家的山芋、萝卜、蚕豆等来解馋或充饥吗?更何况父母们还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生计!
 
    此种困局,直到数年之后的分田到户,打破大一统、大锅饭的集体耕作和分配模式,把自由和独立自主部分归还给劳动者才算真正解开。其实说起来,分田到户也不是什么新东西,70年前不就是各家各户自由耕作吗?套用一句曾经的流行语,它不过是“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即“回归常识”而已。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又毫无新意的“回归”,竟拯救了八亿农民和我们一家。
                                                             
  2019. 4. 5.清明节
  2019. 10. 12.修改
 
 
 
 
 

孙立勇:2019年度“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获得者名单及情况简介

 孙立勇:2019年度“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获得者名单及情况简介
 
 
今年是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六四”受难者,给他们家庭一个希望,“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颁发第十届“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详情如下:
 
一、助学金获得者名单及救助金额
 
 1、许  X(许万平先生之子,重庆准备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生),1000美元
 2、陈  X(刘贤斌先生之女,美国X大学四年级学生),1000美元
 3、王XX(陈卫先生之女,四川X学校高中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4、侯XX(侯多蜀先生之子,四川X大学一年级学生),1000美元
 5、张  X(张明先生之子,上海X大学一年级学生),1000美元
 6、王XX(已故的王东海先生之女,美国X大学二年级学生),1000美元
 7、赵  X(赵锁然先生之子,北京X小学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8、刘  X(张福坤先生之继女,北京自学考试在读),1000美元
 9、张XX(张茂盛先生之女,北京X小学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10、张  X(张保群先生之女,北京X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11、齐  X(齐志勇先生之女,美国X大学二年级学生),1000澳元
12、马XX(马强先生之子,陕西X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1000美元
13、岳XX(王国齐先生之继女,北京X中专一年级学生),600美元+500澳元
14、张XX(张燕生先生之子,北京X小学二年级学生),1200美元
 
二、基金获得者家长情况简介
 
1、许万平先生: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市人,被捕前系重庆冶金印刷厂干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许万平在重庆积极参与游行示威,张贴诗词,并在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组织了针对李鹏“5∙20讲话”的行为艺术。“六四”屠杀后,许万平写下了“惊闻屠刀举,儿女热血洒;山河化悲哀,仇恨涌我心”,并立即宣布筹建以推翻中共暴政为宗旨的“中国行动党”。1989年7月13日被捕,同年12月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刑7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许万平从1980年代开始从事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以来,先后三次被判刑和劳教,累计长达23年之久。
2、刘贤斌先生:1968年10月2日出生,四川省遂宁市人。曾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87级学生。1989年积极参与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六四”屠杀后,仍然坚持参与民主活动。1991年4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1992年12月2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1993年10月刑满出狱。1999年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8年11月出狱(获减刑3年8个月)。因发表多篇文章呼吁政治改革、批评四川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为被当局关押的维权人士进行呼吁等,于2010年6月28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11年3月25日被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零4个月。目前关押在四川南充监狱,每天从事着繁重及长时间的体力劳动。
3、陈卫先生:1969年2月21日出生,四川遂宁人。1989年民运期间,系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为北京理工大学胡耀邦治丧小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髙自联常委、秘书长和绝食团团长,“六四”屠杀后,回到老家遂宁,与刘贤斌等同学一起筹划成立地下高自联,不久被捕,送回北京关押秦城监狱“收容审查”,1990年12月获释,被开除学籍。1992年因筹划“六四”3周年纪念等活动再次被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1997年获释。获释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2011年2月21日,陈卫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关押在遂宁市看守所,并被遂宁警方抄家;3月28日,被遂宁市检察院批准逮捕;12月23日,被遂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陈卫与妻子王晓燕于1999年相识,2000结婚,2002年育有一女,目前王晓燕靠做零工的收入维持母女的生活。
4、侯多蜀先生:1964年出生,四川省达州市人,被捕前系四川省达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师。1989年“六四”前,参与组织当地的游行示威及与政府的“对话团”;“六四”后,继续组织抗议示威,反对政府的残暴镇压,1989年11月17日被捕,后被达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8年。1997年11月16日刑满出狱。出狱的第二天,侯多蜀带着简单的行李外出务工谋生。十几年来,他从事过许多职业。2000年与李女士结为伉俪。侯多蜀目前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完全依赖妻子经营的销售土特产小店维系。
5、张明先生:1969年5月5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人,被捕前系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张明积极参加八九民主运动,“六四”屠杀事件发生后组建政治性社团,继续从事反抗活动。1990年3月被捕,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98年出狱,从事过许多职业,包括摆地摊,开无照经营的出租车。目前靠写稿为生,勉强糊口。
6、王东海先生:1946年11月3日出生,浙江杭州人,被捕前系浙江省博物馆文澜商场经理。“六四”期间王东海多次带领商场职工上街游行,打出“不要向学生开枪,向我开枪”、“死为鬼雄”等横幅,抗议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1989年7月被捕,同年12月被浙江杭州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991年7月获释。2012年4月28日因病去世。
7、赵锁然先生:1962年4月11日出生,北京市人,被捕前系北京首钢建修厂工人。1989年6月6日上午11时许,赵锁然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附近与阻挡戒严部队的市民们一起拦住一组戒严部队的装甲车,赵锁然爬上装甲车队的指挥车上,号召市民们阻止该车队进入市区镇压市民与学生,随后,赵锁然用铁锤和铁棍将指挥车的观望孔砸碎。赵锁然于1989年6月12日被捕,1990年2月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坏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7年2月25日出狱。出狱后,赵锁然做过交通协管员、保洁员,但身体不好,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后来他凭着入狱前干过8年电工的经历,考下了一个电工本子,先后在几个单位的配电室打工。2010年4月赵锁然与一东北姑娘结婚,2011年4月育有一子。2011年5月其妻被确诊为结肠癌,2013年9月19日病逝。在妻子2年4个月的治疗中,总共花了10万元。妻子病逝后,赵锁然把孩子放在东北老家由岳母抚养,孩子的姥姥是农民,没有收入,赵锁然找到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做电工,月收入2000元,其中1500元给孩子做为抚养费,剩下的500元自己零用。前不久赵锁然在和平门烤鸭店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干了不到一个月,国保找到烤鸭店领导通报了他曾被判刑的往事,烤鸭店领导立即开除了他,如今年近60岁的赵锁然又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8、张福坤先生:1959年出生,北京市人,被捕前无业。1989年6月4日凌晨2时许,张福坤与众多市民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十字路口拦截数辆戒严部队军用卡车,并放火点燃其中一辆。1989年6月18日被捕,当年12月被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出狱,一直无业,其妻子最近下岗,家里生活极为贫困。
9、张茂盛先生:1968年6月28日出生,河北省赤城县人,被捕前系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工程处工人。1989年6月4日下午3时许,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立交桥北侧点燃并烧毁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一辆军车,6月27日被捕,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6年9月13日出狱。出狱后由于找不到工作,不久便与父母关系紧张,为此张茂盛曾在救济站住过一年。之后,张茂盛考了个货车驾照为人送货,几年来时而有工、时而没工,没送货的活儿时就干点零工。张茂盛于2008年与一位东北姑娘结婚,2009年育有一女,女儿出生后一直由其姥姥抚养。今年初张茂盛的岳母查出淋巴癌,3月25日张茂盛及妻子回到岳母家照看孩子伺候老人,目前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岳母的1300元退休金。
10、张保群先生:1966年4月25日出生,被捕前系北京市第一皮鞋厂工人。1989年8月23日被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出狱,2004年结婚。女儿出生后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2008年动手术,现已痊愈。目前张保群在一私营企业做司机,妻子无业,他是全家三口的唯一经济来源。
11、齐志勇先生:1956年5月15日出生,北京市人,原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级油工。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20分,在西单西绒线胡同被戒严部队击中,双腿同时中弹,左腿高位截肢。本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他,在“六四”后不得不靠做小买卖为生。他所在的公司当年曾对他说,只要他承认他的腿是工伤,就会得到1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赔偿。这个要求被齐志勇断然拒绝。目前,齐志勇的收入来源有两项:一是其妻每月打工收入2000多元;二是街道办事处发的每月328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多年前齐志勇就患有糖尿病,现在已被诊断为双肾衰竭,但就医后的医药费只能报销60%。
12、马强先生:1970年4月14日出生,北京市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系北京市公汽五场工人,积极参与“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并于6月3日晚参加“工自联”的救护队,抢救运送受伤的市民和学生。当年6月6日,派出所民警带着戒严部队士兵闯入马强家,恰巧他不在家,得知要被抓捕,马强于6月7日逃往陕西榆林,6月24日被陕西榆林警方和部队士兵抓获,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回,关押在“炮局看守所”,被收容审查11个月,1990年4月底获释。2002年马强结婚,2004年育有一子,妻子在X单位做服务员。20多年来,笔名为“西域武僧”的马强一直奋战在国内维权抗暴的最前沿。
13、王国齐先生:1962年5月28日出生,北京巿人,曾在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工作。1989年因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捕,羁押在秦城监狱一年。1992年他与异见人士胡石根、刘京生、王天成等人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并参与组织纪念“六四”事件3周年活动再次被捕。两年后,即1994年,王国齐被北京巿中级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刑满出狱。2008年王国齐与岳姓女子结婚,今年二月妻子病逝。王国齐目前在北京地质大学内租用一小商铺,勉强度日。
14、张燕生先生:1967年11月9日出生,北京市人,被捕前系北京展览馆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3时许,张燕生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参与阻拦戒严部队,他发现一名武警部队的记者正在拍摄阻拦戒严部队的市民,他随即夺下相机,扔进正在燃烧的军车上。1989年6月13日张燕生被戒严部队士兵及西城公安分局展览路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拘捕,后移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同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4月25日获释。出狱后张燕生从事过许多职业,但因患有糖尿病,没有一份工作能干长久。目前张燕生的糖尿病非常严重,医院已多次向家属发送病危通知书。
 
三、捐款方式:
 
1、转账
开户银行:COMMONWEALTH BANK
开户名称:SUPPORT NETWORK INC
开户账号:062293 10141541
2、邮寄支票
支票邮寄地址:
Liyong SUN
4/21 Mayberry Cre.
Liverpool
NSW 2170
Australia
(注:支票抬头请写明:SUPPORT NETWORK INC)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孙立勇(澳大利亚)
联系电话:+61 433348606
 
五、衷心感谢
 
1、衷心感谢高大伟先生(美国)捐助的10000美元(受助人为:许万平之子、刘贤斌之女、陈卫之女、侯多蜀之子、张明之子、王东海之女、赵锁然之子、张福坤之继女、张茂盛之女、张保群之女)!在此也衷心感谢廖亦武先生为此捐助所做的牵线搭桥!
2、衷心感谢陈先生(澳洲)捐助的1000澳元(受助人为齐志勇之女)!
3、衷心感谢Y先生(美国 )捐助的1000美元(受助人为马强之子)!
4、衷心感谢滕彪先生(美国)捐助的600美元和Lei Yisheng(澳洲)捐助的500澳元(受助人为王国齐之继女)!
5、衷心感谢杨逢时女士(美国)捐助的1000美元和邱女士(美国)捐助的200美元(受助人为张燕生之子)!在此也衷心感谢宋永毅先生(美国)捐助了邮寄的费用!
6、衷心感谢李刚先生(澳洲)捐助的100澳元和吴豆豆先生(澳洲)捐助的100澳元!此次汇款邮费合计216澳元,其中200澳元为李刚先生和吴豆豆先生捐助,其余16澳元由后援会支付。
 
六、真诚希望
 
我们希望更多的海外朋友投入到救助30年前的那些英雄们的子女们这一人道主义行动中来。我们一贯认为: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帮助他们就是在救赎我们自己!
谢谢大家!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于澳大利亚悉尼
2019年10月1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271期,2019年9月27日—2019年10月10日) 

一真溅雪:中共建政七十年“庆典”观感

中共在大陆建政七十周年到来的前夕,中共当局就向外界释放出了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信息:一是:一反教材中将“文革”定性为毛和中共进行的伟大尝试的观点,中共报刊撰文回归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革”的定性,称“文革”是毛错误地发动的一场对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运动;再次对对“文革”运动持批判意见的张志新等人进行表彰;中共传媒重提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生制的有关论述;指使林郑月娥出面撤回对“逃犯条例”的修改案。这些似乎是习当局为平息国内民众对习当局试图回归毛时代和“文革”时代的做法,和习修宪拆销对领导干部任期限制的不满而做出的回应.。二是:与此同时,习又率领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员集体参拜毛这具政治僵尸;在香港加大通过其在香港的代理人对坚持“五项诉求”的港人的镇压力度,对港人进行大肆抓捕、威胁;在全国各地加大对维权话动、维权人士和民主宪政人士的镇压和控制力度;加大对私企,特别是大型私企的吞并和打压力度……,这些又似乎表明习当局仍在顽固坚持其回归毛时代和“文革”时代的做法。
 
对以上这些似乎自相矛盾的表现,国内外分析人士有的认为这是习当局为保“庆典”平安而故意释放出来,以安抚左右两方面人士的一种手腕;有的却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内斗各派相互妥协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第二种因素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旷日持久的“反送中”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由于习当局对局势判断失误,应对无方、举措失当,导致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状况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外交上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引发中共党内高层那些早就对习的个人集权、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试图重回毛时代的做法,和修宪废除对领导干部任期限制不满的各派系领导人对习的攻击和指责,习本人和他的团队被迫作出的妥协。
 
这种看法在10月1日的“庆典”上也得到印证,在天安门城楼上江泽民率领的江派成员曾庆红、贾床林、吳邦国……等人一改以往出席这类活动时面部凝重的表情,一个个都表情轻松,而习派的栗战书、王沪宁………等则表情严峻;在游行队伍中,久已不提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仅被重新提起,而且还分别组成三个游行的方阵,方阵中还高举这三个人的巨幅画像。而高举习近平画像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游行方阵,仅列在前三个方阵的后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习的吹捧已经降温,向习“核心”看齐、定于“一尊”之类的喧嚣也不见了踪影。这些迹像表明自美中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在中共当局最高领导集困的内斗中,习派己丧失了以往的优势,习已陷入其他派系的指责和攻击之中。
 
 一真溅雪:中共建政七十年“庆典”观感
 
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之所以拖延一年至今仍未能召开,前段时间中共当局曾宣称将在十月份召开,现在十月已到又不见提及,延期看来似乎已成定局。这表明目前中共党内高层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一直处于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习已丧失了掌控局面的优势。习担心一旦召开中央全会,会使各路反习力量汇聚一堂,他们十分可能联合起来把习拉下马。这种情况与毛在中共八大召开后,在58年发起“大跃进”运动失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饿死四五千万人,召致中共党内外的严重不满,毛丧失了在党内的绝对控制优势之后,毛迟迟不敢召开九大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毛最终还是利用自己被吹捧起来的巨大威望、老谋深算和阴险狡诈,不惜再次让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夺回对党和军队的全面控制,终于在1969年成功召开了中共九大。而习无论是在个人威望、玩弄政治手腕的能力和阴险狡诈等方面都难以望毛之项背,习要重新夺回在党内的绝对控制地位恐非易事。
 
这次中共建政70年“阅兵庆典”按以往的惯例,中共当局都要不惜代价“盛情”邀请各国政要前来捧场。上次抗战胜利七十年“阅兵庆典”尚有默克尔、普京、朴槿惠……等,以及一幫前来“讨债”的非洲穷弟兄前来为中共站台,装门面。然而,这次由于中美贸易战和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拙劣表观,使更多的东西方民主国家看清楚了中共当局反人性、反文明的丑恶本质;看清了中共当局言而无信、玩弄世界政治、经济游戏规则于股掌的丑恶觜脸,而不愿再来为中共当局站台。就连普京和金三胖都因看透中共当局在中美贸易战中的虚弱地位,而不敢召惹以美国为首的东西方民主国家的进一步制裁,而不敢前来为中共站台。本来还可以花钱“雇请”一批亚非拉穷弟兄前来为中共站台,无奈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经济一路下滑,以致中共当局现在囊中羞涩,“雇请”穷朋友已力不从心。更何况由于现在待雇站台“国际友人”的匮乏,使得站台工价越来越高,远下是过去几张往返机票,几天高级宾馆住宿、几顿鱼翅海参国宴、一笔小小的活动经费就能雇请得到的,与其免强雇一两位不像样的“国际友人”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丢人现眼,还不如干脆一个都不要,这样还可对外吹嘘:不是他们不来,而是我们没请他们。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有哪一次中共当局的“盛典”不邀请几位“国际友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为中共站台,并以此向世人证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就是在“文革”中共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时代,毛和中共当局都要花钱不远万里把斯诺、威尔科克斯……之类的“国际友人”,以及豢养在北京的西给努克亲王弄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证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而这次建政70年“阅兵盛典”居然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由此可见习当局在国际上的孤立已到了何种地步;经济上的困境已到了何种地步。
 
在游行队伍中,还有一个彩车队,上面坐满了红二代、红三代们,他们在车上恬不知耻地举着他们那些曾经给大陆民众带来深重而巨大灾难的、他们的先辈们的头像,象是在向大陆民众宣示要把他们的先辈在毛的率领之下,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愿望和决心,也是提醒习当局不要忘记他们先辈们的这一“初心”。看到那一个个在这个多事的天安门广场浓重雾霾之中忽隐忽现的头像,使人仿佛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飘荡的一个个不散的阴魂。
再看一看那些在两位将级军官的带领下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各军兵种方队,他们那整齐的步伐和亮丽的军装都掩盖不了这支军队从上到下都腐败透顶的真象。
 
中共十八大刚召开时成立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所有军委委员之中,到现在除了还剩下习一人之外,包括军委副主席在内的所有军委委员全部都因贪腐下台,并都关进了秦城监獄,这些高级将领们靠行贿和吹牛拍马而升迁,又靠卖官、贪腐而聚敛巨额财富,这些被查抄的高级将领贪污的金额数以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都大有人在,而那些贪腐几百万、上千万的将领与这些大贪巨腐比较起来,简直可以算得上“廉洁”。
自习当局开展反腐并借此整肃异已以来,就有一百三四十位将级以上的将领因贪腐罪被关进了秦城监獄。曾有网友戏称在秦城监獄可成立一个由贪腐将军组成的“新兵连队”,并建议习当局按照中共建军的历史经验,把党支部建立到连队上,以便对这支贪腐将军连队进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推进“新时期的军队建设”。
 
中共军队的腐败不仅在军官阶层,就连下面的士兵也一样。首先,要去当兵就要对征兵有关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贿赂,才能被应征,并被分到一个好的军兵种。进了连队,要想成为职业兵、要想晋升为班长、排长、连长……,每一级都要按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价码花钱才能如愿,不肯花钱或花不起钱的士兵在部队白干几年后,便被打发回家。一支由这样的士兵和军官组成的军队,它能不能打仗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能打胜仗”。即使与满清末年那支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绿营兵相比,无论是在贪腐的广度,还是在贪腐的严重程度方面,中共这支军队都远远超过满清末年的绿营兵。绿营兵在与洋人的战斗中尚且一触即溃,那么中共这样的军队在与未来敌人的战斗中将有何种表现,豈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吗?对此习当局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习当局每年花费高达万亿的大陆民众的血汗钱来养这支军队,并对它进行大肆吹嘘。实际上习和中共当局并不指望这支军队来抵御外敌的侵略(习当局也知道现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侵略中国),习当局用大陆民众的血汗钱养这支军队是想把这支军队变成维护共党统治、维护习个人独裁的“党卫军”、“习家军”,是为了用这支军队来威慑、镇压手无寸铁的大陆民众和党内外反对势力。
 
作为这次“庆典”的重点─阅兵,中共当局展示了大量“先进”军事装备。不过由于中共当局的教育体系从小就把大陆民众的創造牲几乎扼杀殆尽;又由于“解放”后中共领导人的短视和无知,致使其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极其落后,以致其军工产品严重缺乏创新,只能膘窃、模仿俄罗斯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军工产品。例如:这次阅兵所展示的东风系列火箭、导弹不过是膘窃、模仿前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火箭和导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其火炮、坦克、枪械……等陆军武器也基本上都是在膘窃、仿制前苏联和俄罗斯相应装备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海军舰只、潜艇有的直接从俄罗斯购买,有的是膘窃、仿制俄罗斯的这些海军装备;其空军战机性能好一点的是购自俄罗斯的苏27、苏30,其余的歼7、歼10、歼11、歼15、歼16……等,有的是膘窃、仿造俄罗斯的米格系列,有的是膘窃、仿造苏27、苏30。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在加工工艺、加工精度和材料质量方面的能力严重落后,以致这些膘窃、仿制的军工产品的质量往往达不到被膘窃、被仿制的原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
 
中共当局到现在连一台像样的战机用航空发动机都制造不出来,中共当局的歼10、歼11、歼15、歼16所采用的发动机都是购买的俄罗斯的苏27航空发动机。就连被宋晓军、张召忠……等所谓“军事专家”和军迷们大肆吹嘘的所谓自主创新的、性能超过美国F22的第四代战机歼20,其技术有的是膘窃、模仿俄罗斯的苏系列战机;有的是膘窃、模仿欧美战机。例如:歼20的外形几乎完全模仿美国的F22,而其发动机仍然是采用买自俄罗斯的苏27航空发动机。由于苏27航空发动机的功率达不到第四代战机的要求,中共当局又制造不出这种大功率的航空发动机,居然“自主创新”出用提高苏27航空发动燃烧室温度50摄氏度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样一来,发动机的功率倒是提高了,却大大缩短了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提高的这50摄氏度超过了发动机涡轮叶片强度的临界点.使叶片的强度下降,从而大大缩短了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据报导:歼20每飞行50小时其发动机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而欧美的先进战机通常都要飞行1200小时左右才进行一次大修,歼20如此频繁的大修,如何能与欧美战机抗衡?此外就连中共当局的“军事专家”在吹嘘歼20许多性能已“超越”F22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歼20的隐身性能还与F22有差距,仅这一点对歼20来说就是致命的,两机交战,歼20还没有发现F22,F22就发现了歼20,人家的机载火控雷达就把你锁定了,接着F22发射的空空导弹就把你击落了,你那些子虛乌有的所谓“优势”也就只好掉到地上去发挥了。
此外这次阅兵经过好几个月精心准备的飞行表演,当一架预警机领着几架战机从天安门广场飞过时,突然从预警机上掉下一个不小的不明物体(有报导说是预警机起落架的舱门盖),一场经过好几个月精心准备、又是在和平时期的的从容状况下的飞行表演,居然还出现这样大的纰漏,中共空军装备的质量和训练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从这次中共当局建政70年大阅兵“盛典”的前前后后可以看出,这玚中共当局不惜代价的大阅兵和“民众”游行秀,是想在世人面前制造一种繁荣昌盛、国力强大的假象,以图掩盖中共当局因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判断失误、应对无方、举措失当,而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䧟入的困境。不料却弄巧成拙,反而让国内外明眼人更加清楚地看清了中共极权统治江河日下、色励内荏、处境维艰的真实现状。
 
2019年10月4日写于望春轩
 

撐開一片自由的天空–願神與你同在(中英文)

 撐開一片自由的天空--願神與你同在(中英文)
 
To Open a Patch of Free Sky – May God be with You
撐開一片自由的天空 — 願神與你同在
 
https://youtu.be/ZMpFG7ZaLs0 
 
 
Please post/forward 請轉貼轉送
 
All: Here, sharing with you our special musical video clip: To Open a Patch of Free Sky – May God be with You
 
Please keep Hong Kong people in your prayers. May God give them wisdom and courage in this battle against evil. Amen!
 
Fight for Freedom – Stand with Hong Kong! Thank you!
 
 
In every era and every land, history tells of the evil of communist totalitarianism, of its devastation of life and its trampling of liberty. No matter the race or culture, the people desperately cry for justice and fight against evil.
 
The God-given right to liberty is humanity’s shared yearning.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is the unyielding belief of the virtuous throughout the generations. From the days of 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to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today, the fearless struggle of the youth shakes the world with its bravery and heroism. Hong Kong, you are not alone. Free people admire you while dictators tremble. For th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for a glorious Hong Kong, in order to open a patch of free sky, the world walks with you hand in hand. May the Lord be with you. God bless Hong Kong! — Fengshi
 
 
分享我們的音樂視頻﹕撐開一片自由的天空 — 願神與你同在 請為香港人祈禱。雙十節撐香港護台灣守衛中華民國。加油﹐一切熱愛自由的人們﹗ 
 
如果我們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因自身的恐懼對香港人的抗爭默不作聲﹐那我們就只有零個理由對抗暴者的行動指手劃腳﹔ 如果我們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去怪罪抗暴者這個不是那個不對﹐那我們就只有零個理由不去面對衝突的根源﹐不站出來譴責盜用國家機器濫殺平民百姓無視生命奪走個人自由踐踏公民權利的凶殘的始作俑者——共產極權﹐也只有零個理由不伸出雙手撐住在紅色恐怖下為自由吶喊流血拼搏獻身的香港人。 
 
一些公司商人政客及既得利益者願做妓女做奴隸跪拜在金錢和邪惡勢力之下﹐那我們呢﹖祈禱神在這場和魔鬼的交戰中賜予所有自由人智慧和勇氣。 Amen!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在哪個年代哪個國度,共產極權對生命的摧殘,對自由的踐踏,都是同樣的邪惡。而無論是什麼種族什么文化,人們為正義的吶喊,對邪惡的抗爭,都是同樣的慘烈。天賦自由本是人類共同的渴望。“不自由毋宁死”,是世代志士仁人不屈的信念。從昔日的共產東歐到今天的“東方明珠”,年輕人無畏的拼搏,也都是同樣的“驚天地泣鬼神”。香港,你並不孤獨。自由人會因你而驕傲,獨裁者會因你而顫抖。為孩子,為將來,為撐起一個榮光的香港,為撐開一片自由的天空,世界正與你攜手前行。願神與你同在。天佑香港﹗
 
—楊逢時

刘晓波:你的自画像–给小手指

 刘晓波:你的自画像--给小手指
 
那张自画像
色彩过于抑郁
笔触充溢着蔑视和决绝
构图犹如劫难后的废墟
不敢轻易地
用某个词来形容你
   
 
只有屏住呼吸
似乎才能与世界交流
用梵高的旧皮鞋放逐自己
深陷的眼球在沁血
如同西藏的老人们的手中
磨搓几代人的念珠
有祈祷、有预言、有保佑
却没有一丝诅咒
   
 
亲爱的,我想
为你的自画像
添些响亮的色调
用一个囚徒卑微的爱
但我没有自信
让你一定接受
   
 
1996.12.4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2019年10月10日)
 
齊氏文化基金會是齊家貞女士為紀念父親齊尊周逝世十週年,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在澳大利亞註冊成立的非盈利機構,資金來源為齊尊周遺產、子女的個人收入及小範圍私人捐款。
 
齊尊周(1912-1998),中國廣東海南文昌人。一九四五年五月參加國家考選合格赴美深造,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回國後在南京首都以鐵道及公路交通運輸為國效勞為民服務,克勤克儉竭盡忠誠。一九四九年後身陷囹圄二十三年。一生期盼國家民主富强,百姓幸福安康。
 
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宗旨是:“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我們心齊,願意為中國的進步做一點事情”。
 
基金會設立“推動中國進步獎”,每年頒獎一次,獎勵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個人(或組織)以文學藝術的形式,不計個人得失不顧個人安危,為改善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進步做出的積極貢獻。
 
基金會從2008年起至2018年,已連續頒獎十一屆。
 
基於2019年兩個特殊事件:1,藏人抗暴60週年;2,天安門血案30週年,齊氏文化基金會對兩個紀念發放特別資金,現公告如下:
 
一),紀念藏人抗暴60週年,資助達蘭薩拉教育部四千五百澳幣;
 
1,學校完成裝修計劃的報告書(摘要):
 
Chauntra地區的Sambhota Tibetan學校,8間教室凹凸不平的泥地和飛揚的塵土對學生的健康與學習不利,該狀況日益惡化,校方向教育部遞交了裝修報告。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同意資助此項計劃。
 
經過兩個月裝修,8間教室全部鋪上水泥,改善了教室觀感改進了教學條件,學生不再受塵埃之苦,專心一意聽講,學校的清潔也得以改善。
 
本計劃的執行者是Mr. Lekshey Ny ima,受益學生及老師共160人,他們對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善舉表示由衷的感謝。(2019,3,19.)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裝修前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裝修後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學生的感謝信
 
2,達蘭薩拉教育部及學生部完成更新印刷及影像機計劃的報告書(摘要):
 
教育部和學校辦公室的小型印刷及影印機已使用了很多年,運行緩慢故障頻繁,機器處於發熱狀態紙張時常被卡住,工作人員浪費許多時間,購買堅固耐用的印刷影印機提上日程。
 
很幸運,慷慨的齊氏文化基金會為我們之所需提供了足夠的資金,學校購買了質量好速度快的印刷影印機,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校總部代表全體師生,向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深深感謝,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此外,達蘭薩拉藏人教育部徵得齊氏文化基金會同意,使用寄去的超過原捐款計劃的資金,為長期沒有打印機的會計室和傳統學術部各購買一部。
 
綜上,達蘭薩拉藏人教育部代表學校和總部,對齊氏文化基金會的支持表示最深的感激之情。(2019,3,19.)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左圖:遠、近兩部打印機;右圖,打印影印機。
 
二),紀念六四血案30週年:基金會在美國《世界日報》六四當天頭版登載墨爾本紅酒紀念6·4三十週年廣告;製作大號橫幅六幅(墨爾本、悉尼、台北,各兩幅),九幅小號橫幅(悉尼、西澳大學、維省Rainbow鎮,各三幅),共支出四千澳幣。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会2019年第12届公告 
 
六月四日在美國“世界日報”登載墨爾本紅酒紀念6·4三十週年廣告。 
 
 

余东海:华夷简论(三)

余东海:华夷简论(三)
 
儒程晏《内夷檄》说:
“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全唐文》)
 
四夷之民长慕我仁义忠信,就可中华化;中国之民长忘弃仁义忠信,就会夷狄化。
 
民长,百姓的长官,人民的领导。《吕氏春秋•振乱》:“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
 
儒家王朝能否代表中华,汉族政权能否代表汉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儒家王朝偏离儒家严重,就会与中华渐行渐远,丧失代表性;汉族政权反孔反儒信邪,就不具备代表性,甚至沦为汉奸汉贼。无论统治者是异族还是汉族,只要极权暴政,就是人民和所有民族之敌,就应该被革命。然汉族主义对于洪杨帮之类极权主义汉贼,注定粉饰有术,批判无力。这是汉本位的思想所注定的。
 
反对汉本位,是反对以汉族为华夷之标准,并非反对汉族,亦非否定汉族之重要。关此,汉本位者不是故意混淆,就是无力辨别。王道政治敬天保民,所保之民包括宗族、种族、民族但不限于族,而是包括治理范围内所有民族和人民。对于化外之民,也会予以力所能及、恰如其分的关怀。这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以民为本、民胞物与的境界,非任何民族主义所能。
 
不能以汉族主义对治其它民族主义,不能以夷狄之法对治夷狄。对于夷狄,王道政府自有大仁大义的对治之法。《祭公谏征犬戎》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蛮夷要服,要服者岁贡,每年进献礼品;戎狄荒服,荒服者终王,终身朝觐一次。不愿岁贡者责备之,不来朝觐者劝告之。责备劝告无效,增修于德而已。这就是耀德不观兵。
 
《汉书》:“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后汉书》:“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刖。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 
 
以上都是王道政治制御蛮夷的常法,值得新中华对待野蛮民族、劣等民族时效法。
 
广毅曰:“儒家文化两大特色:“君子小人以品学不以地位出身,华夏蛮夷以中道不以血统民族。”然哉然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主义有第一性、第一位、主体、本位诸义。在政治上,民族本位包括汉本位错误,其它君本位、神本位、国本位、党本位统统错误。唯儒家之民本位和自由主义之人本位正确,都能导出良制良法良好的文明来。民本位兼融个体性和集体性于一体,最为中正,导出来政治和制度最为文明。
 
在政治上,只有爱民和爱人可以主义化,其它爱君、爱神、爱国、爱党、爱族、爱汉都没有主义的资格。君本位即君主极权主义,其它本位的政治哲学都有极权主义倾向,都是通往极权暴政的捷径。儒家必须理直气壮地高举爱民主义的旗帜。也只有以民为本,爱民第一,国家民族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和发展。
 
国家衰败,民族落后,社会黑恶,一定是政治无道,制度不良,司法不公,文化不行!民众缺德缺智无信无耻,问题一定在上面,在领导阶层和上层建筑。对于领导阶层来说,爱民是最重要、最根本、第一位的。领导不爱民,爱国就成虚话,国家必不可爱。民众不爱国,一定是领导不爱民。
 
爱民有道,须爱之以仁政德治礼制,爱之以王道。王道政治亲民新民,敬天保民,庶之富之教之,正德利用厚生,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人民有耻且格。人民除了接受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还有相当的羞恶之心和自律之能。如此,国家欲不强大,民族欲不兴旺,社会欲不繁荣昌盛,不可能也。
 
2019-9-26余东海于南宁 
 

蔡楚:传闻刘鹤要升官,使我想起见到他父亲刘植岩的惨状

 蔡楚:传闻刘鹤要升官,使我想起见到他父亲刘植岩的惨状
 
1968年4月,我到成都殡仪馆处理朋友的丧事。到冷藏间去找朋友的尸体。看到左边最下面的尸匣外有一个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1967年12月12日。
我去拉开尸匣。见到尸身较长,穿戴整齐,但整个头用纱布包裹,戴着鸭舌帽,仍然有血迹。
从牌上看。已经去世近半年,还没有亲人来奔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殡仪馆还在坚持上班的工人,他说是关在成都锦江宾馆被批斗,飞坠九楼自杀的。
后来我打听到,刘植岩是当时西南局最年轻的书记兼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同样被红色革命绞肉机所吞噬。
极权体制可能吞噬任何人,我们不要忘记。
 
蔡楚:传闻刘鹤要升官,使我想起见到他父亲刘植岩的惨状 
 
文革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开始的。1967年是所谓批斗“走资派”的高潮期。
图片是1967年9月成都造反派批斗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四川省走资派的照片。最右下角是刘植岩。
 
https://twitter.com/caichu88/status/922682684744372224
 
2017年10月23日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周六(10月5日)凌晨起,《禁止蒙面规例》生效,在新规之下,任何人身处公众集会、游行,又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时,若使用可能会隐藏身分的蒙面物品,即属犯罪,规例将有豁免条款,违例者最高可判监一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禁蒙面法》,宣示港府停止暴力、恢复平静的决心。但就在记者会结束后,香港十多个地区随即发生激烈冲突,入夜之后更是传出枪声。
自2003年试图通过23条俗称颠覆法未就以来,北京当局开始有步骤缩限香港“一国两制”,2012年试图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因遭到市民强烈反弹,甚至不惜绝食抗争而放弃,但是,北京的意图从来没有淡化过。2014年,中国国务院“释法”,遭致港人激烈抗议,雨伞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求北京落实承诺,让港人直选,运动失败,占中领袖被抓,学生领袖遭判刑,随后香港发生了中国公安劫持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事件,因为这家书店出版了披露中共高层密辛的通俗书籍,包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从当时无数报道分析,这一事件在港人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但是雨伞运动失败,泛民派选举受挫,当选的青年领袖被开除,如此罪恶的劫持事件,在香港竟然没有形成巨大的反抗凝聚力。林郑月娥政府今年在北京支持下强行推出修订「逃犯条例」,以使得在港嫌犯轻易被送往中国大陆审判,这使得港人最终彻底明白自己的命运,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都有可能被交给北京,一场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事情发展到今天,官方对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不做任何让步。北京当局控制的香港当局竟然推出「禁蒙面法」,这明明是挑衅,明明不会有效,为什么还要强行推出?明明是打开潘多拉的匣子,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不少分析指出,十一在北京得到定心丸的林郑月娥,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键是先推出「禁蒙面法」,随后根据「紧急法」便可引出其他法。1922年通过的这部「紧急法」,授权政府在紧急状态或出现危险情况下采取“任何措施”,无需通过立法会批准,故此,民主派人士非常担心这将给当局滥权提供方便。不仅可以延长拘押和拘禁,还可在驱逐及递解出境上做文章,还可干预金融流通、关闭媒体,限制居民出行自由。有分析人士认为港府援引「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形同打开潘多拉的匣子。这一法律看上去是一道门缝,未来那道门可以开到多大,没人知道。
▲德国之声(DW)10月4日报道:香港引用《紧急法》 禁止示威者蒙面
林政月娥本周五下午公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当天午夜起生效,违例者最高可判一年监禁。
(德国之声中文网) 港府宣布,本周六(10月5日)凌晨起,《禁止蒙面规例》生效,在新规之下,任何人身处公众集会、游行,又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时,若使用可能会隐藏身分的蒙面物品,即属犯罪,规例将有豁免条款,违例者最高可判监一年。
“今日新闻”指出,林郑月娥周五下午与各局处长官于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宣布相关决定。这位香港特首表示,过去 4 个月发生的暴力示威,造成上千人受伤,导致香港陷入混乱及恐慌,市民对香港前景担忧。有鉴于暴力升级已使香港社会处于危险边缘,港府决定加强对试图违法者的阻吓,因而在今日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禁止蒙面规例》。
“香港01”援引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订立《禁蒙面法》是为了阻止蒙面下的暴力行为、协助执法部门搜集证据,他补充说,蒙面包括以颜料涂面,以阻辨识身份。
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周五就港府宣布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发表谈话,对港府表示支持,称“制订这一法律很有必要,有助于打击和遏制暴力犯罪,恢复社会秩序”。
在香港,周五中午,有网民发起“反紧急法游行”,由中环遮打花园起步走到ifc国际金融中心,有数百人参与。
《香港01》早些时候报导,港府的一切筹备工作已经到了收尾阶段,原本需要等到下周二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行政会议时,会同行政会议方可通过,然而为了尽快控制事态,不排除在周五用召开特别行政会议的方式通过立法。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到今年22岁、还是大学生的勇武派示威者阿乐,询问他对于《禁蒙面法》的看法。阿乐说,就算蒙面法生效也不会对抗争方式有任何影响:“你现在叫我不要蒙面,其实是没有任何效用的,我本来出来集会和做的事就已经犯法。 就算有这法例,我们还是会继续蒙面上街。”记者追问道,那么如果实施宵禁令,他会怎么反应?他也说不会因为有宵禁就不出来:“如果下宵禁令,我晚晚都会出来和他玩,我不会听他说有宵禁令就不出来。 我每一晚都会出来抗争,即使多累也好,难道他下了宵禁令我就不出来? 不会的,他想我不出来,我更加会出来。”
他说,对于他这种心态的勇武来说,他们对港府实施宵禁的反弹会极大。 示威者会想告诉港府,他们这一招没用: “如果有宵禁令,不只勇武会到街上散步,很多和理非都会,这是很错的做法。”
紧急法,全名为《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为香港法例第241章。该法乃是在1922年港英政府时期订定,并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继续由特区政府沿用。该法赋予特首权利,一旦特首及行政会议认定情况紧急、公共安全受到危害,可绕过立法会,自行就出入境、通讯、逮捕等多个事项订立“合乎公众利益”的紧急法律。
消息传出之后,各界评价不一。 民间记者会发布声明批评政府“企图以跨过正常立法程序之行政手段,吓怕抗争市民”。 发言人说,根据《基本法》73条,香港的立法权力是属于香港立法会而非政府,现在林政跨过立法程序,立法、执法、司法一手包办,三权分立名存实亡。
《香港电台》报导,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引用紧急法推行禁蒙面法只会将香港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法律而是政治问题,现在港府立《禁蒙面法》,相当于向世界宣告,香港的法律是随时可以更改。 另一方面,身兼监警会副主席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张华峰则认为,外国也有订定《禁蒙面法》,若立法可以降低日常冲突,对社会稳定有好处。
太古、屯门等地爆发冲突
周四(10月3日)晚上8点以后,太古、观塘、黄埔和屯门等第都出现示威。 虽然与前几天的抗争相比,抗争规模相对较小,但是观塘站被一批人士破坏设施,另外荃湾沙咀道游乐场也有百人聚集。 警察分别在元朗站内、太古站外举蓝旗。 之后,警察在太古施放催泪但,港铁关闭观塘、大埔墟站。
周五,网民也号召在各地发起抗议活动,包括在中环进行反紧急法游行、在商场唱歌声援中枪学生、罢食罢买蓝店等。
10月1日,何传耀中学的曾姓学生遭到警察实弹射伤。中国官媒与港府先后表示,警员开枪乃是因警方受袭有生命危险,开枪合理合法。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4日要闻解说:港府援引紧急法禁止蒙面 危险的信号
香港政府拟动用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半个多世纪未曾动用的“紧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一些批评者说,这是北京当局透过香港当局,欲控制香港局面的激进措施,香港将由此滑向极权社会。更有人指出,禁蒙面法一出,当局其他钳制社会的手段将接踵而来。
之前就传出,中共在十一之后欲对香港示威者动手,现在看来,港府准备在本周讨论早已预备好的「蒙面法」,这被视为是钳制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第一步,只要这一步开始,随后还会有更多的动作出台。十月二日,中共建政翌日,官媒新华社就发出威胁,指香港街头的“黑衣人”是当地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官媒很早就把香港示威者称之为暴徒,现在更指“暴徒们”已在香港造成“黑色恐怖”,“已近疯狂,必须剜除恶瘤”,杀气腾腾! 如果目前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大陆,新华社使用如此语气,那意味着当局将要动武镇压,只是这是在香港,中共目前似乎仍然不愿冒着把香港毁灭、从而使自身巨大利益受损的巨大风险。
香港高层亲北京人士推动制定「禁蒙面法」,目的是协助当局“止暴制乱”。这是当局决定进一步打压反送中人士的举措,其实,在这个消息传出前,香港警方十一前已修改了「警察通例」,放宽使用武力规定,使警方在镇压抗议者时拥有更大权限,修改时删去了“警员应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表述,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说:“删去相关的话,给人的印象是,不管警察干什么警方都支持”。这一扩大警方动武权限的决定果然立即产生严重效应,十月一日,警方出动了创纪录的警力,在驱散示威者时施放了1400发催泪弹、900发橡皮子弹,并发射6发实弹,一名18岁的中学生就被实弹击中左胸。毫无疑问,这是香港近期发生的最恶劣的暴力事件。
现在,港府准备引用「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根据港媒援引知情人士,筹备这一法例的工作已到了收尾阶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香港政府将于周五召开会议讨论动用紧急权力,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抗议活动,首先讨论的将是禁止蒙面 禁止示威者戴上口罩或防毒面具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攻击或隐藏身份。一旦通过,该计划将于周五成为法律。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四个月,许多抗议者,不管是参加和平示威或者直接与警方激烈对抗,都戴着口罩和防毒面具上街,一方面抵抗警方施放催泪瓦斯,一方面也是避免泄露身份后遭警方追诉。警方称如此蒙面给警方造成执法困难。香港警方和亲北京团体呼吁强化镇压,要求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启用一项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制定的法律。有消息指出,一旦援引「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港府可能随时考虑推出更多“严刑峻法”。
但是,抗议者一直指责不少香港警察行动过程并不佩戴警号等标识,造成民众无法指控他们在执法中出现的滥权和过度使用武力行为。前不久,一些穿着便装的人参与对付示威者,示威者拍摄的视频广泛传播后,警方出面承认这些人属于警察,但“没有来得及佩戴”警察标识。
在港府准备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示威的消息传出后,香港泛民团体民阵周四发表六点声明,反对港府行使紧急法以及推出蒙面法,他们认为第一个应该禁止蒙面的是香港警队。他们指控香港警察在最近的行动中多次滥用致命武力,却因为警队遮蔽警员编号、蒙面而令公众无法监察警队,无法作出投诉、追究。
建制派议员葛珮帆则对法新社称,“如果我们有了「蒙面法」,将会对一些人起到震慑作用。我们说的这些人不是和平示威者,而是进行暴力活动的人。”对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执业大律师郭荣铿而言,港府借助于「紧急法」,标志着香港开始滑向极权社会。
一些分析人士则担心这一蒙面法只会起到挑唆作用,使香港目前的抗议运动更形激烈。而且,香港示威者成千上万,蒙面者亦无数,现实层面警方如何实施「蒙面法」?在实施时遭遇更大的抵抗怎么办?难道警方将动用更暴力的手段镇压?从而导致恐怖的恶性循环?
▲美国之音(VOA)10月4日焦点对话:禁止蒙面,松绑警力,港府打压升级
华盛顿 —十一之后,中共不再担心香港问题影响国庆气氛,处理抗议示威的手法趋于强硬。10月4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实施《禁止蒙面法》,引发新一轮抗议。
此外,路透社得到的文件显示,香港警方在十月一日前修改了警方条例,给予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权限。
禁止蒙面和放宽警察权限,是否意味着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升级?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通过启动“紧急法”来制定《禁止蒙面法》,是香港走向极权社会的第一步,这种担忧有没有道理?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些问题。
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
很多人担心,由于不再顾忌香港问题影响国庆,十一之后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会升级。现在港府推出《禁止蒙面法》,是否坐实了这个担忧?禁止抗议者遮盖面孔,对港人抗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纪硕鸣说《蒙面法》是为了治乱。这件事很诡异,原来是撤销修例,现在有用《紧急法》来推出《蒙面法》,退了一步,又进了两步。如果能够治乱那还好,但是恐怕还做不到。年轻人现在不怕被抓,蒙面法最高判刑是一年。
这么多人蒙面上街,你还是抓不过来。现在香港的警察还按兵不动,估计要到凌晨可以施行《蒙面法》的时候再行动。但是现在香港的年轻人也在计划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没有向警方做出申请。所以《蒙面法》的出台反而激化了矛盾,可能会有不乐观的情况出现。
陈破空说林郑月娥的决定显然是从北京领命。她前几天刚参加建国大典,嘻皮笑脸,被港人批评卖主求荣。《蒙面法》显露了北京的企图,就是试一下紧急法是否有用,是另类戒严。这个蒙面是不对等的,警方蒙面,也不出示警号警证。法不治众,这种法案完全无效,只会激化矛盾。
港府路透社取得的文件显示,香港警方在十月一日前修改了警方条例,给予警察使用武力的更大权限。
刘梦熊说本来政治问题就该政治解决,林郑月娥不走正路,用警察解决问题。《紧急法》已经几十年没用了,行政长官有权冻结私人财产、出境和入境、延长拘留时间、查封报馆媒体,给予独裁者的权力,给香港独特经济优势的地位造成致命一击。所以香港民众的愤怒有增无减。林郑月娥对群众的五大诉求给出正面回应,官员问责下台,暴乱自然就平静下来了。
习近平在前几天的国庆招待会上表态要 “要继续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当时有人将这番讲话解读为习近平在放软姿态。但事实却好像刚刚相反?
纪硕鸣说他现在就听得到窗外的警笛声,让人揪心,又是在对警察武力的规定调低门槛之后,加上《蒙面法》的出台,今晚会是个不平夜。
习近平在前几天的国庆招待会上对于香港问题没有回避,宏观上说没有问题,这和香港现在的情况不矛盾。习近平完全可以说对香港的镇压就是为了和平稳定,习近平在国庆大典上还说了,要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如何保持?就是用暴力镇压,这没有什么错,但问题是暴乱是因何而起的呢?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
制止暴乱有很多方式,对暴徒要制,对一般的民意要回应,他对民众的要求不作回应,却痛快做出暴力回应。有权力的统治者往往最喜欢简单暴力的方式,但这样治理的效果会很差的。
过去几个月来,港警的暴力手段越来越恶劣,有一种普遍的分析是,北京和香港的强硬派通过港警暴力来挑动民众反弹,再以此为口实来进行更严厉的镇压,试图完全消灭一国两制。
陈破空说以暴治乱必须找到暴乱的原因。这次香港问题最初是和平有序的,然后警方武力回应,导致勇武派正当防卫的还击,典型事件就是7月1日元朗白衣人时间,另外就是831太子站的暴力事件。
香港现在有三派,勇武派、和理非,兰草派,兰草派就是同归于尽,把亚洲四小龙砸烂了也不给你。民主国家法国惊天动地的黄马甲运动都能平静下来,中共只有回应港民诉求才能平静香港。如果中共不能在香港实现双普选,就是让香港倒退,这完全不能解决香港问题,只会让两地冲突继续扩大。
外媒有传言现在的执法港警有些是内地警察冒充,因此执法内地化,这种说法有足够的证据吗?
刘梦熊说香港警察内部有正义感的人在网上写道,他本人是现役警察,不知什么原因,上级要求他上交肩章、警号,给他放假。甚至他的警署所管辖地区发生骚乱,上级都不让他上班。他看到自己警区的警察上去打招呼,对方不理;在卫生间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普通话。他怀疑自己的警号和肩章被挪用了。这次香港暴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在香港实现双普选才是平静动乱的不二法门。
经济方面,中共最近敦促近百家大型国企进驻香港,名义是为香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金融市场,但很多人担心北京要进一步控制香港经济。
纪硕鸣说香港经济的主题在回归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就是外资是主体,回归后是华资把外资赶走,最近几年就是中资把华资取代。民营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控制香港的金融命脉,现在可能会更加大力度。如果按照基本法和市场规律去做,这没有问题。经济发展和国有控制方面,未来香港和内地可能一脉相承。
反送中运动期间,很多人判断中共不会血腥镇压抗议活动,因为中共高层希望保留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但是如果中共推进国企进驻和收回私地等措施,是否意味着中共控制香港的意愿,要远远大于保护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考虑?
陈破空说现在习近平政府在通过各种手段对付香港。前段时间,陈破空得到一个消息,当有人把意见递上去,说香港应该回到《中英联合声明》,习近平说“别以为爱哭的孩子就有奶吃,不能把他们惯坏了”。
所以习近平完全不会换位思考,他目前的选择应该会进一步加强香港问题的紧张局势。香港警察越来越疯狂,恐怕已经证实香港警察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另类镇压、另类检验。
中资就是权贵企业,香港在回归后,中共把香港作为洗钱中心。《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多次报道,习近平家族在香港就有十套豪宅,总价值6.7亿港元。他们在香港的既得利益已经垄断香港的半壁河山。他们甚至还要香港本地商人交出土地,向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回归。津巴布韦就这么干,现在全国崩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4日报道: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示威者宣读临时政府宣言
香港当局周五援引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已于当地时间5日零时生效,但是这一法律挑起更激烈抗争,香港交通几近瘫痪,14岁少年大腿中枪,港股失守2.6万点,更有民众宣布“香港临时政府宣言”……香港似乎陷入“遍地烽火”状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日颁布「禁蒙面法」,香港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与社民联梁国雄申请紧急临时禁止令,要求禁止港府的「禁蒙面法」在5日生效,但香港高等法院4日晚11时40分裁决,拒绝暂缓执行申请,「禁蒙面法」正式生效。4日当晚,香港爆发了激烈的对抗行动,当地时间傍晚10时许,元朗大马路靠近大棠路路口传出一位14岁示威少年大腿中枪,后被送往医院急救,现场留下弹壳。香港多家媒体都报道了中枪少年被送医急救的场面。
大批市民下午起开始堵路抗议,入夜后,抗议者在上环、中环、金钟特区政府总部、湾仔等地聚众抗议。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十多个地区4日晚发生冲突;另外,入夜后多处港铁站成为冲击目标。香港地铁公司晚间10时30分许称,因遭“暴力破坏及蓄意纵火”,为安全计,港铁全线暂停服务,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亦暂停。当地时间5日凌晨,当局宣布,地铁,巴士,包括通过香港国际机场的铁路,星期六继续停驶。
据港媒报道,大批市民4日下班后赶到超级市场“扫货”,购买冷藏食物及蔬菜以备不时之需,荃湾两个超级市场,冷藏肉类货架部分货品售馨,不少市民购买大批米、即食面、水果等食品,超市内排起长队付款。
与此同时,更有示威者在各大商场中庭集会,现场齐声宣读「香港临时政府宣言」,这份宣言是由香港网民在连登讨论区发起,四日晚,在马鞍山的新港城中庭、荃湾的荃新天地外等地,均有数百人示威者齐声宣读,宣言称:“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然不为香港人民所立、所治、所享,故今日我等宣告成立香港临时政府”。宣言称:如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对香港人民的诉求视若无睹,不断剥削人民之权利,不立利民之法、反而进一步剥夺人民之自由。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全人类某此不可剥夺之权,包含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及追求幸福之权”。
宣言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已失去合法性,故此,宣言以“香港临时政府”名义宣布七项诉求,包括原有特别行政区各部门归入香港临时政府管理;香港临时政府必需在成立起一年内筹备选举,并于三年内完成选举。
受「禁蒙面法」5日生效,投资人担心示威活动再起,加之下周一为重阳假期休市影响,根据联合报即时报道,港股4日开高走低,午后跌幅扩大,急挫500点,港股失守26000点,一度触及25612点,之后跌幅收窄,以25821.03收盘,跌幅1.11%.
「禁蒙面法」规定,公众集会及游行时,不得使用相当可能阻止识别身份的蒙面物品,即面罩或任何遮掩全部或部分面部的任何物品,包括颜料,违反者最高可监禁一年或被处罚25000元港币,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四个月,许多抗议者,不管是参加和平示威或者直接与警方激烈对抗,都戴着口罩和防毒面具上街,一方面抵抗警方施放催泪瓦斯,一方面也是避免泄露身份后遭警方追诉。
在港府准备动用紧急法禁止蒙面示威的消息传出后,香港泛民团体民阵3日发表六点声明,反对港府行使紧急法以及推出蒙面法,他们认为第一个应该禁止蒙面的是香港警队。他们指控香港警察在最近的行动中多次滥用致命武力,却因为警队遮蔽警员编号、蒙面而令公众无法监察警队,无法作出投诉、追究。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执业大律师郭荣铿而言,港府借助于「紧急法」,标志着香港开始滑向极权社会。还有不少观察人士担心,一旦「禁蒙面法」颁布,香港会陷入更大的混乱。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与香港中联办4日晚间则发布声明,坚决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重申反对修例已演变为“港版颜色革命”。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禁蒙面法正式生效 香港示威暴力升级 元朗少年腿部中枪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2019年10月4日晚在香港特首宣布将实行禁蒙面法后一名抗议者站在黄大仙区街道上燃烧的一堆火旁。
香港/华盛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禁蒙面法》,宣示港府停止暴力、恢复平静的决心。但就在记者会结束后,香港十多个地区随即发生激烈冲突,入夜之后更是传出枪声。
就在《禁蒙面法》即将生效之前,大约晚上十点多,元朗大马路近大棠路站路口传出一名14岁的示威少年大腿中枪。跟据香港《有线新闻》直播画面、有看似实弹弹壳掉落地面被在场人士拾起,现场人员也连忙用白布压住受伤男学生的伤口,避免失血过多。目前该名男学生已被送医急救,送院时意识清醒,并从博爱医院转至屯门医院接受治疗,伤者身份还在确认中。
至于开枪者的身份,据了解是一名休班警员,这名身穿便衣的警察在开枪前,曾遭到在场示威者围殴,并有人向他丢掷燃烧物品,直播画面上看到他的手部与脚着火,而且头破血流,他的配枪也一度跌落。该名便衣警员在开枪后离开出事地点,具体身份与当时开枪的状况还有待警方记者会提供进一步讯息。
据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报道,星期五晚上的抗议,大有遍地烽火之势。大批市民从下午起便开始堵路抗议。入夜后,抗议者在上环、中环、金钟政府总部、湾仔等地聚集抗议。
数以千计的港人聚集在铜锣湾占据从崇光百货到湾仔的轩尼诗道,过去“香港人,加油”的口号,到星期五晚上已经变为“香港人,反抗”。
一名示威者表示,和《逃犯条例》相比,这个《禁蒙面法》和每一个香港人有关,它的目的是压制民众发表观点和集会的权利,这个法案比《逃犯条例》的严重程度和控制程度多了太多,也有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何警察工作时可以带面罩,抗议民众却不可以,这个法案是漠视港人的自由人权,他们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投降。
从媒体拍摄的画面显示,铜锣湾一家中国银行香港支行被投掷汽油弹起火,营业厅内的自动灭火系统启动,火势没有进一步燃烧。
在香港波斯富街与轩尼诗道交叉口,有示威者树立起一座带着防毒面具的港版民主女神像,抗议港府推出他们认为比《逃犯条例》更恶劣的禁蒙面法。
另外,香港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试图通过司法手段阻挡法案。他在港府宣布禁蒙面法后两小时,即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指港府禁止市民在集会中蒙面,有违《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权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属于违宪,应予以废除。
岑敖晖并与绰号“长毛”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傍晚再提出紧急临时禁制令申请,希望法庭能下令暂缓执行禁蒙面法。不过高等法院法官在星期五晚上11点40分做出裁决,拒绝颁布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的要求宣告失败。禁蒙面法如期在10月5日起生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宣布引用紧急法来通过《禁止蒙面规例》。她说:“过去四个月由于反逃犯条例修法引起的抗议活动中暴力不断升级,达到了令人警觉的水平。”林郑月娥表示,引用《紧急法》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此外,《禁蒙面法》属于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
在香港持续近4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很多民众出于免受催泪弹毒害、或被雇主认出等各种原因,而在游行抗议时带口罩或工业用面罩。根据新的禁蒙面法,警务人员如在任何公众地方发现任何人使用蒙面物品,并合理地相信该蒙面物品相当可能阻止识辨该人身分,该名警务人员可截停该人,并要求该人除去有关蒙面物品,以核实其身分。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万5千元或监禁一年。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美众院议长评香港禁蒙面法
华盛顿 —香港政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在抗议中使用蒙面物品。美国官员表示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认为,禁蒙面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推特上说:“香港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没有回应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发推文说,港府应当重新考虑其选项。
他说:“林郑月娥没有集中力量找寻解决香港局势的政治方案,而是使用紧急法来禁止蒙面。香港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其优先事项,如果香港想要保持其全球中心地位。”
CECC在推特上转发香港出台蒙面禁令的新闻时说,禁令无法解决引发香港抗议示威的根本问题。推文写道:“委员会主席敦促香港政府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处理抗议者的关键要求。”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美国之音中文部白宫记者关于香港政府动用紧急法问题时说:“我不太了解紧急法。我知道的是:一国两制,这是协议。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是,不论是总统,或是蓬佩奥先生或其他官员都一样,我们的政策是,我们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我们支持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总统在这方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制定反蒙面法能有效阻吓暴力示威者进行“违法行为”,并有助警方执法。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说,正是因为香港当局制造的恐怖氛围,抗议者面临被任意逮捕、监视和催泪弹的威胁,示威者才认为有必要蒙面,港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是镇压抗议的极端尝试。
国际特赦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在声明中说:“香港当局没有令局势降级,反而选择赋予他们自己广泛的新权力来镇压抗议,这显示出他们越来越不容忍和平集会的自由。”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许田波(Tin-bor Victoria Hui)对美国之音说,平息抗议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她认为,港府本可以同意对警方暴力问题展开调查。她说,调查需要一些时间,抗议示威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逐渐平息,这本是个双赢的选项,但港府现在的选择只会令局势恶化。
她说:“他们需要明白,他们采取的每一个压制行动都只会令局势激化,而不是平息反对声浪。对香港民众来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搏,因为他们认为港府没有一点自治权。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抗争,香港只会走向死亡。”
北京强硬支持香港禁蒙面法,称反送中抗议已变质为“颜色革命”,并且以共产党当局采取重大镇压行动前使用的政治定性标签来形容香港的街头抗议。
香港蒙面禁令发布后,发生更多街头冲突,一名抗议者被一名受到围攻的警察开枪打伤。在抗议示威中,过去“香港人,加油”的口号,变为了“香港人,反抗”。
▲德国之声(DW)10月5日援引德语媒体:自由香港就此作古
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了集会蒙面禁令,成为了周六德语报刊的热点话题。《南德意志报》认为,这种做法对法治的破坏是深远、不可逆转的。《明镜周刊》则担心,国庆过后的北京,也许会更加无所顾忌地向香港下狠手。
(德国之声中文网) 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报》以“新的怒火”为题,刊发评论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已经不再值得信任,这座城市的自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港府利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法》来颁布蒙面禁令,想要藉此来重新掌控局面。但是,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示威者的诉求是保障今后的自由基本权利,北京也曾经就此向港人许诺过。而现在,这些权利却被人用殖民时代的残余所限缩,这说明了一点:香港人的惧怕是合理的。现在,他们无法再相信这个政府。”“颁布禁令之决定清晰地表明,港府不再有兴趣维护香港的法治和三权分立。而这原本正是让这一中国特区强大的因素。港府利用紧急法,故意绕过了立法会。夏休期间的立法会议员没有被召回,他们的缺席遭到了港府的利用。这将进一步销蚀信任、掀起新的怒火。”“示威者内部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几乎所有香港人现在最重要的诉求却都是:对最近几星期警方使用武力的行为展开独立调查。港府没有迎合这一诉求,反而凭借新法案加强了警方的权力,这是一个致命的信号。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会因为动用紧急法而受到动摇,而回头路却很少有。看来,自由香港要成为历史了。”
最新一期的《明镜周刊》也就《紧急法》以及蒙面禁令刊发了评论。文章以“第一枚子弹”为题,担忧地指出,国庆日之后,北京向香港下狠手,也许再无顾忌。
“安全力量越来越忐忑不安。两大警察协会要求实施来自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状态法令,允许实施宵禁、新闻审查、住宅搜查。颁布蒙面禁令则是首项措施。
“对中国领导层而言,局面亦已改变。此前,北京增加了香港内部及周边的军力,但回避了直接干预。其中一大原因就是70周年国庆:当局不愿让庆典的光彩让中国军队在港的画面给暗淡了。现在,保持克制的理由已不存在。”“香港《基本法》允许北京在发生严重危机时直接干预香港,这一情况并不肯定会出现,但已变得更加可能。”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香港《禁蒙面法》压制暴力民主抗议者
香港 —香港政府星期五援引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禁止民众在公开抗议活动中佩戴面罩。这是自1967年镇压暴乱后,香港再次使用这项条例。
立法会的亲北京成员大力支持这项备受争议的条例,他们将日益激烈的民主抗议视为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反对者则认为这项措施试图阻碍和平抗议。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表示,禁蒙面法将于星期六生效,目的在针对暴徒和诉诸暴力的人。
林郑月娥说:“这部法律的目的是终止暴力、恢复秩序,我相信,这是当前香港社会的广泛共识。”
香港过去四个月陷入动荡,民主倡议人士采取更激烈的对抗策略,以反抗他们认为的中国限制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行动。
支持香港政府的人士称这项紧急限制措施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举措。
香港立法会议员葛珮帆说: “我们讨论的是查明暴动和非法集会。因此我们认为这项法律不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影响香港市民的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
星期五,香港市区中心的几千名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无视这项新法律,在中午集会中佩戴口罩。
一些抗议者袭击警察、破坏公物。作为回应,警察对示威者使用了水枪、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本星期,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周年当天,在香港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一名警察首次使用致命性武器,对一名18岁的学生开枪。
《反蒙面法》的反对人士表示,这项措施不会阻止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他们说,与之相反,《反蒙面法》会使和平抗议者受到有中国大陆背景的雇主的威吓和报复。
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说:“在香港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可能想参与和平抗议,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希望受到公司背后的中国投资者的报复或特别对待。”
一些香港立法会议员没有获准对这项法案进行投票,他们说,这种动用紧急情况的行为侵蚀了香港民主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说: “这是进一步的高压措施,试图限制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破坏法制,而且根本没有经过立法审查。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步。”
林郑月娥说,如果动乱持续下去,香港政府可能考虑采取进一步紧急措施。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北京强硬支持香港禁蒙面法 称反送中抗议已变质为“颜色革命”
中国政府10月4日(星期五)高调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并称香港的抗议运动已经“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北京还以共产党当局采取重大镇压行动前使用的政治定性标签来形容香港街头抗议,并声称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威胁要采取“措施惩治所有暴力犯罪分子,特别是那些暴力犯罪的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
官方媒体援引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的话说:“香港局势发展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围绕移交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某些街头抗争正在向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方向演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当前香港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暴力横行、法治不彰。在此情况下,特区政府制订《禁止蒙面规例》,合法合理合情,极为必要。”
官媒还援引这位港澳办发言人的话说:“香港当前乱局不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现在已经到了以更加鲜明的态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止暴制乱的重要时刻。”
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运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触发大规模抗议的是将允许把嫌疑人送交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这项被称为“送中条例”的修订案引发超过百万民众上街。在大规模街头抗议和激烈的警民冲突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迫撤回修例,但是抗议者已提出了更大的民主诉求。
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庆祝共产党建立政权70周年的盛大阅兵之际,香港多处地段发生街头抗议和警民冲突,一名抗议者被警察开枪打伤。中国官方称受伤者为“蒙面暴徒”。
林郑月娥10月4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禁止蒙面规例》,当日引发更多街头冲突,一名抗议者被一名受到围攻的警察开枪打伤。
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官方使用“有组织”、“有计划”和“外部势力”等这类说法时,显示最高当局的政治定性并预示全力镇压。
1976年的“四五事件”就曾被当局定性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当局做出了“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政治定性。
“颜色革命”是近年来的新词,源自发生在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些推翻威权政府的非暴力革命。今年1月,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就要求安全当局“要以防范抵御‘颜色革命’为重点,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仗。”
从港澳办发言人的最新谈话看,北京强调的是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强力镇压,并没有示意北京要出动军警进入香港。
▲德国之声(DW)10月5日报道:禁蒙面引爆全港冲突 枪声再响击中14岁少年
香港政府宣布订立《禁蒙面法》后,多区出现大型示威冲突,以警民流血收场。禁止蒙面,究竟是及时扑火,还是火上浇油?医院方面称,周五的示威中有31人受伤,而港铁也于周六早全线停运。
(德国之声中文网)晚上9时许,在元朗一名便衣警员开真枪击中一名14岁男童的左大腿,及后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手术,情况严重。而该名受袭警员在开枪后,被示威者群起袭击至头破血流,他被又扔汽油弹导致脚部一度著火,期间曾经跌下佩枪,情况混乱。这是继10月1日荃湾18岁示威者中枪事件后,第二名被实弹射中的伤者。
警方凌晨开新闻会,指称该名警员事发前正在开车,下车时被大批示威者袭击,因生命受威胁而开枪“合法合理”。对于有消息指该警员事前开车撞人,警方没有正面回应究竟为何警车被包围,并表示暂时不清楚中枪者在事件中的角色。记者从网上影片所见,未看到开枪一刻的事发经过。
冲突和破坏行为遍布多区,多个地铁站遭纵火,中国银行、中移动商店、美心集团食肆等成为被针对的目标,橱窗玻璃和柜员机等设施被砸烂,部分商店货物被捣乱。港铁在晚上十点多宣布全线铁路停止服务,是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原因是有大量车站被破坏和部分职员被袭。另外,在深水埗一名手持长刀的男子被众示威者包围,双方一轮冲突后男子放下长刀,幸而无人受伤。警方曾经在部分区域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驱散示威者,但整晚未见大型抬捕行动。
示威者:打压愈大反抗愈大
10月5日凌晨零时,《禁蒙面法》正式实施。德国之声记者走在港岛街头气氛平静,部分民众依然戴著口罩,而街上有大批防暴警驻守,但记者所见没有主动搜查他们。戴著黑色口罩的陈先生在街头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他说《禁蒙面法》不会带来阻吓作用:“参与社运的大部分人都知道会承受一定风险,这种威吓手法的效用不大,因为政府本来就可以控告我们更严苛的非法集结和暴动罪。在这种打压下,香港人的反抗会更加大。”
另一位戴著口罩的黑衣示威者Billy告诉德国之声:“我还是会戴著口罩出来游行,不会因此而害怕。面对极权政府,愈退缩它打压会厉害,没有退路了。”他也说不会害怕违后《禁蒙面法》带来的刑罚:“如果没有出来发声,政府就会觉得自己成功了,我们不可以因为觉得没有希望就放弃。”
相比禁止蒙面,不少法律和政治学者更忧虑政府引用《紧急法》所带来的巨大后遗症。明报报导引述消息指,港府已经研究最少四项加强防暴的措施,包括延长警方拘留疑犯的时间、把示威者使用的武器列为违禁品、绕过立法会向警方增加拨款等。而在《紧急法》下,政府不需经过立法会批准,可以自行宣布立法。
陈先生说作为示威者,也为此做好心理准備。他告诉德国之声:“这次是1967年暴动后第一次用紧急法,香港政府不是民选政府,没有正当性用此法。这次打开了缺口,预期当局会继续使用,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是戒严。”但是他强调,未来依照会继续上街。
法院拒批临时禁制令
另一方面,有社运人士透过法律途径试图阻截立法。在港府宣布订立《禁蒙面法》后,学联前副秘长、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岑敖晖和“长洲覆核王”郭卓坚赶在当天下午入禀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和申请临时禁制令,要求暂缓执行新法直至立法会10月中复会再议。
高等法院在晚上9时许紧急开庭审理,申请方的代表律师在庭上陈词,指《禁蒙面法》违反《基本法》保障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也违反《香港人权法》。经过接近2小时审讯,法官在深夜11点多宣判,拒绝临时禁制令申请。法官认同政府所指《禁蒙面法》表面上与制止暴力有关,并引述欧洲多国也有类似法例,不认为可以断定新法会为局势“火上加油”。
岑敖晖在裁决后戴著头巾向记者表示:“我们千千万万个香港人,每天戴着面巾、口罩、猪咀,看看香港警察可以抓到多少人。”虽然此案败诉,但预计未来仍有人会透过法院挑战政府的立法决定。
港铁周六早全线停驶
港铁(MTR)周六(10月5日)早上全线停驶。港铁凌晨发新闻稿指出,香港多处仍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维修人员无法安全地前往各个受破坏的车站检查及评估损毁情况,更难以展开复修工作。经评估后,港铁全线(包括机场快线)、轻铁和港铁巴士10月5日早上将不会提供服务。
另外本周六,香港一些大型购物中心、超市、银行也暂停营业。
据香港电台报道,林郑月娥在周六发表电视讲话,批评“暴徒的极端行为,令香港昨晚度过非常黑暗的一夜,令香港社会陷于半瘫痪”,并呼吁民众“支持政府依法制暴,与暴徒割席”。她还称,法庭拒绝批出临时禁制令,显示法庭认为反蒙面法规例与结束暴力这个目的相关。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人权观察:香港蒙面禁令侵犯集会权利
华盛顿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五表示,香港政府广泛禁止抗议者蒙面的命令是对和平集会权利的不合比例限制。
“广泛的蒙面禁令似乎旨在吓阻抗议,而非发挥必要的执法功能,”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香港政府应当维护而不是侵害人权。”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4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颁布《禁蒙面法》,禁止民众在公开抗议活动中佩戴面罩。她说:“这部法律的目的是终止暴力、恢复秩序。”
香港过去四个月陷入动荡,民主倡议人士采取更激烈的对抗策略,以反抗他们认为的中国限制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行动。
支持香港政府的人士称这项紧急限制措施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举措。《反蒙面法》的反对人士表示,这项措施不会阻止民主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人权观察统计,香港当局自7月以来已驳回至少17起抗议活动的申请案。抗议者担忧参加游行可能遭到报复,以及部分公司辞退参与抗议员工,许多人因此不得不使用蒙面物品。
“蒙面禁令显示政府有意加强侵犯人权以压制抗议,”王松莲说。“各有关国家政府应大力抗议对香港基本自由的新限制,否则更加严酷的措施恐将接踵而来。”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蒙面禁令后香港各处爆发抗议,周末还有更多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2019年10月5日,香港警察在中环街头追捕戴口罩的示威民众。
星期五,香港政府宣布禁止民众在公共示威中戴口罩之后,抗议活动立即爆发。包括一些戴着口罩的抗议者分散在香港各处,导致了集会和暴力冲突。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早些时候宣布了这项禁令。她援用了英国殖民时期的紧急权力法令,该法令最后一次用于平息骚乱是在1967年。她说,星期六生效的新规定“禁止蒙面”,旨在“针对暴徒或诉诸暴力者”。
禁令宣布之后,数千示威者聚集在香港的中央商务区及其他地区,大喊“香港人民,抵抗!”愤怒的抗议者团体袭击了亲中企业,破坏了地铁站,并在街边放火,警察使用催泪瓦斯予以回应。警方说,一名警员在元朗北部地区遭到示威者袭击后开枪自卫。预计周末还将有更多集会。
新法律威胁,任何人在抗议活动中戴口罩,可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香港居民仍然可以在街上戴口罩,但是根据新法律,如果警察要求,他们必须取下口罩。这个禁令也适用于有正当理由戴着口罩的人。
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中,甚至在和平游行中,口罩已变得司空见惯,因为人们担心会遭到政府的报复,或者自己的身份被暴露给中国大陆。许多香港居民还戴口罩防止污染或感染,2003年致命的萨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爆发期间就是如此。
过去四个月中,香港一直动荡。民主倡导者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对抗策略,对抗他们认为是中国限制香港自治和公民自由的努力。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星期五抗议31人受伤,香港地铁星期六关闭
香港地铁说,香港的地铁系统星期六将关闭。在星期五一整晚的混乱中,警察打伤了一名十几岁的男孩;民运示威者摧毁了企业和地铁站,瘫痪了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交通。抗议者在车站和一列空火车上放火,并炸伤了两名工作人员。
以运营世界上最高效的铁路网络之一而闻名的香港地铁公司表示,它每天运送约500万人次的网络将保持暂停状态。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能够为乘客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本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决定暂停其整个网络的服务。”
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也将关闭。抗议者针对的中国银行(香港),东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十几家大型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分行表示,它们星期六将停止营业。
抗议者计划把示威活动进行到公众假期的星期一,目前尚不清楚交通停运将如何影响他们。
香港支持北京的领导人林郑月娥说,从周六开始实施的口罩禁令是根据紧急法律下令,允许当局“制定任何规章”以符合公众利益。但是这一举动激怒了抗议者,他们走上街头宣泄愤怒,许多人无视禁令仍然戴着面具。目前还没有关于因为“口罩罪”而被捕的立即报道。
医院当局说,周五的抗议中有31人受伤,其中两人受了重伤。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香港“禁蒙面”说什么?为何被指侵人权
香港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日下午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周六(10月5日)零时零分生效。根据这个被外界称为禁蒙面法的规例,任何人身处受规管的公众集会或公众游行,或非法集结(包括暴动)或未经批准的集结使用可能隐藏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属犯罪。有律师表示,港府作为非“主权在民”的政府制定新的限制市民基本权利的法例,是对港人人权的进一步侵害。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五宣布订立受到亲中建制派支持的禁止蒙面规例时辩称,虽然是引用紧急规例,但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而反蒙面的打击对象是使用暴力人士,明白有人有合理需要配戴口罩,强调有豁免条款,已取得适当平衡。
她还强调,反蒙面是以规例方式进行,属附属法例,以先订立后审议进行,在立法会月中复会后,会将规例提交立法会审议。
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蒙面的定义包括使用面罩或其他遮掩面部的物品、颜料、任何可阻止识辨身分的物品。订立反蒙面法的目的,是为了阻吓非法暴力行为、协助执法部门搜集证据。
他表示,禁止蒙面的3个场合,包括在50人以上的集会或30人以上的游行、通知了警方并获得批准的活动;未经批准的集结,或是警方禁止和反对的集会游行;非法集结或暴动。在以上3个场合禁止蒙面,违例者经定罪,可被判囚1年及判罚2万5千元。
该法例还规定,警务人员可以在任何公众场合截停任何人士,要求除去蒙面物品,以核实身份。如该人士不遵从指示,最高可以判罚款1万元及监禁6个月。
但是,李家超表示,有3种情况可获豁免,包括专业人士、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需要蒙面,例如记者;因应宗教理由;及医学健康的理由。
社会上有声音质疑,蒙面法推出后,警方将如何执法,以及为何警方能够蒙面执法。李家超表示,没有暴徒犯法,就没有警察执法,认为禁蒙面法是针对激进示威者,不应将焦点放在警方身上,又指警员公开警员编号,是“放弃特权”。
港府依据紧急法出台禁蒙面法,触发港人更激烈的抗争,从周五下午至深夜,全港至少14个地区爆发大规模的激烈抗议,暴力程度明显升级。
香港知名律师黄国桐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不用回应民意的方式解决冲突,反而再出台禁蒙面法,限制市民的基本权利,是对港人的进一步严重侵害。
他说:“定性也是它(警方),抓人也是它,这就让人感到很不公平。他们说这个是非法集结就是非法集结,不批准你游行就不批准你游行。所以,这些(蒙面)限制是限制了我们的人权。”
黄国桐律师还表示,港府称,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家都有蒙面法,但这种比较很不合理,因为港府不是民选政府,不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
他说:“他们强调说,外国,比如美国很多州,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也是有这个蒙面法的存在。
他指的所有国家都是‘主权在民’,人民有百分之百的权利控制政府,看执法部门如何做事,有机制在人民的手上。但是在香港,人民完全没有。“
记者在铜锣湾市民周五晚的激烈抗争中采访了一位港大的学生。他认为,禁蒙面法远比他们最初反对的送中条列要恶劣,是严重限制港人的基本游行权利。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香港星期六停运地铁,抗议者继续集会
星期六,香港所有地铁和火车都停运,没有开张的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旁排着长龙,店铺关闭。香港缓了一口气之后,星期六又开始了冲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则是面临四面楚歌,称头天星期五晚上为“非常黑暗的一天”。
她发表了电视讲话,神情严肃地宣布香港陷入“半瘫痪”和“前所未有的暴力”中。与此同时,游行者无视她颁布的禁令,再次戴着面具走上街头。
除了午夜生效的面具禁令之外,特首没有宣布其他措施来平息日益增加的暴力。
面对“蒙面禁”遭到的政府批评家和示威者的谴责,她为这一措施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说:“为了保护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自由,我不能允许少数骚乱者搞破坏。”
她说:“每个人都担惊受怕。”
事实上,许多人也义愤填膺。在阳伞下的遮盖下,包括许多戴着口罩的数百示威者挤在中央商务区的一条小道上。他们举着标有“荣耀归香港”的黄色横幅,同时高声呼喊:“香港,抵抗!”
每天处理超过400万次旅行的整个地铁网络(包括通往香港国际机场的快线)被关闭,对一般来说从不打烊的香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块有750万人口的土地现在既急躁又活跃。
活动家黄之锋(Joshua Wong)在推文中幽默地玩着文字游戏,称这是“从地铁(MTR)到空铁(EmptyR)” .他是2014年抗议活动中的干将之一。那场活动铺垫了已经持续了四个月的香港示威。由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成为一股不断爆发的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愤怒情绪,使香港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陷入了自1997年从英国统治转变为中国统治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国际观察家们担心,林郑月娥提出《紧急状态条例》(自上次在1967年平息骚乱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可能会是对香港采取更严厉措施的前奏。
这座城市现在是半自治的中国领土,却对其特殊的自由权利深信不疑,担心变为一个像中国所有其地方一样受到严格控制的城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5日援引解放报:香港经济若瘫痪北京玩火自焚
香港民众的抗争活动连日来是各报争先报道的话题 :解放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香港特约记者的文章,介绍了香港特首周五宣布的反蒙面法,文章评论说,带有讽刺意义的是,港府宣布反蒙面法的法律依据是1922年香港殖民时代实施的紧急法。无力缓解香港危机的港府宣布禁止在示威游行中蒙面,这或许象征了香港这个特殊的行政区的法制社会的结束。
林郑月娥的反蒙面法从周五午夜开始实施,企图阻止民众继续上街示威,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香港民众因此更加义愤填膺。一时间香港警报死四响,愤怒的民众在街头高喊必须进行抵抗。解放报指出,随着警察对催泪弹与辣椒喷雾的使用的日益频繁,示威者佩戴的口罩也日益精致,从一开始的棉布口罩,逐渐演变成遮掩整个头部的面罩。港府在无力挽回局面的背景下推出了这一反面罩法,该法案虽然已经投入实施,但是,港府指出还将在本月16日立法会复会之后正式审阅通过。当然,解放报指出,这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因为亲北京的立法委员占多数。不过,警方在实际操作中将很难实施禁令,因为香港人平时在伤风感冒时为了不传染给周围的人都会在公共场所带上口罩。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戴口罩,警察莫非会都把他们逮捕?不过,事实上,按照急救法的规定,港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护稳定,例如,实行宵禁,控制媒体,检查过往交通,也就是说,香港将不再是一个依法治理的地区。
尽管香港特首强调香港并未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当被问到如果反面罩法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的话,下一步将是什么的问题时,林郑回答说,港府将采取措施来保护香港的利益,当然,她所指的香港的利益主要是香港的经济利益。香港反对派谴责政府实施紧急法并不会缓解抗议活动,而倘若所有的商人都离开香港的话,倘若香港经济陷入瘫痪,那么,港府应该承担治理不善的责任,而北京则是玩火自焚。
解放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介绍的是巴黎北郊的“欧洲城”修建计划,这一占地八十万平方米的房地产开发计划由中国的万达集团与法国欧尚的投资公司合作设计,但却遭到法国环保组织以及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联合国声称要保护每一寸农业耕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如何处理此一开发计划引发各界关注,目前修建链接巴黎大区与该地区的地铁路线正计划启动,当地反对派议员表示倘若政府对此计划开绿灯,那么,即将引发规模空前的示威活动,她认为抗议规模将远远超出此前的黄背心运动。而支持该计划的人则向解放报表示法国总统不应该将保护环境与开发经济相对立,下一步将如何演变,引发法国舆论的高度关注。
巴黎警察署周四发生的造成四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占据了周六早报大量的篇幅,解放报与费加罗报都强调案件已经提交给巴黎检察院反恐分部调查,左翼解放报社论文章呼吁保持谨慎,因为从目前仅有的信息来看还不足以确定究竟是属于一时精神崩溃而导致的个人行为还是蓄谋已久的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攻击事件也同时暴露出警察署内部的安全问题。右翼费加罗报的社论文章则质疑为何巴黎检察院的反恐调查组没有更早的介入,强调在保持谨慎的同时不应该对一系列的迹象视而不见,因为,肇事者不久前皈依伊斯兰教,并且成为虔诚的信徒,经常穿着伊斯兰长袍去清真寺,在发动攻击的前晚,他的邻居似乎听到他高喊“真主伟大”的口号。费加罗报指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带着刀子逃避检查进入警察署,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起因一时疯狂而导致的个人事件。
除了巴黎警察署的攻击事件之外,法国周五启动的气候变化公民大讨论活动,法国鲁昂地区的化工厂爆炸事件等都是各报关注焦点。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北京力挺港府禁蒙面法 有评论指该法火上浇油
北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日宣布应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了禁止蒙面规例,从今天午夜0点开始生效。这条立法获得了北京的高调支持。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都发表声明支持香港政府制定反蒙面法。
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表示,围绕移交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演变为一场“港版颜色革命”,某些街头抗争正在向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方向演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
杨光还表示,其他国家也制定了类似反蒙面法。
港府援引紧急情况条例制定反蒙面法,引起香港民众的强烈反弹,很多人不顾该法案继续戴着口罩上街游行示威。
香港中联办声明表示,中央政府相信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够用好香港本地现有法律,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声明敦促外部势力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正义之举。
有示威者认为,警察同样蒙面、遮挡警号,潜伏在示威者当中,令执法不受监督。
中港官方谴责示威者使用汽油弹袭击警察。然而,网上有视频显示一些投掷汽油弹者统一佩戴闪光灯,且没有遭到警方逮捕。这一现象也是疑点重重。
10月4日(周五)晚间,有示威者宣读了香港临时政府宣言。不过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个香港临时政府宣言作出回应。
在北京10月1日隆重举办70周年大庆、一片歌舞升平的同时,香港警察向一名蒙面中学生抗议者开枪,昨天又传出一名年轻示威者被警察实弹击伤的消息。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表示不能认同中国官方对于香港社会运动的颜色革命定性。她同时称,据她所知,香港活跃的政界人物和社会活动人士不了解临时政府宣言是何人所为。刘慧卿表示,相关责任应该由发起这份临时政府宣言的人承担。
刘慧卿也指出,香港特区政府至今不正面回应五大诉求中的四项诉求,拒不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和抗议者涉嫌违法的行为,反而以她所说的进一步错误地宣布实施禁蒙面法,使本来对林郑月娥深感失望的港人更加愤怒。
刘慧卿表示,林郑月娥已经在泄露的谈话录音中承认自己对于处理香港事务可选择空间很小,看来她早该明智地选择引咎下台。
这位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她对于香港目前的状况表示担忧,而香港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
有网上评论人士担心香港局势不断恶化,特别是不明人士发表的临时政府宣言,有可能成为当局加紧镇压、甚至宣布紧急状态的借口。 中国各官媒除统一口径引述官方对于反蒙面法的表态以外,也介绍了欧美一些国家制定禁止蒙面参加游行示威法律的情况。
有分析认为,林郑月娥动用紧急情况法,绕开议会直接立法,这与民主国家的做法不同。有评论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民主立法程序订立禁止蒙面法,与港府绕过立法会自行匆忙推出这种法条有很大区别,港府宣布实施该法事实上起到了火上浇油适得其反的效果。
另外,中国微博上的一些大V发布了一些香港示威者使用暴力、包括用汽油弹引燃或捣毁中国银行等中资企业设施的场面,内容和发布时间几乎一致。有网民猜测此举是官方引导舆论采取的统一行动。
▲美国之音(VOA)10月5日报道:禁蒙面法生效首日:抗议在继续 特首称香港陷于半瘫痪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禁蒙面订立第一日10月5日香港民众戴口罩继续抗议。路透社
香港 —在香港政府10月4日下午宣布从5日零时开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以期加快止暴制乱的第一天,大批港人无惧被捕的危险,仍旧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他们所认为的比“送中恶法”更恶劣的禁蒙面法。
大批穿黑衣戴口罩的市民周六下午响应网友的号召,在港岛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集结,沿轩尼诗道一路游行,经湾仔到中环的遮打花园。游行人士不断高喊“香港人反抗”、“蒙面无罪、抗争有理”。游行人士在队头拉起“我愿荣光归香港”的大型标语。游行队伍到达中环遮打花园后散去。
此外,另外一些市民在中环皇后像广场聚集,有防爆警察在皇后大道中汇丰银行对开的行车线,制服一对行走中的男女。市民对此不满,指骂警察要求放人。
在九龙尖沙咀太空馆旁的梳士巴利花园,有许多戴口罩的市民聚集。到约4点20左右,示威者开始以“蒙面散步”的方式沿维多利亚港海旁一路游行至尖沙咀巴士总站和海港城附近。沿途大批市民加入,达到300多人。随后,所有人开始手拉手组成人链,沿行人道开始向广东道进发,一路高喊口号。队伍行至海旁道后沿九龙公园转向弥敦道方向。随后,这些人转向旺角方向,傍晚时分抵达旺角,人数增至上千人。
同时,大批市民在上水、旺角、深水埗、黄大仙等地举行不同规模的集会。在上水,有人破坏中资电讯商店及药房的闭路电视。
从周五晚开始,港铁称因许多港铁站设施受到毁坏,因此全线停运。到周六,港铁原本宣布下午1点半开始调试运行,不过希望能全线一齐开通。但是,港铁后来宣布还是全线继续停运,只有机场快线保持运行。
除了地铁和火车停运外,购物中心和超市等也纷纷关闭。香港金融管理局星期六发出的通告说,由于部分银行基于分行设施受破坏和因应交通情况,需要暂停部分分行服务。
在另一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六(十月五日)向全港市民发表电视讲话,称“港昨晚渡过了非常黑暗的一夜,令今日的香港社会陷于半瘫痪”。她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还说,现在香港的公共安全已受到广泛危害,“这亦正正是特区政府昨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的坚实理据”。
针对禁蒙面规例在国际上引起的批评,林郑月娥在星期六的电视讲话中回应说:“至于外国官员和议员对于这件事的说法,我都请他们要认清事件的本质。”
香港警方星期六还证实说,星期五腿部中枪的那名14岁的少年已经被逮捕。警方称,当时一名便衣警员在元朗区被多人围殴,“生命受严重威胁,为保护生命曾开一枪”。
针对有报道指实施《禁止蒙面规例》会在流感高峰期间影响预防流感措施,香港政府发言人星期六说,新规例并不会禁止市民因其健康需要佩戴口罩,以预防疾病感染或传播。从2003年爆发萨斯病以后,香港740多万居民中很多人有出门带面罩预防感染流行病毒的习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6日报道:反蒙面法实施首日 警方执法有差异 亦有滥用暴力嫌疑
《禁止蒙面规例》实施第一天,不少港人刻意戴上口罩或面具上街,部分人更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反对及挑战新例,但记者所见,警方显然并非严谨及一致性地执法,有数以百计市民参与的和平集会、游行或「拉人链」活动,警员并未阻止或以触犯《禁止蒙面规例》加以拘捕;但有个别人士戴口罩在街上行走,却会被警员武力制服,亦有人只是把头巾围在头顶亦被捕,但警员却拒绝交代拘捕理由。
至于正式以反蒙面法采取行动的,公开的只有一次,就是昨(5日)晚于旺角警署外的市民集结和冲突。警方多次举旗要求市民散去不果,便透过广播系统警告示威者,他们正参与非法集结,根据《禁止蒙面规例》第3条,须立即除去蒙面物品,否则会作出拘捕行动。不过,警方未有实时采取行动,但在午夜前于旺角弥敦道的一项驱散行动中,拘捕一名男子。未知会控以什么罪名。
昨天是反蒙面法生效第一天,最大型的抗议游行下午近三时由铜锣湾出发,沿电车路行往中环,约千名示威者中,大部分戴上口罩或面具,以示对新例的不满。游行人士起步后一段时间才拉开写上「我愿荣光归香港」和「香港警察谋杀」字眼的大型直幡。他们沿途高叫「香港人 反抗」等新口号前进,间中亦见到有警员在高处监察,但未有采取行动。游行队伍在一个多小时后抵达中环遮打花园后和平散去。
而与花园只隔着终审法院的皇后像广场,有不少人在唱示威歌曲或闲谈,到了五时过后,一批为数约二十多人的防暴警员冲入广场,强行要求在场市民离开,其中,一名警员随手便以胡椒水剂指向不愿离开人士,迫令他离开,还反骂质问其行动者在「纵容」其他人。
而在广场对开的巴士站,一对戴有口罩的年轻男女经过,突然被警员冲上前压在地上制服,然后再迫令他们贴广告墙而立,要求他们除去口罩,查问后让二人离开。
根据反蒙面法,市民戴遮面物品不属犯法,只是容许警员要求市民除去遮面物品,故此,上述二人显然未有触犯法例,现场不少人质疑警方滥用暴力。
与此同时,警方在不远处的地铁站出口外拘捕一名头顶戴上头巾的年轻男士,记者所见,该人脸部全无遮掩,但身旁有口罩。记者追问警方是否以反蒙面法拘捕此人时,现场负责持咪广播及决定是否作出行动的男警表示「不知道」,自称是「接更」的女警亦以未了解事件,拒绝交代以什么罪名拘捕该名男子。
警方至今未公布有否以反蒙面法拘捕任何人士。根据该例,任何人在合法或未经批准的集会或游行,均不能戴上遮面物品,违者可被判监一年及罚款2.5万港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6日报道:反禁蒙面法示威惊与解放军过招 驻港军队急举黄旗警告
香港“反恶法港人合理非”大游行今天下午途经九龙塘解放军九龙东军营周边,因示威者用镭射笔照射军营顶楼上的军人,解放军“首度”举出黄旗警告,并以广东话回应称:“后果自负!”即时消息称示威者仅以光束照射军营,随即继续往前行、未在军营附近逗留或冲击,军民双方未发生冲突。解放军警告为头一次。
据中央社报道,周日香港抗议禁蒙面法路过驻港军营,解放军黄旗警告后果自负。
反送中抗争迄今已近4个月,此前针对解放军的抗议行动多出现在港岛、位于政府总部隔壁的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大楼,但多以镭射笔照射总部大楼的监视摄影机,未曾有解放军现身警告事件,今天是第一次。
报道引述香港明报消息,当示威者以强光和镭射笔光束,照射九龙东解放军军营建筑顶楼的军人时,解放军先以闪灯回应示意,随后举起印有繁体字的“你正在违反法例,可能被检控”黄旗。此后,解放军又持大声公用广东话警告称,“切勿冲击,后果自负”,并有军人持摄影机蒐证。不过,示威者仅以光束照射军营,随即继续往前行、未在军营附近逗留或冲击,军民双方未发生冲突
该报道说,至于今天游行的受伤人数,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今晚7时,在公众活动中有4人需要送院,律敦治医院的1名男伤者、玛嘉烈医院的1男1女伤者,情况严重;另一名送往广华医院的男伤者,已经出院。
报道指官方香港电台说,今天下午在深水埗的长沙湾道及汝州街交叉口,一辆卡在示威人群里的红色出租车,突然向左急冲,司机被拖下车痛殴致头部流血受伤,另有女伤者大腿骨折,后送往玛嘉烈医院救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6日报道:香港12大专学生会声明:禁蒙面法毁法治建警察社会
针对港府订立禁蒙面法,香港12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周日发出声明称,“港共政权的禁蒙面法制造白色恐怖、摧毁法治,宣告香港步入极权统治,进一步确立香港为‘警察社会’”。
据中大学生会(CUSU)脸书专页,这份名为“不自由毋宁死声明”指出,大专学界强烈反对通过“禁蒙面法”,并对港共政权一手摧毁香港法治,一再强推恶法予以强烈谴责。
声明表示,禁蒙面法试图增加人民示威集会成本,制造白色恐怖,严重剥夺人民之自由;香港《基本法》未赋予行政长官直接立法之权力,亦无赋予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权力。港共政权动用《紧急法》有违宪之嫌。此先例一开,将后患无穷。
声明指出,港共政权不断对外宣称,法例会交由立法会审议,但立法会根本无权废除由《紧急法》制订之法令。禁蒙面法的通过正式宣告香港步入极权统治,法治荡然无存,人民自由危在旦夕。
声明强调,禁蒙面法不适用警察,让原不受限制的警权进一步扩大。现时警察已是特权阶级、凌驾法律之上,可随意滥用暴力、滥捕无辜,而不必承受任何法律后果;禁蒙面法让警察更容易罗织罪名打压异己,进一步确立香港为“警察社会”。
声明最后指出,“不自由,毋宁死”。香港人早已为自由把生死置于度外,区区一条“禁蒙面法”,不但不会令人民恐惧,反激起我等捍卫自由尊严之决心。大专学界呼吁香港人勿向暴政低头,继续誓死抗争,直至荣光归于香港。
▲美国之音(VOA)10月6日报道:香港亲民主议员对政府禁蒙面法提出司法上诉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香港蒙面示威人士10月5日傍晚手拉手,抗议政府禁蒙面规例实施。
华盛顿 —香港立法会24名亲民主议员星期六提出司法上诉,要求阻止港府禁蒙面法的实施。
这项在星期五午夜生效的规例触发了广泛的暴力抗议和毁坏行为。美联社报道说,两名活动人士星期五未能获得一项法庭禁令,阻止禁蒙面规例的实施。
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表示,有24名立法会议员星期六晚间提出司法上诉,要求阻止禁蒙面规例的实施。他说,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绕过立法会的监督是恶意行为。
郭荣铿说,“这是亨利八世的情形。这基本是我说什么是法律,我说什么时候这不再是法律。这不符合我们宪法的规定”,“我们说,她(林郑月娥)无权这样做,她不能避开(立法会)”。
郭荣铿表示,立法会亲民主议员还要求法庭裁定,英国殖民统治者1922年通过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不适用于香港1997年向中国移交治权后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
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可能为更多的严酷规章铺平道路。
香港法庭将在星期天上午听取此案的陈述。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立法会10月16日复会后,她将寻求立法会支持禁蒙面法的实施。林郑月娥同时表示,如果暴力继续发生,她不排除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德国之声(DW)10月6日报道:高喊“蒙面无罪” 数十蒙面示威者被捕
因为不满特区政府强行通过《禁蒙面法》,这个周日,成千上万港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很多人戴着口罩或者面罩,道路沿途被喷上“面对极权,我们会反抗到底”的字句。警方则依照新法拘捕了数十名蒙面示威者。
(德国之声中文网)《禁蒙面法》生效后的第二天,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在滂沱大雨下,10月6日在香港岛和九龙都有大型游行。尽管新法已经启用,仍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抗议,人数较周六明显增加。他们高喊“香港人,反抗”、以及“蒙面无罪、抗争有理”等口号。人们也在路上喷上“不自由毋宁死”的字眼。
游行中,已经退休的香港居民Patricia Anyeung对美联社说,“林郑月娥不是香港的神,她不能为所欲为”,她表示已经游行了几个月,不会畏缩。Patricia周日是和妹妹Rebecca一起出来的,两人都带着面罩。她说:“他们不能把我们都抓起来,我们有成千上万人。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香港当地时间周日下午4时45分,警方在警察总部外连续发射数十枚烟雾弹。据《明报》报道,此前有示威者向湾仔警察总部投掷砖头。
另据香港电台报道,港铁称,油麻地等站遭受暴力破坏,顾及乘客和员工安全,予以暂时关闭。周日关闭的港铁车站超过一半。周六,港铁更是曾经全线停运。
而在九龙的军营,驻扎的解放军官兵举黄旗警告示威者停止用激光笔照射军营,否则予以逮捕。这也是驻港部队首次正面回应香港示威者。此前,数百名示威者向兵营的墙上照射激光,屋顶上的军人则用探照灯照向示威者,并且用望远镜、照相机监视示威者的动向。兵营外的示威者最终散去,没有人被拘捕。
香港高院拒绝暂缓《禁蒙面法》
香港特区政府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简称《紧急法》),于10月5日凌晨零时起开始实施《禁蒙面法》。
继此前社运人士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阻止《禁蒙面法》实施后,香港民主派议员们也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禁蒙面法。
据港媒报道,24名香港议员提出,动用《紧急法》本身有违宪之嫌,要求高等法院就禁蒙面法颁布临时禁制令,并要求对这次立法过程进行司法审查。香港高等法院10月6日上午开庭处理,还是决定拒绝批出暂缓新规例的临时禁制令,但下令进行司法审查。这次司法审查的聆讯预计本月下旬举行。
对于法院司法审查的决定,一些议员表示欢迎。泛民派议员毛孟静对美联社说,“法院已经承认动用《紧急法》存在争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6日报道:美人警告《香港临时政府宣言》或遭官方渗透 疑为军队镇压提供借口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订定《禁止蒙面规例》后,大批港民上街示威抗议,向政府表达不满,甚至有人4日夜间发出《香港临时政府宣言》,号召建立临时政府。对此,美国共和党海外分部发言人俞怀松(Solomon Yue)5日表示,这很有可能是被中国的假示威者渗透,说出的假宣言,如果港民当真,可能会给北京当局出动解放军的理由。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就香港示威者宣读《临时政府宣言》,美共和党海外发言人警告:恐遭渗透。
该报道称,据美国共和党海外分部发言人俞怀松5日在推特上说明,香港号召建立临时政府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的假示威者渗透香港社会,进而发出的,如果香港人真的宣布建立临时政府,解放军就有理由进入香港社会,开始进行镇压。
该报道指据了解,俞怀松生于1959年,出生地为上海,曾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到迫害,流亡美国,1990年开始在美国共和党活跃出现,2013年成立共和党海外事务组织,亲自担任副主席,替数百万名海外党员服务。
该报道说,俞怀松对先前得“反送中”及后续民主示威运动相当关心,多次在推特上积极发声、回应香港网民的问题。
▲美国之音(VOA)10月6日报道:香港民众冒雨抗议禁蒙面法 警民之间再爆激烈冲突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防爆警察星期天(10月6日)逮捕一名抗议者。路透社
香港,华盛顿 —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二天,数万民众星期天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港岛和九龙举行“全城蒙面日”大游行。
虽然新的法律已经启动,但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在港岛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拉起一条写有“香港警察蓄意谋杀”的巨型直幅。美国之音在香港采访的记者发现,星期天示威者喊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香港人,反抗”。另一个新口号是“我有权,戴口罩”。
警方在旺角、港岛等等地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
美国之音记者看到,5点过后,大批速龙小队和绿装防暴警察从界线街的另一端开始包抄推进,驱散在弥敦道和界线街交叉口聚集的示威者。速龙小队随后转上西洋菜北街追赶示威者。此外,大批防暴警察还在傍晚时乘“猪笼”警车赶到离警署一个街区的路口清理弥敦道上的路障和石块。随后,警察戴上防毒面具,举起黑旗警告发射催泪弹。
曾发起组织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称《禁蒙面法》生效意味着极权时代降临,并誓言“香港人不会认命!”。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香港《禁蒙面法》引发恐慌 抗议四起 形势险恶
 
香港民众星期天(10月6日)继续冒雨抗议禁蒙面法。
一位香港普通市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本来她从来不出来游行的,但是政府现在搞这个法,真的让人不能接受。
香港警方星期天称,星期天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及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有机会干犯非法集结罪或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监禁五年及两年”。
在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地停运港铁后,当局星期天(10月6日)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但有很多通常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依然关闭。
▲美国之音(VOA)10月6日报道:蔡英文回应香港实施禁蒙面法
台北 —针对香港5号零点开始实施的《禁止蒙面规例》,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天呼吁,“希望香港政府要真诚面对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要求。”
蔡英文星期六在地方寻访时指出,香港政府要尽快坐下来好好跟人民对话,任何升高对抗情势的做法都不好,希望香港政府能避免。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党部也谴责了北京与港府动用紧急法手段是为了限缩人们集会自由,并正告北京和港府,暴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更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民进党强调,台湾作为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通过其竞选办公室发文说,香港政府“去面罩的规定并非治本之策,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并说香港问题应回归理性讨论,因为唯有真诚对话,寻求共识,才是团结人民、化解争议的唯一方法。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在周六发出声明说,“港府此时颁布该法并不恰当,且无助于情势的稳定。”他说国民党不愿看到香港抗争情势不可收拾,影响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希望港府加强与民众对话,体恤民众心中的疑虑及了解民众的诉求。他呼吁港府与大陆当局都应正视民意诉求,回归理性沟通。
▲德国之声(DW)10月7日报道:新法上路“私了”频传 近百人声援《禁蒙面法》被告
《禁蒙面法》上路之后,连日引发多区冲突。在和平示威的另一面,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私了”行为,以及更激进的抗争手法。影片中,被“私了”的人被轮流殴打至血流披面。
(德国之声中文网) 10月7日周一早上九点半,蒙面法生效后首批被告出庭。《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警方发现在10月5日凌晨有人非法集结,当场逮捕一名18岁男子与一名38岁女子,两人于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立场》新闻报导,有近百民众到法院声援被告,早上9点多公众旁听席就已经爆满。部份声援者亦戴上口罩。
此前一天,香港多区有民众冒雨上街示威游行。然而,不只是警察施放催泪弹、出动水炮车试图驱散示威民众,示威者的暴力程度也开始升级,在白天“私了”立场不同的人士。
另一方面,多个港铁遭到严重破坏,旺角站水流如注,网民戏称有如变成“水舞间”。
港铁10月7日重开39个车站,其余54个车站关闭。港铁说,为了腾出更多时间给车务及工程团进行修复工作,列车服务将于下午六点结束运营。
《香港电台》报导,港铁表示,因为昨日多区有暴力事件发生,维修人员没办法安全且及时的赶到现场评估与检查,更难展开复修工作。如果破坏行为继续,港铁服务有可能长时间受到影响。
“私了”频传
周日冲突激烈,已经不限于警民之间,甚至扩大到不同立场人士之间。
综合《香港01》、《立场新闻》报导,在下午约五点时旺角弥敦道近汇丰银行处,有指一名中年男子持棍攻击在场人士,其后遭人反击,二度遭人殴打到血流满面。根据《立场新闻》影片,周边人群执伞遮掩“私了”过程,甚至有人对外展示“打人”字牌,众人“私了”之后便快速散去。
银行附近,一名男子用长竹子袭击在场人士,声称背包有四把刀,又扬言要杀记者。该男子遭到黑衣示威者“私了”,头部流血倒地。
但是另一方面,在网路Telegram群组当中,也流传着各种影片,包括警察换装扮成勇武派、或是警察殴打示威者时,发现被偷拍,而假装在搀扶被殴人士。
《香港电台》报导,警方凌晨发布声明表示,昨日全港多区再次出现大规模严重冲突,例如非法集结、纵火堵路、焚烧杂物等。警方表示,由于情况急剧恶化,警方展开驱散行动,包括使用催泪烟、橡胶弹、布袋弹等弹药,和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在警察的声明当中,多次用“暴徒”来指称示威者并且一一列举示威者的“私了”行为加以谴责。警方形容: “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深度和广度逐渐扩散,更有逐渐升温的趋势,整体社会秩序正处于极为危险的边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7日报道:香港反了
香港当局援引「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招来满城蒙面人对抗,法不治众,法不成法,香港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危险。
官逼民反
谁逼的?中共当局。自2003年试图通过23条俗称颠覆法未就以来,北京当局开始有步骤缩限香港“一国两制”,2012年试图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因遭到市民强烈反弹,甚至不惜绝食抗争而放弃,但是,北京的意图从来没有淡化过。2014年,中国国务院“释法”,遭致港人激烈抗议,雨伞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求北京落实承诺,让港人直选,运动失败,占中领袖被抓,学生领袖遭判刑,随后香港发生了中国公安劫持铜锣湾书店五名店员事件,因为这家书店出版了披露中共高层密辛的通俗书籍,包括「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从当时无数报道分析,这一事件在港人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但是雨伞运动失败,泛民派选举受挫,当选的青年领袖被开除,如此罪恶的劫持事件,在香港竟然没有形成巨大的反抗凝聚力。林郑月娥政府今年在北京支持下强行推出修订「逃犯条例」,以使得在港嫌犯轻易被送往中国大陆审判,这使得港人最终彻底明白自己的命运,包括言论自由,司法独立,都有可能被交给北京,一场保卫战就这样打响了。
事情发展到今天,官方对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不做任何让步。北京当局控制的香港当局竟然推出「禁蒙面法」,这明明是挑衅,明明不会有效,为什么还要强行推出?明明是打开潘多拉的匣子,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不少分析指出,十一在北京得到定心丸的林郑月娥,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键是先推出「禁蒙面法」,随后根据「紧急法」便可引出其他法。1922年通过的这部「紧急法」,授权政府在紧急状态或出现危险情况下采取“任何措施”,无需通过立法会批准,故此,民主派人士非常担心这将给当局滥权提供方便。不仅可以延长拘押和拘禁,还可在驱逐及递解出境上做文章,还可干预金融流通、关闭媒体,限制居民出行自由。有分析人士认为港府援引「紧急法」推出「禁蒙面法」,形同打开潘多拉的匣子。这一法律看上去是一道门缝,未来那道门可以开到多大,没人知道。
香港近日发生几个明显变化,根据路透社报道,驻港解放军已由原来3000人增至目前的1.2万人,其中大约6000名是专门对付骚乱的武警,他们被怀疑已经进入港警系统;港警权力不断膨胀,9月30日修改港警条例,取消本人承担个人责任条款,不受约束,随后发生实弹射人事件,且随时调查和逮捕戴口罩民众,港警也可进入大学校园,搜索涉嫌学生
局势严重
在港府「禁蒙面法」挑唆下,在北京大局有意让局面恶化的情形下,面对警方越来越强烈的暴力,示威者也开始还之以暴力对抗。局势将会越来越暴烈,越来越严重,这会不会是北京期待的情形?等到香港大乱,以稳定局势的名义出兵镇压,从此毁掉香港的特殊地位?之前有许多分析认为中共不至于把自身有着巨大利益,并且通过香港筹资的这么一座金融中心毁掉,中共高官黄奇帆近期也说,上海、深圳永远也不可能替代香港,香港的特殊就在于一国两制,以一国之两制下的自由吸引世界。不过,一些深切了解中共本质的人一直对此抱有严重怀疑,鉴于多年民运的历史教训,「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一直力主“见好就收”,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借助大规模抗争的优势,争取选票,在体制内争取民主更好。这些温和的看法一直受到激进派的怀疑。
现在有些认识似乎在转化。包括北京恨之入骨的「苹果日报」创始人、被其封为“祸港乱港总头目”的黎智英、周日在题为“这不是硬拼的时候”一文中指出“独裁者只识以暴力解决问题”,“他们唯一的出路是使抗争者失控,或以渗透者插赃嫁祸,造成极大伤亡,让抗争者失去巿民和世人的同情和支持,形势逆转,让他们有借口出动大型武装镇压逆权运动,令我们功亏一篑。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令他们得逞。”
他呼吁示威者冷静面对当前局势。他表示:,“我们的出路不是以激烈的对抗赢取对方,而是以道德权威不屈不挠的精神消耗对方,现在是我们冷静思考的时候”。
香港媒体人梁文道则在“结局之路由此开始”比较悲观地表示,到了这一刻,善了恐怕再也不可能了。他认为一部分人“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为了保持政权权威所愿意付出的代价,到底香港这扇窗对中国的利益比较重要,还是政权安稳和执政者的威信重要?大家不妨猜猜习近平会怎么选择。”
周日网路上还有一封“一位爱香港的普通市民”「致全香港人的信」分析形势,劝大家不要“中政府的圈套,他们想我们乱,我们就更加要安静,认清楚我们必胜的战场,无谓白白牺牲自己去阻挡无情的真枪实弹。”根据他的分析,示威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具有很大胜利可能的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的立法选举上努力,他表示,“虽然现在停一停,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周日这一天,香港数不清的民众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在港岛,在九龙举行“全城蒙面日”大游行,警民再爆发激烈冲突。
▲美国之音(VOA)10月7日报道:集会星光大道,洛杉矶华人撑香港呼民主
洛杉矶 —星期六(10月5日)傍晚,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发起和组织的“茉莉花活动”在好莱坞繁忙的星光大道上举行。集会华人呼喊“香港加油”、“自由万岁”等口号,力撑香港并为中国的自由呐喊。
几十名华人参加了这次集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行动组组长瞿成松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是支持香港,暨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生存权。”
集会者高呼“香港加油”、“自由万岁”等口号,力挺香港反送中和反禁蒙面法,呼吁信仰自由、司法独立,并且警告要“警惕红色间谍”。
来自浙江的朱芬芬说,她和先生携带两个幼年子女一同前来集会,支持香港。她认为,香港本次抗争的意义至少可以与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所以支持他们”。
她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这次香港的诉求是要普选、要民主,意境超过当时,所以寄托了我们很多人的期许。‘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们生活在大陆地区,因为有防火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只能听到‘共产党万岁’和‘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我们不能说共产党不爱听的话,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样来自大陆的云山表示,为香港的局势深深触动。
他说:“香港年轻人有胆、有识、有为。他们在政府天天打压、出台各种政策的情况下,能够抗争这么长时间、坚持这么久,应该得到所有有正义感、有常识感的人的支持。”
云山说,香港人的奋斗其实并非仅仅为了争取个人的权益, 而是为大陆人做了一个表率,先行了一步;他们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负责人陈维明说:“(香港人)捍卫民主、捍卫自由,这一切都是从三十年前北京天安门六四大屠杀开始的。香港一代代(抗争)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为了捍卫每个人做人的权利。”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行动组组长瞿成松表示,该党的 “茉莉花活动”每星期六在从纽约到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在内的多地区同步举行,通过在当地最繁华的街道上举行集会,向世界揭露中国政府迫害国民的真相,同时也向中共发出异议的声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7日报道:彭定康批林郑立禁蒙面法是“疯狂之举”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回应
英国前港督彭定康最新就港府于上周在目前“反送中”抗议运动未平之际,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的决策发表了评论。彭定康表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应是“疯掉(crazy)”才在没受压下自行作出如此决定,他认为港府应与示威者对话,特别是属于和平的示威者团体。
彭定康在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采访时提出,“林郑月娥应该是‘疯狂’,才会在未被施压的情况下,自行作出这个(订立禁蒙面法的)决定。”由于林郑月娥领导的港府自今年年初强行修订《逃犯条例》,香港自今年6月以来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浪潮,这一抗议活动也随着事件的发酵和双方的对立,频发警民暴力冲突升级事件。尽管迫于多方压力下,林郑月娥已经宣布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中完全撤销修例的决定,但随着抗议者意图争取“双普选”,抗争未停,港府在上周五宣布透过《紧急状况条例》颁布“禁蒙面法”,禁止示威者以面具掩饰自己的身份。这一最新立法在颁布后,香港在随后周末的民间示威及暴力冲突被再度激化。
彭定康在受访时提出,“北京当局及港府采取的态度,只是依赖催泪烟、警棍,以及法庭,去结束一场由有200万人和平示威开始的风波”。他强调不容忍暴力行为,很希望示威者收起汽油弹等,但他也表示看到是什么激起示威者的行为,“没有人跟他们沟通,似乎没有人认真看待他们”,政府与示威者间欠缺政治对话。对于未来,彭定康感到忧虑,“除非林郑月娥真正介入事件,并且明白对话的重要性,明白给予他们机会的重要性,并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事态为何发展至此,不久之后,除非我们都非常非常幸运,否则就会有人被杀、有人中枪。”
采访中,彭定康还指出,现时没参与暴力示威的香港人,也会为暴力升级找原因,“我不宽恕,也不乐意见到,但我也不希望见到香港警察当下的执法方式”。他强调称,“(政府)维持公共秩序的政策,是透过派出荷枪实弹和武装的警员来实现,这做法是荒谬”。彭定康还呼吁美国和英国都能为香港的情况更有力地发生,并希望美国在撇开贸易政策的前提下发声。对此,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周一对彭定康的采访内容作出回应。发言人称,“(彭定康的)有关言论完全无视特区各界要求止暴制乱的主流民意,完全无视英国是‘反蒙面法’先行者的基本事实,充分暴露了其虚伪、偏执、冷血的真实面目,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发言人还提出,制订“禁蒙面法”是合法、合理和合情,指香港市民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制订有关规例。该声明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我们再次敦促彭定康之流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的黑手,停止祸害香港的罪恶勾当,停止末日的疯狂。”
▲德国之声(DW)10月7日援引德语媒体:黑棋飘摇的香港
上周五,香港开始实施禁蒙面令,然而,迄今为止,这项措施并未能有效减少示威活动和警民冲突。
(德国之声中文网)按照规定,香港警方在施用催泪弹前,会举起黑旗以示警告。同过去几个周末一样,刚刚过去的周末里,香港又有多个街区飘起黑棋。但不同的是,这是香港政府发布蒙面禁令以来的第一个周末。《法兰克福汇报》以《香港黑暗的几个日夜》为题,报道了蒙面禁令对香港局势的影响。文章写道:“示威者对政府颁布蒙面禁令予以谴责。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示威者更容易暴露身份,也将无法再用防毒面具抵挡警方的催泪瓦斯。另一方面,这是当局1967年以来首次动用紧急状态法,从而在理论上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权限。比如,政府可以颁发宵禁令,可以实施新闻审查,也可以更为方便地实施逮捕和搜查。示威者担心,当局接下来会封锁社交媒体,以使示威者失去协调行动的平台。林郑月娥称,实施蒙面禁令是因为香港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混乱状况。她在周六的五分钟视频演说中对’令人震惊的暴力’予以强烈谴责,并称香港经历了’非常黑暗的一夜’,城市已陷入瘫痪状态。
不过,蒙面禁令并未产生预期的威慑作用。周五当天,即有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再度走上街头。周日尽管下着大雨,仍有很多人举着雨伞参加了示威活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带着面具。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称,周六有13人因违反了蒙面禁令而遭逮捕。蒙面禁令对激进的示威者可能作用更小,因为他们本来就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
文章写道,蒙面禁令实施后的第一个周末里,香港的暴力局面丝毫没有缓解。周六和周日夜间,一些地铁站发生骚乱和纵火事件,一些被认为同中国大陆有关联的店铺遭到袭击。很多店铺、银行和购物中心提前关闭,公共生活基本陷入停滞。文章写道:“一些支持民主运动的反对派人士试图通过司法程序阻止蒙面禁令的实施。他们指责香港特首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过程中故意绕开立法会,而实施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则源自英治时期,并不符合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后开始实施的香港特区基本法。周日,香港一家法庭驳回了他们提交的紧急禁制令申请,但同时也批准在十月底前就蒙面禁令展开详尽的司法审核。”香港同新加坡有着类似的文化背景,又都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新苏黎世报》分析了香港局势对新加坡的影响。这篇题为《对新加坡的兴趣正在增加》的文章认为,香港的动荡局面对新加坡而言是喜忧参半。文章写道:“新加坡政治家在香港问题的观感和言论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当香港6月份出现动荡局面时,新加坡方面最初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安情绪。尽管同香港相比,偏重个人实惠、而不大关心政治的新加坡人更容易管理,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六十年来得以连续执政的保障。然而,香港的动荡也使新加坡自由言论空间的狭窄程度得以展现。新加坡主流民意认为,香港的局面’不会、不能、也不被准许发生在新加坡。’不过,新加坡最初的不安情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新加坡政府现在已改变了对香港事态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香港已经陷入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当地的社会及经济问题是住房紧张导致的,而新加坡并不存在这一问题。新加坡政治家在这一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和教训一直都很明确:类似于香港这样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完全无法用警力来解决的。前不久,新加坡内政和司法部长就曾表示,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而这种立场所表达的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则是,相对于香港,新加坡人的生活很幸福。总而言之,来自香港的画面确实为新加坡当政者赢得下次大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德国之声(DW)10月7日报道:“今天禁蒙面,他日禁发声”?
一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表示,如果香港政府最新颁布的《禁蒙面法》不能吓阻反政府抗议活动,那么港府将不排除其他方式止暴制乱,其中也包括禁网。目前因反修例而起的香港街头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4个月。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特区政府周六开始施行《禁蒙面法》后,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在接受香港商台采访时重申了特首林郑月娥发表的声明,他说,“现阶段政府不排除任何合法的止暴乱方法”,也包括禁网措施。
叶国谦称,《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内亦有限制通讯方法的权力,“要做的话是可以做”,不排除使用任何方法,止暴制乱。
通讯工具Telegram、连登论坛(LIHKG)以及实时监控警察所处位置的地图都成为这一场“be water”为精神的“反送中”运动必不可少的工具,抗议者使用这些通讯方式降低被逮捕的可能性,在同警察之间发生的冲突中减少受损的程度。
此前,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接受无线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封网将会引起很大动荡,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法理层面都不值得推行。
禁蒙面只是第一步?
上周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公布引用《紧急法》,绕过立法会以“公共危险”之名订立《禁蒙面法》。
但香港很多市民担心,这些限制性措施都会给已经持续了近4个月的抗议活动火上浇油。
上周末,大量抗议者走上香港街头,不少也选择蒙面,公开违抗《禁蒙面法》。德新社报道称,抗议活动最初采取了和平方式,但是后来变成大面积的暴力破坏行为,警方和示威者之间的暴力程度都见升级。
港府属下的“中央政策组”前全职顾问刘细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限制蒙面只是第一步,港府动用紧急法的方式才是重点。“法律是不会中止在蒙面上的,会有更严厉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立法出来。”社交媒体上的截屏显示,香港《成报》周一(10月7日)以“林郑下台、挽救香港”作为头版头条。标题下方还写道:“今天禁蒙面,他日禁发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7日报道:蒙面法出台暴力升级传闻四起港府否认要冻结个人资产
特首林郑月娥引用一百年前成立的紧急法,跨过立法会而推出反蒙面法,人民日报立即发表文章推许该法是“百利而无一害”,然而法律实施三日之内,不但未能遏止抗争浪潮,警民冲突暴力反而升级,不但如此,港府引用紧急法犹如打开了防洪闸门,坊间谣言四起,包括因为政府即将宣布戒严而导致多区超级市场大排长龙,最新的传闻是政府将会引用紧急法冻结或甚至充公反政府人士的个人资产。
此外,香港海关今日(7日)又发表声明反驳网上的谣传,港府为了应付四起的传闻,可说是疲于奔命。
港府推出反蒙面法,人民日报发文称许,指“订立(反蒙面)《规例》是必要和及时,其针对的是真正的暴徒,以禁止蒙面为铲除暴力护航、让正义阳光普照,香港社会有认同”。文章又指订立《规例》,为香港“杀菌消毒”,合乎时宜、事宜,百利而无一弊。
然而事实却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弊,警民冲突不但暴力升级,加入反政府示威行列的,近日来更加入了不少社区的老百姓以及中环的白领阶层,反政府已迹近是全民运动。例子是港铁5日宣布所有地铁停止服务一天,但却无阻当日港九新界各地的“遍地开花”抗争活动,证明了就算没有港铁为示威者提供各区快闪抗争行动,当地社区的街坊亦照样投入示威活动,包括代表香港中产阶级社区的太古城。
反蒙面法不但没有收效,甚至还引起传闻四起。继昨天财政司陈茂波否认香港将实施外汇管制之外,金融管理局亦发表声明,否认当局将限制市民每日提取金额的数目。此外,特区政府亦驳斥外界传闻指将冻结香港人的资产。
港府6日晚上接近11时发表声明指出,有关社交媒体传言指行政长官即将再根据“紧急法”宣布星期二及三停市,停工及停学;并且冻结香港人的资产,政府发言人澄清有关传闻纯属谣言,绝非事实。
发言人称,政府考虑到目前公共安全受到广泛危害的迫切情况,订立禁止蒙面规例,以加强警队执法和对意图违法者产生阻吓作用,遏止暴力,尽快让香港社会回复平静。这绝非随意的做法,而是一个困难但必须的决定。
陈茂波在网志发文澄清当局绝对不会因为情况动荡而实施外汇管制防止资金外逃。他说,政府根据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不意味将来会限制香港的资金进出,强调香港不会实施外汇管制,港币可自由兑换,资金可自由进出,这是基本法的“庄严保障”。他并且呼吁市民不要轻信流言,小心核实信息。
到了今天,香港海关也就网上的传闻发表声明反驳。声明指出,就昨天(6日)有自称海关人员于网上发放所谓海关内部新讯息,声称有一份于(中港)出入境管制站获辖免报关及检查车辆的名单,香港海关为此作出严正澄清,所指的车辆名单并不存在,有关讯息并不属实,是不负责任、混淆视听、用心不良发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对此予以严厉谴责。
▲美国之音(VOA)10月7日报道:时事大家谈:禁蒙面法禁不住蒙面,北京港府如何收场?
华盛顿 —香港政府依据紧急法程序颁布的禁蒙面法实行三日以来,香港经历了自二战以来未曾见过的街头暴力和混乱,抗议者宣称港府与北京极权政府相勾结,失去合法性,多家中资背景的企业惨遭打砸。
抗议者在周日的“全城蒙面日”纷纷蒙面走上街头,出现了满城尽是蒙面人的景象,以挑战他们所说的比送中条例还要坏的恶法。
禁蒙面法禁不住蒙面,林郑月娥如何收场?反送中变成反中,习近平情何以堪?暴力抗争愈演愈烈,香港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到底是恐惧还是默许?
嘉宾:香港专栏作家、时评人陶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平:最危险的不是禁蒙面法,而是港府滥用紧急法走向极权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问题不在于禁蒙面法本身,很多民主国家都有禁蒙面法。问题在于,港府可能滥用禁蒙面法。更严重的问题是,禁蒙面法是由特首和行政会议根据紧急法,绕过立法会,直接订立颁布的。
紧急法是1922年港英政府制定,在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继续由特区政府沿用。按照紧急法,特首和行政会议可以绕开立法会,订立种种紧急法律,把香港的自由民主剥夺殆尽,走向极权主义。真正的危险在这里。
胡平:问题不在于警察能否带头盔,在于警察能否受有效监督
对于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瓦尔特。罗曼的观点, 胡平介绍说,罗曼表示支持禁蒙面法。罗曼说:“林郑试图让街头抗争平静下来。和平抗议没有问题……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很重要。我不是说警察没有使用暴力,这应该被调查。但是抗议者的暴力于事无补,伤害大局,败坏声誉,不利于获得海外和香港内部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这个法律可以让人们为行使暴力负责。”
罗曼说,美国很多州也有禁蒙面法,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纽约警方就根据禁蒙面法抓了至少五个人。罗曼认为,所有的法律都试图防止人们逃脱制裁,让人们对过度的破坏和暴力行为负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禁蒙面法。
另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禁蒙面法的说法也很有意思。她一方面批评香港禁令是针对特定群体,削弱了公民集会自由的权利。强调,最大程度的和平集会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但另一方面,她说也不能接受任何人蒙面挑起暴力。
问题是,正如黄之锋所说——黄之锋并不是勇武派——示威者当然有使用武力,大家见到,亦无须否认。重点是,如果和平示威有用,我今日就不会在这。我们知道,港人多年来都是和平抗争,那么,带有暴力的勇武抗争从何而来?有一条流行的口号:“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
勇武派的意思很清楚。勇武派不是说在香港和平抗争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要蒙面,勇武派是说和平抗争没有用,逼得他们采用带有暴力的勇武抗争。他们蒙面就是为了搞非和平抗争,就是为了搞勇武抗争,又力图避免被催泪弹被逮捕。简言之,勇武派就是为了搞暴力才蒙面的,因此正是巴切莱特所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罗曼的说法和巴切莱特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但不够深入。你说民主国家也有禁蒙面法,所以香港也可以有禁蒙面法。但是很多港人恰恰认为,香港没有真普选,香港不是民主社会。你说蒙面是逃避制裁。港人会说,没错,就是逃避制裁。但是他们说,对一个非法政府,凭什么要接受它的制裁?很多和理非也这么看,所以他们要帮助、要保护勇武者逃避制裁。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国家可以有禁蒙面法,香港不可以。罗曼和巴切莱特的说法没有涉及这一点,所以说服力不够。
罗曼还针对为什么抗议者不可以戴面罩而警察却可以戴面罩这个问题,解释说,要求香港警方不带面罩是不合适的:“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可以带枪和头盔,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职业特权。全世界的治安人员都有民众没有的装备。”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警察可以戴头盔,民众无从识别没关系?因为警察是政府的一部分。警察做了坏事,民众可以问责政府,政府当然能够查出来坏事是哪个警察干的,所以警察戴了头盔做坏事也还是逃脱不了应有的惩罚,所以警察戴头盔没关系。
胡平:社会撕裂,不少港人不承认港府合法性,这是关键问题
因此,胡平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线警察可不可以戴头盔,而在于警察的工作是不是受到有效的监督。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港府和警队的公信力很低,所以罗曼一方面支持警察戴头盔,一方面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既然当下港府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所以很多人对警察戴头盔不满就有它的道理。不过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件事也很难。就算港府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么,鉴于当下朝野缺乏互信,不论你让哪些人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都会有很多人不承认它的独立性,所以还是搞不成。
总而言之,罗曼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对香港的勇武派以及不少港人来说,他们现在的态度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他们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这是个关键问题。
胡平:“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勇武抗争有其道义上的正当性,但不是好策略
胡平表示,自己对勇武抗争的看法没有改变。他说,我完全理解,勇武派和很多港人不承认港府的合法性,这场运动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因此我主要是从策略上,而不是从道义上评论勇武抗争。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一些港人采取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高估其在政治上的有效性,也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对于勇武抗争,我认为我们不应谴责,但必须劝止,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安危,更是为了他们这种行为的后果。如李嘉诚言: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
我们知道,有些勇武派有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说明:香港勇武派的暴力抗争,并不是要搞暴力革命,武装起义。他们只不过是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货的让步,要么残暴镇压。
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我认为这种策略成功机率极小,风险极大,到头来很可能是玉焚了石却没焚。
揽炒策略把太多太多的希望放在西方,主要是放在美国身上。黄之锋说今日香港好比当年的西柏林。我认为这种类比不恰当。冷战期间,西柏林虽然在东德境内,却不属于东德而属于西德,东德政府以及苏联集团都无权进入西柏林,更不敢在西柏林动武,否则等于向西德宣战,等于向美英法宣战。
香港却属于中国,美国英国也都承认香港属于中国。如果港府和北京在香港动武,英国美国爱莫能助,顶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顶多对北京实行经济制裁。所以我说,香港并不像冷战时期的西柏林,倒更像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
几天前,美联社采访退役陆军及国防领域专家丹尼尔。戴维斯中校,谈到香港问题,戴维斯说,美国支持民主进程,支持追求自由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能给出明确的信号我们支持任何“起义”,我们不能掺合进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糟糕的经历,1956年的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我们曾经支持过抗议者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没有帮上忙,最终他们遭到镇压。
我们不想给予香港人不切实际的希望。戴雅门教授早就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这一点勇武派不能不考虑。所以我赞成陶杰先生的看法,赞成陈日君、黎智英的看法,港人不要硬拼,因为不值当,而且其后果可能适得其反。
胡平:“不割席”不能意味着连正常批评和劝止都没有,现应加强和平抗争
胡平另外补充说,很多港人把“不割席”理解得太片面,以至于连正常的批评都没有了,连劝止都没有了。客观上成了对勇武行动的鼓励,成了和理非为勇武背书。
现在,百万人和平抗争的效果看不见了,只看见少数人的勇武抗争了,让少数人的行动牵领了整个运动的方向。这在策略上不好。现在应该停止勇武抗争,加强和平抗争。和平抗争越强大,越能抵制当局的秋后算账。
如果当局发现一般的打压不能平息事态,就可能根据紧急法出台更严厉的打压,哪怕失去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也在所不惜。不过当局也不愿意走到那一步。所以现在,抗议者需要调整策略。
陶杰:林郑月娥是在制造新危机以企掩盖旧危机
香港专栏作家、时评人陶杰介绍说,他近两天在香港一些地区开车经过并进行了观察,发现上街人数明显少了,但造成的效应没有减轻。因为这些穿黑T恤的年轻人现在采取落地开花、各个击破的手法。在这一区有两百人,那一区又有两三百人,他们力求用最小的本钱造成最大的破坏或者冲击效果。
陶杰指出,林郑月娥政府对于这个禁蒙面法推行得并不成功,因为这是通过制造新的危机来企图掩盖旧的危机。她撤回“送中”修例以后,按道理走正轨的话,要么她引咎辞职,要么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争取时间,社会动乱就有希望会慢慢停下来。但是她现在引用1922年殖民地政府的紧急法令,用这个紧急法令来通过禁蒙面法。
陶杰:禁蒙面法打开另一个“孔洞”,不仅阻吓不了年轻人,也只会恶化事态
现在这个禁蒙面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实行这个法令的方式。她现在绕过立法会,就她跟行政会议全体一起决定。这就变成了打开另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实际上会引起比“23条”立法更严重的后果。而且,实行这个法令也集合了“送中条例”里头最差的东西,也就是随时可以抓人。
据我所知,现在的行政会议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林郑月娥做这个豪赌。至少有三个行政会议的议员离开香港,不敢投票,因为他们怕因此引起的后果承担不了。他们怕美国国会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过几个月会进行制裁。
再加上,这个禁蒙面法刑罚并不太高,最高只判监禁一年并罚款。这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其实并没什么阻吓力。这三个月来,那些年轻人连暴动罪最高可判10年都不怕,而禁蒙面法最高刑期才一年,搞这个法律有什么用呢?
陶杰:抗争人群中出现“内鬼”愈加混乱,问题越来越棘手
现在香港这种局势愈演愈烈,造成了对中小型企业非常大的影响,很多餐厅和酒家都做不下去,地铁也受干扰。这种做法也引起了香港民众的一点不满。但也有人说,那些纵火和扔燃烧弹的人的真实身份值得怀疑,当中有些是林郑月娥的支持者,或者是警方化装的,也就是英文中所说的Agent Provocateur——“内鬼”,这种现象在一个政治动乱的社会中算是常见的。所以现在这里头非常混乱,没有人想得到到底怎样解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7日援引法国报纸:香港民众挑战‘禁蒙面’紧急法
巴黎警察总局上周四发生的持刀砍杀警员事件引发的震撼余波未了,反恐斗争隐患引发忧虑;巴黎举行反对“生物伦理法案”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移民问题的真正挑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处在退欧议题的风口浪尖上;伊拉克的危机局势;朝美谈判破裂等话题,是10月7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香港抗争局势的最新发展,则继续受到多份日报的关注。
首先,天主教《十字架报》在报道香港局势时标出“香港民众挑战‘禁蒙面’紧急法”的标题。报道指出:在10月6日星期日的抗争运动中,香港警察再次使用了催泪弹,以驱散示威民众。中国人民解放军则首次向示威民众发出警告。
《十字架报》特派香港记者在报道中指出:星期日这一天,数万名港民不顾暴雨天气及“禁蒙面”紧急法,在香港多个地方举行了示威抗议。特首林郑月娥原本期待以推出“禁蒙面”紧急法来平息局势、重建香港秩序,然而此一决定再次引发港民的愤怒。在紧急法推出的当天晚上,便在多个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许多民众在10月6日的抗争运动中表示:不再惧怕。示威行列中,不乏各类阶层的民众,他们常以家庭或情侣的形式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公职人员或干部。他们冒着大雨、打着雨伞、多数人带着口罩前行在香港街头。一名律师向《十字架报》记者表示:所有的禁令已不再具有意义。因为自6月初以来,警方已数十次违反法律,却完全受到政府的保护。
《十字架报》记者详细地报道了周日香港的抗争情况: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一些示威人员在九龙地区焚毁被视为亲政府或亲中国的一些店铺,以及驻港部队首次向靠近军营的示威者举黄旗发出警告。随后指出:这是香港爆发抗争运动四个月以来,驻港解放军首次向示威者发出信号。该报提出“此一举措是否令人担忧? ”的质疑,同时指出:根据路透社上周披露的信息,中国驻港部队人数最近增加了一倍,从最初的6千人增至1万两千人。由此不难看出:今年夏天关于向香港调兵是部队轮换的说法只是一种借口,至今,驻港部队士兵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
《回声报》侧重报道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尴尬处境。报道指出:林郑月娥关于恢复香港局势的打算再次落空。启用一项半个多世纪之前、殖民时代的紧急法案不仅没有平息局势,相反却火上浇油,引发了新一波的示威活动。北京方面则提高了声调。中国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发出警告称:香港局势已经触碰中国底线,现在到了以“明确立场和有效手段”彻底结束香港暴力局势的时刻。香港目前的混乱局势不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报道指出:在北京方面愈显强硬立场之际,示威者们从紧急法中看到的,是转向专制主义的苗头。
《解放报》也报道了香港周日抗争的情况。报道指出:面对备有超级装备的防爆警察,香港示威者们佩戴着布质防污染口罩、抗菌纸质方形口罩、防催泪弹面罩或简简单单的一条方巾以及花花绿绿的口罩,他们发挥着各种想象力来证实他们反抗“禁蒙面法”的决心。甚至有网民透过社交网络,介绍如何使用头发制作口罩的有趣方法。不过,报道指出:抗争运动爆发4个月之后,如今香港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特首林郑月娥周五宣布“禁蒙面法”紧急法案之后,一些地铁站遭到毁坏、路障、火灾以及具有针对性的攻击行动时有发生,香港出现了空前的城市暴力局面。
▲美国之音(VOA)10月7日报道:数以万计港人继续大游行抗议港府强推禁蒙面法
香港 —香港《禁止蒙面规例》10月5日实施后,香港的抗议活动并未平息。数以万计的民众10月6日仍旧走上街头继续抗议示威。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他们担忧的是禁蒙面法。此外,网友发起7日在香港多区继续抗争的行动。
香港禁蒙面法自周六凌晨实施前后,香港民众都在持续抗议,警民冲突仍旧不断。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周日在港岛和九龙多个地方游行抗议,表达对禁蒙面法的愤怒。期间有示威者堵路、掘砖及投掷汽油弹,多个港铁站继续成为破坏的目标。而警方则在金钟、湾仔、铜锣湾、太子、旺角、深水埗等地区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示威者。
一位示威者说:“香港政府真的很过分。我本来从来不出来示威的,因为这样(我出来示威),你说有多过分。已经搞得香港的市民这样,到处放催泪弹。又不清理,他还给不给香港人活?”
另一位在旺角的示威者表示,禁蒙面法不仅不会阻吓港人抗争,反而会激起新一轮的抗议。
她说:“我看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走上街头,觉得很振奋人心,证明了还有很多香港人都继续支持反修例反紧急法反极权运动。现在政府推出一条比之前更加可耻更恶毒的法例,就是蒙面法背后的紧急法,因为紧急法比送中法更加离谱过分,它的出现会不断削弱基本
法赋予香港的自由,虽然香港特首否认,但是香港人都知道傀儡特首的说话都不值得相信!“
数年前还属于亲中报纸的香港成报7日登载 “林郑下台 挽救香港”的醒目广告,表明禁蒙面法未能改善香港的局势。
香港政府4日宣布订立禁止蒙面条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虽然是引用紧急规例,但不等于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而禁蒙面法的打击对象是使用暴力人士。
她还强调,禁蒙面法是以规例方式进行,属附属法例,以先订立后审议,在立法会月中复会后,会将规例提交立法会审议。
很多人更担心的是禁蒙面法所引用的紧急法。民主派议员毛孟静说:“这个紧急法将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使得香港置于林郑月娥的独裁统治之下,而她只不过是北京的傀儡而已。”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政府绕过立法机关推行禁蒙面法属违宪行为,并紧急要求高等法院批出暂缓禁蒙面法的临时禁制令及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法官星期天拒绝发出临时禁制令,但同意两个星期内排快期审理司法覆核申请。
依照禁蒙面法,民众戴口罩即使参加合法与和平示威也属违法,可被判入狱和罚款。
在6日晚间的抗议活动中,有示威者经过解放军东九龙军营时用雷射笔照向军营,军营天台上有解放军军人举起黄旗发出警告:“你正在违反法律,可能被监控”,并用强光回照示威者。这是驻港解放军首次与示威者的对峙行动,引发关注。
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大批蒙面的“暴徒”在多处堵塞道路、破坏公共设施等、纵火、向警察投掷汽油弹,以及肆意袭击其他市民,特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
10月7日,有网民号召下午3点到全港18区多个商场,抗议《禁止蒙面规例》。在太古、元朗、将军澳、沙田和青衣等多区的大型商场都有市民集会。示威者新的抗争口号包括“蒙面无罪,立法无理”、“香港人反抗”、“我要戴口罩”等口号等。 在港岛东区的太古城中心,下午3点已有过百人在商场的中庭,呼叫口号,并合唱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还有人重复唱讽刺警察的歌曲。
此外,网友周一晚还在太子港铁站外举行重阳节追思会,悼念反送中运动中因绝望而自杀的港人以及示威者至今所认为的被警方打死的示威者。警方否认8月31日在封锁太子站执法期间打死任何示威者。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仍然高度戒备。被示威者称为“党铁”的港铁恢复了一部分服务,但列车服务下午6点提前结束。而港岛多个重要地铁站包括金钟、湾仔、铜锣湾、西营盘等继续关闭。这已经是港铁连续第3天关闭全部或大部分服务,使得过去被港人认为可可靠服务保证的港铁的形象进一步受损。
▲美国之音(VOA)10月8日报道:香港首次起诉两名违反蒙面禁令的抗议者
香港警车10月7日把两名被指控违反禁蒙面法的抗议者押送到香港东区裁判法院。这是香港当局10月5日颁布这个引起强烈争议的法律以来首次因违反这项法律而被捕的人。
这两人一名是18岁的学生,和一名38岁的妇女。这两人的名字目前尚未公布。
他们是在星期六(10月5日)在参加抗议集会时被拘捕的。当局对他们有两项指控,一个是违反禁蒙面法,另一个是参加非法集会。根据香港法律,参加非法集会最多会判处5年有期徒刑。违反禁蒙面法最多会被判一年监禁,外加罚款。
法院当日没有让他们两人做出答辩,只是分别要他们缴纳港币300元和1000元保释金予以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遵守宵禁令,庭审到11月18日进行。
港媒报道说,这两人被押解到法院的时候,有数百名示威民众聚集在法院外面,高呼“蒙面无罪,立法无理”的口号。他们大都身穿黑衣,并带着口罩。
一位16岁的学生对美联社说,“我今天带着面具来到这里,…这是一种沉默抗议的形式”。
美联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警官的话说,这两人被抓的当天总共有13人因违反蒙面禁令或者其它行为被捕。
当局颁布这条禁令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辨别抗议者,以便震慑实施暴力的人。但是,在法令颁布后的三天里,香港的反政府示威和骚乱并没有减少,反而引起了民众更强烈的愤怒。
香港警方周一发表的声明说,当天包括元朗、沙田、大埔、黄大仙、将军澳、太古等,分别有警方所称的“大批蒙面暴徒破坏区内设施及港铁车站、并有纵火等暴力行为。”
此外,在周一重阳节晚,有香港民众发起在九龙 太子站举行祭奠活动,悼念他们所称的831太子站被打死的示威者。一些人烧纸上香,用焟烛摆出“自由香港”的英文。
▲德国之声(DW)10月8日报道:紧急法制乱或制乱? 林郑:暂无计划再启动
为了“止暴制乱”而订立的《禁蒙面法》推行了三天,香港示威者的反弹有增无减。 港府这次大动作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林郑月娥隔空反击以外,也否认会利用紧急法“再下一城”。
(德国之声中文网)《禁蒙面法》在香港实施后,街头冲突在刚刚过去的长周末连假却没有停止。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 (10月8日) 早上会见记者,否认新法例没有成效。 她说:“我希望大家明白凡是新的法例和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到成效,不能说这几天看不到成效,所以这条法例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
昨天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表示,政府不排除再用《紧急法》推行其他新法例,包括限制通讯甚至“禁网”。 林郑月娥说暂时没有相关计划:“面对每天变化的情况,有时候暴力升级,有时候好像较平静,我们要审时度势做相应要做的事。 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再启动《紧急法》订立其他新规例,因为这一次用《紧急法》订立《反蒙面法》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
十一之后香港局势更趋动荡,林郑月娥再被问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寻求中国政府协助,她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 她说:“目前我仍然认为香港应该自行寻找解方,但如果情况变得很坏,我们不能排除任何选项。 现在我们会用政治、法律、政策工具和对话解决深层次问题。 ”
特朗普:香港问题或影响贸易谈判
而在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把香港和贸易问题挂勾。 他表示:“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枢纽,不仅对中国来说,对全世界亦然。 我只希望可以看到一个人道协议,我知道习主席有能力做得到,我认为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人,我们正在谈判。 ”
他呼吁以人道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并警告如果中方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谈判。 他说:“如果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我想会对谈判不利,可能对于我们、其他某些人以及他(习近平)来说,政治上可能会很困难。 但我认为他们要以和平态度处理。 ”早前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最快会在10月进行表决。
香港回归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受英国天空电视台访问时,批评林郑月娥订立《禁蒙面法》是“疯狂”。 他批评,香港乱局的起因是港府和北京连串管治失误所造成,令原本非常和平的香港社会被迫用街头方式来抗争。 他担忧如果情况没有改善,不久后会不幸地有人中枪死亡。 林郑月娥反驳,要求“外国政客”评论时要认清客观事实和事件本质,“希望他们不要恶意批评香港,或者为为香港的状况撑腰,还说是和平示威”。
民间反弹未止
周一 (10月7日) 下午开始,全港多个商场有市民聚集抗议《禁蒙面法》。 入夜后,示威者开始在各区堵路,与警方展开追逐战。 港铁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示威者闯进将军澳站、大棠站、沙田围站等多个车站内破坏和射水;另外也有人在沙田破坏交通灯。 直至周二 (10日8日) 早上,港铁仍然有13个车站要关闭。
另外,香港教育局要求所有中学在《禁蒙面法》实施后首个上学天(10月8日),向政府提交戴口罩、罢课和参与校方人链活动的学生人数。 早前当局致函学校,声称“学生在校内或校外均不应戴上口罩或以其他方式遮盖脸孔”,如果有师生不适应该留在家中休息。 学界批评此举是白色恐怖并发起“全民口罩日”行动,部分学生今天依然戴口罩上学。
林郑月娥表示,《禁蒙面法》更重要的是带来阻吓作用,特别针对未成年青少年和学生,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身份无法被识别而妄顾法纪。 九月开学后,18岁以下被捕者占总数多达40%;而在刚过去的周日 (10月6日),被捕人士当中有10%的人年龄不足15岁。 对于有记者被警方强行摘下面罩,林郑月娥说当局会研究如何平衡执法和采访权。 港府早在法例生效之前已经明言,记者在工作期间戴上面罩会获得豁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8日报道:“禁蒙面法”实施两天香港司法仅起诉两人“杀鸡儆猴”
“禁蒙面法”实施两天后,香港当局首次依法起诉两人,完全无法面对“禁蒙面法”所引发的激烈反弹。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统计上交戴口罩的学生,也受到各方抵制。
香港禁蒙面法实施两天后,当局首次依法起诉两人,两被告是5日凌晨在九龙蓝田启田商场外拘捕的,两人同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及一项使用蒙面物品罪。第一名被告是18岁城市大学一年级男学生,第二名被告是报称无业的38岁女子。法官把两个案件延至11月中聆讯,被告获准交保外出。期间不得离港,并要遵守宵禁令。
在仅仅两人被起诉的同时,警方承认,入夜后全港多区包括元朗、沙田、大埔、黄大仙、将军澳、太古等,分别有大批蒙面人士破坏区内设施及港铁车站、并有纵火等暴力行为,严重影响公众秩序。
7日入夜,香港多处又有“反送中”示威者聚集,先集中在旺角和沙田。他们不时高叫“我有权戴口罩”、“香港人反抗”等口号。警方随后出动驱离,并逮捕数人。
香港多个大型商场7日下午都有“反送中”示威者聚集,以“和理非”的方式抗议政府禁止在示威活动中蒙面。许多人戴着口罩。他们不时高喊“蒙面无罪,立法无理”、“香港人反抗”、“我要戴口罩”等口号。
香港教育局日前向全港学校发信三申五令,还要求校方明天上午11时前回报戴口罩学生人数等。对此,已有中学校长表明不会上报。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国家十一放长假,像我这种退休老头,无所谓假不假。这几天看微信,看电视,有感了就跑到电脑上敲几句。这样,长假几日,竟集了几篇文稿,这里特选四则,以饷读者。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龙应台帖子让人吃惊
 
龙应台祖籍是中国大陆,父亲是军人,当年跟着败退的国民党到了台湾。龙应台后来做过台湾文化局长,也就是文化方面最高长官。一个女人,做到这一步,不枉一生。
 
她早年,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一本《野火集》杂文而成名。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让很多大陆人也喜欢上她。不知是否因本人是男人缘故,记得她杂文集子中有篇文章说,女人如果觉得自己的肩膀很美丽,为什么不可露出来。
 
前不久她有篇文章《花园里有一颗鸡蛋》惹着中国大陆一些人了,于是她被声讨。是非对错,历史自有公论,无须我在这儿作评。
 
前天在微信朋友圈见到有人转她显然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到底属于什么网站,本人笨,看不出来,因此不得而知——或许是台湾一家网站吧。她帖子中文字是这么说的:
 
“9月2日‘花园里有一颗鸡蛋’的短文发表后,除了人民日报、央视等等众多国家级媒体强烈反应之外,数万的大陆读者翻墙过来阅读、怒骂。我才发现,虽然海峡隔绝,脸书禁止,这个‘个人小客厅’里所写的字,大陆读者其实是可以看见的。两万多条留言,90%来自翻墙的读者,语言粗暴者不少。
 
“没有关系,粗暴往往是因为不了解,而不了解往往是制造出来的——墙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不见,使人无知,使人粗暴。……”
 
大概是不想说或不屑说下去,作者打了省略号。
 
这个帖子读几天了,今天不知怎么竟然又顽固地跑到大脑里来,似乎“要求”我非说几句不可。可我说什么呢?如果真的允许说,估计早就有人说了。不过,为了不过于虐待自己的天性良知,同时也为了自己认可的公平正义,还是准备说几句。
 
前不久,推特啊,脸书啊,这种美国的社交网站居然出现在我们发言人口中,说美国的言论自由如何如何虚伪,竟然把一些去推特去脸书骂香港游行者的账号给销号了。看到这种消息,我们这些不去推特不去脸书的人该说什么好呢?因为据本人所知,凡去推特去脸书的人都“不是好东西”,甚至可定为“中共的敌人”,网上明明白白说某地某人就因上推特,不仅警察找事,竟然还被拘留了。这意思再明白不过:那些是“境外反动网站”,“守法”的中国大陆网民不能去,去了就不是“好人”——这些年传递出的这种信息,地球人都知道。
 
可既然如此,不用中共自己动手,人家主动帮我们销号,应该感谢才对啊,怎么竟然借此攻击人家起来了呢。让我这种草包看得“一头雾水”。
 
后来想啊想啊,忽然想明白了——原来,他们的意思是这样的:像那些“境外反动网站”,一般不鼓励中国大陆民众注册,但真要去,就要帮政府做点事,说点政府想说的,做点政府想做的。如果能做到这样,政府非但不会找“翻墙”者的事,万一有一天翻墙者出事了或者受到欺负了(比如被销号),政府还愿意公开站出来为翻墙者“声张正义”。政府反感的是,翻墙出去,批评政府,说些政府不爱听的,做些政府反对做的。这样,即使你与前者都是翻墙,去的也都是相同网站,对不起,你就要算违法了,轻者,喝茶,警告;重者,关你几天。
 
我的娘啊,这是个什么法律。不说法律是刚性的吗?怎么对中国大陆来说,竟然成了牛皮筋呢?还有,见龙应台帖子这么一说,自己大吃一惊:中国大陆“翻墙”去为政府说话者到底有多少,估计只有政府掌握。看看骂龙应台那些帖子,就知道,政府喜欢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粗暴、野蛮,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正是那些翻墙骂龙应台的中国大陆网民的标配。
 
因此,本人特作短文:为龙应台不平,为中国翻墙出去批评政府者不平,为在墙内说几句真话,就要被删帖或被封号的无数网民不平。
 
中国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大陆网民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区别对待。
 
2019.10.2下午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人民没有胜利
 
昨天凌晨四时许,又可看世界了。
心情五味杂陈——这表明,我还是个奴隶,是个内心一直存在反抗的奴隶。
当然也有点小高兴。中国人嘛,普遍兴奋点低。
天天青菜萝卜,吃个豆腐,就高兴坏了。
同时也表明,他们这一次,大约是从九月二十三开始死死地控制到十月一日二十四点,到十月二号凌晨零点,不情愿地开了一个口子,让一些中国网民透透气。
不然,胡锡进也急死了,小红粉们也有意见。
编环球时报,需要天天翻墙,否则就没有即时新闻,报纸就会抓瞎。
还有小红粉们,他们天天放心大胆地翻。他们非常明白,政府非常高兴他们翻。
只有他们天天翻过去,帮着骂老美、骂宝岛、骂香江,才显出这个国家的“民意”。
想一想,多悲哀。他们把互联网看得就像他们家的水龙头,只要想关,一秒钟就让你一滴水也流不出。想关死就关死,想让这个水龙头流多大就流多大:全看他们权衡自己安全的程度,哪怕是他们自己吓唬自己,这个代价也要想看世界的中国广大网民承担。
我们用的不是互联网,有人称之为“局域网”,我觉得更像他们“家”的水龙头!
于是又联想到他们最近在央视上一再“理直气壮”地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搞保护主义”,“竖起高墙”,而我们中国,却在扩大自贸区,在沿海所有港口城市实行开放。
听着简直要笑死了——我有理由笑啊。我又不是傻子。我又不是小红粉。我就想问:
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是“保护主义”?谁在“竖起高墙”?你以为就是你们说了算吗?
天天说给国内那些可怜的愚民听,把他们愚得不知天南地北,就不怕遭天谴吗?
中国的老百姓有能力让外资不撤走吗?有能力让老美不跟你们打贸易战吗?
更想问的是:你真的有人家开放吗?真的有人家自由吗?
别说没有,就算有,又有什么可自豪、可以炫的?
你们现在准备搞的,人家一百二百年前甚至更早时间就搞过了。
你怎么还能自豪得起来?是对历史真的很无知,还是有勇气信口开河?
但凡有一点开放之心,但凡真想让中国好起来,就绝不会像你们这么干。
不信,就问一问中国广大网民——当然属于你们第几梯队的小红粉们除外。
 
2019.10.3清晨
 
七十年前
 
原本今天的“任务”,是做篇有位网友大作的读后感,不想分心。
当然,今天不一定能做得起来,那就明天接着做。
休息时躺在沙发上看央视9套纪录频道,有感,憋不住,又想敲几句。
纪录片中告诉我们,七十年前,新政权阅兵地点有两处供选择,一个是西苑机场,毛泽东最初进北平城时,在那儿已经阅过兵;还有一处,就是天安门。
然而,当时的天安门一点不出名不说,城楼上面,门窗都破破烂烂,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室内连桌椅板凳都没有,进去的人只能搬块砖头近乎“席地而坐”。
所以说,天安门的“神圣”,纯粹是人为的——你要它神圣,它就神圣。
七十年前,准备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有四幅供选择。
其中一幅画像下面写有这样五个大字:人民的胜利
周恩来看后,认为不严肃,要求把下面五个字去掉。
真不知是天意,还是周恩来自知之明有“预感”。
反正七十年过去,本人也认为:那五个字确实应该去掉!
不然,对画像而言,是否不严肃,咱说不清。
说得清的是,对后来的历史,不尊重,更不负责。
因为七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不是人民的胜利!
七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早上,北京城,还下了一场秋雨,只是很快就停了。
这又预示什么呢,我不知道。或者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
说新政权开始了,老天激动得流下眼泪?这恐怕太诗意了吧。
应该还有更符合后来历史、合乎民意的解释:是老天提前替中国人流泪。
谁能欺天!可惜,历史证明,天的警示,人们往往不听。
于是,很快,那个写《时间开始了》的人就成了“反革命集团”头目了。
而且还是钦定的——不管你如何歌他赞他,只要不合朕意,一律打翻在地。
据说此案牵连两千多人,把他们都打成“胡风分子”,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
最小的“胡风分子”只有十来岁。真是何其荒唐!何其惨痛!何其无道!
就算把胡风及“胡风分子”放到一边,有没有更符合后来历史、更合乎民意的另种解释,可以去问一问活在这七十年间的中国人。
当然有点遗憾的是,新政权七十年,很多人都已悲惨死去,问不成了!
所以自己五年半前做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还有很多人在等着道歉!
转眼五年多过去,今天,就是今天,依然认为需要有人站出来为那些无辜者道歉。
拖得越久,要求也就越强烈,而绝不是相反。
 
2019.10.4上午十时许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很想知道词作者张藜还看到过什么
 
今日即十月五日天一亮(7:08),环球网即转发新华社文稿:《为〈我和我的祖国〉填词 他用了不到20分钟》。题目中的“他”,即已经去世三年多(2016.5.9)的著名词作家张藜。
 
“举国欢庆新中国70华诞之际,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唱遍大江南北,唱遍海内海外。张藜作词、秦咏诚作曲的《我和我的祖国》,已经传唱30多年。每当人们唱起她,总能感到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抛却一切政治因素,除了网友们普遍反映的歌手王菲在唱这首歌曲时吐字不清外,单说词曲,确实有点味道。中国人有一特点,别看高科技不行,作个词,谱个曲,不在话下,而且这方面,人才济济。
 
改革开放不说,单说文革前十七年直到文革期间,中国大陆词曲作家创作出多少“优美动听“的歌儿哦:《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影片上甘岭插曲)、《赞歌》(内蒙古科尔沁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蒙古族)、《唱支山歌给党听》、《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金瓶似的小山》(藏族歌曲)等等等等,你敢说哪一首“不动听”。平心而论,到现在有很多不宜继续唱下去的词曲,由于当年灌输洗脑,还是不时会哼起。
 
那么,《我和我的祖国》这首动听的曲子是怎么来的呢?
 
新华社文章告诉我们,张藜生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记得在我从北京去福建的卧铺车上,为吟诵这个曲调着了迷,结果叼着烟卷儿入了梦,差一点儿惹了大祸,结果还是想不出我满意的句子。”直到将近半年之后的湖南张家界之行(才有了结果)。
 
1984年秋天,中国音协组织采风活动,张藜随同行们来到张家界。早晨起床后,他打开窗户,神奇的天门山突然呈现在他的面前,不远处是金黄的稻田,袅袅炊烟,溪流潺潺。
 
如此壮美的画面,让张藜震撼。他回忆道:“这时,顿生一种特异的感觉。一鼓作气,把在怀里揣了揉、揉了揣的秦咏诚的曲调填写出来。”整个创作过程不到20分钟。
 
凡是搞创作的人,都会相信张藜说的这个“过程”,我也相信。只是我还很想知道张藜一生,除了到过张家界,除了看到过那些“壮美的画面”,应该还看到过一些别的什么——不可能没有看到,可那些东西为什么就激不起一个词作者的创作欲呢?
 
我不相信张藜只到过张家界,也不相信他这一生只看到过那些“壮美的画面”。这样一来,自己就有点不敢想下去:他肯定还看到了人民的苦难,看到无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尤其看到一些作恶多端,那么,他为什么原本应该创作却不去创作另外一些“歌词”?到底是客观环境,还是主观因素,抑或两者都有?
 
我们知道,完全称得上中国二胡第一曲的《二泉映月》,之所以那么感人,就因为那曲子是苦难者的心声。我不知道当年华彥钧(即瞎子阿炳)那个时代还留传下来了别的什么曲目,我知道的只有这一首《二泉映月》。
 
闵良臣: 人民没有胜利(短章四则) 
 
闻名世界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时泪流满面,并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虔诚的态度说:这种音乐只应跪下去听。
 
有人专访著名作家蓝英年时,问他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蓝英年的回答是:他后来发现它只是一本说教的书,完全没有反映现实和时代。
 
一个作品是否能打动人,是否能传世,就看你这部作品是否反映了时代的真实。
 
朱学勤在《鲁迅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一文中说:“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血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不知张藜先生生前有没有像本人这么想过。
 
总觉得也许有,应该有。我不相信没有。
 
2019.10.5下午

王维洛: 如果老天不站在你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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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过多个河清海晏、天下太平的盛世。盛世的出现,不但需要人道,还需要天道。如果老天不站在你一边,那么期望的盛世是不会出现的。2019年10月1日的阅兵大庆典,操练了几个月,动作的划一超过了北朝鲜。不料老天不站在你一边,10月1日那天,北京被雾霾笼罩,空气质量超标,不适合人类户外活动。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刚刚摆出强硬姿态,拒绝了基本上已经谈成了的协议文本,进而停止购买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直接打击川普的票仓。不料自7月下旬至9月中旬接连四次台风影响东北地区中国这个粮食和大豆种植基地、特别是黑龙江。由于雨水过多,造成大豆、粮食大面积减产。中国政府突然又放下身段,不得不重新再从美国进口大豆等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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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古人说,办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三国时期,诸葛亮借东风,帮助周瑜打败了曹操,靠的就是老天的帮忙。宋朝诗人苏轼感慨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没有老天的帮忙,周瑜漂亮的老婆就要成为曹操的小三。中国历史上有过几个盛世,河清海晏、天下太平,靠的也是老天的帮忙,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而一个王朝的结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老天不帮忙。现在中国人都喜欢谈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喜欢谈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商鞅。但是闭口不谈秦朝的短寿,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朝统治只维持了不到十五年就灭亡了,原因就是老天不帮忙。秦朝末年,出現了严重的水災。大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个智力很高、也很勤奋的皇帝,但是老天不帮忙,明朝末年出現了严重的旱災,崇祯皇帝也只有在景山歪脖子树上吊自尽了。
 
2019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把中华人民和韩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7年;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到201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之下,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人民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似乎这又是一个盛世。
 
但是,老天不帮忙。
 
一、十一北京的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
 
北京本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70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中央政府不断地下血本、投重资来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特别是遇到一些重大活动时,常常采取非常手段,来保证北京的环境质量或者保证北京的天气状况。北京的居民,北京周边省份的居民,对于中央政府采取非常手段也习以为常。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采用了干涉天气的手段,保证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有个晴空万里的天气。又比如2014年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时(APEC)前、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年举行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