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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 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高限度问题的讨论

徐建新: 对中国经济发展最高限度问题的讨论
 
徐建新  江西省德兴市一中
 
在《中美贸易战,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渡生死大劫》的文章中,我的最后一段是:“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会如何?我个人的预计是:第一种可能: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但由于苏联解体灭亡的结果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看清现实,预知结果,作出正确应对,这个结果应当不会出现。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四中全会或者明年的人代会就能够看到初步结果。二、由于中美贸易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进行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中国在世界发达国家市场至少美国市场与投资遇到的各种问题,导致中国发展的最高限度就是人均GDP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也可能是经济退步后有发展或者一直停滞或而后是有波动的停滞。三、中美结束贸易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进行关键的自由民主化的改革,导致中国发展的最高限度就是人均GDP大致是美国的二分之一,而后一直停滞或者有波动的停滞。四、最难出现也是对中国和全世界最有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进行各项必要改革特别是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中美结束贸易战,中国迅猛发展,最终中国在大致三十年内的未来,中国的人均GDP接近于新加坡的人均GDP,并成为自由民主富裕强大的发达国家。”当然,人代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四中全会我都没能够看到预期的初步结果,这一点,只会加强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必胜信心。
 
之前文章中这最后一段话,说的主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天花板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限度在于何处?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都来源于创造财富的增加。而财富的创造,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饼(财富)的最终大小是固定的,存在着利润的天花板,即赚钱才做,不赚钱就不做(当然,中国的飞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开始的劳动力价格低后来是规模效应和供应链完整,提高了效率,导致了供应增加,价格降低,需求增大,饼做大了,也有中国自身的创新以及来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创新的应用;或者说,主要是西方国家创造的知识财富被中国人掌握并应用,并由于得到了全世界的投资和市场和自己的投资、市场,产生了更多的巨量物质财富,尤其是在国际互联网经济和移动支付方面非常明显)。简单地说,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存在一个利润压制或者说最终是世界经济总量分割的压制,世界经济的大饼的大小终究有限度,中国多分到的,就是别国少得到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各种问题。当然,即使导致了各种问题,也是世界经济范围内自然而然的竞争。
 
创新如新发明、新技术则能够做出新的大饼,也就是中国经济还有创新的天花板,创新的天花板就很高。创新既有产生新产业不破坏旧产业的情况如复印机等的发明,也有创新产生的巨大的大饼也同时破坏原有的小饼的情况,如手机、智能手机的发明、大发展导致寻呼机的不复存在;即中国经济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压制;而且,生产新产品必须具备原有产业的基础,还会带动原有产业的发展;由于创新是增加世界经济的总量,这种情况的经济增长,得到的是世界各国的尊敬。
 
也就是说,扩大再生产的正常情况下,经济的发展,既存在利润的天花板即最终是世界经济总量分割的压制,也存在创新的天花板即创新能力不足的压制;特殊情况下还存在维持的天花板,即由于设备折旧等情况导致生产不赚钱在亏钱,但还能够维持企业生产与运行的情况,企业也会继续维持。
 
中国的大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这种意料之外来源于中国的人口最多当然有着人均资源低,就业等存在一系列困难的问题;但中国的大发展,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了人口最多也可以产生两大优势:规模效应、供应链完整,现代经济种类越是繁多,需要的从业人士也相应要求也越多;也就是说,人口最多并不仅仅是缺陷,它也可以成为意想不到的优势而且是中国真正的优势;而且,国际互联网经济以及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中国还加强了一个优势,那就是一个、一群杰出人物的成就影响的是十四亿人(政府等正式组织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网络的出现加强了这一点,包括市场、非正式的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早已经被阐明的中国人口最多导致的困难就因此消失,人均资源多在经济发展上是天然地具有更大优势的。当然,这三大优势并不是国家人口众多就必定出现的,需要很多条件如人口红利(与重视教育、勤奋努力于学习、工作,组织能力等结合在一起才是优势)、工程师红利、学习和应用总是是比创新更加容易、十四亿人口基本上同一语言文字文化、得到世界市场和投资、科技进步等都具备才出现,人口接近于中国、其它方面大不相同的的印度就没有同样出现这种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优势不能够重复计算,这些优势并不足以让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都突破不了利润的压制、创新不足的压制,更不能够因为重复计算中国的优势而低估中国需要进行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迫切需要;对于中国来说,危险的是,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重复估算了这些优势。
 
如果中美贸易战不结束,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需要的是世界市场和投资、科技进步等,其中美国的投资和市场、美国科技进步对中国的作用都极其重要,毕竟美国的投资水平、市场、科技创新引领世界;以中国目前的情况,科技创新明显不强的情况一直延续,只考虑经济存量分割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天花板用一个假设就能够简单算出:按照2018年的GDP情况,假设美国不存在,美国的GDP都归中国,那么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是大致两万四千多美元,但美国是存在的而且也在发展,中国的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也会有所发展,世界各国的创新会逐步扩散,但存在专利壁垒、技术壁垒、品牌壁垒等,扩散有着滞后,因此世界各国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都很艰难。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的全面竞争,要求很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成为发达国家,各方面不能够有明显的短板。人口很少的小国则是做好某一个或几个世界范围的优势产业就能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以人均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为发达国家的简化标准,如果中美贸易战不结束,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进行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乐观的估计是中国发展的最高限度将是踩在发达国家的门槛上。
 
因此我得到结论:由于中美贸易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进行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中国在世界发达国家市场至少美国市场与投资、科技创新的扩散等遇到的各种问题,导致中国发展的最高限度就是人均GDP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由于中美贸易战不结束,由于世界经济总量分割的压制和中国创新能力不足的压制,预计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限度就是人均GDP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极大幅度地降低了,中国需要进行提升国家民族实力的必要改革的迫切性大大提高。
 
据我所知,历史上,苏联的人均GDP最高时大致是美国的二分之一,相对于全世界的比较,苏联的科技实力与科技创新水平中国迄今没有达到那种相对水平,在教育、科技体制、投资方面的问题等依旧存在,那么,假设中美贸易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就是不进行关键的自由民主化的改革,但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得到解决,如教育体制不再是官大学问大,教育学与教育水平方面进一步提升,科技体制方面不再是数论文的方式决定学者的晋升和学者获得科技研究经费,而是象苏联、日本那样由学术权威决定这些,中国的科技发展还能够进一步提高(本人之前的文章早就说过,苏联、日本那样由学术权威决定这些,虽然不如美国的情况,还是优于中国目前情况的)。还有,修改专利法,原则上专利权属于个人,加强专利的转化应用等;那么,中国与苏联的各种困难、优势大致平衡,即中国人的勤奋、经济改革导致中国对苏联的优势以及中国人口最多也导致杰出人物影响的是十四亿人等优势与中国的人口最多导致人均GDP上升的巨大困难大致抵消,则理论上,中国与苏联的人均GDP最高限度大致相同,都是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个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武断得出的问题,但并非没有道理。
 
即由于世界经济总量分割的压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中国创新能力不足的压制,但中国尽可能地做好了各种有利于教育、科技、投资进步、经济发展的各种技术性事务的事情,预计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高限度就是人均GDP大致是美国的二分之一。
 
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进行各项必要改革特别是自由民主化的改革,即适合民众自治的事情就让民众自我治理,提高中国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投资水平,中美结束贸易战,中国还有一个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也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最看重实用、最擅长实用发明的民族,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实用的发明,中国就没有明显的薄弱项,而且服务业也获得巨大进步,中国就会迅猛发展,而且由于这一切,中国的人民币会升值,最终中国在大致三十年内的未来,中国的人均GDP接近于新加坡的人均GDP,并成为自由民主富裕强大的发达国家。当然,这一切并不容易出现。
 
我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由这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体现在国际贸易中,在实力越来越强大的过程中会升值。未来中国依旧是全世界买农产品、原材料,向全世界卖工业品,工业、科技、教育等越来越强大,包括服务业贸易也越来越强大,这些方面的国际贸易会导致人民币升值。
 
由于历史上,苏联经济出现大问题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打击苏联的致命弱点的两三年后,由于中美贸易战也是打击了中国的致命弱点,中国会不会也是在两三年后开始出现大问题?由于深圳市的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明显放缓和深圳市突然大幅度提高豪宅标准相当于极大降低豪宅税,网络上评论认为这是深圳市迫不得已要提升深圳市的GDP。深圳市是中国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或其中之一,这是不是一个重要预兆,预示着中国经济将要出现大问题或者中国经济发展将要陷入停滞?当然,这一切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不管是那种情况,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立足长远增强自身的实力,特别是教育、科技、投资实力,未来还包括政治经济的实力。中国自身实力远远强于印度是中国发展远远强于印度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自由民主制度强于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价格由价值决定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并不正确,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错误。现实中的发达国家全部是自由民主国家;但是,中印两国的对比,当年英国人留给印度的经济基础好于中国,印度既没有中国历史上的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也没有抗日战争这些损失惨重的战争,印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条件如得到的援助等也好于中国,中国却在相对不利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国际环境下在发展中远远地甩开印度,原因何在?
 
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实力、民族实力、国家实力等远远强于印度,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古代的学者特别是儒家,孜孜不倦于提高组织的效率和社会的和谐,看重的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切依旧是宝贵的遗产。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最高时占95%,推广普通话、语言文字全国基本统一,普及和加强教育进一步提升了各方面的实力,而且主要的少数民族除掉维吾尔族之外已经基本上全面汉化,例如我身边的少数民族学生自己不说,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没有区别,汉人绝大多数是无神论者,基本上没有大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这是国家发展极其有利的条件之一,更何况在国际互联网经济以及智能手机、移动支付时代这一点又在极其有利的环境下再得到极大加强(投资了移动支付、一个网站以及相关的软件,没有语言障碍,多增加一个服务对象成本接近于零,而中国全国是可以服务十四亿人);而且秦始皇的时代中国就已经做到了书同文轨同车等,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而印度的学者们则在宗教方面着力太多,并存在着循环或者说轮回观念,不在意努力和现世的进步至少在意程度不够。印度连税收都没有全国统一,全国的统一大市场至今没有实现。印度在教育方面与中国差距很大,还有根据语言来划分邦的政治举措,不利于信息交流、经济和教育科技等发展,因此,殖民者的语言英语成为了印度人的共同语言,但又不是他们的母语;印度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问题很多。
 
其次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是人人平等和起点公正,中国的国共内战和土地改革,虽然是付出了血与火的惨痛代价,但也实现了人人平等和土地上的起点公正,教育上的起点公正也还可以;中国立足长远的举措不仅仅在教育方面,还包括基础实施建设等方面;但印度没有付出这些代价也就没有得到人人平等和土地上的起点公正,教育上的起点公正,因此自由民主体制的运行问题很多。印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导致了工业、基础设施用地方面的极大困难。
 
再者,印度由于在领土方面的愚蠢法律政策,实际上与巴基斯坦常常处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状态,由于不能够正确认识与中国的1962年战争的情况与结果,印度国力不强还一直在浪费国力于军事,未能够痛下决心和平发展。
 
还有,中国的经济大发展并不是低人权优势,也就是在社会福利低、雇用自由方面并不是低人权优势,而是一种现实情况(中国当年很穷至今依旧是发展中国家)下的正确抉择;经济发展本来就应该是把饼做大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争夺多分到一部分饼(当然我并不是说分饼的公正不重要),孜孜于争夺分饼而不是努力把饼做大,只会是导致饼越做越小,人均资源很低,知识与知识财富等也低下的中国这这样做尤其危险。再者,发达国家很高的教育投资与良好的教育,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而且这个世界是劳动力不能够自由流动的,即发达国家既有钱托底,教育的良好使得劳动力的技能普遍高也导致需要托底的情况不多,富裕即资金丰富使得劳动力相对值钱,因此相对能够承受。但这一切在中国并不存在甚至相反。这方面印度的法律制度雇用自由问题极大。中国的情况已经表明,人口最多也可以得到规模效应和供应链完整的优势,但印度的法律制度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这一切出现不了。印度在土地、劳工法律方面的问题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是共识和常识。
 
最后,中国和印度都是十三亿以上的人口,都需要全世界的投资、市场、知识财富,融入全球化才是正确的方向,中国的实力更强,痛下决心加入WTO,中国付出了代价但与飞速经济发展的收获相比,收益巨大。但由于印度的实力不足,印度加入WTO后,获得世界的投资、市场不能够象中国一样,最终效果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一点,在中国努力加入RCEP而印度最终决定退出上,进一步可以看出。当然,由于中美贸易战,由于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就需要进一步地提升中国的实力。
 
简单地说,中国在本世纪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两大关键很重要:加入WTO获得全球的投资、市场,投资还带来技术,国际互联网经济以及智能手机、移动支付时代对中国又特别有利,此外还有多方面的优势,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性的危机,中国也遇到大麻烦却相对提升更多,当然,中国各种债务的大幅度提升也有重要作用。但是,债务终究要归还,减税时间长久后要面对财政收入紧张和赤字问题,中国共产党不要指望这两大有利因素的类似的超级好运永远跟随着中国。中国还是要立足长远,全面增强自身的实力才是继续进步发展的良好策略。
 
中国的实力提升的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网上图书馆。知识与知识财富是国家民族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由免费地扩散知识与知识财富的图书馆极端重要,对教育与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都是极端重要的基础之一。在国际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自由、方便、免费地(或低成本)扩散知识与知识财富的网上图书馆极端重要。而且,在网络上,网上图书馆上的信息一旦上传后,情况同样是增加一个服务对象,信息获取成本接近于零。中国是十四亿人口可以得到服务,因此,中国需要多个巨大的免费网上图书馆,国家政府需要增加对网上图书馆的投资。
 
一是专利制度就是保护发明者利益与信息自由扩散的良好平衡,中国需要建立网上免费专利图书馆,将已经获得批准的专利,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免费阅读和下载研究,当然,是免费的阅读和下载研究,并不是免费使用,使用方面必须依法保护专利权。二是网上免费的和缴费的图书馆,相当于把图书馆搬到网络上,举例来说,某种书籍包括外文书籍,图书馆已经购买了两三本书籍或电子书,免费的借阅者只能够看到对应的两三本,用软件限定只能够看书,不能够复制下载,定一个时间范围,不再阅读以及多少时间内没有后续的翻阅动作即视为借阅结束。缴费的会员能够长期借阅,特定身份、理应遵守版权法的缴费会员能够下载利用,违反者依法惩处。三、网上免费教育图书馆。将中国的大学、中小学教材,除安全原因、外国版权原因等之外,能够发布的统统发布,还有未来高考的博览群书科目的主要考察部分的所有书籍,购买版权后同样发布,音乐、美术如绘画、雕塑等、歌曲包括歌曲视频等美育教育也很重要,将这些杰作做成可以发布的文件统统发布上网,使用者免费阅读和下载。这样既能够提高民族自豪感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是良好美的教育的重要一部分。同样,有版权的必须保护版权,不许营利方式的印刷使用等。而且包括历史与科学史、科学家传记、心得体会等的网上图书馆,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认为历史是一面能够映照现在和未来的镜子,而且“读史使人明智”。科学知识、必要的研究和研究经验、科学史(包括杰出科学家心得体会)是提高学者科学鉴赏力的三大重要部分,学者的科学鉴赏力对科学研究极端重要。四、各种知识、包括版权保护已经过期的各类作品,有价值的部分,需要建成网上免费图书馆。五、未来版权过期的英语等外语承载的一些重要的知识、信息,同样建成网上免费图书馆。
 
造纸术、印刷术这两个使得信息自由流通、极大降低信息自由流通成本的伟大发明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极大贡献,图书馆、国际互联网类似于这些发明,网络时代如何进一步自由、方便、免费地(或低成本)扩散知识与知识财富,需要国家政府的投资和相关人员的努力。
 
中国目前最大的迫切问题是需要学校包括中小学、大学的自治即自我治理以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包括科技创新,需要主要依靠私营企业提高中国的技术实力和技术创新包括发明,需要改革专利制度专利权本质上属于个人以提高技术发明和创新,需要改革资本市场从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改为资源的良好配置以提高投资水平。创新很宝贵,但创新的失败在历史上司空见惯,因此需要高明的投资家正确选择良好的项目,尽可能避免投资失败。适合民众自治的事情就应该让民众自我治理,不要坚持乃至强调“党的领导”,但从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领导一切”来看,令人担忧中国共产党还是要以越俎代庖或者说拔苗助长的方式,强行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结果当然是不但做不好还会干得更差。
 
中国目前最明显的问题是科技创新不足。科技创新涌现所需要的改革何等艰辛(因为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相反)并不容易被认识到。首先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或者说李约瑟问题:“中国曾经在科技方面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各方面各种解答,西方人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主要是内在原因的解答,认为李约瑟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古代中国缺乏内生的科技革命动力,产业革命的基础是技术革命,技术革命的基础是科学革命、科学发现,但古代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爱因斯坦的解答最为简单和关键。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的意思即科学革命的这两大关键都很难出现。而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基础。
 
本人也曾经对此有过思考,进一步的结论是:一、天才(伟大的学者)的作用极其重要,但古代中国的天才们(伟大的学者)如儒家学者,关心的是组织的效率和社会的和谐,并不在意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天才们与历史上古希腊的天才们相比,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略有欠缺,没能够产生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又没有伽利略这种天才人物,进行系统性的实验并把系统性的实验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结合起来产生现代科学。二、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信用与信用扩张、民族国家的兴盛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古代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良性循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说西方国家科学家、发明家得到的是多个系统的支持,而古代中国依靠个人的奋斗,当然,个人奋斗的成效远远不如多个系统共同奋斗的成效。具体地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以及应用需要教育系统、科学家、发明家、技术专家的系统、专利体系、信用—-投资系统包括银行系统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系统包括法治体系的支持与努力,而古代中国不存在这一切(这个结论来自尤瓦尔·赫拉利)。
 
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的中说:“科学、帝国和资本之间的反馈环路,可以说是过去500年中历史发展的主要引擎。银行创造的信用扩张是人类惊人想象能力的馈赠。使银行,乃至整个经济生存和繁荣的根本因素,是我们对未来的信心。 这信心是世界上大部分金钱仅有的背书。如果全球的饼永远是相同大小的,那就没有信用的空间。信用是今天和明天的饼之间的差别。如果饼是相同的,为什么还要扩张信用? 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银行和政府疯狂地印钞票。每个人都担心经济危机会让经济停滞、不再成长,于是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印了数万亿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让金融体系里凭空出现了一大笔便宜信贷,只盼望着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硕士能够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设法想出得以力挽狂澜的创世发明或发现了。一切指望,就在于那些实验室里的人。像是生物科技、纳米技术的新发现,就可能创造出全新的产业,带来庞大的利润,于是就能拿来打平那些银行和政府从2008年以来虚拟创造出来的几万亿数字。而如果实验室的脚步不敌泡沫破灭的速度,可以想见经济前景就会令人十分担忧。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在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增涨。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明,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者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买单的是科学家。”
 
我对此略有延伸的总结是:借贷(债务)的信用和信用的扩张,本质上是经济大发展(主要是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将来的饼明显大于现在的饼才能够成功。在西方国家,科学家发现科学事实和规律,发明家、技术专家因此发明、应用出新的产品、新的产业甚至产业革命(实际情况也有别的特殊类型如先有发明后有理论实验上的搞清楚原因),做出了新的大饼而不是零和博弈。经济大发展主要是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导致产业革命,而后才有借贷(债务)的信用和信用的扩张,精明的银行家和投资家选择正确的借贷项目、投资项目等使得人们能够得到资金来实现这一切(银行家和投资家选择借贷项目、投资项目的眼光很重要),企业家组织生产。也就是说,经济大发展(主要是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是银行家和投资家存在的基础,银行家和投资家则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民族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兴盛进一步促进这一切。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信用与信用扩张提供资金,民族国家的兴盛构成的良性循环,是过去500年中历史发展的主要引擎。目前看来,这种良性循环依旧能够继续。而且,现代经济最重要部分在于信用与信用扩张,即预支未来,依靠的是发明家、技术专家,最后买单的是科学家。
 
拔苗助长的危害、意识不到多方面的系统良好支撑重要性方面举个简单的例子:北宋王安石变法前,北宋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宋太祖崇文抑武政策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有财政的大问题。关键还是要改变崇文抑武政策解决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但王安石的变法,核心是运用了借贷的信用和信用的扩张,近千年后的梁启超和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不应当用官吏系统而需要银行来进行却缺少了银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是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改革,不仅仅是没有银行的问题。银行即信用和信用的扩张,本质上是将来的饼(财富)和现在的饼的区别,在发展停滞,没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提下,饼的总大小是不变的,没有信用和信用扩张的基础即没有银行存在的基础;国家政府多获得了,其他人就少获得了。因此反对者司马光早就看出了一部分不对头的地方和与民争利的问题,但没有看到到问题的本质。最终结果是政府财政富了,民众更穷,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依旧。
 
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运用了信用和信用的扩张,却没有科技革命导致产业革命,没有教育系统、科技系统、资本市场系统、新的政治经济系统的支撑,王安石的变法仅仅依靠中世纪的官吏系统来达到目标,失败是必然的。中国现在有着教育系统、科技系统、资本市场系统、现有的政治经济系统的支撑,但与西方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但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党领导一切”,指望依靠党政系统的越俎代庖、拔苗助长的领导来达到一系列目标,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结果等待着类似的“党领导一切”的政策。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传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政治特别是领导的观念、关键、精髓在于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可以控制,不仅仅是上级对下级,还包括党和政府对社会;而自由民主制度制度下政治的观念、关键、精髓,我个人的理解在于自治(自我治理)和约束,法治下的约束、三权分立的相互约束,共同利益、共识下的约束,还包括全国性政党的约束等。自由民主的改革就意味着从控制(可控)变为自治(自我治理)和约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在于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质就是把政府通过计划经济对经济的控制,改革为民众自己处理好经济事务,即经济上的自治。中国现在面对的科技创新不足,教育水平不够高的问题,需要的改革就是进行中小学、大学自治的改革,还有专利法、资本市场的改革,把党政系统对这些的控制,改革为民众自治以解决这些问题。
 
一句话,目前中国的教育情况与科技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是在拔苗助长。我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包括创造良好环境,进行自由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教育与科技的力量自然生长,不要拔苗助长。
 
在教育、科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导致的拔苗助长原因很简单:校长的职位、学校的资金来源于上级,则校长、学校就要拿出上级官员能够看到的政绩,在中小学就是分数和升学率,但教育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良好平衡,全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就是拔苗助长;如果教育官员懂得教育,例如中国教育在八十年代教育部被戏称为“清华帮”统率下,面对追求升学率越来越强烈的情况,很是担忧并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情况基本上还好;到了九十年代,砸教师的铁饭碗和量化考评制度合在一起,在推行素质教育的口号下,中国中小学全面追求升学率,教师的职业道德大幅度下降,教育水平实际上大幅度下降;大学教育也类似,大学重要的是上级官员看得到的论文,量化考评制度导致大学教师、教授们重要的是发表论文,教育水平下降了,垃圾论文、造假等越来越多,效率降低了,科技研究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本世纪初更是中国的科技水平明显降低,现在由于资金、人数等的增多还是有所进步。治本的政策就是中小学、大学实行校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需要在资金分配上进行必要改革。
 
教育的核心是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与技能水平,而不是应试教育的抢夺考试筛选时的机会即考试分数,学生学生家长自会争取,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需要的是做好教育工作、教育相关工作,不要火上浇油;在大学,教育的核心依旧是教育,而不是论文包括大量垃圾论文、造假。
 
由于这一切的问题,导致了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不好最有潜力的学生。当然,这方面还有一个重大困难因素就是在研究生教育(极少数情况包括本科教育)阶段要教好最有潜力的学生,最有潜力的学生在教授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中参与其中并逐步懂得如何做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只能够创造良好环境,耐心地期待自动的、逐步出现的进步。但中小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至少应该打好教育方面的基础。
 
技术、发明方面我依旧主张修改专利法,专利权原则上属于个人,当然,个人与单位也可以事先签订契约,决定专利权的归属。在技术发展与发明方面,需要创新的情况下,就与之前追踪、跟进西方国家技术和发明大不相同了。政府的领导在追踪、跟进西方国家技术和发明时,有着明确的目标甚至模板,关键在于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是相对有利的。但是,一旦需要创新,创新有着多种可能,多个方向,很容易失败,那就需要专业人员自由地产生想法、创新,由专业的投资者进行鉴别包括投资等,一个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的失败不是整个国家全体在这方面的失败,市场会选择出最后的成功者。但是,在政府领导下或者特定的个人领导下,如若方向错误就等于在这方面国家全体的错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通产省当年打算制造出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最终全面失败,美国依靠市场、企业自身的努力、投资市场的作用开创计算机时代、国际互联网时代的成功形成明显对照。
 
金融的高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强大实力的重要一部分,把钱都花在最能够得到高回报的地方,把钱恰到好处地投资在最有希望和最有高回报的地方,是一个国家强大实力的极其重要一部分,这方面虽然美国20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总的说来,金融方面,美国的水平明显高于中国;另外,美元的宽松货币政策,那些高信用扩张的美元也就是高杠杆的美元,谁买单或者说落到实处?依靠美国的高科技人才买单,依靠美国的高水平教育人才买单。即高信用扩张的美元正好促进新发明的应用,并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产业,甚至促进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当然,金融方面出了大问题也就会导致金融危机。
 
国际互联网经济的出现,是美国和中国都在大发展,欧洲和日本一点点地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上述情况也是重要的次要原因,即主要是美国出创新,中国把它大规模地生产;但最终,中国在高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教育相对明显不如美国,经济大发展和信用经济依靠谁买单?
 
总结:中国经济现在遇到的问题,需要的是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良好教育,而不是目前教不好最有潜力学生的现状;需要的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良好的专利应用来为信用经济买单,而不是大量的水论文和不利于专利成果应用的现行专利法;需要的是精明能干高水平的投资者和投资,而不是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的低水平资本市场。
 
香港目前的情况是一国两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也就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国两制本来就是过渡的形态,一国一制才是正常情况。因此,一国两制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地方或地方民众的目标方向相反,又相互影响的情况,偏偏这种情况在香港已经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并不是第一次实行,实际上刚建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统一,承诺并执行了对西藏的一国两制,没有在西藏进行解放奴隶的改革。但是,西藏附近的四川青海等地方解放奴隶,产生了奴隶主们的叛乱,奴隶主们等逃到西藏,并以西藏为据点,共产党人等要抓捕这些叛乱者,各种原因最终导致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叛乱,叛乱被镇压后彻底解放了西藏叛乱地区的奴隶。班禅喇嘛控制下的地区没有叛乱,奴隶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放。第一次一国两制实行的结果,我当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解放奴隶,毫无疑问站在正义的这边。
 
但是,中国与香港这次的情况,并不存在解放奴隶这种足以导致叛乱与内战的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香港这场情况,直接原因在于《逃犯条例》的修改,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一直打算在香港的警察系统、司法系统(用中国大陆的话说就是政法系统)实行一国一制,也就是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但香港的大部分民众不想要并坚决反对一国一制,担忧在香港不是犯罪的事情在大陆属于犯罪会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自由民主彻底丧失。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说甚至意识不到自身尤其是在政治性案件执法上的信誉不说是臭名昭著,至少是信誉极差。六四事件、对维权律师、人权卫士、法轮功等各方面的违法打击等、喜欢制造口袋罪又扩大执行口袋罪,各种扩大化违法打击等,自由民主的香港一清二楚,当然反对极其强烈。至今记得很久之前,大陆公安在广东抓了两个香港的书店小老板,这两个人在香港的行为属于出版自由,但在大陆是有罪的。有人在国内论坛上说:“我说过不要抓那些在香港不是罪在大陆是有罪的人,台独已经够让人头痛了,香港本来没有港独,会闹出港独来的,现在果然出现港独了”(记忆中大意如此)。我被国安两次剥夺自由,第一次失去自由十二小时的口袋罪是我没注意到点击下载了什么资料,就能够被判刑一年。第二次的理由更加无耻,由于有人曾经给我发的一个EMAIL中有机密文件,我点开过,因此需要我协助调查,我什么犯罪嫌疑都不存在,照样失去三天自由
 
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政法系统,尤其在政治性案件上违法行为很多,不在意法治与信誉,又打算在香港推行,毫无自知之明。谁都不愿意过这种日子,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政法系统还要在香港推行,毫无知人之明智。而且,现代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政法系统的法治与信誉极其重要。
 
香港是自由民主的地区,要求的是政府反应灵敏,否则民众不满、愤怒的集聚,问题会越来越大,代价也越来越大。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一直在和平发展、加入WTO和国际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等两大超级好运气,以及美国连续几场战争在战争中花费了几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有中国多借了不少债务(借钱花的时候日子是很好过的,但未来的还钱的时候就不是了,尤其是如果遇到世界经济环境不利、很不利的情况)等,不少人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自由民主制度的狂妄想法(我个人的判断)。因此,在香港巨大的民意、民众坚决反对面前,三个月后才决定撤销《逃犯条例》的修改。我在网络上看到说,2003年对香港的国安23条,在香港民众的反对面前,胡锦涛三天就决定撤销。我不是指责习近平反应太迟钝,我说的是:党内不少人产生了危险的胜利冲昏头脑情况,既导致了中央的政策方向与香港民众方向相反的情况,又导致了反应太迟钝。还有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担忧完全的自由民主化后的香港成为自由民主的桥头堡,向大陆推行自由民主化或者说他们认为是搞乱中国大陆。
 
导致反应迟钝的又一个原因在于香港目前的情况遇到了一个政治僵局的大问题,香港的各种民生问题特别是房地产的问题导致香港民众想要一个能够做成大事的地方政府,泛民主派给出的路线是双普选,但中央不能够接受,尤其是在不少人胜利冲昏头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想要一定程度的一国一制,也能够做成大事,但大部分香港民众坚决反对,也违反一国两制承诺,完全不可能,或象澳门那样,葡萄牙人离开时,中央在全国调集精兵良将填补位置,历史上的情况决定了也是不可能。香港实际上就是类似于一个特别的直辖市,不能够实行议员和市长的双普选的原因何在?我个人猜测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属于一种上级对下级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领导或者说可控的领导,而自由民主制度下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属于法治约束下的领导,即遵守共同的法律和政策,以及有着共同利益、共识下的领导、协调一致。因此,中国共产党不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类型的领导。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担忧完全的自由民主化后的香港成为自由民主的桥头堡,向大陆推行自由民主化或者说认为会搞乱中国大陆,但是,现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没有搞乱中国大陆,未来这种可能性也极低(道理很简单,一个七百多万人的大城市,各种力量远远小于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相互需要的共同利益很强大),而是《逃犯条例》的修改以及迟迟不改正错误,直接导致了香港乱局(至少是导火索)。历史上,苏联的解体灭亡,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而是因为制度问题积重难返和财政破产导致;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化,也会是因为中国人民想要过好日子的愿望与力量导致,不会是因为香港的自由民主干预中国大陆导致。当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在未来承诺到期是实行一国一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迅猛发展源于改革开放,开放就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改革就是引入半截子的资本主义,即经济方面实行资本主义那一套,政治方面依旧是社会主义制度,引入半截子的资本主义取得了极其明显的收效,未来中国的改革,也就是在教育、科技、资本市场等方面实行自治,解决科技创新不足、教育、投资水平不够高的问题,再进一步的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自由民主体制。因此,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在未来承诺到期的时候,不必考虑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少数人的期望。香港的问题需要各方一起努力解决。
 
中国大陆与香港,在不少法律和政策上存在着不同,但是已经被基本法所涵盖,但共同利益(香港需要中国大陆作为腹地,大陆需要香港的重要作用至少是金融中心等的作用)与共识,十分强大,在少数政治性案件上不仅仅是不同,而是截然相反,但这些是本来就已经决定了属于一国两制的方面,因此,中央政府在双普选的情况下还是能够领导香港、协调一致的。当然,香港还是实行双普选为好。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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