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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救民救国第一要务

 余东海:救民救国第一要务
 
 
 
儒家深深认识到,学术兴衰关乎政治优劣和天下兴亡。这里的学术指意识形态。制度形态也很重要,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但仍然从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才是决定国家的性质、命运和兴衰存亡的主体性因素,从根源处决定着一个国家对基本制度的选择、确立和后续因时制宜的损益改革。
 
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的李顒,在《匡时要务》中指出:
 
“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
 
李顒所要明的学术即是在历代儒家王朝居于道统地位的儒学。他在《盩厔答问》文中指出:“能经纶万物而参天地,谓之儒;服经纶之业而与天地参,谓之学。”“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谓明体适用。”(上述李顒言论皆出自于《二曲集》)
 
明儒学即孟子所说的反经。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反是返回,恢复,如反本开新的反。经就是常,常道,普适价值,普遍真理,由儒家经典承载。反经就是恢复常道,回归儒经,遵循普适价值和普遍真理。
 
世衰道微,大经不正,常道毁坏,邪慝纷起,佞之乱义,利口之乱信,乡原之乱德,皆似是而非,如莠之乱苗,郑声之乱乐,紫之乱朱。君子于此,唯有反经。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是非善恶明白清晰,虽有乡愿之类,不能惑人矣。
 
若能反经明学,一切迎刃而解。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有一段名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此言不无道理,但不准确,把少年换成儒学,就准确了。
 
儒学强则国强,儒学富则国富,儒学独立则国独立,儒学自由则国自由,儒学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儒学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儒学富强独立自由,则少年自然可以雄于地球。
 
不能反经,不明儒学,也是现时代面临的问题,然与孟子、李顒时代程度有别。孟子时代,虽然儒家政统不行,礼崩乐坏;学统不行,诸子百家纷起,但道统未改。李顒时代三统俱在,所谓学术不明,只是为“词章名利”所遮蔽:“父兄之所督,师友之所导,当事之所鼓舞,子弟之所习尚,举不越乎词章名利。此外茫不知学校为何设,读书为何事。”(《二曲集》)
 
现时代儒家三统俱无,学术不是一般不明,而是被邪说邪术取而代之。如果说李顒时代多的是词章之士、名利之徒,现时代多的则是三帮分子、邪恶之徒。
 
作为主体文化、指导思想的学术,小偏都不行,何况大邪。李顒说:
 
“昔墨氏之学,志于仁者也,视天下为一家,万物为一体,慈悯利济,唯恐一夫失所;杨氏之学,志于义者也,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从其学者,人人一介不取,一介不与。此其为学,视后世词章名利之习,相去何啻天渊。孟子犹以为爱无差等,理乱不关,辞而辟之,至目为无父无君,比之洪水猛兽,盖虑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夫以履仁蹈义为事,其源少偏,犹不能无弊。矧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此其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尤酷,比之洪水猛兽尤为何如也。”
 
李顒认为,杨墨之学,其源少偏,就受到孟子严厉的批判,斥为无君无父。何况词章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就更加伊于胡底了。其实,词章名利其源已非而已,而今马学在上,其源已邪,大邪极邪,不仅流弊不堪设想,恶果早已史无前例。
 
故今日匡时第一要务,既要明儒学,又要辟马术,将两者结合起来。说“匡时”轻了,严格地说是救时,救民救国乃至救天下。
 
不明儒不足以辟马,不辟马不足以明儒。欲明儒学须辟马。明儒辟马,双管齐下,这是儒家群体的历史责任。儒生个人是否辟马,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而定,但底线是不辟马,更不能助马。
 
信仰唯物主义,支持虵蜖主义,认同党主制公有制,都属于助马。助马就是助恶,原因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有二:一是缺德,利欲熏心,为利忘义;二是缺智,缺乏明辨功夫,善恶混淆,认恶为善。无论缺什么,都不配为儒,不配为君子。
 
例如梁漱溟先生,德性虽不错,见识却不行,一无知人之明,支持红毛;二无择法之眼,不明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之非真理非正义性。故梁先生不愧为正人,仍然非君子。
 
2020-11-7
 

(此文仅代表作者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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