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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虹瑾:我们愿为香港而死 831逆权运动纪实

陈虹瑾:我们愿为香港而死 831逆权运动纪实

湾仔至铜锣湾一带被愤怒的示威者占据,一名示威者点燃火球。

反《逃犯条例》修订演变为一场港人的逆权运动,像推着大石的薛西佛斯,港人每个周末在一场又一场的徒劳里奋不顾身,过了有序的周间上班日,又陷入徒劳的轮回。

8月31日,港人迎来最黑暗的一夜。港警不仅与勇武派冲突,亦暴打无辜市民。夜里,我们找到最小年龄19岁、年纪最大82岁的香港人,孩子想往前冲,老人又挡在孩子面前,你挡我、我挡你,一团乱里哭成一团。

就算眼前看不到胜算,就算暴力日益升级,不论老小,他们说:“我们愿为香港而死。”他们要在历史洪流中,写下抵抗暴警的一页。

8月31日晚间10时,我们在铜锣湾见到大明(化名,21岁),一身黑的他仅露出二只眼睛,双眼布满血丝—更精确来说,正常人类眼球里的大块眼白,在他眼中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有装备,让其他人先走

满眼通红为哪桩?大明轻松地说:“那当然啦,我已经二天没睡了。”也许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刚刚才大哭一场。几个小时前,大明、小明和一帮兄弟在铜锣湾集合,一起行动至政府总部,希望集结人群对抗港警。“我们沿路列队走去政总,香港市民一边拍照,一边称赞我们。我很感动,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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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勇武派示威者遮住右眼,讽刺警方射伤香港民众眼睛。(陈虹瑾摄)

哭着走到政总的小明和伙伴们,眼见警方出动直升机和喷出蓝色水柱的水炮车,决定撤回至铜锣湾。这批勇武派少年穿戴盔甲、头盔,甚至还准备了阳春的自制盾牌,小明说:“因为我们有装备嘛,所以我们要让那些装备比较少、甚至没有装备的人先离开,我们是最后一批留在这里的人。”

“结果他们(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小明说,他们护着的群众才刚刚散去,留在铜锣湾地铁站外的少年们就遇到警方夹击,“警察把我们逼到小路里,一边是水炮车,一边是速龙小队,我很害怕,就躲进皇室堡(百货商场)停车场。警方在外围,我们在内围,我和手足失联了一段时间。”在外头的手足心急如焚却帮不上忙,除了哭,什么都不能做。

逃进地铁站后,彷佛在水泥丛林打游击,少年们撑伞包围彼此,路人也撑伞相助。伞下,众人开始换装,市民的支持是随处可见的流动补给站,不仅地铁站有衣物能更换,更有不知名人士提供各种物资。近午夜,一名母亲带着五岁小儿、提着大袋运动饮料,递给少年们,大明、小明的友人阿中(化名,25岁)感激地接过饮料,一饮而尽。整晚和警方对峙的阿中无暇找厕所,忍不住,往旁边的柱子一站,在记者面前别过身,就朝瓶内小解。他把瓶盖扭紧,将黄色尿瓶丢进垃圾桶,主动告诉一旁的我们:“记者不要走,记者要待到最后,你们要把这里的事情让全世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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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于831当晚多次施放催泪弹,勇武派示威者全副武装,许多人都自备全套升级过后的装备和防毒面具。

8月31日是小明的19岁生日。生日这天,他在百货公司和港警上演一场不知何时会结束的真人版生存游戏。逃出来后,先跟妈妈报平安:“我逃出来了。”谈起母亲,他说母子理念相同,但对抗争手段没有共识,“我妈妈也恨警察,也恨政府,但是她还是最担心我…”他又谈起自己成为勇武派的历程:“2014年,我在雨伞运动吃了人生第一颗催泪弹,就算吃了催泪弹,我也是主张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时全部人都是和理非嘛。”

成为勇武派,全因走投无路

“我那时也是和理非。”大明插嘴,就连鱼蛋革命(2016年发生于香港旺角的警民冲突事件,又称旺角骚乱)时,他到现场支持,还是坚持和理非,不愿动武。“直到现在,送中条例之后,我才知道暴力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式。”“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用过很多和理非抗议方式,你看雨伞革命接近90天,一点成果也没有。”

小明补充:“如果6月12日我们不用暴力的方式,送中条例就过啦。所以这个政府就是告诉我们,暴力是有用的。如果不使用暴力,我们可能永远争取不到民主。”“我觉得,现在和理非已经不太能解决问题了,共产党是个拿着刀子的政权,你不可能跟拿着刀的人讲道理,你要嘛自保,要嘛把他干掉,所以你跟他讲道理没用。渐渐地,我就变成勇武派。我们也不想死掉啊,但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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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傍晚,勇武派示威者占据香港多处街头,图为一名示威者在金钟夏悫道上举起燃烧瓶。

走投无路的勇武少年们,3个月来撬开路上人行道地砖、拆除铁栅栏,就地取材筑起路障与港警对峙。831路上的火光四射,除了汽油弹,还有他们戏称为“鸡尾酒”的燃烧弹或燃烧瓶,掷瓶者则是“火魔法师”。小明说:“我们丢燃烧瓶,是反击警察。”大明说:“昨天晚上我们搞了很多mocktail(无酒精鸡尾酒),材料有汽油、电油、硫磺、面粉、白糖,还有洗衣粉。”从哪儿学来的?“上网,Google、YouTube,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火球,扔出去的时候在空中是会有声音的。”

虽没有胜算,做完能做的事

非如此不可吗?小明解释,使用燃烧瓶,是因为火球能减慢港警向前推进的速度,可为抗争者争取更多撤退的时间和空间。“你扔过去,他不敢冲过来。你说是不是很暴力?我认为不是。警察看到爆炸,他也会走远啊。”

小明几次提及:“我们只是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记者追问,“把事情做完”是什么意思?做完了,港人的“五大要求”就有胜算吗?他答得直接:“没有(胜算)。”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答:“我不知道。总之,我活在香港一天,我就会继续出来抗争。”他知道自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至少已有六名香港年轻人轻生,“我想讲的是,我可以为香港舍去我的生命—但不是自杀。我宁愿牺牲、可以死掉,也不要被警察抓到。”

他又提到组队的理由。他们原本是一群互不熟识的少年,自从有警察乔装成示威者,在街头结识彼此的众人为了安全,才开始群体行动。但他们只是一群相差不到5岁的年轻人,没钱,只能把所有人能筹的钱都拿出来,尽量用最便宜的方式抗争。装备和物资不够,他们也不担心,小明说:“老是突然有人把装备放在我们旁边,然后就跑掉了。我们就拿了物资,继续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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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当晚,示威者占领多条道路,其中有人在湾仔警察总部附近的轩尼诗道上筑起防线,点燃物品纵火。

鸡蛋碰石头,结局通常不难预测。只是随着冲突升高,香港反送中运动里、抗争者中的“鸡蛋们”,可能上一秒还以为手足在身边,下一秒隔壁伪装的警员就瞬间击爆示威者身心,亦破坏抗争者间的信任与连结。前方状况不明,鸡蛋们四下张望时,还需自忖:“隔壁站着的,是不是石头?”

“我都是感动到哭,不是怕到哭。”小明说,最感动的是许多年迈的香港人站出来,为香港绝食、替抗争者挡警察。“我有盔甲,一看就知道是勇武派,但是他们没有。我很痛心,为什么一个政府要把老年人逼出来?他们本应在家里享福、抱孙子。逼他们出来,很不应该。”

我光明正大,警察要抓就来

一场又一场街头对峙中,一群头发花白、身着黄色“守护孩子”背心的家长常挡在警方和抗争者之间,苦劝警方勿下重手。他们的劝说有时有用、有时没用。育有二名子女、今年四十岁的陈凯兴说:“我们看见青年被打,警察用了过度武力,我们上前告诉警察:‘警察你们也有小孩子,咱们是香港人不打香港人啊。’”“我们也是怕死的,也是怕痛的,但没办法,看见太多人被打了,要打一起打啦,要走一起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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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守护孩子”背心的陈伯(戴红帽者)一直站在示威者与警察之间。

这一天,他们听说警员将赴港铁,赶着在地铁站里为示威者指引路线,只见拄着拐杖、高龄82岁的黄伯,以及头戴写着“马屎埔陈伯”红色帽子、73岁的陈基裘,拚命挥着手替孩子指引方向。二人曾为声援香港青年绝食多日,日前黄大仙清场时,更曾因挡在示威者前方,遭警方以长盾撞击,陈基裘甚至被港警勒住脖子,导致他一度无法换气。事情登上媒体,二个伯伯成为闻人,一路上,不少年轻示威者主动向陈伯、黄伯问好,有少年前来向陈伯握手,只是说声加油,素昧平生的双方却都哭了。“我住在马屎埔,一个村的名字。”他指指头上自制的红帽,“我这样写,就会让警察不用费力找我啦,我光明正大,要抓我就直接来找。”

为保卫孩子,要死一起死

“他们二个(黄伯、陈伯)永远在最前面挡住警察,告诉警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55岁的朱姐没有孩子,也并非教徒,却主动加入义工行列,“我看到香港变成这样,很心痛,想跟小孩子站在一起,就是想支持他们。”8月,一场九龙塘的警民冲突中,她见一名男孩愣在原地,“警察已经放催泪弹,我们所有人的脸和眼睛都痛得要命,我说快跑啦,他不动,我就拖着他往前跑…”831这天,有女孩在站内向朱姐打气,朱姐回应:“要小心。”女孩就掉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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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守护孩子”背心、高龄82的黄伯(前右)拄着拐杖,831当晚,他和一群家长在地铁站支持示威者。(陈虹瑾摄)

谈起和警方对峙的经验,陈伯说:“我们没有怕。我们就是要保卫孩子。”但可能有生命危险?他答:“没问题啊,我们最危险的地方都应该去。我们做好准备了,要死一起死。”家人不担心吗?陈伯只是重复“没问题”“没所谓”。黄伯则说,儿孙都在国外,只有太太和他同住香港,他上街,太太就跟他约在中环碰面,再一起回家,“她不担心,她知道我动作还是挺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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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当天下午,基督教徒以宗教集会名义,举办大型和平游行。

只是,831这天,黄伯并没有和太太一起从中环回家。受访当天深夜,黄伯和家长们简单用完晚餐,发现铜锣湾冲突升高,赶到现场,再度挡在民警之间,当防暴警察沿轩尼诗道推进、拘捕多名年轻人,二人上前询问被捕者姓名,黄伯遭防暴警推倒,膝盖受伤,最终被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蓝水炮扫射,皮肤发红灼烧

这一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提出“831框架”五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路线行经至中联办的集会、游行,全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只好取消集会与游行。在这场“非法游行”登场前,48小时之内,民阵发言人岑子杰、元朗游行发起人钟健平陆续遭袭,港警相继拘捕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与谭文豪等人。“大抓捕”反而刺激港人自发上街。基于游行没被批准,港人上午以“逛街”“粉丝见面会”“基督徒祈福”和“自由行”等和平名义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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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首度出动喷出蓝色液体的水炮车,示威者纷纷走避。

和平持续至晚间,冲突升高,示威者先集结于政府总部,警方首度在金钟夏悫道以水炮车对示威者和媒体发射蓝色水柱。市民刘彦君(化名,25岁)当时站在夏悫道天桥,“一开始(水炮)往下射,没多久,就朝天桥上、很多记者和急救员站着的地方喷,我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喷到,下雨后皮肤碰到水,脖子、脸、四肢灼烧,像是被胡椒喷雾喷。”众人逃到地铁站,议员陈淑庄和她的助理、几位市民已在入口发放酒精湿纸巾和可替换的旧衣,他以酒精擦拭,原以为好一些,但夜里洗澡,皮肤碰水后又一阵灼烧,双手都呈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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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摄影记者遭蓝色水炮扫射,久久清洗不掉皮肤上的蓝色颜料。

831晚间,勇武派示威者在警总外军器厂街等多处纵火,表达不满;在维园,港警疑似乔装成示威者,遭示威者追击后逮捕港人、对空鸣枪;另有大批镇暴警察夜间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追捕示威者,过程中对市民无差别暴打、对脸喷射胡椒水,手无寸铁的市民下跪痛哭的影像,震惊国际。

急救恐被捕,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访问了二名当天在太子站的急救员。30岁的凯莉当时在月台救治一名十四岁女孩,女孩刚打完排球、至太子站转车,疑似见到速龙小队冲入车厢,吓得在月台晕倒。凯莉回忆:“警察怀疑她是示威者,把急救员团团包住,要我们交出女孩,骗我们说会照顾她,其实是掀开我们帮她盖的被子、打开她包包,偷看名字和地址,怀疑她换装,想找出她包里是否有黑衣服,想尽办法看她是不是示威者。”僵持到最后,港警才放过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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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夜里,港铁太子站内突然涌入警察,无差别殴打市民。 (达志影像)

“我们每个人(急救员)现在出去都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被抓。”凯莉说,被抓可能是因为急救现场是警方没批准的“非法集会”,若在这类场合被捕,可能罪成。凯莉表示,有急救员因为包里有盐水、哮喘药,遭警方拘留,其中一人被告暴动罪,只因身上的哮喘药被定义为毒物。“警察这样做,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急救员就不会被抓。’”救人救香港,不计任何代价

凯莉的同僚阿谦(27岁)当时在车厢内,亲眼见到市民撑伞遮脸、警方见人就打,尤其针对年轻市民,简直是无差别狂殴。一名车厢内的急救员当场痛哭,阿谦冷静守在一旁,“我看到速龙大吼‘屌你老母、给我下车’,追进来骂车上的人‘蟑螂’。警察无法区分里面谁是(抗争者),所以全部都打。”阿谦协助车厢内的3人止血、上敷料,发现三人皆被打爆头,伤口约3.5至4公分不等,“那不是普通警棍造成的伤势,若只是警棍,顶多严重红肿,但每个人头上都有破口,我判断棍子上应该还有其他东西,也许是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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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派示威者全副武装,不少人表示愿为香港一战,甚至愿意牺牲。

阿谦以“尸杀列车”形容现场。他认为:“警察已经没有自控能力,每个行为都在宣泄不满。”他亦联想到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发生的黑道无差别殴打市民事件,“基本上二者性质一样,不同的是,遇到黑社会,你还可以报警,但遇到警察打人,你要怎么报警?怎么调查?”

问阿谦还要持续上前线救援吗?他答:“香港陪着我长大。我要不顾一切去救回所有人、救回我们的香港。Whatever it takes(不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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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中)及另一成员周庭(前右)日前因涉及621包围警察总部一事被捕。(达志影像)

“北京的红线已经画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这波运动持续到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也不会做任何让步。”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朱凯迪判断,港府接下来恐扩大抓捕范围,特首林郑月娥可能引用《紧急法》应付这场风暴。

“香港政府没有什么话语权,主要还是北京在控制。”朱凯迪观察,北京部门虽然有不同派系,但总体来说,强硬鹰派占上风,“他们可以发动一些激进的操作,包含镇压。”但朱凯迪判断,“镇压”不太可能是另一个天安门事件,较有可能的是让武警和解放军进港,成为象征性的威胁,街头不会有大型杀戮,但警察可能直接找上门,拘捕更多的人。

就算赢不了,不能就这样输

反修例风波以来,警方共拘捕了1117人;831当日,警方共发射241发催泪弹、92发橡胶弹、1发布袋弹和10发海绵弹。

朱凯迪近日人身安全频遭威胁,831之后,他一天接到超过百通威胁、谩骂电话,记者与朱凯迪的访谈通话频频受阻,10分钟内通讯中断超过10次。对此,他表示:“他们应该有一个组织,对于议员、民阵、一些律师进行骚扰,瘫痪你的电话,让你完全无法受访或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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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朱凯迪反对《逃犯条例》修例,近日遭到严重骚扰和威胁。(翻摄朱凯迪脸书)

“政治上,这已经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判断,中共不会让步,双方冲突升级是必然的,短期内除非有国外因素、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等变量,否则北京对香港让步机率极低。即便赢面几乎是零,他说,港人仍要一搏,“不是说我们可以赢,但是不能就这样输,心情不是很正面啦,但这种决心是有的。”

不断看见议员被抓,朱凯迪说:“我个人倒不是很害怕。”说得有些壮烈,“到现在这地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如果要被捕、被抓坐牢,总比起给那些黑帮在街上砍死要好得多吧?”刚刚经历血与泪的一夜,他的声音平静而沉稳,感觉一切最坏的遭遇都设想过,也准备好了,就和我们采访过的多名示威者一样。

抗争的力量,想必是这样来的。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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