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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长”郑志胜回忆文革重庆武斗

 郑志胜,1943年1月生,四川省达县人。1962年考入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1班。文革前为该校学生中有名的“学雷锋”积极分子。文革武斗中受学校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指派,负责处理武斗中该派死难者尸体,被同学们戏称“尸长”。1968年底分配至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采油三厂工作。1969年7月由工宣队领回重庆大学交待反省文革中武斗死人等问题。1970年6月26日被正式逮捕。1979年11月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以“指挥、参与、枪杀、打死”俘虏等罪名判刑13年。1983年6月25日刑满释放后留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教育科工作。1998年1月提前离岗。2003年正式退休。前些年重庆电视台曾播出专题片《好人郑志胜》,介绍其退休后经常在公交车上不怕威胁见义勇为制止小偷扒窃乘客的事迹。本文选自《记忆》2010年第2期,作者郑志胜。

“尸长”郑志胜回忆文革重庆武斗

重庆红卫兵墓地,文革武斗中造反派“八一五”部分死亡人员集中埋葬于此(图源:VCG)

1967年7月3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注: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的简称,是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将周芳英、邓树荣(注:均为重纺五厂工人,八一五纺织兵团成员,在北碚两派武斗中被刺杀身亡,对方亦有死伤)等5具尸体送来重大,在民主湖畔防空洞内用甲醛浸泡展出后,由于处理方法不科学,尸体外部没有腐烂,内脏却腐败了。从伤口里冒出许多泡泡来,腹部胀得像大鼓。怎么办?重大815总团勤务员黄顺义想到了我这个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学雷锋标兵”。

7月7日,当我正准备离开学校回老家躲武斗的时候。与我同班的黄顺义(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共青团员)和负责后勤的贺尔金来找到我。黄先夸了我一顿,说我学雷锋很出色,很得人心,是个好同志。又说,运动初期反对他们造反是由于对运动不理解,莫往心里去。然后才切入主题:希望我负责把周芳英等人的尸体处理安埋了。

当时人们还不知甲醛对人体的毒害,只知尸体又脏又臭,且甲醛气味刺激得眼泪、鼻涕四溢,难以忍受。正好有四个西师831的俘虏,总团交给我协助处理尸体,并许诺处理完了之后就放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我带着四个喽罗走马上任了。为此同学们给取了个绰号“殡葬连长”,以后又改称“尸长”。

我先去木工房联系做了几口棺材,再去沙坪坝百货公司购了一匹白布,然后去汉渝路药剂校旁边的四方井8号找到专门处理尸体的王银山(外号王老幺),当时他裹一具尸收费10元,像周芳英们这种腐尸是20元,穿衣10元,上下车10元。那时我们一个月生活费才12元呀!虽说处理尸体费用可以报销,但用着学校的钱我也心痛。我到校医室领了一捆口罩,一个人发一张。又领了两双长长的塑胶手套。俘虏们从池中将尸体一个接一个捞出来,冲冲水,再抹干。王老幺用白布裹好,再放入棺材,抬到二教学楼(全石料外墙的工学院)外的沿江马路坎下,挖了五个坑掩埋了。

说内心话,开初叫我去埋尸首,我是不乐意的。又脏又臭不说,即使我这样不信迷信不怕鬼的人,那背沟也感到麻酥酥的。特别是伏尔马林一熏,几天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啊!晚上我落泪了,谁叫我“家庭出身不好”(注:地主成份),当了“狗崽子”,又鬼使神差,运动初期为了保校党委,保郑校长,那么起劲地反对黄顺义他们造反派呢?!……唉,更可悲的是后来,我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倘若我不去埋死尸,我这一生的自传就不似这般晦气了。

埋尸体的日子,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任劳任怨”。开初人们不认识我,只知处理尸体的是俘虏,815派的人为了给“死难烈士”报仇,就虐待这些处理尸体的人。我为此挨了许多的脚尖和拳头。特别是当气愤的看众打俘虏时,我去劝阻,人们以为我在反抗,那脚尖拳头的力度更足,在我身上留下了斑斑驳驳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刚把周芳英等5具尸体埋好,长安厂包自成(注:在厂内两派武斗中被钢钎刺死)、二七总指挥部的李叶明和六中学生陈乐洲(注:李、陈二人在7月7日攻打二轻局大楼时被守楼的二轻兵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尸体又拉到重大来了。7月份大热天,尸体已开始变质,有点腐臭,必须早日入殓掩埋。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怎么办?我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坡上早已修了块墓地。那时沙坪公园门票只要两分钱。我经常去玩,偶然间发现的。里面原先埋着周总理的父亲和岳母,后来迁走了。以后有五座解放军烈士的坟墓建在第四个平台上。其余平台,是沙坪公园的苗圃。培育了许多桉树苗和香樟树苗。我向黄顺义建议,同“园林815”联系,利用现成的墓地安葬“815烈士”。黄顺义和我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头头何太福,把此想法告知,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那块墓地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他们是第一批安埋在此的“815烈士”。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起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西师831的几个学生俘虏,我只有食言,等到迁坟后才释放。

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恶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数十年,又流了许多汗、血和泪,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回首往事,不寒而栗。我不善文字,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更没有收集什么资料。只是凭我追悔莫及、痛心疾首、刻骨铭心的记忆,把在内心积郁的情感,蘸着我几辈人的汗水、血水和泪水,以自传的形式写出来,让后人从中能悟出些许道理来。只要后代能免除吾辈的灾难,我就心满意足了。

“7·25”工业校武斗事件(注:7月25日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克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工业学校,重庆两派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之后,重庆武斗连连升级,反到底首先抢占兵工厂,仗着武器精良大开杀戒。沙坪坝附近的杨家坪、江北地区的815派节节败退,抬着尸体和伤员到重大和师专避难。重大民主湖畔的防空洞就成了尸体的集散地。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从前线抬来,处理之后,又一批批地运至沙区公园小烈士墓掩埋。

第一批运来的,有8月2日至5日在建设厂清水池、弯弯大楼、三八宿舍等地死亡的重大301的谢宗正、陈茂明、张显明(注:8月2日,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原订参与攻打建设机床厂以抢夺武器,因内应未弄清对方火力点而临时改变计划参加空气压缩机厂两派武斗,在坦克掩护下进攻对方据点时纵队长谢宗正与队员陈茂明、张显明3人身亡;董继平因钢盔被打掉,头部中弹重伤致残)。还有二十中(育才中学)初二女学生、13岁的梁自巧和机制校女学生、18岁的孙世玉(外号猴儿)。

协助我处理尸体的是“7.25”从工业校抓来,经审讯后扣留下来的俘虏,沙区交警六中队的何开泰,据有人揭发,他是工业校反到底的幕后策划人(即所谓的“黑高参”),而且在815派攻打工业校时用小口径步枪打死重大战地摄影记者唐世轩的狙击手就是他;还有雷午生是工业校反到底的一号勤务员,此人家住小龙坎重庆传染病医院附近;夏绍伦是工业校反到底武斗队队长;另一个王槐定是搞宣传的。7月26日释放工业校俘虏时留下来的十来个人,除这四人外都先后释放了。这四个人就是我处理尸体的第一批“专职”帮手(处理周芳英等人尸体的西师831那几位同学除外)。重大校内302治安部队派了两人专门协助我晚上看管他们。囚室在学生二宿舍底楼旁一宿舍那头第一间。白天由我支配,吃饭由我去饶家院武斗队食堂领取。

二十中死难学生梁自巧,生前我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告诉我们,她生活得很开心,很幸福。她时常来我们班,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年龄虽小,却是二十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尸体抬来,我愣住了:“这不是前两天还见过的小梁妹儿嘛,怎么就牺牲了!”送尸体来的人告诉我,她是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牺牲的。他父亲梁大高是建设厂工人,梁自巧是他最心爱的唯一的女儿。

梁自巧是我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由于她很胖,在大腿和小腹下面腹股沟划开皮肤找股动脉时,皮下脂肪足有一寸厚。我开初把针头插进那“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射出来溅到我右眼里,我眼睛感到一阵剧痛。赶紧叫何开泰、雷午生把我扶到附近洗澡堂用清水冲。过了许久,虽然眼睛没有灼痛感,但右眼什么也看不清了。医生殷德军赶来,才知那“股动脉”是一条神经。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在那腹股沟里,股动脉跳动的地方有三根管状物。上面一条白色的,实心,是神经;第二条,也是白色的、中空的,那才是股动脉血管。因为人死时心脏慢慢停止跳动,血压不进动脉管,留在静脉血管和心脏里。底下那根殷红发黑的是静脉血管,里面充满了血液。殷医生给我洗了眼,上了药,贴了一块纱布。我用一只左眼继续为自巧输“伏尔马林”。输完了把她尸体放到水槽中,注入水,加了点苯酚(石炭酸)。

第二天她父亲梁大高赶来,我伸手到水槽中抓着她的裤腰带提到水面让他看,他老泪纵横,哭得死去活来,脑袋往水槽上撞。围观者也为之动容,跟着哭……

机校死难女生孙世玉,1.65米的个子,很清瘦,肌肉长得跟男孩子一样,据说是校女篮运动员,因为她姓孙,且又瘦,因此得了个绰号“猴儿”。她是815派失守杨家坪往沙坪坝撤退时,被反到底射杀的。给她注射甲醛时我有了经验,输得很顺利。孙的尸体没有浸泡,我给她裹了尸,穿了一套机制校武斗队穿的红色运动衫,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工整,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她亲人来看了才入殓。梁、孙二人的尸体入殓后,由她们各自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重大301(注:在校外作战的武斗队)的谢宗正等人,安葬在学校后门外松林坡顶草坪里。没有像唐世轩、张全兴的尸体那样在图书馆设灵堂,让人凭吊。

机校的同学来掩埋孙世玉时,诡秘地告诉我一件事:他们撤退时在卫校(机制校和卫校当时都在袁家岗)将关押的七个反到底派俘虏全部枪毙了。后来去看,少了个女的,地下血迹拖了很远。很久以后听说那个姓王的女生逃到了成都。得到刘结挺的重用,安插在省革筹中一个部门,还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揭露815罪行。

两天后,重大同学刘文举(注:机械系四年级机造二班学生,在空压厂武斗中大腿中弹后失血过多身亡;一说为医生在抢救时输错药剂致死)的尸体抬回来了。他死于途中,还没有僵硬。我给他输了甲醛,裹了尸,穿了一套军装,扎了腰带,戴了军帽和红卫兵袖章。他是北碚天府煤矿人。父亲是矿工,根据家属要求,他没有埋在松林坡,而是运回老家天府煤矿。父亲、母亲和妹妹来接的他。他父亲说:“家里很穷,文举生前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他走了一定要照个全家福作纪念。”人都死了,这点要求算什么?我亲自把全家送到沙坪坝双巷子照相馆里,把刘的尸体推站起来,我抓着他的腰带躲在后面,稳住尸体保持站姿,他的父母分站两边,妹妹站前面,咔嚓一声,灯光一闪,照了个“全家福”。照片是我去取回校交给刘文举班上的同学给他父母送去的。照片中的刘文举栩栩如生,挺有“红卫兵”气质。后来相馆摄影师在沙坪坝碰到我,对我好生埋怨说:从那以后有些顾客听说有死人来照过像,都不敢来照像了,对他们的营业很有影响。我说:“当时你啷个不反对呀?!你若反对,我肯定就不会这么办了。”他说:“你们当时背着枪,我敢说半个不字!”我说:“你太不了解我们重大学生了,我们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从来不会强人所难。”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也算过去了。

杨家坪、潘家坪、重医一线战事吃紧,815在石桥铺、平顶山一带云集支前,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小龙坎交通机械厂青工曹龙生(因他出生于小龙坎,故父亲为他取此名)是反到底派观点。原在部队当兵时,是机枪手。他女朋友袁如颖是双碑二钢工人。他们认为沙区不安全,想跑到杨家坪袁如颖一个姨妈家去躲一阵子,此时杨家坪已是反到底的天下了。走至石桥铺白马凼时,几个815派荷枪实弹的人喝道:“口令!”他们怎么会知道口令呢?自然答不上来。815的就认为他们是反到底的奸细,立即端着枪逼过来。这姓曹的当过兵,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一手,把那对着他的枪管一拉,这就惹大祸了!其余815战斗队员以为他抢枪,一涌而上,把两人抓住捆了个结结实实。在石桥铺临时指挥部里拷问时,拳打脚踢,还用烟头烧袁如颖的乳头。最后和前线拉回来的尸体一道,送到我们停尸房来。

那一天尸体特别多,看热闹的人也多。有些死者的亲人、朋友、同事都在场。听说在战场上抓来两个“砸匪”(注:八一五派对反到底派的蔑称,因反到底派原称砸派)的密探,而且男子还是机枪手,好不气愤,就对曹龙生乱踢乱打,把袁如颖弄来跪起给尸体驱苍蝇,很耽误我的工作,拦都拦不住。八、九具尸体同时送来,输液包裹都搞不赢,中午12点了,午饭都忙得顾不上吃,而且棺材也不够。中途我要去重大木工房催做棺材,又怕我的“助手”——俘虏们趁机逃跑,怎么办呢?我顺手从一个送尸体来的武斗人员手中借来一枝半自动步枪,压上子弹,对空鸣了一枪后说:“我有点事离开一会就回来,你们不要跑,要跑跑不赢子弹哟!”谁料这一枪竟把停尸房上的一根电灯线打断了,停尸房里顿时一片漆黑。我找人去通知电工接线后,就去了木工房。回来后又为一个尸体换了针,已是下午1点过。我才去饶家院为俘虏们取饭。不知为什么曹龙生不吃饭,而且脸色很难看。我以为他中暑了,叫他去洞子里休息,给他打了一盅开水。我就和俘虏们一起吃了中饭又开干。

一直忙到晚上7点过才结束。此时我才想起曹龙生,进去叫他回宿舍,我再去取晚饭。哪知他已死在停尸房里了。后来叫校医兰相臣来验尸,发现他额头上有个胡豆米大小的洞。用镊子进去一探,居然夹出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的弹头来!后来我才知道:据沙区红旗饭店内部的人揭发,在我离开停尸房后,该店青工彭大富叫俘虏们跪成一排,用小口径步枪开枪威胁他们取乐。枪肯定不是对着人打的,那么近距离开枪会当场死亡的。而且也不可能只打进头皮几公分。况且是在背后开枪,弹头怎么会从前面进入额头呢!也许是弹头打到防空洞石壁上反弹过来造成的。为此彭大富在沙区看守所关押,判了3年刑。

曹死后是他弟弟曹渝生来领的尸,其弟在54军当兵。来时首长吩咐他,不要找重大同学闹,相信问题是会调查清楚的。看得出来,曹渝生忍受了多么大的悲痛。还有那个袁如颖,这一生,回忆那两天的遭遇,也许是恶梦惊魂。也许不会流泪,泪水早已流干了。

帮我处理尸体的俘虏中,何开泰是跟随我最久的一个。从8月初开始,直到9月份他逃离虎口。他在重大整整两个多月,所受的折磨罄竹难书。皆因为那篇说唐世轩是他开枪打死的揭发材料。

唐世轩,重大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是815的摄影记者。从815揭竿而起到他1967年7月25日死于工业校时,许多照片都是他和学校宣传部门摄影师廖老师的杰作。唐是独子,家住建设厂民主三村一栋五户联住的平房,与“八一兵团”6月23日死于重医附小的余成英是邻居。余是在他影响下成为铁杆815的。唐世轩的父亲唐元浩,建设机床厂总装车间老工人。少年时就在绥定(现达州)军阀刘存厚所办兵工厂当工人,用土法造枪,技术精湛,解放后是建设厂第一批技术骨干。中年时与丧偶且育有一女的邓宗美结婚。

独子去世又不能再育,老两口好不伤心,终日以泪洗面。他们迁怒于何开泰。而且要命的是杨家坪失守后,唐世轩所在班同学把唐伯和唐妈接来重大照顾,也住在二舍。何开泰裹尸上、下班都得从唐伯、唐妈住处路过。唐妈经常在世轩同学面前哭泣。这样何开泰免不了经常遭毒打。锄把、扁担扫在他腰上、腿上,走路总是拖着伤腿蹒跚而行。何开泰是我处理尸体的得力帮手,他受了伤对我很不利,因此我总是尽力婉转地保护他。每次,唐妈总是抓着我又哭又闹,说我“敌我不分,资产阶级人性论”。

为了鼓励俘虏们为我卖力,我经常偷偷地给他们弄些好吃的,是当时“难民”们也难于吃到的。其实是在饶家院301武斗队食堂捡些301战士们没有吃完的肉类菜肴拼凑起来的。唐妈看见了,也要哭闹。我只好把肉类菜肴埋在饭盆底下,并叮嘱他们吃饭时尽量避开唐妈。有一次露了馅,唐妈大骂我一顿,并向301后勤部长陈捷(外号骚部长。因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告了我一状。陈捷在二、三舍之间“佘国华讲台”(注:文革初期重大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佘国华在三舍前一石台上发表“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反党黑帮”的演讲,后该处被同学们戏称为佘国华讲台)处碰见我,用驳壳枪点着我胸口说:“尸长,你啷个搞起的,使唐妈哭哭兮兮的,你以后小心点,不要使烈士家属呕气。今后要改正,不可对俘虏太仁慈,否则莫怪我对你不客气!”那语气,倘若我当时不靠裹尸炼出了点胆量,肯定会被吓瘫在地。

从那以后,我照顾我的“帮手”们更隐秘了。盐茶鸡蛋只有藏在衣袋里揣回来让他们躲在旯旮里吃。夏绍伦因为是工业校反到底的武斗队长,遭的打也不少。特别是301的在战场死了人,尸体抬回校的时候,有些上战场打活老虎没有勇气,派性又挺强的人,只有在死老虎身上出气。夏是个挺有骨气的人,每次遭打不躲闪,从不哼一声。我在猜想他心里一定充满了仇恨。

没几天,不知是谁又给我送来两个俘虏,是猫儿石重庆造纸厂(文革时叫“永红造纸厂”)两名反到底“干将”钱某某和蒋某某。我努力回忆他们的名字,没有成功,毕竟时间太久了。反正姓氏还记得。是两个近50岁的人。恰恰当天,二十九中送来九具腐败不堪,尸水横溢的尸体。是一车赤手空拳,仅拿着《毛主席语录》的“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宣传队的娃娃们,加上一个重大同学苏玉发,两个财贸的,正在帮财贸815总部搬家,被反到底武斗队开枪射杀。最小的一个女生杨武惠,8月4日死前一天刚满14岁。他们死后好几天才转送来重大。那些尸体已腐烂不堪,不能注射甲醛了,下车后立即用白绸包裹入殓。当天下午就送去沙区公园埋了。是我亲自调的车,亲自押俘虏去埋的。

我是“尸长”,主要任务是收尸,并不负责关押俘虏。我用的俘虏是有限的。视尸体多少而定。一天有人送来两个俘虏,我没有要,叫他们押走,另外找地方关押。我见302部队的M跟押俘虏来的人说了些什么后,亲自把那两个俘虏捆起来,交来人押走了。武斗时期,这种事多如牛毛,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我进了沙区看守所,结交了一个狱友,他是新桥重庆铝制品厂供销科长姚福祥。1968年我搞毛主席像章到他厂里去加工铝板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在看守所相见,自然得到已在劳动班劳动的他许多照顾。后来我也到了劳动班,与他朝夕相处。问他为什么蹲看守所。他说武斗时在战场上枪毙了两个俘虏。这种事武斗时司空见惯。我仍然没有往心里去。直到1980年对我判刑时,念判决书,把我毫不知情的死人划到我账上。我仍然如坠五里雾中。对法官大吵大闹,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在省二监狱服刑期满,留在监狱教育科工作。有事去六大队,有个叫戴志贤的犯人拉着我道歉说:“尸长,我对不起你!”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遂问他:“啥子事对不起我?”他说:“那次我送两个俘虏到重大来你没有收,你们重大有个背枪的同学把那两人捆起来叫我弄到战场上去放了,在背后放冷枪就枪毙了。后来清理此案时,我就咬定了你。现在我很后悔,不该冤枉你。如果你要翻案,我给你作证明。和我一起投改的旦维良也可以作证……”啊,原来如此!

302部队M同学是个好同学,毕业后在重庆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因工作出色,提升为处长。

枪毙那两个俘虏的姚福祥,东北辽宁人,共产党员,真资格的老革命。16岁参加革命,是54军蓝亦农政委的警卫员。当时蓝是团长。他曾冒死到敌占区去接蓝亦农的妻子,让蓝夫妻团聚。他跟蓝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打到四川来。因文化知识不足,后转业到地方,在重庆铝制品厂任科长。他灾荒年害肿病,去找蓝亦农,部队上虽粮食定量高一点,但粮票也不多。蓝告诉他,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绝对不可以超越群众多吃多占,考虑到他是个大汉,粮不够吃,蓝叫妻子把节约的粮票全部给了他。他对54军有这份感情,自然派性就足了。他身材魁梧,虎臂熊腰,近一米八的块头,为人耿介,人称“姚大炮”,家住陈家湾。后来他被判刑5年,仍回铝制品厂工作。唉!该死的“文攻武卫”害了多少好同志啊!

法庭宣判时,我对横空飞来的那两条人命罪拒绝签字,决心上诉。后来,与我要好的沙区看守所民警谭礼轩劝我:“崽儿,你上诉有屁用,老实告诉你,你们文革的案子是市政法党组定的板,法院只是完成个手续,你不要跟法院的同志吵,凭你承认的那两条人命,判你13年也不冤,你就算把这两条命说脱了,照样判你13年,何苦呢……”我没有上诉,结果一月后裁定下来,说我:“……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等六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具体情节一点没有,寥寥数行字,结了案。当时裁定书上的签字审判长是某庭庭长王旭,他后来是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退休后赋闲在家,我和我的同事王连辉去拜访过他,他说他知道我,因为许多问题存在疑点,市政法党组虽把案子结在我头上,但量刑时是酌情考虑了的。我还去申辩什么呢,比起那些死去的人,幸运得很,知足了。

由于我一直认为这两个死者与我没有关系,所以我竟把他们的名字遗忘了。我又没有判决书(我拒收了,没有签字)。我又不打算翻案,裁定书在辗转搬家过程中亦已遗失。只记得其中一个姓王。是何方人氏,不得而知。我只能感到遗憾。

8月18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让重大302部队的J押下来三个人。此J高高的个子,校篮球队队员,文革初期与我一样,保校党委的急先锋。也许与我一样,对郑校长遭受不白之冤含恨而死不满,参加了815,把矛头对准了迫害郑校长的工作组,进而炮轰市委,打倒任白戈,成为815的钢杆。押下来的这三个人,有嘉陵煤矿的青工李平正、何明贵,还有重纺五厂的蔡万诚。据北碚“捍红总部”的材料说,此三人都是“猛虎团”(注:反到底派在北碚区的武斗队)的得力干将。当时是上午10点钟左右,在停尸房J把此三人及几页材料交给了我。这一天815派在河运校、潘家坪,重医一线与反到底激战,出师不利,拉来停尸房的尸体特别多。看热闹的难民、死者家属,沙坪坝的群众也特别多,不乏派性已达到顶点的人。我从7月1日重纺五厂周芳英、邓树荣及四川外语学院我的老乡王崇杰等人死后,就很仇恨“猛虎团”。甚至狂想过:有朝一日遇到“猛虎团”团长邱开全,打不赢就用一颗手榴弹与他抱在一起同归于尽,为死者报仇。

我浏览了一下材料后就问蒙着双眼的李平正、何明贵是否是“猛虎团”的?他们都回答说:“是。”我又问是否杀死过815的人(材料上记录杀了815几个人)?他们也回答:“杀过。”而且说:“我有罪,我交待,我坦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不得而知,但他俩的确是这么说的。与材料上记录的毫无二致。我又问蔡万诚,他眼睛也是蒙着的,大呼冤枉说:“我根本不是猛虎团的,是因为与捍红总部头头某某某有过节,他冤枉我的。”而且还说他有个嫂嫂某某某是重大815工人分团的。因此在愤怒的群众痛打“猛虎团”的时候,我拼命地保护蔡万诚,背上还挨了几拳头。而对李平正、何明贵二人,我不但放任围观者打,还煽动说:“那两个是‘猛虎团’的,我不管。”可想而知,我这句话无异于借刀杀人。群众于是围着李、何二人乱打一气。李、何二人蜷曲在地上,被人乱踢乱踩,渐渐地呻吟之声也微弱了。我解了些气,把此二人关进了一个空着的防空洞。有些“二杆子”还用碗口大的石头从窗子外往里面砸。

我已把蔡万诚的蒙眼布解开,找人去把他嫂嫂叫来。他嫂嫂的确是重大木工房的工人,我做棺材还去找过她。她告诉我,他丈夫这个弟弟蔡三虽是反到底的,但绝非“猛虎团”成员。于是我收留了他,让他与何开泰等一起处理尸体。

中饭后,李、何二人躺在防空洞里已重度昏迷。我怕死在洞子里不好交待,托人从校医室搞来两副担架,找来一辆车,于下午3时许拉到了中渡口二工人医院(现肿瘤医院)。拉去医院这件事,被长安厂唐朝全(外号机大爷)知道了。他十分气愤,在停尸房找到我闹。此唐是我当“尸长”时的一个马仔,帮我做了不少事。他在我面前撒点野,我一般都要迁就他。他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而且对空鸣了一枪后说:“你们重大太不像话了,群众打了两个‘猛虎团’的,还拉到医院去抢救,比对我们这些逃难的还好。我姐姐是被反到底打死的,我要报仇,老子撵到二工人医院去,把那两个嘣了……”我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他的情绪,从根本上讲,我也想把那两人搞死,为我们的死者报仇,只是自己没有那个勇气罢了,就说:“机大爷,莫闹莫闹,这两人伤那么重,已奄奄一息了,活不了多久的。倘若你非要亲自搞死他俩也不难,晚饭后你找两个人到停尸房来,让你亲自搞定他俩行不?”唐说:“那还差不多。”

尸体处理毕,全入殓了。只等第二天拉去沙区公园掩埋。晚饭后我带着唐朝全等人去饶家院找到陈捷,我说:“兄弟伙,你不是要我搞死几个俘虏,为815死难烈士报仇吗?现在机会来了。请你给我一支手枪,给几颗子弹。”陈捷高兴极了。给了一支54式手枪,7发子弹。唐朝全带着长安厂17车间的冯治国,石桥铺中学的廖承平(17岁,外号“尿包”),他们都是到重大避难的,住串联大楼,他们在饶家院大门口等我。我又去重大车队调了一个敞篷车,司机唐某某(中年人,家住重大后校门中渡口)。唐朝全等三人上了车,我坐司机台,把车开到二工人医院。一问,下午抬去的李、何二人仍在急救室昏迷不醒,仍然是躺在那两副担架上。我和唐朝全等商量:“借转西南医院继续抢救为名,把李、何二人在转院途中搞定,以我招手为号开始行动。”我们四人,七手八脚把李、何二人抬上车,司机唐某某在我指挥下,把车向西南医院开去。车过天星桥,到覃家岗,我向车上招手。唐、冯一人一个,用枪托猛击李、何二人头部。廖承平没有见过这个阵仗,未动手。我怕他们致命的时间不够,叫司机把车开到凤鸣山桥上才调头到西南医院。我下车去急诊室对医生说:“有两个猛虎团的俘虏被群众打得半死,请你们收治。”那医生是“七医大红总”的。他说:“815的伤员都无床位住,猛虎团的让他死了算了!”我当时估计那李、何二人必死无疑,只是想他们死在医院,事后好交待,搞个“金蝉脱壳”。过了20分钟,在我一再要求下,医生拿了电筒和听诊器爬到车上检查,那两人瞳孔放大,停止呼吸多时了。我金蝉脱壳失败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回拉。

车到覃家岗,后面跟来一辆武装车,用灯光向我们发信号,我临时调来的车,司机唐某某根本不知当晚信号是什么。那车以为我们是反到底的,向我们开枪。唐朝全回来坐的司机台,二唐把头埋得低低的,加足马力经师专向重大校门疾驶。我和冯治国、廖承平在车上,把李、何二人的尸体重起来作掩体、趴在车上,任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我把54手枪推上膛,对空断断续续开了四枪。明知来车是本派的,鸣枪的目的只是想让来车知道,我们这个车上也有家伙。此一着的确奏效,追的车过了天星桥见我们朝师专方向开,也就没追了。

车到重大串联大楼,见门口有许多人。原来是江北的反到底用三七高炮炮击六教学大楼和串联大楼,大楼里的人只好到大门外坝子里躲避。我和唐朝全、冯治国、廖承平,两个人拖一个尸体,一人一只手往沿江马路二教学楼外原来埋周芳英等挖那坑里甩。当晚没有掩埋,因对岸炮弹那么密集,怕挨炮。只见江北射来的三七炮弹的曳光从空中划着微微的弧线闪着亮光向重大一串串地飞来。先是由江北传来炮弹出膛时嘭、嘭、嘭的声音,继而又听见六教学大楼传来炮弹击中楼房时的嚓嚓嚓的声响。那一晚,比现在节假日放焰火要刺激人得多,精彩得多。

第二天,有人来对我说:“尸长,工学院外面有两具死尸。”我才赶忙叫建设厂在重大避难的老班长辛继伦和游自高去刨些土掩埋了。这就是我一生追悔莫及,愧疚一辈子的两条人命呀!我虽然为他们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但我毕竟还活着,晚年还幸福。他们年纪轻轻就命丧黄泉,而且是我的罪过。

在沙区白鹤岭5号看守所羁押的日子,我经常思念我的年迈的母亲、含辛茹苦培养我的大哥、我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常常想到李、何二人的亲人,他们的父母,如果结过婚有了孩子,孩子们好可怜!我为自己的亲人和他俩的亲人流了不少泪。我刑满出狱后,曾有过奉还尸骨,向他们亲人负荆请罪的初衷。我去重大拜会了当年校团委书记,被工作组打成重大“三家村”黑帮、倍受迫害的刘稚民,向他倾吐了我的想法。已平反恢复工作的刘说:“小郑,你已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了代价。现在他们的亲人经过这么多年,思想已平静了,你这样做又会使他们再度陷入痛苦的。如果他们有子女,子报父仇,没完没了地纠缠你怎么办?而且你也要给我们学校带来麻烦的。只要你有这份心,也就够了……”

我静心思量,不无道理,也就打消了背还尸骨、负荆请罪的念头。我每次回重大,都要到埋李、何二人的地方去站许久。想到自己年轻时的罪过,老泪纵横。最近又去时,那儿已修了房舍,也不知李、何二人的尸骨抛向何处。我连他俩多大年龄,像什么模样都没有看清,一时气愤,酿成这难忘的罪孽。人死不能复生,如果我的死能换回他俩的生命,我宁愿去死。只有这样,才能免除我无穷无尽的自责。我将把对他俩的忏悔埋在心里,假若真有阴曹地府,来年相逢时,再负荆请罪吧!

8月19日,我刚收工把俘虏们带回二舍,重大“公安部”部长许洪凯(外号许大马棒)来找到我说:“有个长安厂‘六月天兵’(长安厂反到底武斗队)的,在九舍审讯时,兄弟伙整过了火,翘杆了(死了),要想法把尸体料理一下。”那一天,战场上死的人多,棺材不够用,我又想到头一天,埋李、何二人的尸体处还有几个坑。于是叫许找几个人。把那尸体从九舍抬下楼,用板板车拉到二教学楼外。我发现,此“六月天兵”虽已停止呼吸,瞳孔已放大了,但尸体还有一点温度,没有僵硬。我怕以后有活埋之嫌,从板板车上放下来后,没有立即掩埋,等了半个小时去检查,尸体已冷僵了,背部出现了尸斑,差不多了。就和另两位拉尸体来的同学把他掩埋了。听说此人是18日江北反到底炮击重大时,在松林坡抓到的。甚至还说他正在给对岸打信号弹云云。但究竟为什么,我不知道,叫我埋就埋。此案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没有交待过。没有苦主,谁提起他,也许又是一条冤魂吧。

8月20日傍晚,我们还没有下班,许洪凯又来找到我。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对我说:那几个崽儿又捆死了一个人。这个人不好办,是重大学生食堂的炊事工刘平治,许多人都认得,传出去影响不好。要我想法秘密处理了。我说:让我想想。我叫俘虏们抓紧时间把当天送来的几具尸体处理完毕,入了殓,只等死者单位第二天派车来拉到沙坪公园安葬。给俘虏们打来晚饭,我将就与他们一起草草吃了点后,赶到九舍二楼,找到许洪凯。

我一看,地上躺着的死尸,好大的块头,起码在180斤以上。虽是本校炊事工,但不是我们电机系食堂的,不认识。手一探鼻息没气。掰开紧闭的眼皮,瞳孔已放大,把背翻过来,有尸斑。他的确已死了。我对许说:“快调外单位给301开武斗车的司机开辆车来,再派人去校医室借副担架,趁天黑,说此人没有死,拉到二工人医院去抢救。到汉渝路,往沙坪坝转一圈,说是外单位‘八一兵团’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从大校们拉到停尸房去马上装棺材。我那儿正好剩了口棺材。明天当烈士埋到沙坪公园去。”

许认为可行,照办了。拉到二工人医院“抢救”的人,转一圈回来,变成了“八一兵团”的“烈士”。我和许(不准外人插手)把“烈士”装进棺材,用铁钉钉了个严严实实,只等第二天送去沙坪公园安葬。

我和许松了口气,各自回寝室休息,抄民主湖边小卖部香樟林那条小路,走到三舍、四舍间,碰见了陈捷。许便与陈谈话。头头们交谈,我不便凑趣儿,仍径直向前走,想赶回寝室休息。走出40多米就被陈捷喊住:“尸长,回来,回来,你还有任务!”我只有回去,在三、四舍路边条石上坐下等“任务”。

许、陈二人继续交谈。此时301冶金系37纵队头头唐知非、叶德明(外号“叶杀”)路过,也被陈捷叫住,陈捷不知向他们吩咐了些什么。一会儿,来了十来个荷枪实弹的人。陈捷对我说:“有个和刘平治一起抓到的,刘死了,他活着,事情暴露了不好办,一会儿我找人把他处理了,你想法把尸体摆平。”

在这一群杀气腾腾,刚刚从王家大山吃了败仗(注:重大八一五301武斗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8人,伤7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背回几具尸体,肝火正旺的人面前,我敢说什么呢?

那个眼睛被毛巾蒙着从九舍押下来的小个子,后来得知叫陈汝福,是死者刘平治的妻侄儿。江北县仁和人,正与刘平治在重庆电机厂工作的女儿刘朝凤耍朋友(谈恋爱)。武斗一开始全家去江北县陈汝福家避难。那时一家人去亲戚家,吃饭的开销太大,带去的钱早花光了。于是刘平治冒险带着陈汝福回重大拿钱,供全家人在江北开支。回沙坪坝容易返江北难呀。那几天江北反到底炮轰重大,两派以嘉陵江为界炮火连天。交通完全中断。刘平治急于赶回江北,一家人等着拿钱回去用呀!两人一个找了根竹筒,想泅渡嘉陵江到江北。谁知南岸这边红岩玻璃厂815派有巡逻队。把两个欲渡河的人抓住。一审讯是重大的,重大的为什么往江北跑?说不清。捆起来交重大自己去理抹(川语:审查、处理)吧。于是红岩玻璃厂的武卫人员把刘平治二人交给了重大815工人分团头头邢玉章。刘平治运动初期参加了“工纠”(注:官办的保卫党委、打击“牛鬼蛇神”和造反派的“工人纠察队”),邢玉章是地道的815,两人有过节很自然。但邢玉章并没有折磨刘、陈二人。只是照玻璃厂来人说的:“刘平治在河边给江北反到底发信号,指点炮轰目标,任务完成了,想过河。”想到刘平治早不回来,迟不回来,一回来江北就炮轰重大,而且打得那么准,现在不打炮了,他就走……刘、陈肯定不会承认。重大“公安部长”许洪凯只有吩咐手下拷问,谁知用刑过重,刘死了……我无心去推断、考证以上说法的真伪。

几个人把陈汝福押下来,叶德明派人把民主湖戒了严后,押到停尸房一个防空洞里。我听陈捷说:“小崽儿开枪!”一声半自动步枪的响声之后,陈汝福倒在洞子里。陈捷又用54式手枪向蜷曲着的陈汝福开了一枪。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小崽儿”的面容,事后,我好奇地去冶金系借故找“小崽儿”。想看看他是什么模样。结果认识了一年级的胖胖的,圆圆脸蛋的“小崽儿”罗某某。而实际开枪的“小崽儿”是苏子弟。此“小崽儿”至今我不认识,只知他为这一枪被判了七年刑。

事毕已是深夜,叶德明带着他那一帮兄弟走了。陈捷也扬长而去。民主湖一片寂静,重大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漆黑一片。借手电筒的光柱,我和许洪凯撬开装刘平治的棺材,把陈汝福的尸体颠倒放入棺内,加了几颗钉子,更严实地钉上了。然后用洗尸体的水管子,把洞内的血迹冲得干干净净,再用帚帕拖了一遍。下细(川语:仔细)用电筒照了又照,不让留下一丝血迹——但还是百密一疏,墙上的弹孔还清晰可见。我后来回校反省,指认现场,办案人员将墙上弹孔照了像,以作罪证。

第二天,我们把头天处理的尸体,包括刘平治、陈汝福合装的那口棺材一起抬上车去沙坪公园安葬。每口棺材上都写有“烈士”的单位和姓名。我胡乱编了个名字和单位写在刘、陈二人的合装棺上。但有区别:除这口棺材是钉严的,其余棺材都没钉严,以便“烈士”家属在下葬时揭开盖子看最后一眼。车到沙坪公园差点露了马脚。我那几个俘虏抬刘、陈合装棺材时,何开泰说:“哎,今天这个烈士啷个这么重哟!”我正感惶恐,永红造纸厂那个钱老头说:“背时的莫乱说,死人越说重就越重啊!”大家无话,我舒了一口气。

那些“烈士”有家属,有同事,开棺看最后一眼,哭泣宣誓,鸣枪致哀,热闹非凡。我这个“烈士”却没有人送。为了掩人耳目,我借来一支半自动步枪,要了三夹子弹。对空鸣了二十七枪。口中说:“某某某烈士,你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出了你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15战士永远怀念你!”而且向新垒的坟头深深地三鞠躬。

那个“烈士”是够沉的。刘平治起码180斤,炊事员嘛,个头也大。陈汝福虽个子小,100斤还是有的,装在一起怎么会不沉呢?好在俘虏们再也没议论“死人越抬越重”的蹊跷事,事情总算过去了。

但还是没有过去。武斗平息了,刘平治的家属要回来。刘平治是由工人分团邢玉章交给许洪凯的。人弄不在了,咋交待?许又来找到我,好生埋怨:“尸长,都是你的馊主意,把两个死人装在一口棺材里。刘平治的家属要回来了。问起刘平治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崽儿可以说放走了,失踪了。武斗期间不明不白失踪的人多得很,还好说。而刘平治是工人分团交给我的,舆论又是送二工人医院了,怎么交待哟!”

我冥思苦想,嗨!有了。第二天,我备了口棺材,带着何开泰等抬到工学院外马路边,将那位“六月天兵”掏出来装了棺,抬到后校门往药剂校后门那条支路边一块菜地里,挖一个坑埋了。冒充刘平治的尸体。不几天,刘平治妻子带着女儿刘朝凤和12岁的儿子回来了。根据许洪凯的安排,我在后校门外柏树林,重大家属区一栋破旧不堪的平房里,找到了刘平治的妻子。我说:“刘平治被外单位的人打了,送二工人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是我收的尸埋在后校门外去药剂校后门支马路的菜地里。”我从内心讲,感到刘平治一家挺可怜的。妻子没有工作,又有哮喘。女儿朝凤虽已工作,但工资低,儿子还那么小,更主要的,我了解刘死的内幕,他死得太惨太冤了。出于派性,为了815的名誉,我不能讲实话,但心里在流血啊!我在编故事愚弄一个多病的、苦命的、老实巴交的老大娘啊!特别是孤儿寡母哭成一团,家里没有了顶梁柱,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真的跟着哭了。我身上还有50多斤粮票,全部掏出来给了刘妈。又找许洪凯要了50元钱,以我的名义给了刘妈。刘妈自然感激我,我的话她基本上相信了。只是那座坟墓刘朝凤去看了,她表示怀疑。事后我又常去刘家,多少给点资助。刘平治的儿子还叫了我郑哥。邻居们居然认为我在与刘朝凤耍朋友。

许洪凯又对我说:“尸长,两个死人埋一口棺材,天长日久,会败露的哟!”我又想起7月份中梁山武斗拉回来那具河运校航锋崽儿的尸体埋在沙坪公园里的。于是通知河运校的来领尸。当那死者的同学来领尸时,我把陈汝福的尸骨叫河运校的人取走,河运校航锋拿去当他们的“烈士”埋在学校里了。

俗话说:“没有三年不漏的茅草房。”“纸是包不住火的。”刘平治、陈汝福案件终于摆上清查案卷,是陈捷最先交待的。我被关进沙区看守所后,中途重大把回光文、陈捷、魏运福和我押回重大松林坡礼堂批斗,结束后上车押回看守所时,他们聪明些站到了中间,我笨头笨脑地站在边上。刘朝凤手抓一根400厘米长3厘米粗的铁质水管,踏上卡车踏板,狠狠一水管打在我头上。顿时肿起鸡蛋大一个包。一阵昏眩,差点晕倒过去。我内心在流血呀:“朝凤呀,冤有头,债有主,我冤呀。但我不怨你,你失去了父亲和未婚夫,母亲在父亲死后哮喘病日益严重,已卧床不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压在你一个年仅20零点的弱女子身上,多难呀!你要发泄就发泄吧。如果我头上这个包能使你心里好受些,我就算从另一个角度来安慰你了……”

朝凤,不知你现在还明不明白你父亲和表哥怎么死的。你也不知道,我每次去沙坪公园,都要去到你父亲那个没有立碑,几乎是平地的一堆荒草的地方诅咒那场灾难。只要你明白,当年我常来你家是出自真心同情你家的遭遇,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了。朝凤,你在哪里。我多想再见到你,亲口告诉你父亲遗骸的真实埋葬地,哪怕你吐我一脸唾沫再给我一棒……

1969年秋,东窗事发,陈捷和许洪凯先拘押到重大某处(那时隔离审查,相互不知羁押地)。我也在军宣队、工宣队组成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校人保组反省。一天,工宣队员、重大人保组副组长赵伯忠(重钢砌炉车间党总支书记)和另一位工宣队员(时间久远,记不得名字、只记得姓)陈某某、带着陈捷和许洪凯到人保组来当面对质。陈捷和许洪凯都把枪杀陈汝福的责任往对方推。赵伯忠要我证实谁讲的是真实的。天哪,头头们的事,他们商量时,我在一边等“任务”,我怎么知道呢!我又想到这场武斗,大家在气头上,脑壳发热时乱搞犯了罪。现在却推责任,太不义气,太不耿直了。想到前几天,长安厂保卫科来调查唐朝全、冯治国打死李平正、何明贵一事时。我说:“唐朝全、冯治国当时客居重大,一切行动是听我指挥。他们只是动手而已,责任在我身上。”长安厂来调查那位姓郑的干部说:“小郑,你年纪轻轻,莫背死人子过河哟!”我当时就答道:“我叫他们打的,他们敢不打吗?怎么说我背死人子过河呢!”我对相互推卸责任感到鄙夷。我根本不清楚陈、许二人谁先提出搞掉陈汝福,怎么可以乱作证呢。事到如今,同学之间相互咬,太可悲了。我说:“赵师傅,他们俩都是我的同学呀,我说谁呢?我的确不晓得。”赵伯忠指着我鼻子说:“崽儿你太没得是非观念了,这点觉悟都没有。”

1970年3月底,陈捷和许洪凯从重大关押他们的地方送到了石板坡重庆市第二看守所。许的父亲和妻子到重大来找他,打听他的下落。我当时软禁在人保组(沿江马路原马列主义教研室),我隔着窗子看见许洪凯的妻子挺起一个大肚皮,怀孕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想到我的妻子生我儿子的悲惨经过,对许妻十分同情。又觉得当晚在陈捷未碰到许洪凯之前,连我都不晓得还有个陈汝福,是陈捷碰见许之后才发生的枪杀陈汝福一事。又想到,武斗最激烈那阵,陈捷多次叫我搞死几个俘虏为烈士报仇的话。我推测陈捷一定是主凶。于是我找到赵伯忠说:“赵师傅,前次陈捷、许洪凯为枪杀陈汝福一案对质时,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现在我作证,许洪凯是冤枉的,陈捷是主凶。”之后,我逢人便为许喊冤。以致后来在松林坡礼堂批斗我,工宣队赵伯忠发言时还说我“为其他被审人犯鸣冤叫屈”。不久,市公安局两位警察来为陈汝福被枪杀一案向我取证时,我仍为许鸣冤叫屈。公安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许洪凯冤枉呢?”我当晚没有参加他二人的谈话,能有什么证据呢?一急之下我干脆说:“是我和陈捷先商量的。”笔录上我签了字,一槌定音,为许开脱了罪责。后来陈捷为此被判刑13年,许免于刑事处分。回中梁山重庆锻造厂工作。我和陈捷后来都在四川省第二监狱服刑,相见时,我都不敢正眼看陈捷。因为我对我的证词问心有愧。

8月25日晚,冶金系301的H送来一具死尸,希望我帮助处理,我也当成“烈士”埋到了沙坪公园。因为不是815“烈士”,我没有输甲醛,更不会用白绸裹尸,只是贴了口棺材。此人怎么死的,姓甚名谁,因为没有苦主,也无人追究。我至今如坠五里云中。

武斗期间,在串联大楼还死了两人,是外单位的人搞死的。一个是吊在串联大楼大门外黄葛树上打死的。我没有处理那具尸体,他们自己“消化了”;另一个是空压厂干部包积桢,在串联大楼五楼一间教室里被打死。请我去处理尸体时,教室内血迹斑斑,地上和窗台上有拖尸体留下的血痕。为掩盖真相,伪造了包积桢跳楼自杀的现场。实际上是抛尸于窗外,血迹处理干净后,空压厂通知包积桢的女儿来领的尸。

此外,师专附中(今八中)学生在小龙坎抓到一个巴县石板乡年轻的“财扒”(小偷)王某某,毒打致死,也拉来重大请我处理。我同样贴了口棺材,找人通知死者王某某的家属。王的姐姐用板板车来把尸体拉走了。还有一个死者,建设厂反到底武斗头目杜全。他不幸被俘。在一天上午送到二舍来时,我在停尸房处理尸体,因此不知是谁送来的。下午下班将何开泰等人送回二舍时,才发现角落里睡着一个身材矮小,瘦弱不堪的人。晚饭后,建设厂“八一兵团”头目陈忠文(外号陈大炮)来找到我说:上午送来那个人叫杜全,是建设厂“红大刀”的勤务员,要我把人交给他。人家单位来提人,交还人家顺理成章,他用辆吉普车把人带走了。我感到郁闷,“红大刀”和“猛虎团”、“金猴”、“孙大圣”都是反到底赫赫有名的武斗队,让815闻风丧胆,想象中,应该个个虎臂熊腰,身材魁梧,怎么会有这种瘦小猥琐的司令呢?……后来听说,杜全被害了,家里留下一个70多岁的老母亲,靠吃救济和拾垃圾为生,很可怜的。

……

由于我“尸长”的特殊身份,许多与尸首有关的故事我自然很清楚。不要怨恨那些“杀人者”有多可恶。我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的搏杀,他们“杀人”,一没有杀父之仇,二没有夺妻之恨,杀人者和被杀者根本就不认识呀!被杀者,当然是无辜的,值得同情。而杀人者都是含着一腔义愤,冒着坐牢和杀头的结局去为死去的同学、朋友、同事、解放军“报仇雪恨”,疯狂地泯灭人性,误入歧途。这种罪孽,除了他们自身应该承受外,同样应归罪于煽动仇恨、鼓吹“文攻武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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